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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編輯推薦： |
☆为什么要进行金融供给侧改革？
金融是国家重要的核心竞争力，金融制度是经济社会发展中重要的基础性制度。*强调，要深化金融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推动我国金融业健康发展。
☆何谓金融供给侧改革？
2019年年初中央新提出金融供给侧改革，直指金融业自身。金融供给侧改革针对的是使金融机构、监管机构如何各尽其责、高效办事。说到底，是让金融机构按经济规律办事。
☆为什么要够买本书？
贾康、黄益平、管清友、沈建光、任泽平、黄奇帆国内著名经济学家、精英学者深度解读金融供给侧改革的逻辑和路径，精准把握中国国家发展战略的本质和方向。
一书在手，全面了解金融供给侧改革的方方面面。
一书在手，精准把握政经大势背后暗藏的未来机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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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內容簡介： |
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推进近四年后，2019年将在金融领域发力。
中共中央总书记*指出，深化金融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必须贯彻落实新发展理念，强化金融服务功能，找准金融服务重点。本轮深化金融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包括了五大方面的内容：*要改善金融供给，第二要畅通供给渠道，第三要优化金融结构，第四要提升配置效率，第五要降低配置成本。
本书从中国金融供给侧改革理论出发，以服务实体经济、服务人民生活为重点，为读者了解和把握金融供给侧改革的内涵与机遇提供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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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關於作者： |
贾康
现任全国政协委员、政协经济委员会委员，华夏新供给经济学研究院首席经济学家，中国财政科学研究院研究员、博导，中国财政学会顾问。2013年，主编《新供给：经济学理论的中国创新》，发起成立华夏新供给经济学研究院和新供给经济学50人论坛（任首任院长、首任秘书长）。
黄益平
中国央行货币政策委员会委员，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副院长，北京大学数字金融研究中心主任。主要研究领域为宏观经济与国际金融。兼任澳大利亚国立大学克劳福特公共政策学院Rio Tinto中国经济讲座教授，为中国金融40人论坛成员。
财新传媒贾康
现任全国政协委员、政协经济委员会委员，华夏新供给经济学研究院首席经济学家，中国财政科学研究院研究员、博导，中国财政学会顾问。2013年，主编《新供给：经济学理论的中国创新》，发起成立华夏新供给经济学研究院和新供给经济学50人论坛（任首任院长、首任秘书长）。
黄益平
中国央行货币政策委员会委员，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副院长，北京大学数字金融研究中心主任。主要研究领域为宏观经济与国际金融。兼任澳大利亚国立大学克劳福特公共政策学院Rio Tinto中国经济讲座教授，为中国金融40人论坛成员。
财新传媒
财新传媒是提供财经新闻、高端金融数据和资讯的全媒体集团。依托专业的团队和强大的原创新闻优势，以新闻 数据为两翼的业务平台全面覆盖中文媒体、英文媒体、高端金融数据等多层次的产品，为中国极具影响力的受众群，提供准确、全面、深入的财经新闻和资讯服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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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目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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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言
凌华薇：何谓金融供给侧结构性改革
第一辑 金融改革的逻辑
徐 忠：现代金融体系与国家治理体系的现代化
任泽平：当前中国经济金融运行逻辑
黄益平：尊重金融规律，终结双轨制
第二辑 缓解民企融资困境
黄益平：政策问题加剧民企融资难
张思平：解决民企融资难岀路何在
徐学明：破解民营企业融资难题，需要政银企协同发力
张春霖：加快国有经济布局调整
盛松成：货币政策稳健中性，定向滴灌支持民企发展
徐 忠：设立民企债券融资支持工具是央行重大政策创新
第三辑 发展普惠金融
徐 忠：中国如何引领绿色金融的未来
贾 康：乡村振兴和县镇金融发展中的政策性融资
张 涛：普惠金融需更侧重金融功能的有序释放
张 斌：求解金融服务绕道问题
第四辑 去杠杆与稳增长
张 斌：结构转型视角下的去杠杆与稳增长
黄奇帆：去杠杆和金融创新的风险防范
王永利：金融杠杆的魔力与有效把控
沈建光：反思前期去杠杆政策
第五辑 市场创新与监管
王骥跃：科创板制度对A股的影响
唐岫立：资管新规的颠覆和重塑
管清友：新金融监管对企业投融资的十大影响
第六辑 深化金融供给侧改革
赵昌文等：从攫取到共容：一个新的金融改革分析框架
彭文生：金融供给侧改革的亮点与难点
谌利民等：构建现代金融体系的三个关键环节
钟正生：宽信用的解与困
黄益平：好的金融创新与坏的金融创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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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內容試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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何谓金融供给侧结构性改革
凌华薇
《财新周刊》主编
以往，银行业谈的是如何配合供给侧改革，2019年年初中央新提出金融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直指金融业自身。对此，各界有不同解读。中财办原副主任杨伟民称这主要指应提升直接融资比重；银保监会主席郭树清在当年全国两会答疑时表示，最重要的内容是增加金融机构对民营企业的融资；银保监会新闻发言人肖远企给出了相对系统和完整的一整套解释。
金融供给侧结构性改革针对的是金融业的效率，金融机构、监管机构如何各尽其责，则考验专业能力。说到底，是让金融机构按经济规律办事。首先需要提高金融机构自身效率，这取决于公司治理、业务能力、风险控制；第二是外部条件，包括政策、法律、监管能否创造一个公平有序的竞争环境。
中国是主要依靠银行间接融资的经济体。为什么政策面一直呼吁要提升直接融资比例？是因为直接融资可以降低企业成本吗？这恐怕是一种较为普遍的理解偏差。这样的观点可能认为股权融资不承诺固定收益，因此可视为无成本或低成本；而银行贷款是有息债务，因此成本较高。然而债券融资也是直接融资，债券的利息往往要高于银行贷款。另外，股权融资就是零成本、低成本吗？公司金融的常识告诉我们，从根本而言，无论是债权还是股权融资，对企业来说是一样的。只是不同时间段，分红率和利息率不同，企业应有自由选择组合的权力，因此长期看二者应趋于一致。认为股权融资无成本、低成本，恰恰反映了社会的市场化程度和法制程度的不足。提高直接融资的比重，从根本上说，是为了丰富融资工具，让企业有更多财务管理的工具，市场机制才能够更加灵活有效。为此，靠政策硬性规定是没用的，政府要做的是完善法制和提高司法有效性，维护好投资者利益，让投资者有信心。直接融资机制有效的关键在于信息的透明与公开，价格机制可以充分发挥作用。无论是债市还是股市，维护投资者权益的核心是有效防范、打击欺诈，以及公平有效的事后追索机制。
在政策与监管对市场的引导作用方面，无论是结构性货币政策，还是信贷政策，都希望影响银行业的资金流向。总体来说，不应对这类政策的效果抱有太高期望，也不必太过苛求。比如认为货币政策是调节总量的，如何实现结构化？但在外汇占款逐渐退出货币供给主要渠道后，目前中国要解决的是寻找货币供给的新渠道。有了合理的结构性方向，加上有效的货币供给，才能真正解决资金问题。但不管资金流向哪里，最终还是要按照市场规律分配。结构性政策如果有效固然好；即使效果不显著，也一样是增加了货币供给。
引导金融业增加对民营企业融资，用意良善；但如果变成了行政摊派，就容易变成流于形式，甚至会出现弄虚作假现象。是否向民企融资，取决于民企能否让金融机构放心，包括民企的风险管理、合规程度、信息透明度等自身问题的加强；也取决于民企对中国经济是否有信心，法律地位是否有保障，行为能否长期化，这也是当前深化改革的目的所在。由此，政府、监管机构的角色究竟是什么，也就不言而喻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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