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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簡體書』从鸦片到议会---马地臣和渣甸

書城自編碼: 3646663
分類: 簡體書→大陸圖書→歷史史學理論
作者: 袁峰 著
國際書號(ISBN): 9787512044425
出版社: 线装书局
出版日期: 2021-07-01

頁數/字數: /
書度/開本: 16开 釘裝: 平装

售價:NT$ 9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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編輯推薦:
看不到关于英国散商的书,就不了解英国自由商人在对华贸易中的独特地位和作用。黄埔海关袁峰先生历时十余截,搜集翻译大量一手资料撰写这部《从鸦片到议会——马地臣和渣甸》,将马地臣、渣甸等自由商人的生平事迹置于十九世纪初对华贸易外国散商群体迅速崛起的大环境中,研究他们如何在对华贸易中攫取巨额财富,又如何在政治上不断表达诉求。海关重要历史人物和事件的空白,拓展了海上丝绸之路研究领域。袁先生还对马地臣经营理念、从政之道进行了分析,当代市场经济下经商为政,皆可借鉴。
內容簡介:
应用马克思唯物主义历史观,对“怡和洋行之父——马地臣”和他的合伙人渣甸马地臣、渣甸生平事迹和自由商人群体的崛起进行深入研究,客观分析两人在对华贸易、鸦片走私、鸦片战争等重大历史事件上的态度和作用。避免了对待历史人物要么先入为主、以偏概全,要么只字不提、忽略不计的两种倾向。从马克思唯物史观视角研究英印散商在清末对外贸易发展过程中扮演的角色和起到的作用,形成了对马地臣、渣甸等人全面、客观、符合历史唯物主义的结论。作者翻译了马地臣写于1836年的宣传小册子《ThePresentPositionandProspectsoftheBritishTradewithChina》。该宣传册分析了当时英国对华贸易状况,极力鼓吹发动对华战争,对推动英国国会做出“鸦片战争”决策起到了不可忽视的作用。但该宣传册发行至今180年间,从未被翻译成中文。本书首次将该宣传册翻译并作为附件,有助于加深对鸦片战争成因和英国对华贸易史的研究。
關於作者:
袁峰,男,工商管理硕士,供职于黄埔海关,业余时间致力于中国海关史和近代中国对外经济史研究。2008年获评信息系统项目管理师(高级工程师);2012年参与编写《新编海关词典》(中国海关出版社,2012年版),2016年出版专著《黄埔海关考》(中央编译出版社,2016年版)。
目錄
目录
上部怡和洋行创始人——马地臣
章怡和洋行创始人3
一、散商崛起4
二、怡和洋行创始12
三、早期经商(1818—1834年)20
四、宝顺洋行34
五、怡和洋行发展39
第二章鸦片走私巨魁49
一、鸦片流毒中国49
二、黄埔鸦片基地55
三、伶仃走私网络62
四、拓展沿海市场75
五、对抗地方当局83
六、大发战争横财108
第三章丹麦驻广州首任领事114
一、东印度公司管理散商114
二、英印散商兼任领事118
三、丹麦驻广州领事120
第四章狂热好战分子126
一、积极鼓吹战争126
二、幕后献策谋划143
三、支持割占香港169
四、参与鸦片战争185
第五章金融行业巨贾197
一、存贷业务197
二、保险业务203
第六章社会活动207
一、中国份英文报纸创办人207
二、“在华实用知识传播会”首届会长213
三、“广州英国商会”首届主席217
四、“广州外侨总商会”首届主席221
五、“在华海员之友联合会”委员228
六、“刘易斯岛”岛主229
七、英国从男爵240
八、“英国皇家学会”院士242
九、大英轮船公司董事会主席244
十、捐资设立中文教授职位248
第七章英国国会议员250
一、议会改革250
二、担任议员253
第八章经商之道262
一、合伙经营行号,广泛开展合作263
二、充分评估风险,维护商业信誉269
三、掌握贸易规则,及时调整策略276
四、推崇自由贸易,善用技术284
五、注重亲情乡情,强化利益纽带287
六、积极参与政治,稳做“红顶商人”289
第九章从政之路291
一、创办报刊,宣传主张291
二、寻求共识,结成同盟294
三、参与社团,扩大影响296
第十章后岁月299
附录307
一、马地臣生平307
二、马地臣研究刍议309
三、任职粤海关黄埔分关之谜317
四、《英国对华贸易现状和展望》323
五、《英中关系评论暨改善方案》409
六、翻译感言432
下部“铁头老鼠”——渣甸
章外科医生437
一、次前往中国(1802年)438
二、第二次前往中国(1804年)440
三、数次前往中国(1806—1817年)444
第二章港脚贸易448
第三章沿海走私474
第四章交往行商489
一、十三行商489
二、租赁商馆499
三、兴泰商欠505
第五章鼓吹强硬509
一、支持律劳卑509
二、反对妥协忍让525
第六章社会活动535
一、“在华实用知识传播会”第二任会长535
二、“马礼逊教育会”司库536
三、“中华医药传教会”副会长538
四、“海员医院筹备会”主席540
五、其他543
第七章煽动战争545
第八章后岁月567
附录579
一、渣甸生平579
二、渣甸主要家庭成员581
三、怡和洋行沿革表582
四、散商跨国任职情况(1779—1839年)584
五、鸦片在广州价格表(1804—1839年)586
六、次鸦片战争前广州口岸
“西学东渐”的发展及影响588
七、广州十三行地名位置略考617
八、人为因素对近代珠江航道的影响627
九、《黄埔船澳图》中的长洲岛机构650
十、从世界博览会展品到近代广东大宗出口货物667
后记705
內容試閱

鸦片战争前的中英关系研究成果颇丰,但学界对英印散商个体的研究始终十分匮乏。本书作者独辟蹊
径,从英国商人马地臣、渣甸两人的生平事迹入手,从微观层面考察鸦片战争前中英关系的宏观状况,从
细微角度剖析恢宏庞大的历史事件,这个视角和思路是难能可贵的。
观水有术,必观其澜。本书研究对象马地臣和渣甸,堪称一对生意拍档。两人共同创办了“怡和
洋行”——次鸦片战争爆发前成立于中国,并且延续至今的外资企业。两人都是在中国声名狼藉、
在英国享有盛誉的人物;两人都是年纪轻轻就去国离乡,不约而同地选择侨居中国,白手起家开创商业帝
国;两人都是惯于商战、善于应变、长于借势,终富甲一方、落叶归根。渣甸虽然年长马地臣12岁,
但两人生平经历交叉,商业眼光和政治见解较为一致。他们是众多历史事件的亲历者和见证者,可以毫不
夸张地说:他们的身上隐藏着一部19世纪20年代至40年代的中英关系简史。
史学的生命在于真实。在档案稀缺、资料阙如的情况下,本书作者把匠心运用于研究之中,既博采众
长又去伪存真,既广引群收又精雕细琢,既举其大纲又详其细目。慎思明辨,积千言以至鸿篇;治学不辍,
累万语乃有巨制。虽然难以还原全部史实,但如果读者能从本书中看到严谨真实的历史脉络,倒不枉费作
者的初衷。
当然,总有一些人会怀疑史学研究的意义。他们认为实用才是现代社会的主旋律,殊不知,推动社会
进步的不仅仅是实用技术,更有文化传承。人类既要有面向未来的进取心,也要有追问过去的好奇心。历
史不会简单地重复,却常有惊人的相似之处。反以观往,复以验来;反以知古,复以知今。历史有时就像
是“罗生门”,扑朔迷离,激发着每一位愿意亲近历史的人不断追求真相,而真相里往往隐藏着有益于现
实的经验和教训,这就是史学研究的意义。
习近平总书记在2016年知识分子、劳动模范、青年代表座谈会上指出:“志之所趋,无远勿届,穷山
距海,不能限也。”写作和研究,需要一个志向、一份兴趣、一种情怀。本书作者长期工作在科学技术一
线,把好的青春年华奉献给了科技事业。在业余时间里,他潜心研究中国近代对外贸易史,一直没有停
止过学习、思考和写作。学问勤中得,萤窗万卷书。如果没有不忘初心的毅力和志向,没有刻苦钻研的耐
心和韧劲,是无法将这样的研究进行下去的。我很欣喜看到本书顺利出版,并乐于将此书介绍给大家。
是为序。
袁树林

上部怡和洋行创始人马地臣
章怡和洋行创始人
1796年10月17日詹姆士·马地臣出生于英国苏格兰北部萨瑟兰郡莱尔格镇的一个富裕家庭。出生仅
一个多月,11月22日马地臣即受洗礼成为基督徒。马地臣父亲老唐纳德·马地臣是苏格兰从男爵,其家
族来源于罗斯和克罗马蒂郡西南部的洛哈尔什镇和阿塔代尔镇的马地臣显贵家族的一个分支,曾与英国东
印度公司保持着长期密切的关系。
马地臣在中学时就读于爱丁堡皇家中学(Edinburgh’sRoyalHighSchool)。1811年毕业于当时英国
好的两所大学之一爱丁堡大学。另一所著名大学是格拉斯哥大学,而此时牛津大学、剑桥大学的排名略逊
于上述两所大学。此后马地臣前往伦敦,在一家代理行工作两年。1813年马地臣到达印度加尔各答,在叔
父开设的“里卡兹·麦金托什行”(Rickards,Mackintoch&Co.)当学徒并担任会计。“里卡兹·麦金托什
行”是当时印度的商行之一,后来不幸破产,负债高达250万英镑。1818年马地臣离开“里卡兹·麦
金托什行”,前往广州。也许上帝在关上一扇门的时候,真的打开了一扇窗。马地臣从此开启了在广州二
十多年疯狂积累财富的经商生涯。
一、散商崛起
“天下熙熙,皆为利来;天下攘攘,皆为利往。夫千乘之王,万家之侯,百室之君,尚犹患贫,而况
匹夫编户之民乎!”两千年前的司马迁深刻指出一个“利”字,足以激发上至王侯、下至平民的追逐本能。
正所谓“利之所在,人必趋之”。至于亲朋道义因财失,父子情怀为利休,古今中外不胜枚举。
15世纪起,欧洲船队开始出现在世界各地的海洋上。新生的资本主义商人群体在全世界范围内到处探
寻新的贸易路线和贸易伙伴。传说中物产丰盈、人口众多的东方尤其让这些冒险家们十分向往。他们热切
地盼望着东方市场能像广袤无垠的东方大陆一样广阔,东方富饶的物产能够给他们带来梦寐以求的巨额财
富。
但遗憾的是,个愿望要暂时落空了。因为此时东方世界还普遍停留在农业社会里,尤其是古老的
中华帝国,长期自给自足的小农经济、日益增长的国内贸易和城市家庭手工业,天然地抵制了来自西方国
家的工业制造品。“在帝国的领域内,差不多包括各种气候,而生活上的必需品与奢侈品可以由成功的农
业与广阔的内陆商业来供应,因此,或者在世界上没有一个国家,可以像中国那样不依赖与其他民族来往
的。”
直到19世纪30年代,怡和洋行给客户发送的行情报告中还称中国土产“紫花”布,在质量和价格上
均优于英国曼彻斯特出产的棉布。1890年中国海关总税务司赫德在《中华见闻录》一书中写道:“中国有
举世好的粮食:米;好的饮品:茶;好的衣服:棉、丝、皮毛。拥有这些重要物产及无数的副产品,
中国无须向外购买一毛钱东西。”相反,西方国家前往中国,往往需要携带大量金银货币用于购买丝和茶,
随船所携带的西方商品却成了点缀。
16世纪至19世纪初期,西方对华贸易向中国输入的商品不仅品种单一,而且数量较少,但从中国输
出商品的种类和数量均较多。1637年英国船长韦德尔(CaptainWeddell)首次到达广州开辟对华贸易,不
仅没有卖出一件英国商品,相反却购买了价值8万银圆、重达600吨的瓷器、糖、丁香、生姜、黄金等中
国货物。1750年之前,英国东印度公司从伦敦运往广州的商品主要是约克郡的毛织品、康沃尔的铅和兰开
夏的棉织品,但货值从未超过总投资金额的5%,通常低至2%。1751年4艘英国东印度公司商船从英国驶
向中国,装载价值119,000镑的现银和10,842镑的英国商品。商品的价值不足现银价值的十分之一。
1811年至1828年,英国东印度公司向中国出口的货物总价值几乎是从中国进口的货物总价值的六倍。
1606年荷兰商人率先将茶叶引入欧洲。1664年英国东印度公司笔订单就是从爪哇运回100磅中
国茶叶。随着茶叶成为英国从贵族到平民共同喜爱的饮品,茶叶逐渐成为一种不会与英国国内产品形
成竞争的普通消费品,因此英国东印度公司长期垄断茶叶贸易,禁止散商从中国向英国运销茶叶。但唯利
是图的散商们,纷纷将茶叶作为走私入英的主要商品。为了抵制茶叶走私,1784年英国国会通过《抵代税
条例》(CommutationAct),将茶叶关税从100%以上降低到12.5%,这极大地减轻了英国东印度公司的税费
负担,也导致英国该年茶叶进口由上年的600万磅激增到1500万磅。此后,英国东印度公司逐渐在中英
贸易中主要从事茶叶贸易,而将其他诸如瓷器、丝绸等商品留给该公司赴华贸易商船上随船船长或船员开
展私人贸易。据统计,1811年至1819年,英国东印度公司从中国进口茶叶价值占总进口货物的97.6%。
总体而言,相对于当时的全球贸易,具有官方背景的英国东印度公司对华贸易的规模并不大。但东方
市场的重要性不言而喻,对华贸易“不在于它所能吸收的英国工业品的数量,而在于它在国内市场情
况不振时吸收那些为保持新机器运转所必需的剩余产品”。东方市场的重要性,还体现在有待开发的市场
如此之大,足以诱惑具有冒险精神的自由贸易者纷至沓来。就在英国东印度公司为中国市场难以开拓而苦
恼烦闷的时候,自由商人们却欣喜地发现虽然中国总体上并不依赖对外贸易,但中国沿海省份对外贸易的
依存度远远高于想象。
当时的中国人普遍认为茶叶和大黄是外国人不可缺少的必用品。一旦缺少茶叶、大黄,外国人就无法
生存。所以清政府认为一旦发生中外纠纷,对付外国人有效的威胁手段就是停止贸易。这种愚昧的认识
深刻影响了清政府的对外政策。实际上一旦停止对外贸易,除了对外国商人造成经济影响外,还同时广泛
地影响到福建江西的茶农、江苏浙江的蚕丝产户和广东广西的手工业者。这些沿海地区的人们同样需要对
外贸易。
因此,第二个愿望很快就通过渴求财富的商人们尤其是自由商人们的越洋冒险获得了实现。运销东方
商品所引发的财富神话迅速在西方盛传,并刺激着自由商人们前赴后继前往远东这片神奇的土地。
自1600年起,英国东印度公司长期享有英国政府授予的自好望角以东至麦哲伦海峡之间的整个东方
地区的贸易特权。“直到1834年为止,关于向中华帝国疆域输入或输出商品的业务,其贸易和经营的独占
权,就英国臣民来说,在法律上是属于公司的。”由于英国东印度公司禁止自由商人直接从事中英贸易,
于是自由商人们转而开展印度、菲律宾、南洋群岛等地区同中国广州口岸之间的贸易。这一贸易,被称为
“港脚贸易”(CountryTrade)。主要参与者是英籍和印籍自由商人,即英印散商。
英籍散商主要是来自苏格兰和英国北部的商人。苏格兰境内平原少、丘陵多,因此苏格兰人被称为英
国的“山地民族”。贫瘠的地理环境造就了苏格兰人崇尚自由和冒险的性格。18世纪至19世纪初,苏格兰
人纷纷远离故土、远涉重洋前往东方追求财富。
印籍散商主要是印度袄教徒和印度教徒。印度袄教徒原为波斯人。8世纪,伊朗先知琐罗亚斯德信徒
(Zoroastrian)为了逃避穆斯林的迫害,从波斯移居印度。其后裔居住在孟买及附近城乡,称为巴斯人。
17世纪早期,随着英国在印度进行殖民扩张,居住在港口附近的巴斯人纷纷弃农从商,并获得相当成功,
因而被称为“印度的犹太人”。1830年底,在中国从事鸦片走私的42家外国商行中,有20家是巴斯人独
资经营的。广州口岸的“夷商”中,巴斯人占总人数的三分之一,仅次于英国人,并多于美国商人。
英国东印度公司为了维护其垄断地位,要求英印散商获颁许可证后,才能从事港脚贸易。因此,从事
港脚贸易的英印散商实质上是英国东印度公司的特许商人。英印散商可以凭东印度公司特许证自行将中国
茶叶运往孟买,或向中国输入从印度运来的棉花、象牙、鸦片和从东南亚运来的燕窝、樟脑、锡和香料等
货物。直到1813年英国政府向散商全面放开印度贸易,东印度公司与英印散商之间的特许关系才告终结。
但在1833年,东印度公司贸易特权终止前一年,广州特选委员会又重申航行中国海面的英印散商货船必
须向委员会提交核发特许证(执照)的申请。
当英国东印度公司满足于垄断茶叶贸易带来的稳定收益时,富有冒险精神的英印散商不断将对华贸易
水平推向新的高度。19世纪初,随着印度原棉和鸦片向中国输入的日益增多,英印散商对华贸易在中英贸
易的比重越来越大,尤其是1813年英国国会取消东印度公司对印度贸易的垄断权,只保留对华贸易的垄
断地位后,英印散商大量增加,港脚贸易竞争加剧,“港脚贸易成了整个结构的基石”。1830年英国东印度
公司对华贸易额约为1200万英镑,而英印散商对华贸易额则高达3000多万英镑。1817年至1833年,除
个别年份外,港脚贸易输入中国的货值几乎每年都占中英贸易输入货值的四分之三左右。
港脚贸易作为英国对华贸易的重要补充,不仅弥补了英国东印度公司贸易商品单一的缺陷,还为东印
度公司提供了购买茶叶的白银。英国政府鼓励散商将销售产品所得白银交付给英国东印度公司在广州的金
库,用以换取能在伦敦兑付的九十日或三百六十五日的汇票。散商只需将部分白银随船载运离开中国,英
国东印度公司广州委员会则可以使用金库里的白银直接支付购买茶叶费用,降低了大量白银远洋运输的风
险。早在1787年,印度总督兼孟加拉威廉堡司令官查尔斯·康沃利斯就曾致函英国东印度公司广州特选
委员会,指出港脚贸易的重要性:“他们不输出这些商品,会使我们居留地的财政受到损失。阻止不让输
出到你们那里去,会使他们在中国赖以供应的黄金损失,因为不能期望东印度公司每年都能够供给你们所
需要的白银。而供应你们财库,没有比将印度商品在中国出售的方式更好。”这一年,英印散商提供给英
国东印度公司广州金库的资金占到东印度公司在广州投资所需资金的53%。1775—1795年,英国东印度公
司广州金库的三分之一以上库银是由英印散商提供的。
英国东印度公司和英印散商在英国—中国—印度等地的三角贸易中获得了资金的快速周转。东印度公
司广州大班返回英国前,往往也将私人银钱业务交付给散商洋行如“马格尼亚克行”(Magniac&Co.)进
行打理。但英国东印度公司由此控制了英国、中国和印度之间的汇率,并通过汇率获得巨额利润,这就引
起英印散商的极大不满。1830年英印散商在要求废除东印度公司特许状的斗争中,曾指控东印度公司对汇
率进行操控。
由于东印度公司垄断着中英直接贸易,不允许散商向英国运销利润肥厚的茶叶,而且“东印度公司的
商业实践在内容上、机构上和进取精神上与广州港脚商人是不大相同的”,因此自由商人一直希望能够打
破东印度公司的垄断,使贸易自由成为跨国贸易的基本原则。1828年8月2日《广州纪录报》指责英国东
印度公司垄断茶叶贸易对扩大英国对华贸易产生了消极影响,抑制了中英贸易的进一步发展:“因为公司
的回程货只以茶叶为限,所以他们的棉花虽然和从前的价值相比亏短很多,而公司的后垄断权不会受到
多大的损害。但是就这个口岸的全部贸易而言,公司的在华商业并不占十分巨大的比重。美国贸易和港脚
贸易都规模很大,措置一有失当,就会发生深刻影响。在此间一切商业活动都受束缚的情况下,交易的大
量增加似乎不大可能。”
终经过长期斗争,英国散商与印度殖民地资本家、英国产业资本家一起,推动国会通过决议,彻底
废除了东印度公司的垄断特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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