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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編輯推薦：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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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书所关心的核心议题是中国如何参与国际金融体系改革？作者认为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给国内决策层和学术界提供了深切反思中国与世界关系的新契机，而作者的思考也是立足于这种深切反思的延长线上。因为恰恰是这场国际金融危机让国人意识到中国已然深度融入到国际体系之中，在享受对外经贸投资带来好处的同时，也不得不为此付出相应的代价与成本。本书是作者在博士论文的基础之上进一步修改而成，框架清晰，逻辑紧密，行文干净，具有很强的学术价值与实用价值，适合高校相关专业学生、金融行业从业者和政府相关机构人员阅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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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內容簡介：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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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运用和发展了苏珊斯特兰奇的结构性权力作为贯穿本书研究的理论视角；进而通过一定历史经验验证理论的基础之上，将国际金融体系中结构性权力的总体分配情况和中国在其中的地位作为主要考察对象，分析结构性权力分配情况对体系成员的行为模式和体系本身的稳定性有何影响，以及这些影响对中国参与现行体所付出的成本变化有何作用；*后提出要消除或避免负面影响，就要解决体系结构性权力分配的问题，中国参与和推动体系改革的目标和方式应与体系结构性权力分配的再调整密切相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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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關於作者：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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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嘉明，1987年3月生于黑龙江哈尔滨市，复旦大学国际关系与公共事务学院国际政治专业博士。现执教于安徽大学社会与政治学院国际事务与国际关系系，从事国际政治经济学、国际金融治理等方面的教学与研究，主要讲授《区域经济一体化研究》、《金融与国际关系》、《大国战略》等课程，在国内外杂志、报刊发表文章二十余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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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目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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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序1
第一章国际政治经济研究中的结构性权力理论1
第一节结构性权力：概念、理论与应用价值1
一、 概念与理论1
二、 应用价值6
第二节结构性权力理论的应用及其问题14
一、 主要应用综述14
二、 现有应用存在的问题17
第三节重拾结构性权力的应用价值24
一、 重新理解结构性权力25
二、 结构的形成与结构间的关系26
三、 评估结构性权力33
第二章国际金融体系中的结构性权力：货币安排44
第一节国际货币的金本位制时代45
一、 英镑的国际化45
二、 英镑结构与国际货币结构47
三、 金本位制时代的结构性权力49
四、 两次世界大战之间的国际货币结构调整54
第二节国际货币的金汇兑本位制时代59
一、 美元的国际化59
二、 美元结构与国际货币结构63
三、 金汇兑本位制时代的结构性权力65
四、 黄金危机下的国际货币结构调整73
第三节国际货币的信用货币本位制时代78
一、 美元结构及其权力分布78
二、 欧元结构及其权力分布86
三、 国际货币总体结构及其权力分布95
第三章国际金融体系中的结构性权力：债权债务关系99
第一节债权国与债务国的界定99
第二节两次大战前的国际债权债务关系英国视角102
一、 一战前的国际债权债务结构102
二、 英国债务国结构的内容105
三、 英国债务国结构中的权力109
第三节战后国际债权债务关系美国视角116
一、 战后的国际债权债务结构116
二、 美国债务国结构120
三、 美国债权国结构125
四、 美国债务国结构中的权力133
五、 美国债权国结构中的权力138
第四章国际金融体系中的结构性权力：治理过程148
第一节全球金融治理机制与结构149
一、 面向问题的全球金融治理结构149
二、 全球金融治理结构中的权力评估151
第二节委托代理：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与世界银行154
一、 全球金融治理中的国际组织154
二、 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及其治理155
三、 世界银行及其治理165
四、 国际金融组织治理中的结构性权力168
第三节一致性原则：二十国集团论坛172
一、 全球金融治理中的国际协调机制172
二、 二十国集团论坛及其治理172
三、 国际金融协调机制中的结构性权力175
第五章现行国际金融体系下的中国178
第一节现行国际金融体系对中国的影响178
一、 国际货币安排对中国的影响178
二、 国际债权债务关系对中国的影响183
三、 全球金融治理机制对中国的影响188
第二节中国在现行国际金融体系中的结构性权力191
一、 中国在国际货币安排中的结构性权力192
二、 中国在国际债权债务关系中的结构性权力195
三、 中国在全球金融治理过程中的结构性权力200
第三节国际金融危机的爆发与影响204
一、 美国次贷危机与国际金融危机204
二、 中国参与成本提升212
第六章超越约束：中国视角下的国际金融体系改革223
第一节中国推动国际金融体系改革的方式223
一、 中国的改革诉求223
二、 超越约束：中国改革国际金融体系的理论分析233
三、 中国改革国际金融体系的行动与评估234
四、 参与国际金融治理及其改革：中国的合理选项241
第二节中国推动现行国际金融治理机制改革245
一、 IMF份额与话语权改革：方案与过程245
二、 IMF份额与话语权改革：权力调整的评估253
第三节中国倡导发展的新国际金融治理机制255
一、 建设新国际货币救助机制255
二、 创设新国际发展融资机制258
三、 新国际金融治理机制的权力调整作用260
第四节对外发展援助中人民币的国际化策略263
一、 对外发展援助的意义及其背书需要263
二、 两大行的背书作用265
第七章重塑约束：国际金融体系改革的未来方向267
第一节国际金融体系改革的方案与评估268
一、 现有的改革方案268
二、 市场纪律：现有的评估标准273
第二节国际金融体系改革的新设想278
一、 新评估标准278
二、 重塑约束：改革方向的新设想281
三、 替代账户的设想与教训282
四、 国际外汇储备基金的设想290
第三节中国推动IMF话语权改革的策略建议299
一、 IMF份额改革的进展299
二、 IMF份额改革的方案与分析301
三、 中国的对策建议306
结论309
参考文献315
图表目录336
后记33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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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內容試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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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序
自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爆发到2018年已有整整十个年头。十年前的那场危机，肇始于主要发达国家，却经由贸易、投资等渠道令中国与之一并遭受损失，而其后的资本大量涌入也造成了人民币被动升值、外汇储备规模剧增、国内资产价格攀升、企业产能过剩现象加剧等一系列问题；个别发达国家在摆脱危机、纠正全球失衡过程中的单边主义政策及其后续行动，又进一步影响了中国经济的平稳运行。
危机也给国内决策层和学术界提供了重新认识中国与世界关系的新契机。四十年前，刚刚迎来改革开放的中国人对国际石油危机以及西方发达国家滞胀的体会并不深刻，我们于是可能通过那个时代延续的思维惯性对西方垄断资本主义的发展现状高谈弘论。二十年前，中国人正努力开放国内市场、尝试跻身世界贸易组织，对东亚金融危机也鲜有过多感受，我们或许因中央政府的承诺保证了回归伊始的香港特区的金融稳定而骄傲，也或许因大陆市场的保护措施使之免遭波及而庆幸。然而，十年前的国际金融危机让每一个中国人都真切意识到，这个既韬光养晦又善于守拙的国度已然深度融入国际体系之中，在享受对外经贸投资带来的好处的同时，也不得不为此付出相应的代价与成本，同国际社会形成了利益同享、风险共担的命运共同体。中国利益随着对外开放的加深而跃升至全球层面，为独善其身服务的决策思维和对国际市场隔岸观火的态度已不再符合新形势的需要，中国再也无法超然于全球经济金融的治理过程。
国际金融危机肆虐，发达国家自顾不暇，企图重拾以邻为壑的计策，而主要新兴经济体却大多经受住了种种冲击，保持了较为强劲的经济增长，成为推动世界经济走出低谷的重要引擎。危机给了发达国家一个警示：全球市场联系日益加强和世界经济格局的调整，使它们不能够再撇开以中国为代表的新兴和发展中经济体而单独治理全球化问题，更毋再视后者为治理的对象。全球治理协调机制接纳中国等成员加入进来，使其自身免于沦为新形势下少数发达国家自说自话、难有作为的清谈馆，也客观上给了中国在国际场合宣示诉求、影响治理决策的机会和权力。
中国认为，相关国际秩序是需要调整的。早在1974年邓小平同志的联合国演讲中便提到当前国际经济秩序的问题是发达国家越来越富，发展中国家越来越穷南北差距不断扩大，由此提出了建立新的国际经济秩序的殷切期望。国际金融危机后，中国适时倡导促进国际金融体系向公平公正、包容有序、平等共赢方向发展。与过去不同的是，中国不再坐等国际秩序自发地调整，而是主动参与其中，甚至发挥重要引领作用。
由此，中国需要回答两个问题：第一个是中国需要一个怎样的新秩序？仅仅回答公平公正、包容有序、平等共赢是过于笼统的，究竟什么秩序才能符合这个回答所期待的效果，应当建立起一定的评价标准以考察现行秩序的关键问题也即新秩序所要解决的问题。否则，有关的研究或将走入给不同改革方案单纯地贴标签的歧途。第二个问题是中国应以怎样的方式或路径来推动新秩序的形成？如果仅仅给出加快人民币国际化提高中国在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世界银行的话语权大力建设金砖国家新开发银行和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等回答，则使研究有夸大评价已有成果的倾向，更使之迷失在不同而分散的改革细节之间，答不出一个始终如一的方向性看法，也就无法与第一个问题的回答有逻辑地衔接起来，使研究缺少足够的解释力和说服力。
本书的主要目的即是尝试对上述两个问题予以初步回答。为此，本书计划运用和适度发展苏珊斯特兰奇（Susan Strange）的结构性权力作为贯穿全书研究的理论视角；进而，本书在通过一定历史经验验证理论的基础之上，将国际金融体系中结构性权力的总体分配情况和中国在其中的地位作为主要考察对象，分析结构性权力分配情况对体系成员的行为模式和体系本身的稳定性有何影响，以及这些影响对中国参与现行体系所付出的成本变化有何作用；最后，提出要消除或避免负面影响，就要解决体系结构性权力分配的问题，中国参与和推动体系改革的目标和方式应与体系结构性权力分配的再调整密切相关。
本书的章节安排如下：
第一章围绕斯特兰奇的结构性权力理论进行论述，包括结构性权力的概念与应用价值，阐述本书将其作为理论视角的主要依据，同时指出当前学界对结构性权力理论应用中存在的问题。在纠正这些应用问题的基础上，提出笔者对结构性权力的认识，对该理论作出些微的修正和发展：讨论和初步提出评估结构性权力的标准。
第二、三、四章运用结构性权力视角考察历史不同时期的国际金融体系的主要结构及其参与成员。通过评估具有代表性成员的结构性权力大小，为这些成员在体系中的行为模式作出适当的解释其目的一是为验证第一章提出的结构性权力评估标准的合理性和可操作性，二是对历史中的体系结构进行充分考察，以史为鉴，最终落实到当代国际金融体系的结构及其问题上来。
第五章考察现行国际金融体系下的中国结构性权力及其所决定的行为模式。同时，还评估了参与当前体系对中国的影响是利大于弊还是反之，其时序范围主要以改革开放到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爆发为第一个阶段，而后至今为第二个阶段。重点考察国际金融危机对中国参与体系的收益和成本有何影响，回答是什么原因促成了中国在危机爆发后转而以更为积极务实的姿态倡导和推动体系改革。
第六章论述中国推动国际金融体系改革的意愿与已有的行动，结合结构性权力分析，指出中国在改革过程中可能遭遇的关键难题，提出应对这种难题的解决方式，并用该解决方式同已经取得的进展相比较，从而对后者的成效进行一定的评价。
第七章以提出的解决方式为出发点，比较和讨论现有的国际金融体系主要改革方案的预期效果，在吸收这些方案优点的基础上提出更为符合公平公正、包容有序、平等共赢要求的阶段性改革思路。
本书认为，拥有作为决定国际经济政治的办事方法的权力结构性权力的多寡，决定了一个国家在既定体系或过程中是否受到这种体系或过程的约束，或受到约束影响的大小。
历史上的国际金融体系，大多由体系中持有结构性权力较大的国家占据主导地位，例如金本位制时代的英国或布雷顿森林时代的美国等。这些国家因具有较大的结构性权力而能够将体系结构施加而来的约束力量抵消。结构之中往往出现不同的情况：结构的约束对于结构性权力处于强势地位的国家表现得软弱无力，这些国家能够无视结构的安排；也有处于弱势的国家，它们不具有结构性权力，无法招架结构的约束力量，只得继续按照结构的要求谨慎行事，不敢越雷池一步。
当代国际金融体系的情况与之前不同：事实上占据主导地位的美国在国际货币安排和国际债权债务关系领域，几乎不具备明显的结构性权力。然而，美国仍像布雷顿森林时代那样过度支付赤字美元来满足国内不断膨胀的消费需求，这一优势甚至超过了美国过去任何时期所获得的收益美国少有顾忌地将财政赤字货币化，又通过贸易等渠道不断向世界注入过剩的流动性，从它的贸易顺差国换取实际资源，再借助金融资产吸收顺差国的美元收入，为国际收支赤字持续低成本融资。
美国所谓的嚣张的特权实质来自它与体系中其他国家在结构性权力上的差距尽管美国的结构性权力几乎为零，但是其他大多数国家的结构性权力是负值。那么，美国就能够一定程度上寄希望于这些国家：美国采取违反结构安排的行动，这些行动具有颠覆结构的风险，而其他国家在结构崩溃时将面临更严重的损失，于是这些国家将努力稀释结构出现的波动，尽可能使之恢复。美国则在其中实质获益最大。现行国际金融体系的问题在于结构对不同国家施加的约束是不均等的，也就造就了国家之间责任与收益分配的不平等、不合理。
国际金融危机的爆发使中国认识到体系结构中的一些安排的不可持续性，因而中国开始积极务实地推动国际金融体系改革，并通过自主的行动取得了一定进展。现行结构仍然具有约束力，而中国的结构性权力无论在国际货币还是债权债务关系中都是负值，意味着中国自主改变体系结构的行动可能使中国因结构变化而承受巨大代价，抑或无法对结构形成具有调整意义的影响力。此外，从结构视角看，构建全球货币互换网络、扩大特别提款权使用范围以及多元国际货币体系，都难以遏制体系中的特权国家危害国际金融稳定的行动。中国推动国际金融体系改革的目标，应当是使体系所有成员都处于一个施加均等约束的结构之中，进而使所有成员都平等合理地分配责任与收益。
中国解决所面临这两个方面的问题都应诉诸国际金融治理领域。一方面，中国要依靠治理领域中的多边协商机制，促进国际社会共同抵消当前结构的约束，进而减少改革附带的脆弱性代价即超越约束，从而实现对现行结构的有效调整。另一方面，中国应倡导建立一种新的治理结构为国际社会提供更加合理的选项以国际外汇储备基金这一新机制为核心的结构，使国际金融体系中全体成员都平等地接受该结构的约束，由此，成员将遵从集体决定在结构的有力约束下行事，共同维护体系的稳定，以治理结构中的约束来削弱特权国家在其他结构中的相对优势即重塑约束。对现行结构约束的超越，以及重塑治理结构的约束，从而约束所有成员在全部结构中的行为，就是中国参与和推动国际金融体系改革所应选择的阶段性路径。
2018年6月18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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