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公元16世纪起，西方传教士开始有组织地大批来到中国。其中著名的有利玛窦、金尼阁、汤若望、南怀仁等。他们都是接受天主教会的使命来华传教的。1685年，法国国王路易十四钦命五位耶稣会士来华。他们是：白晋（Joachim Bouvet 1656-1730）、洪若翰（Jean de Fontaney 1643-1710）、张诚（Jean-Fran?ois Gerbillon 1654-1707）、李明（Louis Le Comte 1655-1728）、刘应（Claude de Visdelou 1656-1737）。他们都兼具宗教和科学双重身份，精通天文、地理、数学、博物学等自然科学，而且直接受国王委派，史称“国王数学家”。路易十四曾经明确指示，希望他们的活动不仅限于传教，而且要对中国的科学作考察研究，带回对法国科学发展有用的知识。路易十四本人爱好藏书，对中国书颇感好奇。他专门嘱托，希望传教士们在宗教活动之余，不要忘记收集“中国有趣的书籍”。由此可见，法国国王派出的传教士的使命，已经不仅仅局限于向中国传播福音。从某种意义上说，路易十四派出的是一个对华“科学文化考察团”。法国不仅仅是一个宗教的传播国，同时也是一个对中国知识的吸收国。法国对华传教从一开始就不乏学术精神。所以戴密微认为，作为一门对中国文化经典的学术性研究，汉学起源于法国。
康熙于1693年7月，任命白晋为自己的特使，回法国招募更多的法国传教士到中国服务。在康熙交给白晋带回法国给路易十四的礼品中，有中国书籍312册，收入国王图书馆（即法国国家图书馆的前身）珍藏。从此以后，整个18世纪，国王图书馆经传教士之手，收集了大量的中国书籍，奠定了法图中国古籍收藏的老家底。在学术上，除了专著和翻译外，18世纪法国出了两套百科全书式的汉学著作：《中华帝国志》（1735，四卷）、《中国全书》（1776—1814，十六卷）。
1814年，法兰西公学院开设“汉、鞑靼、满语言文学”讲座，简称“汉学讲座”。这标志了汉学开始脱离宗教传播，成为一门独立的专业学科。与此同时，法国出现了一批专业的汉学家，其中杰出的两位当属雷慕沙（Jean-Pierre Abel Rémusat)和儒莲（Stanislas Julien)。
由于罗马教廷内部关于天主教义和中国本土文化关系的“礼仪之争”，触怒了清廷。康熙六十年（1721年）下令禁教，结束了大清和传教士的“蜜月”。自此，清廷对西方变得越来越封闭。在这种大环境下，像雷慕沙、儒莲这一代汉学家从未去过中国。然而，18世纪传教士们积累下来的文献和图书馆丰富的中文藏书，为他们的研究提供了充足的资源。雷慕沙和儒莲除了在法兰西公学院担任汉学讲座教授外，都曾经在国王图书馆兼职，负责中文书籍的整理和编目工作，所以他们对图书馆的中文藏书了如指掌。正如雷慕沙自己所说的那样：这些丰富的藏书“足以让一个勤奋的人在想象中周游遥远的异国他乡”。当时雷慕沙、儒莲为代表的法国汉学，在经史、语言、佛学以及中国和中亚民族的文化交流等方面，都获得重大发展，领先欧洲其他国家。
到了19世纪下半叶，法国汉学臻于成熟。鸦片战争以后，西方列强依靠“船坚利炮”强行闯开了中国的大门。从文化交流和传播的角度看，大清的洋务运动和对西方的重新开放，为法国汉学研究走出书本，重新回到中国本土创造了有利条件。与此同时，西方人文科学在历史学、考古学、文献学等领域都获得长足的发展。法国的孔德实证主义哲学从19世纪中期开始盛行于世，对人文科学的实证论方法有重大影响。法国社会也结束了自1789年大革命以后近百年的动荡，进入了第三共和国相对稳定的发展时期。作为汉学泰斗的沙畹，就在这样一种时代背景中应运而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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