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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編輯推薦： |
★当代朱子家礼学研究大家吾妻重二多年研究的集大成之作。
★东亚文明以“礼”为特征，礼之本必在于家，而家礼文化以《朱子家礼》为宗。
★研究内容从文献版本流衍到礼仪实践，包括《家礼》版本考、宋代家庙考、东亚儒服考、丧葬礼仪考等。
★东亚各大高校教授联袂推荐，展现东亚视野下的“家礼学”。
宋代朱熹《家礼》成就了一部代代相传的礼学经典；日本学者吾妻重二教授新著《爱敬与仪章》将家礼研究拓展至东亚地域，开创了东亚“家礼学”研究的典范。
——吴震 复旦大学哲学学院教授
日本朱子学研究引领者吾妻重二先生的新作问世！本书是作者多年对《朱子家礼》进行具体实证研究的集大成之作，此次中文版也是本书首次出版问世。以日本近世对《朱子家礼》的接受状况为核心，将研究视野扩大至整个东亚范围，对今后的儒教研究必将大有裨益。
——三浦国雄 大阪市立大学名誉教授，前日本道教学会会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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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內容簡介： |
《家礼》为朱子礼学思想的实践性著作，影响后世达七百年，深刻塑造了中华礼仪文明。《家礼》不仅对中国近世社会影响深远，而且走向东亚诸国，成为整个东亚世界共同遵守的礼仪规范，正是经由《家礼》的普及，“礼”成为了寻常百姓的一种生活方式。本书为日本朱子学、礼学专家吾妻重二教授《家礼》学研究成果的汇集。
全书分三编：文献足征、礼文备具、礼书承传，共十四章，广涉《家礼》版本、木主、深衣、日本《家礼》接受史等议题，融文献学、历史学、哲学于一炉，全面深入地揭示《家礼》在东亚的“漫游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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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關於作者：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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吾妻重二，1956年生，日本早稻田大学文学博士，关西大学文学部教授、东西学术研究所所长，兼任日本中国学会副理事长、日本道教学会理事、东方学会评议员及国际儒学联合会理事。研究领域为近世东亚儒学思想。主要专著有《朱熹〈家礼〉实证研究》（2012）、《朱子学的新研究——近世士大夫思想的展开》（2017）和《〈朱子家礼〉宋本汇校》（2020）等，译有冯友兰《冯友兰自传》、熊十力《新唯识论》等，编有《家礼文献集成·日本篇》（全九卷）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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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目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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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 1
初版序 1
第一编 文献足征
第一章 儒教仪礼研究的现状与课题——以《家礼》为中心3
第二章 江户时代儒教仪礼研究——以文献学考察为中心69
第二编 礼文备具
第三章 《家礼》版本考——到《性理大全》为止99
第四章 宋代家庙考——祖先祭祀的设施133
第五章 木主形状考——到朱子学为止212
第六章 木主影响考——朱熹《家礼》的一个侧面235
第七章 深衣考——近世中国、朝鲜及日本的儒服问题272
第三编 礼书承传
第八章 《家礼》和刻本——日本《家礼》传播史323
第九章 《家礼》与日本——日本近世的儒教丧祭礼仪365
第十章 藤井懒斋的《二礼童览》——“孝”与儒教葬祭礼仪391
第十一章 佐藤一斋的《哀敬编》——日本阳明学与朱子学的交融411
第十二章 水户藩的儒教丧祭礼仪文献——水户学与家礼427
第十三章 郑齐斗的礼学——朝鲜阳明学与礼教461
附录 周惇颐墓——历史与现状486
原题、译者一览513
后记 礼学与绝学5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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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內容試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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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记 礼学与绝学
礼学研究是一种“绝学”，这样说是否有些言过其实呢？
正如本书中屡次提到的，过去礼学在中国文化中发挥了重要作用，关于礼的相关著作也曾层出不穷。那么，在本书的结尾，也不妨简单回顾一下礼学的继承与发展吧。
简单地说，礼学有两个方面： 一个是“经学”的领域，另一个是“礼制”的领域，过去的礼学都在这两个领域中进行讨论，不断积累了各种著述。
其中，就“经学”方面说来，《仪礼》《周礼》《礼记》，即所谓的三礼文献的注释是其代表性著述，诸如十三经注疏中的各注疏、胡培翚《仪礼正义》、孙诒让《周礼正义》等都有详尽而精密的内容。而在“礼制”方面，朱熹与黄榦《仪礼经传通解》、江永《礼书纲目》、秦蕙田《五礼通考》等书都是收集、整理古代或历代礼仪制度的资料汇编，这些书并不限定于上述三礼文献中的任何一种，而广泛涉及吉凶宾军嘉等各种礼仪方式，因此《四库全书总目》（四库提要）将其分类为“通礼”。换言之，“经学”之书作为儒教经典阐明了礼的基本原则，而“礼制”（通礼）之书则以此为依据而表示礼仪实践的应用方式。
除此之外，还有礼仪的实践手册、仪式程序（manual）的礼书。这种礼书就是所谓的“仪注”，大致可分为国家举行的国家礼仪和个人实施的私人礼仪（顺便说一下，在朝鲜，通常不称为“仪注”而称为“仪轨”）。《四库全书总目》（四库提要）对此作了如下解释：
案： 公私仪注，《隋志》皆附之“礼类”。今以朝廷制作，事关国典者，隶“史部政书类”中。其私家仪注，无可附丽，谨汇为“杂礼书”一门，附“礼类”之末。（《四库全书总目》卷二十二·经部二十二·礼类四）
据此，“仪注”诸书中“事关国典者”就分类为“政书”，“私家仪注”则分类为“杂礼书”。在《四库全书总目》中，作为国家层次的仪注书列举了唐朝《大唐开元礼》、宋朝《政和五礼新仪》、明朝《明集礼》等，而将朱熹的《家礼》归入“杂礼书”中。当然，这里所说的“杂礼书”仅仅是以经学为正统的角度下做的分类，其定位颇低，但实际上，如在本书中也反复叙述的，《家礼》作为一种日用礼仪实践手册在人们的日常生活中发生过巨大的影响。这些仪式程序（manual）的礼书，从广义上来说，也可属于“礼制”的领域。
此外，还有研究在礼仪中使用的器物、服饰等东西的学问，传统上，聂崇义的《三礼图集注》等考证工作就相当于此。
这样看来，可知所谓的礼学涉及的领域十分广泛，总括起来应该如下：
经学——关于《仪礼》《周礼》《礼记》的注释、著作 目的： 阐明礼仪的基本原则
礼制——礼仪实践的著作 目的： 表示礼仪实践的应用方式
1、通礼——实践诸礼的资料汇编
2、仪注——国家层次（政书）、私人层次（私家仪注）
3、名物——器物、服饰等的考据
虽然这只是一个很粗略的分类，但由此我们可知，“礼”并不是单纯的观念，而是要求以可见的形式付诸实践（performance）的，因此，“礼”在历史上持续实行，“礼制”方面的各种著作也十分浩瀚。所谓“礼学”，从广义上说，就是包括所有这些方面的学问。
那么，这样的礼学方面的研究情况又如何呢？本书的第一章和第二章中对此讨论了一些，但总的说来，近代以来，此领域的研究与其他领域的学问相比，不得不说是相当稀少，甚至寥寥无几。
现在按我的记忆随便举例，在近现代中国，到一九八年代为止，积极推动礼学研究的人物只有张锡恭、王国维、曹元弼、人民共和国以后继承曹元弼的沈文倬，以及杨宽等人而已。在台湾，虽然在一九七年代开展了“仪礼复原研究”，但此只是一种孤立研究，似乎当时并没有引起特别的反响。尤其应该指出的是，在近代学制中，儒教的研究被分类在“中国哲学”的领域，致使礼学在儒教研究中被搁置不理。这种倾向在中国尤为显著，但是关于这种近代的学问划分导致的问题，在这里就不多作讨论了。另外，礼仪只是封建残余这一观念，似乎也阻碍了礼学研究的继承与发展。就上面提及的沈文倬而言，他所从事的礼学研究，正是“存亡继绝的工作”（王元化《贺信》，《礼学与中国传统文化》，中华书局，2006年）。
与此相比，在日本近代还相对保留了汉学的传统，可以举出加藤虎之亮、服部宇之吉、加藤常贤、宇野精一、藤川正数、川原寿一、西冈弘、影山诚一、池田末利、栗原圭介、林巳奈夫等人的名字。不过，即便如此，他们的礼学研究还是被认为是颇为特殊的，不免给人一种“有点古怪”的印象。说到底，它只是旁系，或者只不过是为了理解中国哲学等“主流”的辅助手段而已。在这种情况下进行的他们的研究虽是很宝贵的，但其范围还很狭隘，仍是以中国古代为中心，几乎没有涉及到宋代以后的近世时期。
总的说来，近代以后，礼学的研究长期处于“不绝如线”的状态，给人一种奄奄一息、勉强维系生命的印象。特别是本书中研讨的《家礼》研究，在近代以后，除了一些讨论其真伪问题的文章之外，基本上几乎没有人关注。这种状况在中国、日本、韩国基本上都是一样的。
宋代的张载曾经高唱“为去圣继绝学”（《张子语录》）的理想。在激进的近代化、西化的浪潮中濒临断绝的礼学以及《家礼》的研究，自一九九年代以后却逐渐复兴，现在出现了很多成果，与我开始研究礼学时相比，不禁有隔世之感。本书虽然并不是为“去圣”（去世的古圣人）而撰写的，但是在继承“绝学”这一方面，与近年来不断出现的其他相关著作一样，或亦可有羽翼之功。至于《家礼》在日本的接受史，至今研究还很少，本书在这方面也会有一定的意义。
最后附记一下本书书名的由来。本书原本要称为“东亚《家礼》思想研究”，但经过一些商量后，决定名为“爱敬与仪章： 东亚视域中的《朱子家礼》”。如上所述，儒教不仅有思想层面，也有礼仪层面，家礼关涉的不仅是思想上的事，因此不用“思想”两个字了。关于“爱敬”与“仪章”两个词，取自朱熹《家礼序》开头的一节：
凡礼，有本有文。自其施于家者言之，则名分之守，爱敬之实，其本也。冠昏丧祭仪章度数者，其文也。
据此，所谓礼需要兼备“本”（实质）与“文”（形式）两个方面，而“本”与“文”的核心是“爱敬”之情和“仪章”之饰。以感情与文饰的混合（hybrid）说明礼的成立，是中国传统的思考方式，《礼记·坊记篇》“礼者，因人之情而为之节文，以为民坊者也”、《孟子·离娄篇上》“仁之实，事亲是也；义之实，从兄是也。智之实，知斯二者弗去是也；礼之实，节文斯二者是也”等语都表明了这一点。朱熹注云“节文，谓品节文章”，意思是对“仁”“义”的真实情感加以调节、文饰，才能成为礼仪。因此《家礼》主张，在举行冠婚丧祭时，人不仅要怀着爱敬家族的亲切感情，还要按照礼仪规定举行仪式才行。“爱敬”与“仪章”这两个词虽然平淡，但却很好地表现出了强调实质与形式、内与外、主观和客观的《家礼》一书的本质。
此外，本书的书名里使用了《朱子家礼》一词。当然，《家礼》是原来的名称，但为了便于一般读者理解而用了《朱子家礼》。
本书是首次在中国出版，在日本尚未出版。礼学以及《家礼》的研究今后仍要继续下去，本书是在这个过程中取得的一个成果。当编辑本书之时，很多朋友和学生都予我以帮助，参与了翻译工作，在此表示衷心的感谢，并希望学界同仁指正、赐教。
吾妻重二
2021年4月18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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