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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編輯推薦： |
陈丹青、钱理群诚挚推荐
一个人的阅读史，一个年代的寻思录，追赶思想的脚步，不能停歇
孙郁的研究，从鲁迅、胡适等人出发，观察旧时代的文人气象，审度当下的写作风向。他儒雅温润的文辞，体察灵魂的苦痛，传递生命的悲喜，经他讲述的思想和人生，沉重、真实，倍感亲切。他的作品，如同写在价值失序年代的寻思录，有着他那些一以贯之的精神逼问和思想隐忧。对话前辈，缅怀一种情怀和心迹；品评作品，求证一种精神气量；直白其心，但文体讲究；对照他人，亦反观自我。孙郁以其诚恳、敏锐而又体贴入微的言说，穿行于历史与现实之间，既考证写作的叛徒，实为文学开新的先锋，也重申了文学及写作那不可移易的庄重品格。
第十二届华语文学传媒大奖授奖辞
孙郁的散文，熔思想发现、学术洞察和艺术感悟于一炉，深刻的人性表达、中正的人文立场、丰富的人间情感，化为细腻又精准的文字、真切而舒朗的语感和深邃又超拔的境界，是视野、学养与良知、趣味相洽的知识分子写作的典范文本。
第五届朱自清散文集授奖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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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內容簡介： |
本书收录孙郁一九九二年至二〇一八年在《读书》杂志发表的数十篇文章。孙郁评点了鲁迅、大江健三郎、木心、张中行、徐梵澄等人的作品，也藉由这些作品，进入这些人的文学世界与个人命运。
至于我自己在《读书》上的文字，不过个人阅读史的痕迹，在那些年月，只是随着同代人一起进行着自我的突围而已。其间的幼稚、彷徨与憧憬，都如影子一样，隐入逝去的昨夜。《读书》创刊的时候，正是中国思想解放的年代。从禁锢里走出的人，懂得自己要寻找什么。我们这些曾经带着寻路之梦的作者，精神有深浅之别，见识有高下之分。但追赶思想的脚步，是不能停歇下来的。
孙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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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關於作者： |
孙郁，一九五七年生。曾任中国人民大学文学院院长、北京鲁迅博物馆馆长；现为中国人民大学文学院教授、中国鲁迅研究会会长。
主要著作有：《鲁迅遗风录》《民国文学十五讲》《鲁迅与俄国》《革命时代的士大夫：汪曾祺闲录》《鲁迅与周作人》《鲁迅与陈独秀》《鲁迅与胡适》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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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目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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彼岸的声音 一九九二
沉重的穿越 一九九二
未完成的雕像 一九九三
拖着历史的长影 一九九四
其淡如水 一九九五
被近代化的文化互证 一九九五
偏执的真人 一九九九
自由的书写者 二〇〇〇
士的进退 二〇〇一
往者难追 二〇〇一
中断的链条 二〇〇二
兼而得之？ 二〇〇二
始之于隆隆，终至于默默 二〇〇三
孤桐老影 二〇〇四
学者的良知与市侩的手段 二〇〇六
木心之旅 二〇〇七
从度苦到顺生 二〇〇八
在鲁迅的暗区里 二〇〇九
在想象与叙述之间 二〇一〇
冲绳的鲁迅语境 二〇一〇
在德、俄版画之间 二〇一二
明末遗民申涵光 二〇一三
鲁迅的词语之力 二〇一五
走向大众的知识人 二〇一五
多通于一 二〇一六
鲁迅与三十年代考古学的几个问题 二〇一八
被照亮的遗迹 二〇一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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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內容試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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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本书的文章，都是在《读书》杂志上刊登过的，时间跨度有二十六年之久。
八十年代偶然接触到了《读书》杂志，上面一些智性的文字，多是思想的飘带，搅动着阅读时的心绪。每一期总有些有趣的内容，与社会流行的风向不同，引人到别样的路径中。那时我在鲁迅研究室工作，中午拿着饭盒在资料室与同事小聚，闲聊时常常说起书架上的那本《读书》，对于其间的妙思多有赞誉，而一些学术史的掌故与花絮，也在这样的聚会里得知一二。
我与《读书》发生联系，却是九十年代之后。
大约一九九一年秋，尹慧珉老师到我所在的《鲁迅研究月刊》编辑部来，带来了所译的李欧梵的《铁屋中的呐喊》。那是第一次见到她，彼此所聊都很愉快。晚上读着这位前辈的译著，觉得散出了不同的气象，是另一种的语境里的鲁迅研究之音，几天后，遂写了一篇心得。
文章没有敢交给自己的编辑部，便投寄到《读书》杂志。记得信封上写着：《读书》编辑部编辑先生收。那是岁末，天气有些冷了，但自己内心的热度还在，那是写作冲动的结果吧。不久就得到吴彬老师的回信，知道文章被采用。我与《读书》的联系，便由此开始。
鲁迅研究在大陆已经形成一种相近的模式，李欧梵提供给我们的是别样的视角。他的叙述方式在我们过去的学界甚为罕见，我们这些关注鲁迅学的人，多少都从其中看到了学术研究的多样性。写这篇文章，其实是检讨自己过去思考问题的盲点。在大陆的语境里，那时候还不太易有李欧梵式的思路，这类文章，某种程度与《读书》的趣味有些吻合的。
那时候《读书》依然延续着创刊时的风气，拒绝八股无趣的篇什。老一代的学者在此多次发声，新人也开始涌来。学院派们、江湖野老、报纸记者咸聚于此，并无什么身份之感，只要说出新意就好。因为要清理历史积垢，便不得不反思过往的烟云，引进新学识，重读历史经典也成了风气。就现代文学研究而言，唐弢、严家炎、钱理群、陈平原都在杂志发表过各种议论，先前狭隘的审美空间，也一下子伸展开来。
往者难追不久我就参加了《读书》的一些活动。杂志定期召开松散的聚会，大家随便闲聊，地点与人员都不太固定。记得那时候在语言委员会一个房间里，大家常常讨论一些有争议的话题，有时我与王得后、赵园夫妇约好同去，其间结识了许多人。与陈乐民、资中筠、陈平原、夏晓红、雷颐、陆建德等人的认识也在那个时候。每个人的知识背景不同，兴奋点各异，聊得却很投机。沙龙气氛也刺激了我对于一些问题的思考。
杂志的编辑都很活跃，除了沈昌文先生，吴彬、赵丽雅、贾宝兰都是能干的女将。多年后一些年轻编辑进来，依然保持认真的精神。这或许就是它的传统。吴彬的敏锐、赵丽雅的博学、贾宝兰的深切，在读书界都被广泛称赞。我的一位学生专门写过一篇研究《读书》的文章，就对这支编辑队伍发出敬佩的感慨。他们的远见卓识，催促了许多思想的碰撞。
《读书》是学术随笔类的杂志，因为是思想的漫谈，便有了不同精神的交织。我印象深的是辛丰年谈音乐的文章，张中行的忆旧的感怀，黄裳的版本讨论，王蒙的人物素描。不同人的风格，显示了各异的文化亮点。五四后的《语丝》周刊的味道也飘动出来。有一次吴亮见到我，说这本杂志有点文体意识，《读书》体的概念也就慢慢被更多人传开了。
能够吸引众多的作者群，给杂志带来了许多活力。那些人未必都参加沙龙活动，但彼此有着弹性的联系。一些活跃的作家、学者都有出其不意的灵思涌来，阿城在美国写下的谈古书的文字、汪子嵩的亚里士多德的解析、赵一凡的哈佛读书记，还有刘小枫那些描述早期阅读记忆的短文，都是改变读书风气的书写。我们在此看到了一些有锐气的谈吐，也感受到缕缕古风。舒芜的随笔是走知堂的路径的，但有晚清韵致的却是张中行、谷林这类人。他们的特点是恢复了传统文章的观念，又有现实的眼光。五四以后，在学术随笔方面做出重要贡献的杂志，旧时有《古今》，当代是《读书》，彼此的作者有交叉，精神上有相近的联系。
应当说，《读书》的脉息里以新旧京派为主，加之一些从域外传来的书卷气。即便是作家著文，也是有学问的走笔。汪曾祺就给《读书》写过文章，他和编辑间的关系亦好。只是那时用心散文小说的写作，不太顾及学术随笔。不过，他偶尔给《读书》的文章，都很漂亮，最后一篇是谈沈从文的小说。那时候汪先生身体已经出现问题，文章断断续续才完成。在我看来，他的文字可能最符合《读书》的口味，有些不凡的学识，加之良好的艺术感觉，作品便很快传开了。
我的印象里，黄裳可能是给该杂志写文章最多的人。他在不同的随笔里，表现了很好的学识。身上的旧文章脉息甚多，在什么地方有知堂的味道。但他自己不承认此点，以为自己喜欢的是鲁迅传统。他在明清历史方面多有建树，从材料说话，文字亦好，周氏兄弟的笔法藏在笔后，真的是民国辞章的延续。而我印象深的是他关于五四以来新文学的理解，以京派的文字传达左翼的思想，在文体上独步学林。
我自己很喜欢那些有历史感觉的文章。许多前辈对于旧时风景的打捞，依然带有八十年代新启蒙的意味，谈历史人物，尤其是那些学问家的往事，其实也是在温习历史。以人入史，或从史入人，用心的人总有些独特的发现。金克木、季羡林、李泽厚的某些短章，催开了诸多思想之门。我们随之思之、问之，好似进入山间的小径，弯曲之中，忽见到诸多风景。
因为倡导读书无禁区，杂志涉猎的话题甚多。近代史与古典学一些鲜见的影子飘来，惊喜之外还有观念的洗刷，引起争论也是自然的。有人曾说《读书》是一本时髦的杂志，那其实是误解。上面的话题看似很新，其实许多是旧事重提。史学界对于民国学人的追忆，文学界重读经典，哲学界则是注重原典的价值。那些关于域外思想的介绍，也多是学界百年来思想的延伸。作者们一个共识是，接续前人的薪火，才能回到学术的基本话题中。而王国维、鲁迅、胡适、蔡元培的精神，需认真咀嚼方能发现真意。但是在众多文献的阅读中，我发现我们与前人的距离甚远，今人要弄清五四那代人的话语方式，其实并不容易。所谓往者难追，是的的确确的。
我给《读书》的文章有两类，一是命题作文，一是围绕鲁迅传统的心得。记得赵园刚出版了新作，大家都说好，吴彬便邀我写点评论。有感于赵园的五四遗风，便说了诸多的感受。多年后我写邹韬奋的文章，系祝晓风所约，他刚刚接任主编，策划了纪念邹韬奋的专题，我便匆忙为之。其实我对于邹韬奋只是一知半解，写《走向大众的知识人》时，翻了许多档案材料，对于三十年代的出版业与文化思潮的关系，有了另一种理解。而关于鲁迅传统的研究心得，写得很随意，并不系统。从曹聚仁到徐梵澄，从唐弢到高远东，都是沉淀下来的感受，随读随记，留下彼时的一点心绪。感谢吴彬、叶桐、卫纯等友人的催促，二十多年间，没有间断给杂志供稿。自己的趣味在慢慢变化，唯一不变的是对于鲁迅以来知识分子风气的关注。
但杂志也因其一些观点刺眼，引起过不少的争鸣，被读者批评也是自然之事。可是《读书》并不自以为是，也愿意刊发反驳自己园地里的作品的文字，于是形成一种对话氛围。记得茅盾诞辰百年的时候，我写了一篇《身后的寂寞》，有人并不同意我的观点，写了尖锐的批评来信，《读书》照登。那批评并非没有道理，比如说我以鲁迅的标准要求茅盾，有点刻薄，想起来说得也对。自此以后，在审美的思考上，我便注意不再以唯一的尺子去量历史人物了。
给《读书》的文章，也让我想起诸多的故事。王瑶去世后，关于他的话题变得沉重起来，几年后出版社推出了他的《润华集》。忘记怎么得到了这本书，读后对于先生的晚年有了许多认识。凭着一点印象，以此为入口，梳理他的学术思想，在我是一次学习的尝试。文章最初的标题是《读〈润华集〉》，吴彬以为不好，改为《拖着历史的长影》刊发出来。
写关于王瑶的随感，其实是为了感激他带来的启示。上大学的时候，王瑶来我们学校做过演讲，后来在鲁迅博物馆工作，有了接触的机会。他很幽默，讲话中没有一般教授的腔调，语态保持了民国读书人的机敏、随和，一些谈吐带有《世说新语》的味道。他的新文学研究与一般人不同，有史学家与左翼经验为基础，毫无匠气。也就是说，新文学研究，与自己的人生体验有关。但背后有很强烈的学理的支撑。他晚年的思想其实很重要，较之先前是有很大变化的。这变化学界注意得不够，我们在钱理群、赵园的写作中其实看到了王瑶的长长的影子。
《读书》上有许多王瑶弟子的文章，他们的精神逻辑大致是一致的。以钱理群为例，他讨论五四以来的文学与思想，顾及不同流派的价值，而自己的兴奋点在鲁迅思想的继承。这个思路也深深影响了我，觉得梳理鲁迅传统需要几代人努力为之。呼应钱理群的有许多人，王乾坤、王晓明的文章似乎也在相近的语境里。大家意识到，要有多学科的交叉才能够搞清楚其间的经纬。
我自己因为对于极左思想的痛恨，在面对以往的陈迹时，有意回避左翼的词语。这是与钱理群不同的地方，自然也有偏执之语。那时候喜欢以胡适、知堂的视角回望昨天，所写曹聚仁、刘半农、台静农的文字都留下这样的痕迹。细想起来，只是在知识上丰富了自己，其实未必切中新文学传统本身。这给我很大的困惑。有几篇旧文使我想起一些当年的片段。比如，我对于江绍原先生一直有种神秘感，看周作人的日记，知道他与周氏兄弟关系的密切，是一般人不及的。我与江先生的女儿江小蕙曾经是同事，从小蕙老师那里，看到了鲁迅、周作人、胡适、钱玄同大量的手稿，知道了一点五四学人的旧事，尤其是民俗学的建立，江绍原先生可谓功不可没。而鲁迅对于民俗学的理解与推广，不仅给江绍原颇多影响，对于后来文学观念的演进的认识，也可说有推进作用。但这样的描述，对于鲁迅与同代人的关系上仅仅停留在趣味之中，那其实也遗失了思想史重要的元素。
让我惊异的是域外学者的一些思考。过去谈鲁迅的影响力，一般都在本土的语境里。自从日本、韩国的学者的研究成果介绍过来，东亚视角成为一个不能忽略的存在。多年前日本冲绳之行，给我很大的冲击，发现了鲁迅精神在东亚知识界的活的形态。八十年代后，我自己喜欢在非左翼的话语里回望历史，但冲绳的文化却告诉我鲁迅的生命力却在那种左翼的反抗精神中。日本知识界喜欢鲁迅，与那思想的反抗性不无关系。而底层读书人在面临苦难的时候，鲁迅遗产给予的支持，是别的传统不易代替的。毋宁说，鲁迅激发了草根左翼的产生。
在冲绳访问的时候，发现实地考察得出的印象，可以修补许多过去的盲点。人活在绝望、不幸的阴影里，才知道阳光的可贵。被战争扭曲的冲绳天空，流散着冤魂的影子。那些反抗美军占领的知识分子从鲁迅那里得到的启示，形成了新的文化意识。在凝视那些人与文字的时候，我才知道了鲁迅的跨国界的影响是如此之大。
以鲁迅为核心，扩展起来看过去的文化变迁，会发现我们的文化有一个生态系统，但后来的观念对于这些生态的描绘过于泾渭分明，实际上那时候的人与事乃相互交叉的。《读书》本身也包含左右不同思潮，作者群的交叉其实给杂志带来了生气。我过去几十年也关注日本的汉学传统，尤其是现代中国的研究，发现那些研究者虽然立场不同，但对于文化生态总体把握时有一种立体感，这恰是我们要借鉴的态度。我的写作过于缠绕在过去的单一记忆里，好似一直没有走出八十年代。得中之失与失中之得，也是摸索中的代价。
鲁迅传统博矣深矣，这些跨出了文学的疆域，在金石、考古、宗教、哲学与东亚近代史诸方面都有很广的话题。我自己只是梳理了其间的部分内容，有些也吸收了同代人的观点。王得后、钱理群、王乾坤、汪晖、王晓明、林贤治、高远东等人的思考，给我带来不少的参照。他们身上的个性之光，也证明了鲁迅之于今人的意义。而《读书》要继承的，也恰恰是这样的传统。
如今谈及这段历史，眼前晃动着无数人影。要感激的人呢，自然很多。学术史与编辑史是不能分开的，几代编辑留下了诸多可以感念的形影，他们的率真、洒脱，让我持续地与杂志保持着友谊。君子之交，乃在望道之乐。因为深知人类认知的有限性，渴念着从精神的小径走向开阔之域，偶有一些荆棘算不了什么，在差异性语境里思考问题，才不至于被历史的循环之影绊住。
至于我自己在《读书》上的文字，不过个人阅读史的痕迹，在那些年月，只是随着同代人一起进行着自我的突围而已。其间的幼稚、彷徨与憧憬，都如影子一样，隐入逝去的昨夜。《读书》创刊的时候，正是中国思想解放的年代。从禁锢里走出的人，懂得自己要寻找什么。我们这些曾经带着寻路之梦的作者，精神有深浅之别，见识有高下之分。但追赶思想的脚步，是不能停歇下来的。
二〇一八年六月二十一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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