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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rvine）历史系从事访问研究一年；2012年毕业于南开大学历史学院世界史专业美国史方向，获博士学位；同年进入郑州大学历史学院任教，主要从事世界近现代史（美国史领域）的教学与研究工作，现兼任世界史系副主任，负责协调世界史本科专业的教学管理工作。 目錄： 目录 译者序——肖特维尔与巴黎和会1 章 “乔治·华盛顿”号1 第二章 初到巴黎之印象25 第三章 劳工问题的提出49 第四章 预备会议的召开61 第五章 专家成为谈判者99 第六章 劳工条款的磋商148 第七章 埃纳河战场之行187 第八章 加拿大前线之行208 第九章 劳工组织的发起232 第十章 伦敦与牛津掠影248 第十一章 和谈之外的生活255 第十二章 凡尔登与阿尔贡269 第十三章 强加于人的和约285 第十四章 乌尔克战场之行303 第十五章 不签约则再出兵314 第十六章 对德和约的签署330 內容試閱： 译者序 ——肖特维尔与巴黎和会1918年12月4日，美国总统伍德罗·威尔逊带着一支由113名同行成员组成的和谈代表团从纽约港登上了“乔治·华盛顿”号远洋邮轮，启程前往法国布雷斯特港，参加即将召开的巴黎和会。在美国代表团中，有23名主要来自美国人文和社会科学界的大学教授和专业学者，他们曾是次世界大战期间威尔逊总统委托其私人助理——爱德华·豪斯上校成立的研究咨询机构——“调查团”（the　Inquiry）的成员，将在和会召开期间继续为美国代表团提供专家咨询和技术支持。本书作者詹姆斯·汤姆森·肖特维尔（1874—1965）（又译肖特韦尔、绍特韦尔参见绍特维尔著、何炳松译：《西洋史学史》，上海古籍出版社，2012年。），便是美国代表团中的专家顾问之一。 肖特维尔出身于加拿大东部安大略省斯特拉斯罗伊市（Strathroy）的一个贵格教徒家庭，青年时代赴美国哥伦比亚大学留学，师从美国“新史学”之一代宗师詹姆斯·哈维·鲁滨逊，后获得博士学位。1903年留校担任讲师后，肖特维尔长期执教于哥伦比亚大学，其学术兴趣早先集中于中世纪史，后转向国际关系史，曾担任《大英百科全书》第11卷的执行主编，并于1917年出任卡内基国际和平基金会研究部主任。1917年5月，豪斯上校奉威尔逊总统之命，在纽约成立“调查团”，以纽约城市学院（今纽约城市大学）院长、哲学家西德尼·梅泽斯为主席，以美国地理学会会长以赛亚·鲍曼为秘书长，力邀肖特维尔加入。按照肖特维尔本人的说法，调查团的任务是研究“可能在和平条约中遇到的政治、经济、法律和历史问题”，为“战后迟早要召开的和平会议”做好准备，是这一时期威尔逊外交背后的“影子幕僚”。其成员多为来自纽约及其周边地区大学、学术团体的教授、学者，在当时有“豪斯上校的教授班底”之称。至1918年年底次世界大战（简称“一战”）结束，共有100多名大学教授和专业学者加入“调查团”。他们被分为若干小组，围绕某一具体领域或专题进行调查，撰写研究报告和对策建议。作为外交史组组长，肖特维尔是“调查团”中的一名骨干，于1918年12月初被选入“美国媾和委员会”（即美国代表团的官方正式名称），随总统赴法，于当月13日抵达法国布雷斯特港，14日入住美国代表团在巴黎的总部驻地——位于香榭丽舍大道上的克里翁酒店（Crillon　Hotel）。 在此后的半年多时间里，除了短暂的伦敦之旅和三次前线战场之行，肖特维尔几乎一直待在巴黎，且有写日记的习惯。他的巴黎和会日记包括了从12月3日离家启程到次年7月9日返回纽约的完整记录。在此期间，肖特维尔的主要职责有二：一方面，作为历史学家，他担任美国代表团总部的资料室主管之职，与包括威尔逊总统在内的其他成员多有交集，同昔日“调查团”的“前同事”——戴维·亨特·米勒、乔治·路易斯·比尔、阿林·杨格、斯坦利·亨培克、查尔斯·哈斯金斯、威廉·韦斯特曼等学人往来为密切。戴维·亨特·米勒为代表团法务顾问，《国际联盟盟约》起草者；乔治·路易斯·比尔为哥伦比亚大学历史学家，殖民地问题专家，国际联盟成立时被任命为托管事务部部长；阿林·杨格为康奈尔大学经济学与金融学教授，次世界大战后出任美国国务院经济司司长；斯坦利·亨培克为威斯康星大学政治学教授、中国问题专家，次世界大战后先后担任美国国务院远东司顾问、司长；查尔斯·哈斯金斯为哈佛大学研究院院长、中世纪学者；威廉·韦斯特曼为威斯康星大学古典学与历史学教授。他们常常就国际形势、和会进展和个人研究进行交流讨论，或是在共进午餐或晚餐之时，或是在外出散步途中。克里翁酒店附近的香榭丽舍大道、协和广场和杜伊勒里花园是肖特维尔和他的朋友们边走边聊的去处。另一方面，作为美国代表团中的劳工问题专家，肖特维尔后来被任命为巴黎和会“劳工事务委员会”的美方代表，故得以有机会多次出入巴黎和会的会议现场，并在公开会议或私人聚会等场合与各国政要、代表团成员有所交往。譬如，作为一位近距离的观察者，他目睹了巴黎和会次全体会议上法国总理克里孟梭与外交部部长毕盛之间的窃窃私语，也见证了凡尔赛条约签字仪式上德国代表的极度紧张；作为外国代表团的座上宾，他曾与英国、加拿大、澳大利亚、印度、意大利、希腊、波兰、南斯拉夫、中国和阿拉伯的代表们在宴席上谈笑风生，同巴黎和会上的众多风云人物有所交往，其中易引起中国读者共鸣之处莫过于“阿拉伯的劳伦斯”向他讲述自己穿越沙漠的传奇故事，以及昔日的学生顾维钧与他共叙母校之情、师生之谊。此外，肖特维尔还数次前往西线的凡尔登、马恩河、伊普尔等战场实地考察，亲身感受被称为“绞肉机”的堑壕战所造成的人间恐怖与满目疮痍。凡此种种，肖特维尔在日记中均做了生动而有趣的记录。 肖特维尔影响了巴黎和会。他不仅是巴黎和会的见证者和记录者，更是次世界大战后和平缔造进程中的重要参与者。正是由于他的努力，巴黎和会将旨在保障工人阶级利益的“劳工条款”写入了《凡尔赛条约》及其他和约，参见对德国的《凡尔赛条约》第387—427条；对奥地利的《圣日耳曼条约》第332—372条；对保加利亚的《讷伊条约》第249—289条；对匈牙利的《特里亚农条约》第315—355条；对土耳其的《色佛尔条约》第374—414条。并在国际联盟下成立了世界上个专门解决劳工问题的官方机构——“国际劳工组织”。尽管国际联盟早已消失在第二次世界大战的硝烟炮火之中，肖特维尔极力促成的国际劳工组织却延续至今，影响深远。仅此一点，足以令他留名青史。与此同时，巴黎和会也改变了肖特维尔。20世纪20年代，肖特维尔“与其说是一名大学教授，不如说是一名社会活动家”，他反复奔走于大西洋两岸，为消弭战争、维护和平而不懈努力。他是1919年国际劳工大会次全体会议——华盛顿大会的组织者，是1925年《日内瓦议定书》的设计师、1925年《洛迦诺公约》的幕后功臣，还是1928年《白里安—凯洛格公约》（又称《巴黎非战公约》）的主要推动者。Cornelia　Navari，　“James　T.　Shotwell　and　the　Orgnization　of　Peace”，　Molly　Cochran， etc.，　ed.　Progressivism　and　US　Foreign　Policy　between　the　World　Wars.　Palgrave　Macmillan，　2019.　pp.167—192. 1930年，肖特维尔彻底回归哥伦比亚大学，担任詹姆斯·布莱斯国际关系史讲席教授。1937年，他对自己在巴黎和会期间所写的日记进行了校对与补注，并在此基础上追加了5篇回顾性的短文，这5篇短文的标题分别为《调查团》《威尔逊的方案》《巴黎和会的组织安排》《和平条约》《社会公正》。其中，《社会公正》（Social　Justice）是肖特维尔对因“劳工问题”的委婉表述。汇编成《巴黎和会亲历记》（At　the　Paris Peace　Conference）一书，交付麦克米兰出版公司出版。由于肖特维尔追加的短文和补注多为个人点评、事后反思以及与美国代表团其他成员（如乔治·比尔）日记或回忆录的比对，故笔者在翻译时从简处理，删除了5篇短文，也简化了作者补注，如此既能保留肖特维尔日记的原汁原味，也不至于影响其内容的可读性和行文的流畅性。所以，读者所见《巴黎和会亲历记》之中文译本，实际上是作为原书主体的日记部分。特此说明，请读者知晓并理解。 《巴黎和会亲历记》全书30多万字。除第三章“劳工问题的提出”、第九章“劳工组织的发起”（约1.6万字）由朱婷婷翻译外，其他章节均为本人所译。平心而论，《巴黎和会亲历记》之翻译难度不小，主要原因有三：，此书原为私人日记，作者在行文时过于简练，以至于读起来有“不达”之感。每遇作者省略字词、简化语句之处，译者须结合上下文自行补齐，再理解其意。第二，作为美国代表团中的随同专家，作者虽亲历了巴黎和会的若干重大场合，也目睹了其间的诸多内幕隐情，但深谙“为尊者讳”和“外交保密”的道理，尤其在涉及大国之间复杂博弈时，作者在日记中的表述便会变得委婉、隐晦。若非了解人物性格和事情因果，人们很难拿捏作者的言外之意。第三，此书涉及大量欧洲（主要是法国）地名和各国政要人名，令译者在翻译过程中不得不仔细查阅次世界大战史著作与欧洲地图。唯有在了解相关历史与地理的基础上，译者才能比较准确地处理遍及全书的专有名词，避免制造出“常凯申”“门修斯”之类的“神翻译”而贻笑大方。 本书的翻译工作历时一年半有余。译者时而因作者的有趣见闻而欣喜，时而因作者的言辞晦涩而狂躁，个中艰辛，冷暖自知。所幸，在前辈、同人和亲朋的鼓励与帮助下，此书终译成，得以付梓出版。在此，一一表示感谢：郑州大学副校长张倩红教授和历史学院陈天社教授对作为后学的译者多有提携，常常予以鼓励；我的同事、郑州大学历史学院孔妍博士与王萌博士在书中阿拉伯人名与日本人名的翻译方面施以援手；武汉大学历史学院世界史专业硕士生朱婷婷、郑州大学历史学院世界史专业硕士生郭晶同学在本书的翻译与校对过程中予以了较大协助；我的妻子董莹莹在繁忙的工作与家庭生活之余，对译文进行了再次校对；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的霍覃编辑更是秉持一贯的专业态度，与译者密切沟通，确保本书的翻译与出版无虞。 次世界大战是帝国主义国家为争夺殖民地及原料、市场而发动的战争，巴黎和会乃战胜一方（协约国）重新划分势力范围。本书为读者全面了解次世界大战及巴黎和会提供了一个不可多得的窗口。鉴于译者的学识、能力与精力有限，本书的翻译难免存在瑕疵或纰漏，请广大读者指正。我衷心希望，每一位读者能在本书中发现自己感兴趣的内容，也能不吝指出译文所存在的问题。对此，我将表示诚挚的感谢。 侯波于郑州，2020年3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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