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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編輯推薦： |
1.献礼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周年，纪念中央特科创立94年。
2.首部中央特科全景纪实作品，揭开尘封九十四年历史传奇，还原情报保卫机要保密工作，再现隐蔽战线无名英雄群像。
3.他们是伪装者，战斗在敌人的心脏；他们是听风者，守护着永不消逝的电波；他们是利剑，用生命刺破云雾重重的长夜；他们是火焰，用热血熔铸光辉的旗帜、不朽的丰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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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內容簡介： |
本书是首部讲述中央特科历史的纪实作品。大革命失败后，迫于形势需要，1927年9月底至10月上旬，中共中央机关从武汉迁回上海。当时的上海，军警宪特、租界巡捕、帮会势力和地痞流氓云集，地下斗争日益残酷。1927年11月，为保卫党中央的安全，周恩来筹建并领导了我们党历史上第一个专业情报保卫机构“中央特科”。
中央特科的主要任务是，“保证中共中央领导机关的安全，收集掌握情报，镇压叛徒，营救被捕同志，建立秘密电台”。在腥风血雨、艰难竭蹶的环境下，中央特科勇于向白色恐怖“亮剑”，八年时间里，中央特科在上海开展了大量卓有成效的工作，诸如：
★组建了第一个打入敌人“心脏”的工作小组（“龙潭三杰”）；
★发展了第一个反间谍关系（杨登瀛）；
★开辟了第一条地下交通线（上海至中央苏区）；
★研制了第一部无线电收发报机（同各地党组织取得电讯联系）；
★编制了第一份密电码（“豪密”）；
★设置了第一座中央级秘密档案库（中央文库）；
★第一次公开镇压叛徒（何家兴、贺稚华夫妇）；
★第一次协同保卫重要峰会（全国苏维埃区域代表大会）；
★第一次成功转移党的机关（中共中央和江苏省委的机关）。
中央特科为保卫党中央的安全发挥了重大作用，并为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时期党的隐蔽战线的发展奠定了坚实基础，在对敌斗争中立下了彪炳史册、光照千秋的不朽功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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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關於作者：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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叶孝慎，著名作家，中共党史专家，中共隐蔽战线史学者，上海国家安全教育馆顾问，无锡市国家安全教育馆顾问，中宣部“五个一”工程奖获得者，电视纪录片《周恩来和中共隐蔽战线》《红色堡垒》出镜学者。著有《兴国之魂》《我看见：中国抗战的真正希望》《民国疑案》等作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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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目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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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 言 历史不能被妖魔化
第一章 不知掩饰，不知生存
一、生来就是变魔术的
二、茂密林里英雄来
三、高洁自难忘
四、你是千面人么
第二章 清者自清，浊者自浊
一、英雄阳刚
二、流氓无产者
第三章 谁是犹大
一、他们的手上有血
二、盛会难再
三、半分钟都差不得
四、装成出殡救人
五、她要两本出国护照和巨额美金
六、爆竹声中的锄奸真相
七、贺稚华到底想要什么
第四章 喋血霞飞路
一、捕人如像预知的一样
二、两面间谍
三、伏击枫林桥
四、白鑫叛变
五、惊弓之鸟
六、皮夹里有一张车票
七、“将他老婆接来”
第五章 真金库，假夫妻
一、党中央最机密的机关
二、爱吃红烧狮子头
三、三个良师益友
第六章 不是我，是风
一、代号“木匠”
二、人间蒸发
三、快给巡捕房挂电话
四、孟尝君风度
五、昨天晚上谁值班
六、电灯闹鬼了
七、福利电器公司
八、顺手拉开身后窗帘
九、没有一人暴露是共产党员
十、告慰亲人，明天再见
第七章 大隐隐于市
一、全国苏维埃区域代表大会
二、神秘医院
三、以子之矛，攻子之盾
四、多重保险
五、分批进场，一律不准外出
六、唱起《国际歌》
七、真相只有一个
第八章 金陵夜，十万火急
一、徐恩曾栽在了钱壮飞手里
二、铁三角
三、只要不死，就会看到他叛变
四、化广奇
五、刺杀蒋介石
六、对付共产党的大计划
七、地图被小刀划出大叉
八、破例要了一支烟
九、大魔术家并不等于魔术大师
十、英雄死了，英雄长在
第九章 向忠发失踪之谜
一、探勒车行
二、那人只有九个指头
三、传话的“印象最深”
四、直接用钥匙开门
五、我们的思想是相通的
六、通缉与卖人
七、脚下是一个陷阱
八、屈膝跪地为免一死
九、“密电”依然“存在”
第十章 开铺子做买卖
一、这个人不简单
二、第一桶金
第十一章 野天鹅
一、小开
二、从淞沪抗战到闽变倒蒋
三、我们的人
第十二章 锄奸红灯区
一、枪响“小花园”
二、号车牌
三、谣言杀人
四、葬身之所
五、如入无人之境
六、神枪手
七、殉道者永受赞美
第十三章 并蒂莲
一、派沈琬去
二、挺进师
三、按住蒋介石的脉搏
四、失联
五、开张吃三年
第十四章 “一号机密”
一、中央文库
二、决不让一个纸片落到敌人手里
三、我不死，我还要工作
四、“小老大”
五、让自己永远沉默
六、档归我们天下
第十五章 最后的努力
一、陈云来了
二、“三人团”
三、沧海横流，方显英雄本色
四、在浦东上船
参考文献
后 记 守住清贫，耐住寂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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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內容試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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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9年9月10日，“双百”人物（一百位为新中国成立作出突出贡献的英雄模范人物和一百位新中国成立以来感动中国人物）评选结果揭晓，国家安全系统报送的钱壮飞和李白入选“双百”人物。前者名列“龙潭三杰”，后者系经典电影、精品舞剧《永不消逝的电波》的原型之一。9月14日下午3时许，作为“双百”人物亲属代表，钱壮飞之孙钱泓应邀出席了“双百”人物代表座谈会。
我曾以忠诚为经、奉献为纬，为新中国成立60年，为我党隐蔽战线斗争，为前赴后继的无名英雄，同时写了两组系列报道。我把其中与钱壮飞有关的两篇报纸文章《钱泓：我爷爷演的是武侠，干的是潜伏》（《劳动报?品位周刊》，2009年9月6日）和《龙潭三杰》（《解放日报》，2009年9月7日）带去北京，给了钱泓。钱泓则与我分享喜悦，给我看了“双百”人物代表座谈会上的合影，以及组委会颁发的相关证书、纪念牌、纪念章等。钱泓还送了我一本《穿过幸福时差：听月坛老人讲故事》（2009），其中收有他写的文章《回忆我的爷爷钱壮飞》，里面说到一个小学生为他爷爷修墓捐了一分钱。钱泓说：“在我爷爷牺牲的地方，老百姓自发捐资修建了一座‘红军墓’，其中有一个小学生捐了一分钱。我得知后很感动，很想见见这个孩子。许多年后，这个孩子给我来了一封信，说她现在已经是贵阳师范大学的学生。我请她来北京做客。我在家里接待了她。我向她当面致谢，她说她崇敬我爷爷那样的英雄。我问她毕业后有什么打算。她说，她要回金沙县任教，让家乡的孩子接受更好教育，茁壮成长为栋梁之材，为实现革命先烈的遗愿作出应有贡献。”
钱泓的讲述开阔了我的思路。我说，我正参与策划一部取材于“龙潭三杰”的电影。一分钱，一座墓，一个小学生，完全可以营造出一个如泣如诉的凄美意境。
钱泓问这部电影的由来。我告诉他，为纪念中国共产党成立90周年，国家广电总局有意投拍一部关于“特科”题材的电影，继《金陵之夜》（公映于1985年，导演为钱泓之父、钱壮飞之子钱江，其代表作有《中华儿女》《白毛女》《祝福》《林家铺子》《海霞》等）之后，再将李克农、钱壮飞、胡底的不朽业绩搬上银幕，任务已经下达，由某新锐导演担纲。国家广电总局颇为欣赏他的才华，认为他执导的国庆60周年献礼片很到位。听说我参与了新版“龙潭三杰”的创作，钱泓再三叮咛，说你们怎么搞都行，就是不能太媚俗、太商业化。我说，我最怕的也正是这一点。因为《金陵之夜》开机前，你父亲先写了《七封绝密电报》。为了写好《七封绝密电报》，你父亲不仅如他在那部纪实作品的后记中所说，“四处收集了很多当时的历史档案”，而且还“按照自己童年的回忆”，从“事件、人物、情节”到“出事地点”，都“力求真实”。我去甘司东路（今上海嘉善路）查证你爷爷当年寓所的确切地址，当地居民都给我讲你父亲去那里看外景时的兢兢业业、一丝不苟。而眼下，有些人打着“市场化操作”的幌子，就是想要把革命历史题材拍成纯粹意义上的商业大片。要是李克农、钱壮飞、胡底的名字都被改了，顾顺章也摇身一变，从护送张国焘、陈昌浩、沈泽民等人去鄂豫皖苏区变成钦差办案，奉中央命令，去汉口彻查“中共在湖北的地下组织连连被破坏”的原因所在，就像《中共特工》（1996）里所津津乐道的那样，一会儿“将情妇翠花拦腰一抱”，“像头发狂的雄狮”，“唰地一下扯开她的胸衣”；一会儿与特务“厮打起来”，“从裤腰处抽出匕首”，当场刺翻熊腰虎背的“大个子”，那就实在太糟了。
钱泓的神情变得肃穆起来。
多年交往中，我深知他是一个很随和的人。只是彼时彼刻，他的脸色变得分外冷峻。
钱泓说，他别无奢望，只希望先烈的英名不被玷污。
他的希望，亦是我的希望。
我曾在《民国疑案》（2008）中，写下了如下一段话：
这不是一本猎奇的书。恰恰相反，这是一本反猎奇的书。书中的每一疑案，也有劫夺、追杀、贪渎、背叛；也有刀光剑影、腥风血雨、男盗女娼、尔虞我诈。但是，这只是一种表象，一种浅表层面的现象。谁也无意简单还原一个罪恶社会的黑暗。更多的揭秘，更多的考证，更多档案的发掘，更多史实的解读，更多亲历者的浮出水面，更多当事人的开口说话，都是为了还历史以本来面目，让今人与后人远离信口开河、望文生义、道听途说、似是而非。我深知，我绝对不是那些大案、要案的第一叙述者。几乎每一故事、每一篇章，都是被人说过了、写过了的。问题是，越是耳熟能详，越是以讹传讹。越是说了又说、写了又写，越是无真实可言，越是把原本就已疑云密布的鸡鸣狗盗、作奸犯科变得更加扑朔迷离、疑窦丛生。也正因为这样，一个“疑”字，变得多义起来。一个“疑”字，也就成为本书的核心所在、关键所在。案件本身之“疑”，那是自然的。真正让人揪心的，还是那些所谓纪实、所谓传真的起哄之“疑”，臆断之“疑”，捏造之“疑”，山寨之“疑”。正本清源是我所要做的。去伪存真是我已经做的。我不敢说我已经做到了我想做的一切。我只敢说我不把谣传当信史。我正在愈益接近我所要接近的事实真相。我不想轻易作结论、下判断。我特别不想凭借尚未穷尽的资料对那些尚无定论的重大事件胡乱猜测、轻言是非。我可以没有定论，我不能没有严谨。历史不是可以随便打扮的小女孩。历史不能被妖魔化。
历史不能被妖魔化，这是我写作《民国疑案》的基点，也是我写作《剑吼西风：中央特科纪事》的基点。
热话题，冷思考，恐怕更能使当今人们，无论是怀旧老人，还是亟待更多洞悉历史原生态的年轻人，一步步走近波谲云诡的从前，走近谍影幢幢的以往，走近所有那些为了中国人民的解放事业，在旧上海的腥风血雨、金迷纸醉中赴汤蹈火、大智大勇的无名英雄。所有那些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隐蔽战线上前赴后继、一往无前的地下尖兵，都是“富贵不能淫，威武不能屈，贫贱不能移”的光辉典范。他们是时代的先驱，他们是历史的丰碑，他们是国家的精英，他们是民族的脊梁。他们以他们的热血忠魂创立了不朽的功勋，他们以他们的辉煌业绩谱写了流芳百世的凯歌。当年，“左联五烈士”遇害，鲁迅在《为了忘却的纪念》的最后曾凝重地写道，夜正长，路也正长，将来总会有记起他们，再说他们的时候。
三、高洁自难忘
1927年11月9日、10日，瞿秋白在上海主持召开中共临时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苏兆征、李维汉、任弼时、顾顺章、罗亦农、向忠发、周恩来、张太雷、李立三、邓中夏、蔡和森、任旭等参会。
会议为党“努力鼓动各地城乡革命的高潮，创造总暴动的局面”而召开，集中讨论并通过的《中国现状与党的任务议决案》中，明确写上了“武装暴动的总口号”和“武装暴动的总政策”，却无一字有涉中央特科。非但没有，甚至先经中共临时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讨论通过、再经中央常委会修改审定、最后于1927年11月14日在中共临时中央政治局常委会议上通过并下发的《最近组织问题的重要任务议决案》中，还有这样一段话：“从前党曾经派遣党员到我们阶级仇敌的组织之中（如黄色工会，工贼工会，国民党党部等）去做侦探的工作，但是经验上所得的结果，大半是很坏的。因此，如今在一般的通例上决定抛弃这种政策，除非有非常之大的必要和意义，才可以偶尔使用这种方法，而且所派遣的党员必须是确实可靠而忠实于共产主义的同志。”（中央档案馆，1989）这段话说得太决绝、太直白。这样的决绝和直白，只能被我们自然理解为当时的中央领导们很是鄙薄“侦探的工作”，不屑“使用这种方法”。他们的“经验”让他们决心彻底“抛弃”前不久刚被他们写进上一个中央紧急会议（八七会议）决议（《党的组织问题议决案》）的“中央临时政治局，应当建立全国的秘密交通机关，与出版委员会的散布宣传品的工作相联络，担任传达通告指令输送宣传品等等的职任；并兼办探听反革命线索及其他各种消息各地环境的特务工作”。他们认定“特务工作”实在“很坏”。
但1927年11月14日，中共临时中央政治局召开常委会议，决定调整中央组织机构，不再设部，改在中央政治局常委会下设立组织局，组织局还是负有领导组织、宣传、军事、特务、调查、交通、文书、出版分配、会计等科及妇委的职能。
但1927年12月31日，中共中央颁发第二十五号通告，还是重提打入敌人内部进行情报活动的必要性和迫切性，认为：“根据决议，我们的党支部应该派一至两名忠诚的同志到国民党内及其最重要的反动机关，在那里进行破坏和情报工作。”（维克托·乌索夫，2013）
因此，同一时期，即1927年11至12月间，中央特科还是在上海成立了，由周恩来统领。《周恩来传》（1998）中写道：
（1927年）11月、12月（周恩来）对中共中央的政治保卫机关进行整顿，将原有的特务股改为总务、情报、行动三科，后又增设无线电通讯科，并展开各方面工作；保证中共领导机关的安全，收集掌握情报，镇压叛徒，营救被捕同志，建立秘密电台。
“原有的特务股”隶属中央军委特科。特科老同志、原中共中央顾问委员会委员、对外贸易部部长李强生前曾说：“中央军委特科是1927年5月在武汉成立的。当时，中国共产党第五次全国代表大会刚刚开过。鉴于蒋介石背叛革命，反动势力猖獗，疯狂镇压中国共产党，白色恐怖日趋严重，为了保卫党的领导机关，巩固党的组织，及时掌握敌人的动向，有力地开展对敌斗争，周恩来在武汉主持成立了中央军委特科，由中共中央委员顾顺章任特科科长。……中央军委特科下设四个股：一是保卫股，负责保卫中央领导人和中央机关的安全；一是情报股，负责搜集情报；一是特务股，负责镇压叛徒特务，兼办中央交给的其它特殊任务；一是土匪股，负责与各种帮会组织联系，收编土匪的散兵游勇。……在武汉时，保卫股股长是李剑如，情报股股长是董胖子（可能叫董醒吾），土匪股股长叫胡孑，我是特务股股长。”（李强，2006）
1988年8月19日，李强致信冯文彬（时任中共中央党史征集委员会主任），说到中央特科时，再一次强调：“关于中央特科的名称，最近出现了一种说法，即把它称为特务工作处。我认为‘特务工作处’的名称与事实不符。八一南昌起义以前，党中央在武汉建立的组织是特科，而不是特务工作处。中央特科科长是顾顺章。特科设四个股：保卫股，股长是李剑如；情报股，股长是董胖子；土匪股，股长是胡孑；特务股，股长是我。中央军委办公地点在友益街余积里12号，该处是一座上海式三楼三底二厢石库门的弄堂房子。门框右上角贴一张红纸，上写西厢杨。周恩来同志在楼上客堂办公，特科在楼上东厢房，秘书处在楼上西厢房，组织科在楼下西厢房，办杂务的人在楼下东厢房。……1981年在党史会议上突然出现了一个特务工作处问题，有人硬说是中央军委设的特务工作处，而不是特务科。我要声明，我是特务科的一个股长，而不是特务工作处的科长，我只在特务科工作过，没有在特务工作处工作过。如果有人硬要写特务工作处的历史，请不要把我写进去，因为我从来未在该处工作过。我不知道特务工作处是不是一个另外的组织，处长是谁，下面的科长又是谁。余积里从来没有存在过这样一个处。今年夏季在北戴河与徐以新同志谈过此事，他也只记得是特务科。回北京后我写信问聂荣臻同志，他的秘书打电话给我说，他所记得的也是特务科。这个特务工作处的说法到底是从何而来的呢？我问了罗青长同志，他说周恩来同志在一次讲话时曾经使用过特务工作处这个词。我想，如果周恩来同志确实这么说过的话，那么很可能指的是特科之上的特委。这个特委1929年至1930年设在上海，由向忠发、周恩来、顾顺章三人组成，没有开过会。存在这个特委的事是顾顺章告诉我的。”
中央军委特科虽然只存在了三个多月，但十分活跃，做了许多有益的工作，发挥了重要、独特而又不可替代的作用。譬如苏联顾问团团长鲍罗廷被迫回国，保卫股抽调三十人护送，他们完成任务后就留在苏联学习政治保卫。譬如，当时武汉地区的国民党反动派屡屡寻衅滋事、制造事端，妄图加害我们党和社会各界进步人士，情报股总能截获情报，掌握动向，洞察内幕，为我们党揭露、粉碎阴谋，提供有力支持。譬如，汪精卫集团发动“七一五”反革命政变，平地刮起赶尽杀绝绝的“分共”妖风，此时疏散已暴露的党员干部，保卫党中央机关的安全，掩护党的领导干部向上海转移，秘密运送物资乃至武器，都离不开中央军委特科的默默奉献和不懈努力。还譬如，“打狗”，也就是严肃党纪，镇压叛徒，更需要中央军委特科的铁拳。1927年8月，武汉国民党颁布《清查共产党员办法四项》，严令“有共产党嫌疑者”，务必“于三日内登报声明反对共产党或发表文字反对共产党”。结果，天天报上有脱党启事，少则一两人，多则十来人。有的说：“敝人曾经由人介绍，加入中国共产党，现因政见不合，声明退出。”有的说：“我以前被人引诱加入共产党，本不知什么叫作共产主义，现在看见中央命令，晓得共产党是一个叛国叛民的党，特此登报声明，决与该党脱离关系。”还有的不仅朝秦暮楚，公开声明脱党，而且还像鲁迅所说那样，“或则投书告密，或则助官捕人”，“昨天还高喊共产主义万岁，今天就到处去搜索共产主义系统的工人”。这就急需李剑如、李强他们亮剑，亮出诛恶之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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