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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編輯推薦： |
◎打破两千年来定论，《诗经》并非诗歌总集，而是尹吉甫一人之作。
◎风、雅、颂是理解诗义的zuida障碍，跳出既定框架，重新排列诗三百。
◎逐字逐句进行解读，深入揭示诗义，这是一本可以真正读懂的《诗经》。
◎改变《诗经》研究汗牛充栋却“诗无达诂”的局面，走出众说纷纭的迷宫。
◎伴随尹吉甫的发现，不仅得知诗人的爱情故事与一生经历，也充实了一段活生生的古代史。
◎装帧精美，开本适宜，值得收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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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內容簡介： |
本书以全新角度解读《诗经》，打破两千年来《诗经》是诗歌总集的定论，力主《诗经》是尹吉甫一人之作。并跳出风、雅、颂的既定框架，以尹吉甫一生经历重新安排诗篇次第。
结论惊世骇俗，却是一字一句读通之后，自然而然得出的结果。作者将《诗经》看作一个有机整体，立足《诗经》本身寻求内部规律，归纳出数条研究法则。然后运用这些法则，对每一篇诗进行逐字逐句的解读，广泛利用文献追究诗中出现的地名、时间、人名、事件、名物、制度、风俗，并观察彼此之间的联系，获得许多有价值的发现。后，种种发现连缀成一个荡气回肠的故事，不仅包含着一部周宣王复兴史与周幽王亡国史，同时也是尹吉甫的自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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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關於作者：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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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辰冬（1907-1983），河南济源人，燕京大学毕业，法国巴黎大学文学博士，曾执教于天津女子师范学校、西北师范学院、台湾师范大学等校。1947年开始研究《诗经》，倾力二十年完成鸿作《诗经通释》，另著有《诗经研究》和《诗经研究方法论》。其研究结论石破天惊，却因离经叛道招致许多冷眼。支持他的人则有梁实秋、田培林、巴壶天、李曰刚、徐高阮、虞君质、穆中南、赵友培、王德昭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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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目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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总目：
代 序：轻易绕不过去……阿城 1
三版修订自序……15
再版自序……16
自 序……17
【第 一 编】平陈与宋前后诗篇……1
【第 二 编】西迎韩侯与韩侯迎亲诗篇（宣王四年）……167
【第 三 编】西征?狁时诗篇（宣王五年）……195
【第 四 编】护送委积至谢城时诗篇（宣王五年）……283
【第 五 编】与南仲在方山会师时诗篇（宣王六年）……301
【第 六 编】南征淮夷时诗篇（宣王六年）……337
【第 七 编】与南仲在曲沃会师时诗篇（宣王六年）……393
【第 八 编】南仲在方山祭祖时诗篇（宣王六年）……423
【第 九 编】与南仲在首阳山会晤时诗篇（宣王六年）……483
【第 十 编】宣王在镐京祭祀时诗篇（宣王六年）……503
【第 十 一 编】西征时思归的诗篇（宣王五至六年）……569
【第 十 二 编】南征荆蛮前后诗篇（宣王六年）……637
【第 十 三 编】戍申、戍甫、戍许时诗篇（宣王七年）……699
【第 十 四 编】东迎庄姜时诗篇（宣王七年）……735
【第 十 五 编】复周公之宇时诗篇（宣王八至十年）……765
【第 十 六 编】东征时思归及初还家时诗篇（宣王八至十年）……807
【第 十 七 编】东征时仲氏思念尹吉甫的诗篇（宣王八至十年）……829
【第 十 八 编】尹吉甫向仲氏求婚时诗篇（宣王六年）……841
【第 十 九 编】尹吉甫与仲氏结婚时以及婚后诗篇……869
【第 二 十 编】尹吉甫与仲氏仳离时诗篇（宣王十至十一年）……891
【第二十一编】卫武公即位时祝贺诗篇（宣王十六年）……943
【第二十二编】卫武公在南亩祭祖时诗篇……955
【第二十三编】逃荒与父母死亡时诗篇（宣王二十五年）……989
【第二十四编】出征西戎时谏诤伯氏诗篇（幽王四至六年）……1003
【第二十五编】谴责皇父等诗篇（幽王六至七年）……1049
【第二十六编】咒骂伯氏诗篇（幽王五至六年）……1097
【第二十七编】痛恨蹶父诗篇（幽王五至六年）……1117
【第二十八编】斥责仲氏诗篇（幽王六年）……1139
【第二十九编】被逐出卫时诗篇（幽王六年）……1151
【第 三 十 编】 被逐出卫后诗篇（幽王七年）……1173
附录一 补义与解答……1185
附录二 毛诗篇次在本书中页数……1233
附录三 参考书目……124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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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內容試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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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序
《诗经》三百零五篇都是尹吉甫的作品，也都是他的自传；透过他的自传，使我们知道宣王三年（公元前八二五）到幽王七年（公元前七七五）这五十年间的史事。这是骇人听闻的发现，也是使人不敢相信的发现，然确是如此，这部《诗经通释》就在一字一句做证明。甲骨文、钟鼎文固然是古老、可靠的史料；但三百篇才真正是更翔实、更有用、更有系统、更生动的史料。不，不仅是史料，简直就是一部活生生的中国古代史。
这种发现，绝不是大胆假设、小心求证得来。我没有那么大的胆量敢假设三百篇是一个人所写。我是先从三百篇里寻求出许许多多原理法则，然后再依据这些原理法则来一字一句解释三百篇，后才发现这个事实。世人之所以不敢相信我，是由于受《诗谱》《毛序》《毛传》《郑笺》《诗集传》的束缚太深，因而也就不肯面对三百篇的本身来研究。实际上，所谓“诗谱”就是“乐谱”，也就是六经中的《乐经》。乐章是断章取义的“歌诗以合意”，并不是诗的本来面目。可是一受《诗谱》的束缚，大家都限定在各国国风或二雅三颂里寻找诗义，无怪乎要驴唇不对马嘴，愈找愈糊涂，愈糊涂愈找，开始是“《诗》无达诂”，到后来也就迷了途径。如能打破《诗谱》的束缚，从三百篇的本身找出一些原理法则，面对三百篇本身来追寻一字一句的意义，不仅知道了它的意义，并发现了篇与篇之间的关系，自然也就联结起来而为一个人的作品了。
清儒已经发明了许许多多研究三百篇的方法，可是他们对这些方法有时用，有时不用；有利时用，无利时就不用，因而得不出全盘的结果。现代学者，偶尔也用清儒的方法来治三百篇，然是一鳞半爪、鸡零狗碎地来使用，没有把清儒所发明的方法综合起来运用，所以也得不出全盘的结果。再者，西洋治文学的方法，近达四十八种之多（实际上还不止此），内中与清儒所发明的固有相同，但大多数则为我国所没有，而近代学者真能运用西洋方法来研究文学者则甚少。学术进步由于方法的进步，有新方法就有新见解，无新方法就只有人云亦云。连胡适之先生这么博闻多识的学术界泰斗，十数年前听到我说西洋有三十七种方法来研究文学（那时我只知道有三十七种）他还大吃一惊！现代学者既不能将清儒所发明的方法综合运用，又不能接受西洋的治学方法，只有抱残守缺，在古人的解说里打转。有时发现一点真实，但大多数都是将工夫白费。全面的知才是真知，知道了全面然后才能知道细微，可是把完整的三百篇大卸八块，分为十五国风、大小雅、三颂，限定在这个范围里来钻研，真所谓瞎子摸象，愈摸愈不知象的全面目了！“不识庐山真面目，只缘身在此山中”，正好拿来形容两千年来《诗经》研究的现象。
如能打破《诗谱》的束缚而又能在《诗经》本身发现许多原理法则，那么，一个新世界、一个新境界就显现在我们眼前。这时，《竹书纪年》所记载的从宣王三年到幽王七年的事迹就成了三百篇的时代纲领，因而也就在三百篇里发现一些纲领诗，这些诗都有确切的年月可考而把三百篇的先后次第连贯起来。其次，还可发现一些钥匙诗，这些诗在表面上并无年月，然将其表现的事迹与纲领诗做一对照，就发现了它的写作年月而与纲领诗配合起来。一与纲领诗配合，不仅了解了它本身的意义，又能打开其他诗篇之门，所以称之为钥匙诗。三百篇就由纲领诗与钥匙诗这两种交互配合而组织成一个完整的史迹。换言之，也就是从宣王三年到幽王七年的断代史。到这时，《诗经》里的历史事实，在金文、石鼓文、《尚书》《左传》《史记》《汉书》《三国志》，凡涉及古代史的典籍里都可找出证据，证明三百篇的一字一句没有不是写实。甚至如《吉日》篇“吉日庚午”的“庚午”、“吉日维戊”的戊日，《十月之交》篇“十月之交，朔日辛卯”的“辛卯”、“彼月而微”的月食、“此日而微”的日食，都可算出是哪一天来。
三百篇，就像是一件打碎了的周鼎，在地下埋藏几千年，长满了铜锈，盖满了泥土，这个人说它是这个，那个人说它是那个，谁也不确知它到底是什么；现在细心把泥土洗掉，铜锈刮掉，渐渐地露出它原来面目。先把几个大的破片支撑成一个轮廓，然后再依碴口、花纹、形状、厚薄，将细片一一凑合起来，居然成了一件完整的物件。这是一种多么令人兴奋、多么令人高兴的工作！这样，整整花了我二十年时间。我从一九四九年就开始摸索，直到一九六九年才完成，再加上两年的修正，现在竟有出版机会，高兴的程度绝非笔墨可以形容！
然而这是一件反传统，甚至可以说是革命的工作，于是卫道之士就出来反对了。除过讥讽、谩骂、批评外，还公开以《村佬佬信口开河》《李辰冬可以休矣》做题目来嘲笑。长期发展科学委员会补助我研究《诗经》已经两年了，自从我发现三百篇是尹吉甫一个人的作品后，反而停止了补助，认为补助我这样的研究是科学会的耻辱！二十年来，我就是在这种彷徨、苦闷、不安、冷漠、讥讽、笑骂、孤独、沉闷、矛盾、冲突中过活。在这段黑暗中寻求光明的期间，并不是没有了解我、鼓励我的人；也就因为他们给我勇气、给我信心，才使我完成这件工作。谨将他们的鼓励记述于下，永志不忘。
先要感激的是梁实秋先生。当《我怎样发现尹吉甫是〈诗经〉作者》发表时，没有人不表示怀疑，独独梁先生对我说：“辰冬，你的路子走对了，西洋有这种方法，我跟着你走。”梁先生是研究莎士比亚的，研究莎士比亚的方法就有三十多种，他深深了解这些方法，也深深知道这些成就，所以他敢肯定地来鼓励我。从此以后，我每有《诗经》的撰述都请他指教。我有勇气来完成这部著述，他的鼓励。
其次要感激的是赵友培先生。赵先生看到我的《我怎样发现尹吉甫是〈诗经〉作者》后，有一天在和平东路遇到，很远他就对我摇手说：“不可能，不可能。”我问他：“你看过我的文章没有？”“没有。”“请你看过以后再指教好吗？”下次碰到他，我问：“你看了拙文没有？”“看过了，有点可能。不过我是反对党。”有人反对就好，于是我将每篇有关《诗经》的撰述都寄给他，他每次都提出许多极重要的问题而使我日夜思考，这位反对党给我的协助实在大。他继续看我的论文，继续提出疑难，后他说“我是支持你的反对党”，反对党成了极支持我研究的人。人生的旅途上，难得有这样的知己！他知无不言，言无不尽，毫无成见，对就是对，不对就是不对，而成了我的畏友。此书临出版前他还诚恳告诫：“不要有矛盾，自己立的原则，自己要死守，不可予人以可乘之机。”这种纯挚的友谊，实在使我感动得流泪。此书的后一校，他原想再看一遍的，因忙不克如愿；但他如何重视这部书，可以想见了。
第三位是徐高阮先生。徐先生对我发表的有关《诗经》文章都看过，他时常同王德昭先生谈论我的问题。及至他看到我在《文坛月刊》发表的《释诗六月》，他给该刊发行人穆中南先生写信说：“李先生这种研究，是史学上的伟大成就，不是浅学之流可以了解的！”这时我还不认识徐先生，借此与他通信，感谢他对我的鼓励。此书杀青后，我从新加坡将全稿寄给他，他除在信中鼓励外，还在《学艺培植重于奖励》（《阳明杂志》第三十二期）中以我为例，象征自由思想之可贵。现在《诗经通释》问世，而他去世了，不能共享这书出版的愉快，思之怅然！能多有几位像徐先生这样提倡新风气的人，我相信台湾的学术风气不会这么沉闷！
第四位是虞君质先生。虞先生是我敬畏的朋友，我每篇文章写成后，不先请他指正，几乎不敢发表。有关《诗经》论文，当然也先请他过目。他很知道我的研究精神，所以他在《艺苑精华录》中（三七二页）说：“李先生对于《诗经》研究，十多年来是无日不读《诗》，无日不谈《诗》，而且无日不穷搜博览有关这方面的典籍文献，常常弄到深夜二三点钟才去休息，但在早上六七点钟他又起床做《诗经》研究了。……这是一种极专门的中国学问，绝非靠常识做直觉性的判断所可解决。”真是知己之言！
第五位是巴壶天先生。巴先生接任新加坡义安学院中文系主任后的个念头就是希望我去教书。他看到我所发表的《诗经》论文，就决定让我教《诗经》，使我感到荣幸而且高兴！巴先生通今博古，智慧超群，今竟赞同我的研究方法而让我教这门功课，这是何等的鼓励，到新加坡后，我们住在一起，请教方便，每写一章，就先请他过目，他提出许多疑问，我一一为之解答。老实讲，假如不是去新加坡六年，这部《诗经》研究恐怕要胎死腹中，永远没有完成的一天！因为长期发展科学委员会不再补助我以后，仅凭那每月只够十天生活的师范大学薪水，养不活四口之家，将自己零卖是势所必然。到了新加坡，生活既无问题，我可全心全意地从事研究，所以在六年内完成了我十数年来想完成而无法完成的心愿。我在《诗经通释》的末尾所以特别注明完成于新加坡，就是为此。亲友们都以为我从新加坡带回多少钱来，实际上，并未带钱而是带回一百万字，这比带回一百万元要欣慰得多！
第六位是李曰刚先生。他看过我的全部原稿后，句话就是“工程浩大”。他又说：“不废江河万古流。”他解释说：“我所以要引杜甫这句诗，因为他当时受人轻蔑，故借王杨卢骆来自喻。你现在的情形正与他相同，所以这句诗对你合适。”他的美意使我至为感奋。我从新加坡回国后，他排除万难，使我重回师范大学，并开“《诗经》”这门课程，使我有与学生讨论的机会。深情厚谊，终身不忘！
其他如杨一峰老师、张傧生老师、田培林老师以及新加坡的连士升先生都给我莫大的鼓励，使我感激不尽。
……
卷 平陈与宋时诗篇（宣王三年）
一
击鼓（邶风）
击鼓其镗，踊跃用兵。土国城漕，我独南行。
从孙子仲，平陈与宋。不我以归，忧心有忡。
爰居爰处，爰丧其马。于以求之，于林之下。
死生契阔，与子成说。执子之手，与子偕老。
于嗟阔兮，不我活兮！于嗟洵兮，不我信兮！
释音：镗，音汤。契，音挈。说，音悦。洵，音宣。
【诗义关键】
这首诗的关键就在：
，“土国城漕”的“漕”在什么地方？
第二，“从孙子仲”的“孙子仲”是谁？他是什么地方、什么时候的人？他与漕有什么关系？
第三，“平陈与宋”是什么时候的陈宋？为什么要平定它们？
第四，“死生契阔，与子成说。执子之手，与子偕老”，一定是一对男女自订婚约，不是对孙子仲讲的话；孙子仲是男的，怎么可以与他白首偕老呢？这首诗里明明有一对男女，男的就是“我独南行”“不我以归”“不我活兮”“不我信兮”的“我”，也就是诗人。女的就是“与子成说”“执子之手”的“子”。然诗所讲的是平陈与宋，怎么会在平定陈宋时发生恋爱的事情呢？此中事故如果弄不清楚，诗义也就无法解释。
第五，“爰居爰处”的“居”“处”是在什么地方？“爰丧其马”又是在什么地方？“于以求之，于林之下”的“林”是在什么地方？
第六，“死生契阔，与子成说”是在什么地方订的婚约？从孙子仲出征的是“我”，“我”是男的，怎么突然出现一位女子？这位女孩子一定与孙子仲有关系；否则，怎么会在孙子仲平陈与宋中出现呢？
第七，“不我以归”的“归”是归到什么地方？他们是从什么地方来的？
这些问题统统都得解决，才能了解这首诗。兹一一解答于下：
顾祖禹《读史方舆纪要》（卷十六）于滑县白马废县说：“春秋时卫之曹（按应为漕）邑。”又引《括地志》说：“白马城在卫南县西南三十四里。”又引《志》说：“今县西北十里有白马古城。一云在县南二十里。”由此可知漕在今河南省滑县，春秋时为卫邑。然漕是什么时候才属于卫国呢？同书（卷十六）又于滑县说：“古豕韦氏国，春秋时卫地，汉置白马县。”由此可知白马县是春秋时的豕韦氏故国。《新唐书》（卷七十一上）《宰相世系表》说：“刘氏出自祁姓。帝尧陶唐氏子孙生子有文在手曰‘刘累’，因以为名。能扰龙，事夏为御龙氏，在商为豕韦氏，在周封为杜伯，亦称唐杜氏，至宣王，灭其国。”豕韦氏国是宣王时候灭掉的，换言之，也就是宣王的时候才属卫国。到此可得一结论：汉时的白马县就是周时的漕，漕原是豕韦氏国，到宣王的时候才把它灭掉而属于卫。
《新唐书》（卷七十三下）《宰相世系表》说：“孙氏出自姬姓。卫康叔八世孙武公和，生公子惠孙，惠孙生耳，为卫上卿，食采于戚，生武仲乙，以王父字为氏……世居汲郡。”《新唐书?地理志》：“卫州、汲郡，望……县五：汲、卫、共城、新乡、黎阳。”于黎阳注说“有白马津”。由此可知白马津属于汲郡，而为卫武公这一支系世世代代所居住的地方。诗言“土国城漕，我独南行。从孙子仲，平陈与宋”，孙子仲既在城漕，他一定是卫国人。漕在宣王时才由豕韦氏国改为漕而属卫，那么，城漕一定也在宣王的时候。惠孙既是卫武公的儿子，宣王时人，又世世代代居在汲郡。古人是聚族而居，在这个地方找孙子仲，自然是惠孙了。孙是辈分，对卫釐侯而言，仲是老二，卫武公的长子叫扬，所以诗人称他为“孙子仲”。到他的孙子武仲乙的时候，就拿他的名字作姓了。武仲乙所以拿他祖父“惠孙”的“孙”字作姓，显然是受《诗经》的影响。春秋的时候，《诗经》虽没有“经”的尊称，然已是士大夫必读的课本，等于《圣经》一样，以《诗经》中的名字命名的，比比皆是。如《诗经》中有“家父”，春秋时也有家父；《诗经》中有三良，名叫子车奄息、子车仲行、子车鍼虎，春秋时子舆家也有三良，名字完全相同。武仲乙知道《诗经》中的孙子仲就是他的祖父，引以为荣，也就以“孙”为姓了。否则，怎么会无缘无故把自己的“姬”姓改了呢！既然指实孙子仲就是惠孙，惠孙是卫釐侯的孙子、卫武公的公子，都得与历史的事实相合才算，那么，我们以下就要以这个人物为中心来解释历史的事实了。
然为什么平陈与宋呢？先看陈宋在什么地方。《读史方舆纪要》（卷四十七）于陈州（今之河南省淮阳县）说：“周初封舜后妫满于此，为陈国。”是陈国在今河南省淮阳县。又（卷五十）于商丘县说：“古商丘为阏伯之墟，春秋宋国都也。”是宋国在今河南省商丘县。既说孙子仲就是惠孙，而惠孙是卫釐侯的孙子、卫武公的儿子，就从这条路线来找为什么平陈与宋。《竹书纪年》于《厉王纪》说：
十三年，王在彘，共伯和即于王位，号曰共和。
又于二十六年说：
王陟于彘。周公、召公立太子靖为王，共伯和归其国。
雷学淇《竹书纪年义证》（卷二十四）引《鲁连子》说：
诸侯奉和以行天子事，号曰共和元年。十四年厉王死于彘，共伯使诸侯奉太子靖为王，而共伯复归于卫。
由此可知，“共伯和”是卫国人。我们再看《史记?卫世家》说：
釐侯十三年，周厉王出奔于彘，共和行政焉。二十八年，周宣王立。四十二年，釐侯卒，太子共伯余立为君。共伯弟和有宠于釐侯，多予之赂。和以其赂赂士，以袭攻共伯于墓上。共伯入釐侯羡自杀。卫人因葬之釐侯旁，谥曰共伯，而立和为卫侯，是为武公。
同时同地不可能有两个共伯：一个是共伯余，一个是共伯和。我的论断是共邑的伯原是和，后来共伯和杀了余，卫人立他为卫侯，才将共伯作为余的谥，所以《卫世家》说：“共伯入釐侯羡自杀。卫人因葬之釐侯旁，谥曰共伯，而立和为卫侯，是为武公。”古时，长子在国，不封藩地。《御览》二百四十一引《魏武令》：“告子文：汝等悉为侯，而子桓独不封，而为五官中郎将，此是太子可知矣。”（见《全三国文》卷二）长子既不封侯，那么，共伯余是太子，他活的时候怎可以称为共伯呢？所以共伯本为和的封号，余被弑后，和立为侯，才将共伯作为余的谥，不是极为明显吗？
宣王的复兴与卫国有莫大的关系。南仲、方叔、召伯、召虎、蹶父、仲山甫、尹吉甫都是宣王复兴的中坚分子，而他们不是卫国人，就是南燕人，或与卫国有关系的人。现在共伯和也是卫国人，而且与周公、召公共同扶立宣王为王，所以复兴工作也就先从平定陈宋起。宣王复兴的两个劲敌，一是西北的?狁，一是东南的淮夷，而?狁已经快侵到镐京，情势非常危急，不得不先行驱逐，所以平定淮夷只得略为置后。可是这时的安徽、江苏、山东一带都被淮夷占据，陈宋适居南北要冲，必须先平定陈宋，才能集中力量与?狁作战。《清人》篇“清人在彭”的彭，就是指宋国的彭城。顾栋高《春秋大事表》（卷九）引杜注说：“彭城，宋邑。”又说：“春秋时，吴晋往来之通道……南守则略河南、山东，北守则瞰淮江，于兵家为守攻之地。”《读史方舆纪要》（卷二十九）于徐州也说：“彭城之得失，辄关南北之盛衰。”（详细论证请看下边解释的《清人》篇。）宣王复兴的中坚人物都与卫国有关，也就知道卫人平定陈宋的原因了。《诗经》这部书就是活生生地表现了诸侯怎样“复宗周”的实际情形。然平陈与宋是在哪一年呢？据《诗经》里所表现的宣王复兴的过程来看，应该是宣王三年。怎样得出这个结论，把平陈与宋这一时期的诗篇看完后再作讨论。
不过《击鼓》这首诗里的事迹固然是平陈与宋，而实际所要表现的是在平陈与宋时所发生的一件恋爱故事。要想知道此中的故事，得先有一个了解：就是现在流行的《诗经》次第是周乐的次第，所谓十五国风、大小雅与三颂都是周乐，换言之，所谓“《诗谱》”实际是《乐谱》。乐章是断章取义，并不是真正的诗义；可是自从《毛序》《郑笺》，把它当成《诗谱》，要在其中寻找诗义，那就南辕北辙，所以始终解不通了。关于这一点，我在《诗谱是了解诗经的障碍》中已有详细的辨正，此处不再重复。如能打破《诗谱》的束缚，将三百篇贯通来看，换言之，就是把三百篇里凡有陈宋两国地名的诗篇统统归纳到一起就发现了事迹的全貌。比如陈城有宛丘，《东门之枌》篇说：“东门之枌，宛丘之栩。子仲之子，婆娑其下。”子仲之子如解为孙子仲之子，不是极自然吗？“子仲之子，婆娑其下”，就是孙子仲的女儿在那下边婆娑起舞。《宛丘》篇说：“子之汤兮，宛丘之上兮。洵有情兮，而无望兮。”又提她在宛丘舞蹈，这也不会是偶合吧？从这“洵有情兮，而无望兮”，可知她在恋爱，然而男的感到没有成功的希望。陈城东门内有池，《东门之池》篇说：“东门之池，可以沤麻。彼美淑姬，可与晤歌。”孙子仲是卫人，姬姓，“彼美淑姬”则提出了姓氏，不是无缘无故吧？这个女孩子在陈国时住在陈城的东门，所以《东门之杨》《东门之》《出其东门》，这些有关“东门”的恋爱诗，都不是无故而产生的吧？再者，陈城的北边有邛地，邛地有一防亭，《防有鹊巢》篇说：“防有鹊巢，邛有旨苕。谁侜予美？心焉忉忉。”这首爱情诗，也不是虚构的吧？由这些地名将事迹连贯起来，而勾出了一幅极美丽、极生动、极可爱的恋爱故事。说得更明白一点，也就是尹吉甫与孙子仲女儿的爱情故事。然怎么知道是他们俩的故事呢？等到讲尹吉甫的求婚、结婚与仳离诗篇时就可证明。
他们不仅在这里恋爱，而且在这里自订婚约；可是订婚不久，女的回卫时并没有告诉男的，以致男的再到陈城看她时，见不到她，既着急而又起了疑心，是不是她变了心；于是他就追到株林才见到她。“爰居爰处，爰丧其马。于以求之，于林之下”，就是叙述这件事。《击鼓》这首诗也就是在株林这个地方唱出来的。见面后，她解释为什么不告而别，然后也就回卫了。俟将这一阶段的诗，一篇一篇解释清楚后，就可知道此中的详情。
以下再一字一句将此诗作一解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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