晚近以来韦伯研究的一个重要发展，如著名韦伯专家施路赫特教授（ Wolfgang Schluchter）所指出，就在于所谓韦伯的著述史（Werkgeschichte）本身成为焦点并成为进一步弄清韦伯思想脉络的前提。对韦伯第一阶段著作从忽视到重视的变化，是与韦伯研究中这一著述史的问题日益突出有关的。所谓著述史问题说起来本应是任何学术研究的基本要求，亦即我们通常所说，在研究一个作者时不应割裂其文本脉络而任意抽取某些篇章段落作断章取义的解释，而应从作者本人的文本脉络及其时代背景出发去研究其著作和思想。但在韦伯研究中，以往长期存在的一个普遍问题，恰恰就在于相当多的论者并不是从韦伯著作的文本脉络和韦伯本人的思想历史脉络出发，而是以某些先入为主的观念出发去解读韦伯，其结果是许多解释常常似是而非，不但无法在韦伯的著述本身得到充分印证，而且不乏把韦伯所反对的东西说成是韦伯主张的东西的情况。造成这种状况的一个重要原因是在于，由于韦伯去世（ 1920年）后的德国和欧洲一直处在二次大战前后的恶劣环境下而导致欧洲社会科学发展的停滞，因此韦伯的著作和思想在德国本土和欧洲事实上长期被忽视。例如今天被看成其思想集大成的遗著《经济、诸社会领域及权力》虽然在韦伯去世后不久即由其遗孀以《经济与社会》为名于 1922年出版，但该书到 1947年为止只售出不到二千本。韦伯在西方社会科学界的影响事实上是首先经历美国化的过程，并在二战结束后以出口转内销的方式，重新得到德国和欧洲学界重视的。这一韦伯美国化的过程一方面确立了韦伯被公认为西方现代社会科学奠基者的地位，甚至有所谓谁掌握了对韦伯的解释权，谁也就有望执学术研究的牛耳（Who ever controls the interpretation of Weber can entertain hopes of also governing scientific activity）的戏言。但另一方面，正如今天学界一致认为，这种美国化的韦伯主要是二战后美国主流社会科学界对韦伯思想的解释，更多是以 50、60年代美国社会学建构社会学理论系统的需要出发（以帕森斯为代表），而并非从韦伯思想本身的脉络及其历史时代的背景性问题出发。也因此，这种二战后的美国韦伯与一战前后的德国韦伯几乎可以说是道不同而不相谋。
德国学术界可以理解地逐渐群起纠正这种美国化的韦伯。1959年德国历史学家和韦伯专家蒙森（ Wolfgang Mommsen）率先发表影响深远的《马克斯 韦伯与德国政治：1890 1920》（增订第二版1974，英文版1984），第一次把韦伯及其问题意识放到韦伯本身的时代来考察，是为使韦伯脱美国化之始。同年另一德国学者滕布鲁克（Friedrick Tenbruck）亦发表长文指出韦伯时代所谓社会科学方法论与二战后美国社会科学热衷的所谓方法论实在乃风马牛不相关的事。不过在当时，这些著作的影响主要限于德语世界和少数专家。但 70年代中以后，一方面美国本身所谓社会科学去帕森斯化的趋势导致社会科学基本范式（ paradigm）发生根本变化，另一方面则德国学界在韦伯著述史的研究进展日益使一战前后的德国韦伯逐渐有取代二战后的美国韦伯之势。 1975年凯斯勒博士（ Dirk Kasler）发表了韦伯著述的详细编年考证，第一次使韦伯著作的写作和发表次第有了一个比较清楚的编年史根据。 同年滕布鲁克教授发表震撼学界的韦伯著作的主题统一性问题一文，提出《经济与社会》不是韦伯主要代表作这一惊世骇俗的论点，从而使韦伯著述史的问题成为以后任何韦伯研究再无法回避的问题。1976年联邦德国成立，以蒙森、施路赫特和文克尔曼（Johannes Winckelmann）等五位专家为主编的《韦伯全集》（Max Weber-Gesamtausgabe）编辑委员会，开始计划系统出版新的批评 -历史版韦伯著作。1984年国际学界在伦敦召开规模盛大的韦伯与他的同时代人研讨会，在某种意义上可以看成是德国的韦伯和一战前后的韦伯在韦伯研究中的地位已基本取代美国韦伯和二战后的韦伯的标志。在这次大会上，德国学者亨尼斯（Wiilhelm Hennis）发表的主题报告韦伯与德国历史学派政治经济学进一步提出韦伯不是社会学之父的论点。其含义当然不是要贬低韦伯的学术成就，而是强调韦伯的问题意识和学术旨趣与今天人们一般所说的社会学实在相去太远，因此从现时社会学的角度将不可能使韦伯著作的基础及基本原则得到历史的解释。使韦伯脱美国化由此同时发展为使韦伯脱社会学化，即认为要了解韦伯就必须首先研究社会学以前的韦伯（Weber before Sociology），特别是韦伯学术第一阶段的著作。1990年，在美国著名韦伯专家罗斯（ Guerther Roth）等主持下，又有韦伯的新教伦理：起源、证据与背景讨论会，同样突出了韦伯名著《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的德国背景和时代背景。
总之，晚近二十年来西方韦伯研究的基本倾向是日益强调对韦伯的研究必须从弄清韦伯本人的文本脉络和思想历史背景出发，从而表现为解构美国韦伯，重构德国韦伯的趋势，并由此突出了韦伯思想第一阶段在韦伯研究中的重要性。我个人认为这一新的研究取向对于中国社会科学的发展是有利的，而且具有超出韦伯研究本身的意义。其原因在于，一战前后的德国韦伯乃是从当时欧洲一个后起发展国家即德国在这种历史处境出发来思考问题的，事实上，韦伯全部问题意识都是从当时德国大大落后于英国等欧洲发达国家这种焦虑意识出发的。 德国韦伯的这种历史处境及其焦虑意识，不消说乃与我们中国人至今的历史处境和问题意识具有更多的相关性。相反，二战后的美国韦伯则以一种发达国家的自鸣得意心态，力图描绘出一套普遍适用的所谓现代化理论，这与身处落后国家境遇的德国韦伯的心态是格格不入的。韦伯终其一生根本反对有任何普遍历史规律，根本反对把社会理论系统化的努力，认为一种系统化的文化社会科学这一观念本身就不知所云。因为这种追求系统化、普遍化的企图，在韦伯看来，只可能落入黑格尔式泛理性主义（Hegelian panlogism）甚至自然主义式的一元论（naturalistic monism）。晚近哈贝马斯（Jrgen Habermas）特别批判韦伯落入文化主义即特殊主义，而未能提升到普遍主义的高度，并以超越韦伯的文化特殊主义而论证人类理性发展的普遍性为自我期许。雄心壮志诚然可嘉，但我却不能不怀疑哈贝马斯究竟是超越了韦伯还是根本就还没有达到韦伯的视野!晚近以来学界已常常指出韦伯以后的西方社会理论导致具体历史之维在现代社会理论中的黯然失色（the Eclipse of History in Modern Social Theory），今天应该是更注重具体历史之维的时候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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