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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編輯推薦：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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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选题作者是国内中国现代文学和文艺理论研究界的知名学者，*为突出的特点就是改变了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以作家作品为主要研究对象的一般格局，将“文献编目”、“稀见文献选编”和依历史线索梳理的方法结合起来，极大地拓展了目前的研究视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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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內容簡介：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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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现代文学基础理论与批评著译编纂史稿（1912-1949）》详细梳理了中国现代文学基础理论演进变化的轨迹，从具体解读代表性的理论著述入手，概要阐述了主要理论著述的核心思想与理论要点，有利于引导读者重新阅读原著及相关著作。填补了中国现代文学基础理论文献整理的空白，并且初步描画出了现代文学理论演进的具体历程，为中国现代文学的研究开拓了诸多新的学术生长点。为大学中文专业中国现代文学方向的学者和教师，以及中文专业的本科学生、硕士与博士研究生，用以在现有教材学习的基础上开拓视野，深化和拓展相关的理论研究，以进一步推进现代文学研究的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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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關於作者：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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贺昌盛（1968- ），男，湖北省十堰市人，2002年于武汉大学文学院获得文学博士学位，2002-2004年于南京大学文学院从事博士后研究工作，现为厦门大学中文系教授，博士生导师。主要从事文学基础理论、中国现代文论及文艺学学术史方面的研究，已在各级刊物发表学术论文70余篇，主持国家社科项目《晚清民初“文学”学科的学术谱系》及重点社科项目《中国现代文学基础理论文献的整理与研究》的研究工作，另参与多项国家社科基金及教育部社科项目的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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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目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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导言/1
第一编中国文学的理论转型与现代文学“理论”意识的初萌（1912—1920）
第一章传统中国文学系统中“理论”研究的一般地位及其
知识构成/7
第二章大学体制结构的转变与文学学科的初步确立/28
第三章转型时期文学理论著述的总体特点及其内在规律/42
第二编现代中国文学的理论储备——域外文学理论的译介与传统文学理论资源的留存（1921—1925）
第四章源自欧美的文学理论译介状况及其知识取向/53
第五章日本文学理论著述的译介与影响/79
第六章“西体中用”式的理论与批评/88
第七章传统“文学”观念的延续/98
第三编现代中国文学理论体系的确立（1926—1936）
第八章域外文学理论译介方式的转变——从“最新”理论
到知识溯源/107
第九章新文学作家的理论著述/194
第十章“唯物史观”的文学理论及其批评/239
第四编战时中国文学理论的多元形态（1937—1949）
第十一章“唯物论”经典文学理论的译介及其论争/287
第十二章左翼文学理论及其知识构架的基本确立/301
第十三章现代中国文学的重新定位/318
第十四章作为边缘理论形态的“现代主义”/343
后记/35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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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內容試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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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何构建具有中国自身民族特色的现代文学理论体系，一直是文学研究界持续关注的话题，而要构建和完善这一体系，除了需要积极地汲取文艺理论的最新学术成果，充分发掘和利用已有的文学理论资源，培植理论自身扎根生长的丰沃土壤，更是需要引起学界高度重视的关键问题。文献史料的整理研究作为中国传统学术研究的重要方法，近年来一直在逐步向各个学科延伸，事实证明，这种积极有效的方法不仅激发和开拓了很多全新的学术生长点，而且还能够促使各个学科在理论层面上趋于精细与稳固。近年来逐渐成为热潮的“中国现代文学文献/史料学”即是最为有力的例证。
就中国现代文学学科目前的研究境况而言，虽然在文献研究方面已经取得了较为丰硕的成果，但由于种种原因，既有的研究仍旧处于偏重单一向路、琐碎细微有余而宏观把握不足的状态之中。要走出目前中国现代文学研究的瓶颈，就必然需要将微观发掘与宏观建构密切地结合起来。文学理论在一定程度上一直起着统领中国现代文学学科之各项研究的职能，从宏观的文学基础理论文献的整理与研究入手，无疑是促进中国现代文学研究走向深入的关键步骤。
本项研究的成果包括以资料的搜集整理为目标的《中国现代文学基础理论文献编目》和《中国现代文学基础理论稀见文献选编》，以及对重点文献给予具体解读的《中国现代文学基础理论与批评著译编纂史稿（1912—1949）》三个部分。
现代中国文学理论的基本样态是在晚清时期“古今中西”交汇互生的情境中诞生并演进而来的，追溯其源头，大体可以概括为四种最为基本的向路：一是章太炎的广义“文学”论，可视为现代“人文/文化”研究的源头；二是刘师培的“修辞/文章”论，可归为文学之“语言/修辞”研究的一路；三是王国维的超功利“诗性/审美”说，已被视为中国现代文学审美论的发端；四是梁启超的“文以致用”论，沿袭并改造了传统中国的“文以载道”思想，可以看作是向现代文学社会学研究的转换。新文化运动以后，中国文学的总体面貌虽然与传统形成了迥然的差异，但文学思想上对于人文学、修辞学、审美论和文学社会学等不同重心的趋向与选择，与晚清时代所确立的基本路径并没有发生根本的变化。甚至从某种程度上说，整个现代中国的文学思想也正是由这四种基本的向路共同建构呈现出来的，只不过因其各自形态的或隐或现而常常被忽略与遮蔽而已。从世界范围的文学研究的趋势来看，这四种向路实际上与当下“文化研究”“形式理论”“审美主义”及“社会批判”等热点文学理论取向，其实有着潜在的呼应。《中国现代文学基础理论文献编目》即是从这种总体的宏观视角出发，对现有的基础理论文献资源给予了全面的筛选与汇总，而《中国现代文学基础理论稀见文献选编》则以具体个案的方式初步展示了四种向路的实际面貌，由此也为“中国现代文学基础理论文献总汇”的拓展性研究奠定了扎实的基础。
传统中国的文学理论是一种相对封闭的知识体系，在“政学”一体的制度性构架中，文学的地位一直是附属性的，文学理论的价值也一直不为人所重视。但自近代梁启超倡导新小说及王国维引进全新的审美理念开始，在以桐城派为代表的文人学者们所确立起来的“义理、考据、词章”的传统学术结构中，“词章”研究一途重新引起了人们的普遍重视，在“审美”这一新的维度的引领及大学“文学概论”课程的陆续开设等推动下，中国文学开始了自身的理论转型，民国初期的诸多著述就带有明显的过渡色彩。民初文学理论与批评方面的著述多数都历经一种从“去传统化”到译介、从编译到著述的过程，这类著述既显示出了中国学人对于“现代”意识的逐步认同，同时也意味着现代中国文学自觉的理论意识的萌芽，中国文学由此也开始了在理论领域重新建构其知识系统的历程。
在新的观念的指引下，新文学作家也自觉地将文学理论与批评的建设纳入了新文学总体发展的日程之中，以全新的角度与理论视野来展开批评的著述也日趋增多，这一点无疑为现代中国文学在理论范畴的逐步推进奠定了必要的基础。现代中国文学的理论建构是在域外文学理论与中国传统文学资源的双重刺激和影响下逐步发展起来的。在经历了初期的理论转型以后，中国文坛普遍开始将目光转向域外，并且在20世纪20年代前期掀起了广泛的文艺理论译介高潮。这个时期的译介渠道，一是直接译述欧美最新的理论著作，二是转道日本引进各式理论著述。在译介引进的同时，早期的理论家们也开始借鉴不同的理论观点来展开新的文学批评，并且在积极吸纳域外理论的基础上初步构建起富有自身民族特色的新文学理论的雏形，由此也形成了一种“西体中用”式的文学批评模式（用中国传统文学的范例来证明和强化西式理论的合法性）。当然，中国传统的文学观念在这个时期并没有完全消失，它们既在一定程度上延续了中国传统的“大文学”概念，同时也为新的文学理论的知识建构提供了某些必要的资源。
在广泛引进域外文学理论著述的基础上，中国理论家们开始自主建构自身文学理论的独立知识系统，现代中国文学的理论与批评也逐步进入到一个相对成熟的繁荣时期。从整体上看，这个时期的理论形态主要显示为三种类型：一是以欧美文学理论与批评为蓝本重新确立了现代中国文学的基本观念（文学的重新定位）与核心要素（主要理论范畴如想象、情感、思想、形式等）；二是以苏俄新兴文艺思想为蓝本初步建立了唯物史观文学论的理论框架；三是以寻求中外古今文学思想的对话与融合为目的形成了诸多“会通”式的文学理论文本。这三种理论类型基本上奠定了后世中国文学的主要理论模式。自1937年开始，由于抗战的爆发，现代中国的文学版图被划分成了多个不同的区域，加之现实需求及文学审美等多重诉求的影响，中国文学的理论形态也形成了多元并存的格局。但从另一方面来看，也正是因为战争因素的介入，现代中国文学才与人自身的生命体验及身份认同等发生了直接的关联；虽然这个时期的理论建构似乎出现了某种程度的停滞，但实际上，这一新的知识系统其实恰恰得到了切实的现实检验和深化。正因为如此，这一时期的那些被逐步强化起来的观念与范畴（如主题、形式、民族性、倾向性、题材、典型、世界观、创作方法等），才为后来“中国形态”的文艺思想与理论构架的真正确立奠定了根本的基础。多元形态的理论建设过程中，唯物论经典文学理论的译介及其论争是这个时期的一个重要的现象，后来对中国文学理论与批评影响至远的左翼文学理论及其知识构架，就是在这个时期基本确立起来的。同时，由于有了较为充分的理论资源及创作实践上的既有成果，持不同思想倾向的批评家们，也开始对中国新文学自身的基本性质及内在特征进行重新估价与定位。正是这些理论家们的持续努力，为富有中国特色的文学理论的最终成熟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与传统中国文学相比，现代中国的文学面貌已经发生了根本性的转变，而这种变化首先就是以“文学”自身在思想观念上彻底革新与理论知识的系统化建构作为突破口才得以实现的。一方面，革新与建构是基于对传统“经学/诗学”思想之有限性的深刻反思；另一方面也得益于在域外文学理论知识的启发之下对中国文学既有的思想理论资源所做出的系统的清理与整合。由此才逐步构建起了全新的现代中国文学的理论统系，即一种以“时间”维度上的文学史研究、“空间”维度上的域外文学研究，以及“科学”维度上的文学理论研究为基本支点的立体的理论知识系统。正是这三个维度的逐层叠加（知识增殖）才最终塑造了现代中国文学的整体理论雏形。《中国现代文学基础理论与批评著译编纂史稿（1912—1949）》所尝试勾勒的即是这一理论形塑的具体轨迹与一般形态。通过对1912—1949年30余年间所产生的几百部相关的理论与批评译述及著作的检视、梳理、考证和评判，来全面描述和展示现代中国文学理论家们的成绩与现代中国文学理论的学术风貌，以此勾勒出现代中国文学理论建设领域所走过的艰难而曲折的发展历程。
本丛书的突出特色主要有以下三个方面：其一，本丛书首次对凌乱分散乃至诸多稀见的文学理论文献进行了较为全面的发掘整理，从而使中国现代文学基础理论的文献有了一种清晰完整的面目；其二，本丛书将重点集中放在文学基础理论文献的专门性整理与研究上，以“编目”和“选编”的形式避免了目前文学史料研究方面习惯将创作文本与理论批评文本相互混杂的一般方法的弊端，为文学文献的整理研究探索了一种新的思路；其三，从“编纂史”的角度重新全面清理了中国现代文学理论的知识谱系，使得以往诸多被遮蔽的理论思想能够重新以较为清晰的面貌展示出来，以此也可为建立中国特色的文学理论体系提供必要的参照。文学理论文献的挖掘将在现代中国文学理论体系的建设、传统中国文学思想在现代的延续、域外文学理论在中国的传播与接受及变异等多个领域拓展出新的“问题域”，有利于激发和促进新的学术生长点的发掘、培育与巩固；同时也将在多个层面上促进中国现代文学学科及其不同向度的研究趋于更加精确和完备。本丛书在一定程度上突破了现有的“纯文学”理论的一般格局，对真正实现人文及社会科学领域的跨学科研究奠定了必要的基础，同时也为建立有汉语文学特色的理论系统提供了一定的理论支撑。
文学理论文献的搜集、整理与研究并不单纯是一种形式上的知识聚合，本丛书以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与方法论为指导，在合理利用学术前沿的最新科学研究方法的同时，充分汲取中国传统朴学与经典解释学方法的经验；融搜证、校注、辨伪、辑佚、考订等传统学术方法与现代“知识考古学”的“知识还原”“现象解释”为一体。力求探索出一条现代文献史料整理与研究的全新途径，以便为其他类型的文献史料整理与研究提供方法论层面上的借鉴。
贺昌盛
在新的观念的指引下，新文学作家也自觉地将文学理论与批评的建设纳入了新文学总体发展的日程之中，以全新的角度与理论视野来展开批评的著述也日趋增多，这一点无疑为现代中国文学在理论范畴的逐步推进奠定了必要的基础。现代中国文学的理论建构是在域外文学理论与中国传统文学资源的双重刺激和影响下逐步发展起来的。在经历了初期的理论转型以后，中国文坛普遍开始将目光转向域外，并且在20世纪20年代前期掀起了广泛的文艺理论译介高潮。这个时期的译介渠道，一是直接译述欧美最新的理论著作，二是转道日本引进各式理论著述。在译介引进的同时，早期的理论家们也开始借鉴不同的理论观点来展开新的文学批评，并且在积极吸纳域外理论的基础上初步构建起富有自身民族特色的新文学理论的雏形，由此也形成了一种“西体中用”式的文学批评模式（用中国传统文学的范例来证明和强化西式理论的合法性）。当然，中国传统的文学观念在这个时期并没有完全消失，它们既在一定程度上延续了中国传统的“大文学”概念，同时也为新的文学理论的知识建构提供了某些必要的资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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