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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編輯推薦： |
汉武帝晚年的“巫蛊之祸”是怎么回事？秦始皇焚书坑儒的真相是什么？
一代才女上官婉儿在唐代扮演了怎样的角色？为什么王安石变法饱受千年争议？
明清君主如何在漫长的君相斗争中胜出从而大权独揽？18世纪的“中国热”因何转冷？
……
《跟着唐博学历史》（全三册）分为《秦汉肇基》《唐宋转型》《明清变局》，三者既独立成册又承上启下。秦汉百家争鸣奇华竞放，唐宋八百年尽显中古辉煌，明清帝国成落日余晖。全书融故事、科普、思想于一体，循政治、经济、文化三重线索，在纷繁史料中去枝留干，带你读懂中国历史的悲喜跌宕。
1.央视《百家讲坛》80后主讲人、清史泰斗戴逸先生关门弟子唐博，以多年治史、教学经验写给大众的“中国通史”。
2.通过政治、经济、文化三大维度，讲述自秦汉以来两千多年的中国古代历史进程。有帝王将相的跌宕起落，也有普通百姓的悲喜日常。全书体系完整，结构清晰，通俗易懂。
3.它还是一套适合初高中学生细读的多用途著作：有教学辅导书的特质，却不囿于辅导书的刻板框架，让学生在“悦读”中拓展知识面，储备丰沛的历史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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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內容簡介： |
《跟着唐博学历史》（全三册）是央视《百家讲坛》80后主讲人、清史泰斗戴逸先生关门弟子唐博写给大众的“中国通史”。本书体系完整，结构清晰，从浩繁史料中提取一个个精彩历史小切面，循政治、经济、文化三重线索，形成具有纵深感的历史论述格局，梳理数千年中国古代史脉络。作者不仅讲解生动透彻，且提供了鲜有史料，让读者能够从另一种角度建构起更新颖科学的历史观和方法论。
《秦汉肇基》：先秦秦汉、魏晋南北朝，是中国历史乃至中华文明的肇始和奠基——政治上，郡县制和分封制拉开了集权和分权的漫长较量；经济上，核心产业的官营与私营利弊并存，政策时紧时松；文化上，从百家争鸣到独尊儒术，形成文化大一统的趋势。
《唐宋转型》：隋朝昙花一现、盛唐国力空前、两宋积贫积弱都聚焦于中华文明的“转型”——政治上，分权与集权的博弈仍旧是主轴；经济上，制度、交通和科技三大革命是关键基石；文化上，理学和文学为典型代表，理学诞生了新儒学，古典文学达到鼎盛，市民文化开始崛起。
《明清变局》：六百年大变局悲喜跌宕，承上启下——政治上，皇权专制制度不断强化，两千年来的君相之争以君主的完胜告终；经济上，“重农抑商”依然是总基调，但城市化和商业化进展注入了新因素；文化上，开创少总结多，市民文化勃兴，西学东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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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關於作者：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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唐博，历史学博士，财经专栏作家。《百家讲坛》80后学者。毕业于中国人民大学清史研究所，师从戴逸教授，主攻中国近现代经济史、城市史，曾参与国家清史纂修工程。出版《我们这辈子：清朝皇帝回忆录》《亲历三百年：明朝皇帝回忆录》《住在民国：北京房地产旧事（1912－1949）》《驿站小史》《清案探秘》等多部专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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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目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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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秦汉肇基》
自序
引言
第一专题 集权与融合：传统政治的肇基
第一章 摇摆：分封与郡县的迷局
第二章 梦魇：脱不开的皇权漩涡
第三章 血火：在硝烟中共生
第二专题 私有与官营：传统经济的肇基
第四章 分地：从井田到私田
第五章 资源：从放任到专营
第六章 要素：从蒙昧到进步
第三专题 百家与一家：传统文化的肇基
第七章 百家争鸣：奇华竞放的时代
第八章 不一样的儒家
第九章 书写秦砖汉瓦
第四专题 梦境与困境：传统个性的肇基
第十章 从唯才是举到阶层固化
第十一章 从解民倒悬到脱离实际
第十二章 跳脱脸谱，追根溯源
《唐宋转型》
引言
第一专题 分权与集权：政治的转型
第一章 宫斗：改写历史的“女人”与“政变”
第二章 宰相肚里能撑船：三省六部的嬗变
第三章 我的地盘谁做主：再谈藩镇割据
第二专题 外向与内敛：经济的转型
第四章 制度转型
第五章 科技进步
第六章 活在唐宋
第三专题 理学与文学：文化的转型
第七章 有特色的新儒学
第八章 诗词璀璨的大时代
第九章 市民文化的新平台
第四专题 奇葩与日常：个性的转型
第十章 走下神坛的明君
第十一章 走上前台的“女神”
第十二章 “外战外行，内战内行”
《明清变局》
引言
第一专题 君相之争大结局
第一章 丞相的存废
第二章 “特务”遍地走
第三章 奏折：改写政治史的纸片
第二专题 落日余晖看经济
第四章 过日子
第五章 面向海洋
第六章 跨越城乡
第三专题 戴着镣铐修文治
第七章 士大夫的头脑风暴
第八章 全世界的“中国热”及其冷却
第四专题 被误读的历史
第九章 被误读的改革
第十章 被误读的大战略
第十一章 被误读的英雄
第十二章 被误读的战争
写在最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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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內容試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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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序
二十年前，我做中学生，以1999年河南省高考历史状元的成绩告别高中生涯，考入中国人民大学。
十几年前，我当中学老师，在北京胡同里的一所重点中学执教高一高二，跟重点班、普通班都打过交道。
近几年来，我上央视百家讲坛开讲，随后应邀到很多高校、企业、中学和图书馆、书店作历史学科普的讲座报告。
执教的过程中，不少师生跟我反映，如何消化历史知识并融会贯通，如何把握陌生新史料，是一个关键，同时也是一个难点。
授业的过程中，不少听众，特别是职场人士跟我反映，他们对历史这门学科的感受是五味杂陈：很喜欢听历史故事，但不喜欢死记硬背；对历史悬案十分着迷，但不愿看晦涩的古代文献和学术专著，误以为影视剧里的戏说就是真正的历史；想从历史海洋中寻找规律，又捋不清中国历史的大势究竟是什么。对于普通公众来说，学历史有热情，但不容易。
正常的逻辑，是占有的资源越多，学起来越游刃有余。说白了，就是要大幅拓展知识面，储备丰沛的历史信息，阅读更多的文献资料，再付之以恰当的学习方法和一定量的知识记忆，此为学好历史的不二法则。然而，无论是寒窗苦读的学生，还是职场打拼的精英，日常学习工作任务繁重，时间有限，很难有精力把浩如烟海的历史文献读个遍。《跟着唐博学历史》这套书就是用来解决这个问题的。
这是一套多用途的小书。
——它在讲故事。无论是鲜为人知的，还是耳熟能详的，都娓娓道来。
——它在高端科普。不仅普及历史知识，更梳理了横向和纵向的宏观脉络，带着读者一起，探寻历史发展的规律，总结历史的经验教训。
——它是思想结晶。凝结了我求学、从教多年来的经验和体验，它旨在用故事来引领兴趣，提炼线索，搭建框架，兼顾宏观和微观，帮助读者学会读史料、找重点、培养辩证思维，让所有的读者都能建构起科学合理的历史观和方法论。既能抛砖引玉，提升历史学习水平，更能塑造爱国情操和健康人格。
2015年，习近平总书记在致第二十二届国际历史科学大会的贺信中强调，历史研究是一切社会科学的基础。作为“基础”，需要形成横向到边、纵向到点的立体化、网格化格局，才能更扎实、更牢靠。在这套小书里，我愿以历史故事为点，三条线索成面，点、线、面结合，搞清历史脉络，探索历史真谛。
唐博
2020年8月18日
神秘的巫蛊
关于“巫蛊”，宋代学者洪迈在《容斋续笔》中说：“汉世巫蛊之祸，虽起于江充，然事会之来，盖有不可晓者。”看起来，“巫蛊”来头不小。
电影《狄仁杰之神都龙王》中，敌对势力通过在茶饮中放置“蛊”，导致皇帝和高官集体犯病，试图趁机发动政变，颠覆唐王朝。
这一与武则天时代“食品安全”有关的情节，令人印象深刻。其中提到的“蛊”，其实就是一种人工培养的毒虫。而“巫蛊之术”，则是用这些毒虫的毒素去害人。
具体做法，是将蜘蛛、蝎子、蟾蜍、毒蛇、蜈蚣等毒虫放到一个容器里，密闭十天，开封后存活者为最毒，将其饲养成“蛊”，再把蛊的粪便投放到水井或粮食里。人吃进肚里就会长虫子，逐步腐蚀消化器官，导致身体虚弱溃烂而死。
由于缺乏医学知识，古人谈蛊色变，加之封建迷信盛行，很容易将放蛊跟巫术联系起来。坊间流传甚广的一种巫术是用桐木制作木偶人，上面刻上被诅咒者的名字和生辰八字，用魔法对其诅咒，或用箭射、用针扎、用刀戳。而后将其埋在被诅咒者的住处附近。巫蛊之术的魔法，据说可以将被诅咒者的灵魂控制或摄走。
历史上，使用巫蛊之术进行诅咒的案例并不罕见。比如汉武帝时期，皇后陈阿娇（成语“金屋藏娇”的原型）曾因失宠而对情敌卫子夫施以巫蛊之术，东窗事发后被汉武帝废掉，为此牵连伏诛者数以百计。
或许，连皇帝都对巫蛊之术的神秘莫测深感恐惧，甚至深恶痛绝。于是，汉唐两代的律法对其明令禁止。《汉律》规定，饲养蛊虫成形并致人死亡者，本人处死，其家人流放三千里。《唐律》规定更严，养蛊未成形者流放，成形者杀头。尤其是宫廷人员，绝对禁止学习和使用巫蛊之术。可是，依然有人以身试法，甚至酿成悲剧。
汉武帝一生最值得夸耀的政绩，便是北击匈奴大获全胜。为了阻挡汉军北上，匈奴使用巫术“诅军”，将患传染病的牲畜放到汉军途经地域的水源附近，或故意将携带传染性病毒的牲畜甩给汉军。
随着汉军班师回朝，这些病毒也就带回内地，迅速传染，竟然导致西汉中后期疫病横行。汉武帝晚年多次染疫，汉昭帝二十一岁去世，霍去病二十四岁去世，可能也都是死于疫病。
面对举国大疫的严峻形势，汉武帝当然不可能从生物战和医学角度考虑，而是坚信这跟巫蛊之术有关。因此，天汉二年（前99年），他传旨“止禁巫祠道中者”，全面搜捕巫蛊。
这场大搜捕颇有斩获。太始元年（前96年），合骑侯公孙敖的妻子使用巫蛊之术事发，导致灭门之祸。
五年后，也就是征和二年（前91年），丞相公孙贺的儿子公孙敬声遭人举报，说他使用巫蛊之术诅咒皇帝。按说，公孙贺身为丞相，权倾一时，且跟皇帝是“一担挑”（其妻是皇后卫子夫的姐姐），没人敢招惹他，可偏偏生了个坑爹的儿子。公孙敬声仗着父亲的声威和自己身居的公卿大位（官至太仆），骄奢违法，擅自挪用北军经费一千九百万钱，案发后被捕。看样子，这是死罪。
儿子被捕，老子肯定着急。公孙贺跑去向皇帝兼连襟求情，希望立功赎罪，换得儿子减刑乃至获释。他向皇帝提出，自己愿意去追捕一直通缉但尚未抓获的阳陵大侠朱安世，以换回儿子的命。
有救儿子的动力，公孙贺办案很卖力。不久，朱安世落网。当他获悉其中原委后，仰天大笑道：丞相将要祸及灭祖了。朱安世在狱中上书，举报公孙敬声与阳石公主通奸，并派人在长安到甘泉宫的驰道上埋设木偶人，安排巫师诅咒皇帝，行巫蛊之术。
朱安世作为江洋大盗，有能耐逍遥法外多年，就有能耐搞出物证，让举报的事坐实。于是，公孙贺非但没能救出儿子，还把自己赔进去了。结果，公孙贺父子死于狱中，全家灭门。
值得注意的是，公孙敖跟卫青交情深厚，曾在塞外共同打击匈奴，是战友；公孙贺是皇后卫子夫的姐夫，当然也是卫青的姐夫；阳石公主是汉武帝和卫子夫所生的女儿。这样一来，公孙家族的巫蛊案，就把卫子夫家族牵连进去了。
几个月后，卫子夫的亲生女儿诸邑公主、阳石公主，以及卫青的儿子卫伉（长平侯）也都被处死。更糟糕的是，经此变故，时在甘泉宫避暑养病的汉武帝，对留守长安宫的皇后卫子夫，以及卫子夫所生的太子刘据不再信任，反倒把纠治公孙家族巫蛊案的责任，委托给了新任丞相刘屈氂和御史章赣。
刘屈氂贵为丞相，自然不会事必躬亲。于是，他把案件查办的具体工作委托给了一个名叫江充的宠臣。后来的事实证明，正是这个江充，成了整个案件最大的“搅屎棍”。
江充其人，早年只是邯郸市井无赖，由于貌美年轻的妹妹嫁给了赵王的太子刘丹，才得以攀上赵王的高枝，出入赵王府成了座上宾。几年后，只因跟刘丹发生矛盾，便进京告状，举报刘丹的种种不法行为。
恰好，此时汉武帝正在设法削弱同姓诸侯王的权力，对王爷们的家属管束很严。江充的举报正中汉武帝下怀。刘丹获罪处死，而江充则相当于纳了投名状，获得了汉武帝的信任，从而进入了最高决策者的视野。
江充曾以谒者身份出使匈奴，随机应变，表现卓越。他曾担任“直指绣衣使者”，“督三辅盗贼，禁察逾侈”，主管京城治安。
有皇帝撑腰，他便放手碰硬，收拾了不少王公贵族。比如汉武帝姑姑馆陶公主的车队，违规在御用驰道上奔驰，江充下令将车辆没收充公；太子家使违规在御用驰道上驾车奔驰，他断然拒绝太子的亲自说情，执意要把这位家使绳之以法。
如此一来，江充在汉武帝心目中，就留下了“奉法不阿”的忠臣印象，职位也一再提升。
虽有皇帝撑腰，官运亨通，但江充还是深感自己得罪的人太多，特别是因惩办太子家使一事得罪了太子。眼下汉武帝岁数大了，身体多病，一旦太子接班，自己难逃被报复的命运。于是，他想先发制人，找机会干掉太子和皇后卫子夫。公孙家族的巫蛊案提供了契机。
在刘屈氂的支持下，江充向汉武帝奏陈，说皇帝患病的原因，在于“巫蛊”，并自告奋勇去抓“巫蛊”。他还指使巫师檀何忽悠说，“皇宫中大有蛊气”，不赶紧祛除，皇帝的病就好不了。汉武帝欣然相信，让江充组建专案组，甚至允许他进宫调查。
获得授权后，江充的矛头直指卫子夫和太子刘据。他任用了一批来自匈奴和西域的巫师。这些人多半来自敌国，本就有扰乱汉朝的图谋，如今跟江充不谋而合，沆瀣一气，通过查巫蛊，罗织罪名，严刑拷打，一些人受刑不过，被迫诬告，从而纠治范围越来越广，株连几万人，把长安城搞得鸡犬不宁。江充还带人进宫，挖地三尺，搞得后妃太子连觉都没地方睡。
如此折腾，当然还是有“战果”的。江充在太子宫里挖出了扎过针的桐木人偶和写有咒语的帛书，并准备据此上报汉武帝。事实上，这本是他指使巫师事先埋进去的。然而，刘据有冤无处申，迅速陷入困境。在跟幕僚商议后，他决心与其坐以待毙，不如赶紧动手，以免重蹈秦末太子扶苏的悲剧。
随后，太子派人捕杀了江充等人，向侍卫分发武器，全城搜查并处死了上林苑的巫蛊术士，并向百官宣布江充谋反。当然，他所做的一切，都向卫子夫做了汇报。
可是，刘据百密一疏，让江充专案组的成员宦官苏文侥幸逃脱。他跑到甘泉宫，向汉武帝控诉太子起兵谋反。据《资治通鉴》载，汉武帝起初不信，认为“太子必惧，又忿（江）充等，故有此变”。他派使者去召太子入见。这时，使者不敢去，便编了瞎话糊弄汉武帝，说“太子反已成，欲斩臣，臣逃归”。俗话说，疏不间亲。何况甘泉到长安的距离并不遥远。可事到如今，汉武帝被“三人成虎”给忽悠了，父子两人的距离越来越远。
汉武帝一生致力于加强皇权，晚年却感到了大权旁落的恐惧。他震怒了，他要把任何威胁皇权的苗头压下去。于是，刘屈氂奉旨率军平叛。长安城内，双方激战五天，死者数万。最终，太子寡不敌众，兵败逃离长安。皇后卫子夫走投无路，自杀身亡。
政变平息了，但汉武帝的心绪久久不能平静。皇帝盛怒，大臣们自然不敢吭声。只有壶关三老令狐茂上书说了一些公道话：
臣闻父者犹天，母者犹地，子犹万物也。故天平地安，阴阳和调，物乃茂成；父慈母爱，室家之中子乃孝顺。阴阳不和，则万物夭伤；父子不和，则室家丧亡。故父不父则子不子，君不君则臣不臣，虽有粟，吾岂得而食诸！昔者虞舜，孝之至也，而不中于瞽叟；孝已被谤，伯奇放流，骨肉至亲，父子相疑。何者？积毁之所生也。由是观之，子无不孝，而父有不察，今皇太子为汉嫡嗣，承万世之业，体祖宗之重，亲则皇帝之宗子也。江充，布衣之人，闾阎
之隶臣耳，陛下显而用之，衔至尊之命以迫蹴皇太子，造饰奸诈，群邪错谬，是以亲戚之路隔塞而不通。太子进则不得上见，退则困于乱臣，独冤结而亡告，不忍忿忿之心，起而杀充，恐惧逋逃，子盗父兵以救难自免耳，臣窃以为无邪心。《诗》曰：“营营青蝇，止于樊；恺悌君子，无信谗言；谗言罔极，交乱四国。”往者江充谗杀赵太子，天下莫不闻，其罪固宜。陛下不省察，深过太子，发盛怒，举大兵而求之，三公自将，智者不敢言，辩士不敢说，臣窃痛之。臣闻子胥尽忠而忘其号，比干尽仁而遗其身，忠臣竭诚不顾 钺之诛以陈其愚，志在匡君安社稷也。《诗》云：“取彼谮人，投畀豺虎。”唯陛下宽心慰意，少察所亲，毋患太子之非，亟罢甲兵，无令太子久亡。臣不胜惓惓，出一旦之命，待罪建章阙下。
大致意思是说，太子发动政变，只是由于进不能面见皇上，退则被乱臣陷害，独自蒙冤，无处申诉，只能起兵杀死江充，又怕皇上降罪，只好逃亡。太子这么做，只是为了自保。当此危难关头，大家都噤若寒蝉，但作为皇帝和父亲，应当平心静气，放宽胸怀，不要对太子的错误耿耿于怀，应当立即结束对太子的征讨，不要让他长期逃亡在外。
良药苦口，忠言逆耳，汉武帝看完，也深受触动。不过，他并未下达赦令。太子刘据逃到湖县（今河南灵宝），躲在一户穷人家里勉强度日。可终究逃不过“群众的眼睛”。在官府的围捕过程中，太子拒捕自杀，收留他的户主也死于非命。
一年后，汉武帝冷静下来，对巫蛊之祸有反思，有察觉，却没有勇气推翻自己此前的所作所为。当事人可以继续彷徨，旁观者却看出了其中的门道。据《汉书·武帝纪》载，负责守护高祖刘邦庙的郎官田千秋上书为太子鸣冤：“子弄父兵，罪当笞；天子之子过误杀人，当何罪哉！臣尝梦见一白头翁教臣言。”
田千秋为汉武帝找了个台阶，汉武帝本已有所悔悟，当然就坡下驴，将刘据起兵定性为“子弄父兵”。紧接着，江充、刘屈氂被灭族，宦官苏文被处死。在太子丧生的湖县，汉武帝派人修建了思子宫和归来望思台，寄托自己的哀思。
巫蛊之祸对晚年的汉武帝刺激很大，触发他反思为政几十年的经验教训，并颁布《轮台罪己诏》，改变战争政策，推行禁苛暴、止擅赋、力本农、修马政等休养生息的新政，遏制了汉武帝晚期的社会危机，为汉昭帝、宣帝时期的“中兴”创造了条件。
汉武帝去世后，年仅八岁的幼子汉昭帝即位。十几年后，汉昭帝去世，太子刘据之孙刘询被人从民间找到，并立为新皇帝，就是汉宣帝。由于刘据的三子一女均死于巫蛊之祸，刘询便成了刘据一系的独苗。该谁的，终究会还给谁。只是时间迟些，过程麻烦些，受苦多些。
刘询为自己的爷爷确定了“戾”的谥号。按照《说文解字》的解读，“戾，曲也，从犬出户下。戾者，身曲戾也”。因此，“戾”有蒙冤受屈的意思。后人也就将刘据称为“戾太子”。
戾太子的悲剧，表面看来是巫蛊之祸引发，夹杂了许多偶然因素，但拨开历史的表象，我们不难发现，这恰恰反映了皇权斗争的残酷性。与其他类型的权力相比，皇权具有独占性、排他性、终身性和世袭性。为了皇权，人的自然本性会被扭曲。皇权面前，亲情、友情也会一钱不值。
在君权无限、皇权至上的理念成为社会共识的同时，那些身处宝座之下的人对皇位的觊觎也就成为必然。“前见子杀父，后见弟杀兄”的血腥场景仍旧一再上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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