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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书是为上海交通大学前身南洋公学和无锡国专学生学习《四书》所撰写的教材。在历代注解的基础上，结合时代变化，发挥个人独到见解的著作。本书既有对中每句话的详细解释，又有对整篇大义的宏观认识，可以说，对四书进行了全面的、深入浅出的现代解读，也为现代人如何读经、如何学习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提供了借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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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內容簡介：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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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语》《孟子》《大学》《中庸》这四书在中国传统文化中具有特别突出的重要地位，自宋代以来为中国人必读之书，作为当时人们的基本信仰与信念，成为其安身立命之道，是家传户诵之学，哪怕是乡间识字不多甚至不识字的劳动者，也是通过口耳相传，接受并自觉实践其中做人的道理。其中的仁爱忠恕之道,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己所不欲勿施于人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人之幼等格言，不仅是中国人做人的根本，而且是全人类文明中*光辉、*宝贵的精神财富。《四书大义》也是唐文治先生在任上海高等实业学堂（上海交通大学前身）监督（校长）时，为使学生重视经学而亲自编写的经学系列教材，也是先生治经学义理与训诂并重的代表成果之一。先生在阐发义理之时结合时事，提出自己的观点，认为《论语》从学开始，展示天德、王道、圣功，并把《尚书》以至《大学》的修、齐、治、平的经世思想全然收纳。因学而知自觉发扬经学的体统，重建经学学术的殿堂。例如在《为学》篇大义中先生认为从自知到知人都是为学的具体内容；在《为政》篇大义中，先生提出为政须以学问为本，这是对20世纪上半叶军阀割据的担忧，并进一步指出了德政的重要意义，推行教化，培养人的善良本性，而不是利用苛刻的法来束缚百姓等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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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關於作者：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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唐文治（18651954）是近代著名的教育家、学者，清代进士，清末曾任职外务部，游历欧美，周知世界形势。后弃政从教，提倡读经救国。曾任上海交通大学前身南洋公学校长，创办无锡国专，教育出了唐兰、吴世昌、王蘧常、蒋天枢、钱仲联、周振甫、朱偰、王绍曾、魏建猷、朱屺瞻、冯其庸等众多文史大家。其学殖深厚，对传统经典均有独到理解，是名副其实的国学大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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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目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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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唐文治与经学在近代的回潮邓秉元1
学而篇第一1
为政篇第二13
八佾篇第三28
里仁篇第四43
公冶长篇第五56
雍也篇第六74
述而篇第七90
泰伯篇第八110
子罕篇第九126
乡党篇第十145
先进篇第十一165
颜渊篇第十二185
子路篇第十三205
宪问篇第十四225
卫灵公篇第十五254
季氏篇第十六275
阳货篇第十七289
微子篇第十八306
子张篇第十九316
尧曰篇第二十329
论语大义定本跋33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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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內容試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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唐文治与经学在近代的回潮
邓秉元
自1905年清廷废科举以来，传统经学经历了复杂的变化。先是在中体西用口号之下，通过癸卯学制改革，保留经学作为精神信仰的地位，设立中国旧学专门，为保存古学古书之地，理由是中国之经书，就是中国之宗教（张之洞、荣庆、张百熙《学务纲要》）。岂料为时不久，1912年民国肇立，经学便在新的学制改革中废除，传统经书也因此被划入新的知识体系，分别成为文史哲等学科的历史文献。主导其事、提倡信仰自由的教育总长蔡元培，所心仪的乃是以美育代宗教，其实便是以美育代经学，否定经学具有精神信仰的超越意义，或类似国民政府以后那种政治教科书的地位。
经学本来便不是一种独断的信仰形态。从学术角度来说，否定经学的宗教与意识形态地位，其实并无不妥。汉代表彰六经，主张诸子出于王官，从知识体系立场还原了经学相对诸子的本源地位。尽管号称独尊儒术，却首先是说政治应该建立在仁义而非霸术之上，并因此成为各阶层的共识。远非20世纪一些史家所说的，仅仅是为专制君主服务。西汉之伟大，正是因为社会普遍对真理抱有诚意，作为知识体系根基的六艺之学，遂得以重新滋养百家学术。不仅经学，百家诸子与道教、文学皆能自由发展，各个领域英才辈出。那以后，唐之与宋，精神形态虽然不同，且各有流弊，但文化理想尚极为高远。经过金元的统治，政教文化日趋粗鄙，礼法纲纪荡然无存。明清以后，政治力量遂得以把某种经学观念（譬如理学）凌驾于其他学术，不仅学术自身失去活力，民族的生机也逐渐窒息。
不过，把经学的学科属性也加以否定，的确是对中国传统文化的致命一击。中国文化所依托的那种天人宇宙的视野既不复存在，宗教也在科学主义观念下难以生根，在功利盛行的现实世界背后，缺少超越性精神作为本源，民族的生命自然无法畅达。这是20世纪华夏文明的真正危机所在，在随后的新文化运动中，经学又被扣上粪学（钱玄同语）的帽子。那种由天朝上国的迷梦中轰然坠地的失落心态，竞相拿经学作为出气筒。尽管在一些新兴的学术形态里面（譬如新儒学），经学义理的圆融得到捍卫，但各种流派笔下的中国历史却依然是漆黑一团。经学虽然像先秦学术一样，回到了自由的民间，但却发现鸠占鹊巢，早已失去了故园。
也正是在此时，我们看到一群文化遗民。这些遗民可能不像罗振玉、王国维等人一样，为逊清恪守臣节，但却在近乎失语的时代环境之中，在学术上守先待后，顽强地为华夏文化招魂。在这些人物之中，出生于同治四年（1865）、卒于1954年，生涯横跨晚清以来将近一世纪之久的唐文治先生，无疑算是个中的一位典型。如何清理这些旧学典型的精神及学术遗产，并研求其历史意义，便成为后来者义不容辞的责任。
一、 以史学为中心的学术
探讨这一问题，至少应该从清代说起。早在康熙即位之初，三藩尚在，台海未平，满洲王大臣势力趁康熙年幼之机，重新占据上风。直到康熙中叶，清廷所要解决的主要问题都是如何在政治上确立君权对部族权力的优势地位，并削平各种割据势力。因此，在很长一段时间，康熙对汉族士大夫都是采取怀柔政策，对熊赐履、张伯行这种勇于挑战满洲贵族的士大夫不遗余力加以拔擢，对举荐施琅、帮助平定台湾的李光地更是视为能臣，对南北内外不同学术也能表示优容。康熙前、中期之所以会延续晚明思想自由的格局，都是与这一现状分不开的。在这一背景下，尽管朱学与王学的争论仍然激烈，但各种新的学术形态也纷纷崛起。尤其重要的是，中土学术开始与利玛窦以来耶稣会士所带来的西洋学术合流，诸子之学全面复苏，在以宋明理学为代表的第二期经学已经走向完结的时候，为中国文化带来了一阳来复之机。黄宗羲在《明夷待访录自序》中所提及的夷之初旦，明而未融，说的便是这个意思。这一机运后来销杀于一元化体制之下朱子学的独尊与中西礼仪之争，固是事实，但却是理解清代学术各种转折的前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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