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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編輯推薦： |
人的一生是靠先天决定还是后天培养？
一部探索人类心智的科学史，马特·里德利基因三部曲之性格天赋篇，透过基因科学回顾两百年先天·后天之争。
《经济学人》年度书籍，《纽约时报》《科学美国人》争相推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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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內容簡介： |
从各种类型的智商测验，到家长们给孩子报的各种课外班，还有无穷无尽的有关性格的“科学”理论，甚至铺天盖地的成功学……繁复纷呈的现象都在不知不觉中指向一个深刻的问题，人类的才能究竟是与生俱来还是源于后天的辛勤汗水？我们在成长、教育与面临人生选择时，这些问题一直在叩问着我们。努力还是躺平？“鸡娃”还是放养？是改变还是接受自己的性格？
这些日常问题并没有一个简单的答案。
从19世纪后半叶，到20世纪，对于人类智商、性格乃至品格是先天还是后天的争论一直喋喋不休。达尔文、高尔顿、巴甫洛夫、弗洛伊德、涂尔干、乔姆斯基都先后加入这个论战中，但一切的答案直到21世纪初，人类基因组的秘密被揭开后，才慢慢浮出水面。
基因组从分子生物学层面，为我们更深入探讨人类的行为提供了工具。但在过去近两百年的科学家、哲学家、心理学家的争论中，无数思想与实践层出不穷，在21世纪的时间点上，我们终于有了相对可靠的工具去审视前人的成果。
于是，本书应运而生。本书回顾了近两百年的先天后天之争，并通过现代科学的观点来回顾这场争论，一点点展开现代生物学与人类行为的画卷。
而本书能让我们更了解自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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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關於作者： |
[英]马特·里德利（Matt Ridley）
英国科普作家，科学家，拥有世袭子爵头衔的英国上议院议员，纽卡斯尔英国国际生命中心的创始主席，纽约冷泉港实验室客座教授，他同时还是英国皇家文学会会员、英国皇家医学会会员、美国艺术与科学院院士。因其在科学、环境学与经济学领域的著作而闻名。早年就读于伊顿公学与牛津大学莫德林学院，主修动物学，并因对雉鸡的繁育系统研究而获得博士学位。
他的成名作为《理性乐观派》，同时还著有《基因组》《先天后天》《美德的起源》的“基因三部曲”，以及畅销书《自下而上》。《福布斯》杂志称其为英国的尤瓦尔·赫拉利。
他也曾因为TED上的演讲“When Idea Have Sex”讨论思想交融与生物繁衍的相似性而轰动一时。
他的知名科普著作《基因组》中文版曾获得届文津奖，2021年新版由华大基因CEO尹烨博士翻译，并得到了包括钟南山院士在内的8名院士的推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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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目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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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 言
12个有胡子的人
第1章
万物之灵·1
第2章
众多本能·35
第3章
先天与后天：绝妙的对偶·69
第4章
疯狂的原因·102
第5章
基因的第四维度·132
第6章
成长岁月·160
第7章
学习经验·189
第8章
文化之谜·215
第9章
“基因”的七种含义·248
第10章
一组悖论式的寓意·268
结语
稻草人·299
附录A 关于作者·306
附录B 关于本书·313
附录C 延伸阅读·318
致谢·321
译者后记·324
注释·3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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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內容試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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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 言|
“真相揭示：人类行为的奥秘”，英国星期日报纸《观察家报》（Observer）2001年2月11日的头版通栏标题中写道，“环境，而非基因，决定了我们的行为”。这事要从克雷格·文特尔（Craig Venter）说起，他在基因界白手起家，创办了私营公司来研究人类（他自己的）基因组的全部序列，与一个由税收和慈善团体资助的国际联合组织展开竞争。这一序列—由4个字母排列组合而成的、包含30亿个化学字母的字符串，包含了一个人身体构成和运转所需的全部成分—会在稍晚些时候刊出。初步研究表明，人类基因组中只有3万个基因，并非几个月之前许多人估算的10万个。
记者已经知道相关细节，只不过被禁止登出消息。但是，文特尔在2月9日里昂的一次公开会议上透露了此事。当时《观察家报》的罗宾·麦凯（Robin McKie）是会议的听众之一，他立即明白3万这个数字已不再是秘密了。他找到文特尔，问他这么说是否意识到自己打破了报道禁令，文特尔说自己知道。在基因研究日趋激烈的竞争中，文特尔已不是次抢在对手之前让研究结论登上了头条。“我们的基因根本不足以证明生物决定论是正确的，”文特尔告诉麦凯，“人类物种呈现的奇妙的多样性和遗传密码之间并没有必然联系。我们生存的环境才至关重要。”
继《观察家报》之后，其他报纸也纷纷报道此事。“基因组的重大发现震惊了科学家，基因图谱中所包含的基因比之前以为的要少得多—DNA（脱氧核糖核酸）没那么重要了。”《旧金山纪事报》在该周日晚些时候这样刊登。各类科学刊物迅速破除之前的禁令，这一消息通过报纸传播到世界各处。“基因组的分析结果是人类基因数量其实要少得多。”《纽约时报》也发出这样的感叹。这并不仅仅是麦凯曝出的独家新闻，其实文特尔早就定下了基调。
这一切就像是在缔造一个新的神话。事实上，人类基因的数量多少并不能改变什么。文特尔的发言中隐含了两个不合逻辑的推论。，基因数量少说明环境对人的影响更大；第二，3万个基因“太少”，不足以解析人类本性，要是有10万个基因还差不多。人类基因组计划领导者之一，约翰·萨尔斯顿（John Sulston）爵士在几周后告诉我：即便只有33个基因，每一个有两种变异（比如打开和闭合），也足以让世界上的每一个人都独一无二。把一枚硬币掷33次，这33次的投掷结果可以有100亿种左右的组合。因此，3万绝不是一个小数字，2的3万次方这个数字会大于已知宇宙中所有粒子的总和。此外，如果说基因数量少就意味着更高的自由度，那么岂不是果蝇比人更自由，细菌也更自由，那病毒就成了生物界的约翰·斯图亚特·穆勒们。
幸运的是，无须通过如此复杂的计算来安抚民众。这则看似丢脸的消息说蠕虫拥有的基因数量比人类要高出两倍，但没有人因此便当街垂泪。没必要扯着10万这个数字不放，那只不过是一个胡乱的猜测。然而，在一个世纪以来有关环境论与遗传论的争论无休无止的情况下，这则新闻的刊出有助于推翻先天与后天必然对立的刻板印象。除了爱尔兰问题之外，先天后天之争是在刚结束的那个世纪里没有进展的争论。经历了染色体、DNA和抗抑郁药的发现，先天后天之争依然没有定论。2003年它引发的争论的激烈程度丝毫不亚于1953年的那场，那一年发现了基因结构；同样也不逊色于1900年的争论，也就是现代遗传学开始的那一年。甚至在人类基因组刚诞生时，就有人宣称这是后天与先天的战斗。
50年后，人们终于听到呼吁结束这一争论的理智之音。人们对于先天后天相互对立有许多种说法，有的说这些已经消亡和完结了，有的说这些是无用和错误的—这是一种荒谬的二分法。但凡有一点常识的人都知道，人类是先天与后天交互作用的产物。但是，依然没有人能终止这场争论。在声称这场争论无用或已结束以后，提出者本人又投身于斗争中，开始指责他人过分强调一个或另一个。争论双方，一方是天生论者，我有时也会称为基因论者、遗传论者或是先天论者；另一方是经验论者，我有时也会称为环境论者或是后天论者。
让我开诚布公地说吧，我认为人类行为是由先天和后天共同决定的，我并不仅仅支持任何一方，但这并不意味着我采取“中间路线”的妥协方式。正如得克萨斯州政治家吉姆·海托华所说的：“路中间除了双黄线和动物死尸之外，什么都没有。”我想表明的是，基因组的确改变了一切，这并不是因为它终结了这场争论或让一方取得胜利，而是因为它充实了双方的论据，直至使两者在中间交会。基因如何实际影响人类行为，以及人类行为又如何影响基因，有关这些问题的发现可以让我们从一个崭新的视角来看待这个争论，先天与后天的关系不再是相互对立，而是交互作用。人类基因的形成可以从后天中找到线索。若要领会已发生的一切，你就必须抛弃曾经信奉的观念，敞开心扉。你会进入一个崭新的境地，在这里，你的基因不再是扯动你行为之线的木偶主人，而是一个被你的行为牵引着的木偶；在这里，本能并非与学习相对立，环境影响并不如基因那般可以逆转；在这里，先天专门是为后天而设计的。这些普通且看似空洞的短语次在科学中被赋予了生命。我打算从基因组深的隐蔽处来讲述这些奇特的故事，以此说明人类大脑是如何为了后天而塑造的。简言之，我的观点就是，我们越是深入地揭开基因组的真相，就能越多地发现基因受到经验的影响。
我想象出一张拍摄于1903年的照片。照片上有一群参加某次国际会议的男人，会议地点位于某个时尚之地，比如德国的巴登巴登或法国的比亚里茨。也许“男人”这个用词并不准确，因为尽管那儿没有女人，却有1个小男孩、1个婴儿和1个幽灵；不过其他人都是中年或老年男性，他们都是白人，大多都很富有。也许是因为与时代潮流相符，这12个人大都蓄有浓密的胡子。他们中有2个美国人，2个奥地利人，2个英国人，2个德国人，1个丹麦人，1个法国人，1个俄国人和1个瑞士人。
唉，这只是一张想象出来的照片，其实照片上很多人互相从未碰过面。但是，就如同1927年在索尔维会议上所拍摄的那张著名物理学家的合影一样（照片上有爱因斯坦、玻尔、居里夫人、普朗克、薛定谔、海森堡和狄拉克），我的这张照片也捕捉到科学研究里各种新观念交会的躁动时刻。5我这里提及的12个人，串起了20世纪中有关人类本性的所有主导性的理论。
在图片上方盘旋的幽灵是查尔斯·达尔文，他已在照片拍摄的11年前过世，他也是所有人中胡须长的。达尔文的理念是，通过类人猿的行为来探寻人类特征，并证实二者都具有人类行为的普遍特征，比如微笑。坐在左边远处那个年迈的绅士是达尔文的表弟弗朗西斯·高尔顿。他虽已81岁，但看上去体格强健。他那浓密的白色络腮胡子挂在脸颊两边，像两只小白鼠。他是遗传论狂热的捍卫者。坐在高尔顿旁边的是美国的威廉·詹姆斯，他61岁，胡子轮廓修成方形，却不太整齐。他倡导本能说，坚称与动物相比，人类更多地由本能支配。高尔顿的右边坐着一位植物学家，在一群专注于人类本性的人中间，他显得有点像局外人。他不太高兴地皱着眉头，胡子乱蓬蓬的。他是丹麦人雨果·德弗里斯，55岁。他揭示了遗传定律，意识到早在30年前，摩拉维亚的一个修道士格雷戈尔·孟德尔就已发现遗传的基本规律。德弗里斯的旁边是俄国人伊万·巴甫洛夫，54岁，留有浓密的花白胡子。他捍卫经验论，相信解析人类心智的关键在于条件反射。巴甫洛夫的脚边坐着约翰·布鲁德斯·华生，唯独他把胡子刮得干干净净。他把巴甫洛夫的理论转化为“行为主义”，并提出著名宣言：只要通过训练便可以改变人的个性。站在巴甫洛夫右边的是体态微胖、戴着眼镜、留着小胡子的德国人埃米尔·克雷佩林，和下巴胡须整整齐齐蓄着的维也纳人西格蒙德·弗洛伊德。他俩都是47岁，都处于影响几代精神病专家的痛苦阶段。这时，精神病学已远离“生物学”的解释，转而投向研究个人经历的两个不同概念。弗洛伊德的旁边是社会学的奠基人、法国人涂尔干，45岁，胡须非常浓密。他坚持认为社会事实是一个整体，它的作用大于组成它的各部分之和。从这方面来说，坐在旁边的德裔美国人弗朗茨·博厄斯算得上是他的心灵伴侣了。博厄斯打扮时髦，小胡子向下微卷，脸上有因决斗留下的伤疤。他越来越坚信是文化塑造了人类本性，而不是本性造就文化。站在前边的小男孩是瑞士人让·皮亚杰，他的模仿与学习理论即将在20世纪中叶取得成果。他的下巴没有胡须。那个坐在婴儿车里的人是奥地利人康拉德·劳伦兹，他将于20世纪30年代复兴本能理论研究，并提出“印刻效应”的核心理念。他蓄着浓密的山羊胡子。
我并没说这些人一定是人类本性研究中伟大的专家，也没有说他们都同样才华横溢。仍然有许多人，无论是已过世还是未出生的，都值得放到这张照片里。其中应该有大卫·休谟和伊曼努尔·康德，只不过二人过世已久（当然在此达尔文是个例外）；还应该有现代理论家乔治·威廉斯、威廉·汉密尔顿和诺姆·乔姆斯基，但他们当时还未出生；当然还得有珍妮·古道尔，她发现猿猴具有个体差异性；也许这张照片还应该包括一些更有见地的小说家和剧作家。
但是我要表明，这12个人都有一些惊人之处。他们是对的，当然并不是指所有时候都正确，也并非一直都正确，而且我并不是指道德上的正确。他们都在宣扬自己的观念和批判他人的理念中大获全胜。他们其中的一两个有意或无意引发了对“科学”政策的怪诞歪曲，这将对他们的声誉造成永久性影响。然而，我说他们全都是对的，是因为他们不遗余力地贡献出自己原创性的观念，其中包含了真理的种子，从而为科学之墙添砖加瓦。
人类本性实际上是一个结合体，它混合了达尔文的普遍性、高尔顿的遗传、詹姆斯的本能、德弗里斯的基因、巴甫洛夫的反射、华生的关联、克雷佩林的历史、弗洛伊德的形成式经历、博厄斯的文化、涂尔干的劳动分工、皮亚杰的发展和劳伦兹的印刻效应。你会发现，以上内容都能影响人类心智。所有关于人类本性的论述必须要包括这些才算完整。
但是在此我要开辟一片新天地，如果将一切现象归为先天与后天，或者基因与环境的大类里，那是极具误导性的。相反，如果想要逐个理解所有的现象，你就得了解基因。基因允许人类心智去学习、记忆、模仿、印刻、吸收文化并表达本能。基因不是牵动木偶的主人，不是一幅蓝图，也不是遗传的搬运工。它们在生命过程中是积极的，牵动着彼此开启或闭合，它们会对环境做出反应。它们也许在子宫里指挥身体和大脑的形成，但随即又可能对已建成的东西进行拆卸和重建—这是对经验的回应。它们既是我们行为的原因，也是其结果。有时候，争论中“后天”一方的捍卫者会为基因的力量和必然性所吓倒，但他们忘了至关重要的一点：基因是站在他们一方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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