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把欧洲各民族在我们这个时代以前的两百二十多年中的思维活动作一个简短而十分确切的叙述，就会发现他们一直是依靠十七世纪的天才在观念方面给他们累积的财富来活动的。这个时代的人继承了十六世纪的历史性革命所具有的观念酵素。同时他们又把涉及人生各方面的现成思想体系传给后代。怀特海1997∶38。在观念方面给他们累积的财富原文作theaccumulated capital of ideas provided for them（Whitehead1959∶42）。capital ofideas宜作观念资本解。深入研究西方十七世纪的科学革命，不宜忽略希腊留给欧洲的思想遗产（戴克斯特霍伊斯2010∶10）。这份遗产有两个不同的方面。首先是一些伟大的基本观念，它们更多是哲学性的而非科学性的。虽然它们并非永远有效，但却一直影响科学的发展至今；其次是希腊哲学的一些正面成果，后来者往往以此为基础，至少以之为出发点。（同前引书）
人必须首先解决温饱问题，然后才能从事各种思想和精神活动，这是一个不言自明的道理。如果食不果腹，身无居所，哥白尼不可能提出日心说，牛顿也不可能写出《自然哲学的数学原理》。然而，物质的这种第一性只有从能够维持生命的意义上来评判才是绝对不可替代的；基本的物质需求和生存条件得到满足以后，个人的才华和思想的重要性将凸显出来，天才并不是把才能组合起来的结果。多少大队士兵（battalions）相当于一个拿破仑呢？多少二三流诗人（minorpoets）可以构成为一个莎士比亚呢？多少普通的科学家（run of the minescientists）可以完成一个爱因斯坦的工作呢？这一类问题的提出并非为了取得答案，它的用意不过使人确信天才的独特无双（the uniquenessofgenius）而已。（胡克2006∶18；英语原文见Hook1945∶26）观念的引领和推动作用有可能超过物质，成为促成重大事变的主要因素。不是任何衣食无忧的人都能发动并领导1789年的法国革命或1911年的中国辛亥革命的。如果不是因为相信世界是可知的，麦克斯韦不可能创立电磁理论，伦琴也不可能发现X射线。也许正是在这个意义上，怀特海可以在研究中把目光聚焦于促成近代科学兴起的思维中的各种要素、本能的信念、观念酵素和观念方面累积的财富上，怀特海1997∶38。观念酵素原文作aferment ofideas（Whitehead1959∶42）。而把诸如财富和闲暇时间的增加、大学的扩展、印刷术的发明、君士坦丁堡的陷落、哥白尼、瓦斯哥达珈玛、哥伦布、望远镜等许多人可能会倾向于优先考虑的人物和事项，全都划归为科学兴起过程中出现的无须细谈的偶然因素怀特海1997∶16。在别的著述中，怀特海肯定了望远镜的重要作用，认为此物虽然可能会作为玩具而（被）保留，但在伽利略手中却引起了一场革命（科恩1999∶493）。。怀特海重视人的本能的信念和心理状态，在他看来，至中世纪晚期，欧洲人的心理那时已经准备好了一次思想上的新冒险怀特海1997∶16。细读并比较英国中世纪思想史家大卫瑙尔斯的如下评述：这次伟大的再觉醒（参看本书第9页注②引者按）找不到充分的缘由。人们已经提出的那些原因诸如和平在西欧的恢复，以及随之而来的有序的政府，财富与闲暇，当然都不是这样一场广泛、持久和富有活力的变革的根本性原因，它们甚至也不是其必要条件。这个复兴可以用一个极好的明喻来描述：它是欧洲新族类心理上和智力上的青春期。瑙尔斯2012∶126）。。笔者原则上赞同怀特海教授的见解。第一次世界大战的爆发当然与1914年6月28日奥匈帝国王储斐迪南在萨拉热窝的不幸遇刺有关，但也和一些酝酿已久的深层次原因不无干系。一些严肃的诗人和哲学家几十年来一直在颂扬那种与狭隘的民族主义和战争狂热纠结在一起的英雄主义，由此培育出一个崇尚战争的更深的心理因素，并最终对加速可悲的战争爆发起了作用杰克逊2010∶29。。对任何重要问题的研究，都需要涉及深层，触及心理和观念的层面。诚然，通过实践能够总结出经验，而凭借一般的经验之谈也能在一定程度上展示观点的合理性，但真正可靠且经得起诘问的正确结论的得出，则需要通过基于实践却又不受其局限性束缚的理论思维，需要通过严格和缜密的概念推演。怀特海重视观念财富或观念资本的做法无疑是正确的，其不足之处可能在于低估了某些无须细谈的偶然因素的重要作用。重视观念的人文效益并不意味着必须放弃别的解析维度，而承认并且肯定观念的重要性，也并不意味着必须排斥具体历史事件的介入和各种社会机构的作用。我们知道大学的不可或缺，也知道伽利略的天文学发现在多大程度上依赖于望远镜的帮助。通过望远镜获得的新的观察资料，使得他成功否证了托勒密体系科恩1999∶102。。有必要指出的还有，怀特海研究的是现代科学的兴起，而非西方科学的起源，所以不太可能事实上也没有必要指出公元前七至前六世纪希腊人的心理状态，也许有些类似于十四、十五世纪的欧洲人。我们的研究表明，当时的希腊人确实已经或多或少地做好了迎接变革的心理准备，而荷马史诗则攻守皆备，一方面坚守传统的神话防线，另一方面也为这种准备提供了必不可少的观念依据。怀特海的科学史观与我们的有所不同。怀特海教授一方面承认要找到现代观念的源头就必须看看希腊的情形，另一方面又认为除了亚里士多德这个极大的例外，希腊哲学家们虽然做了一种观念上的准备工作，却没有发展出我们所理解的科学（怀特海1997∶7）。在他看来，西方科学思想的始祖不是哲学家，而是把英雄们的业绩当作证明命运（fate）之不可逃避地发生的个别实例的古雅典的伟大悲剧家（前引书∶10）。科学思想的始祖原文作thepilgrim fathers of the scientificimagination（Whitehead1959∶17）。怀特海区分了哲学和科学，这很有必要，但他可能忽略了希腊自然哲学其实也包含科学，也就是说，没有充分认识到科学或自然研究在希腊哲学中所占的比重很大。希腊人为哲学思想，并且，由于哲学和物理学最初是不可分的，在相当大的程度上为自转下页注
（接上页注）然科学，构成了基本的观念，后来整个欧洲的哲学和科学，都是在这些基本观念之内活动并至今仍在运用它们。（策勒尔2007∶1011；参看Stallknechtand Brumbaugh1958∶3；策勒尔的《古希腊哲学史纲》用德语写成，由L.R.Palmer译成英语，翁绍军中译本由该英译本译出）基本观念英语译文作the basicideas（Zeller 1955∶3）。有必要指出的还有，希腊命运观的始作俑者不是公元前五世纪的雅典悲剧作家，而是他们的先师荷马。但是，在这些优哉游哉的诸神的背后和顶上，耸立着一种权力，荷马史诗中的人们以对奥林波斯山诸神更大的虔诚仰视着它那就是永不变更的命运之神。莫依拉（Moira）与奥林波斯诸神搏动着的生命力相比，命运是一个冷酷的抽象物，这是人们开始领会一切事件都受自然规律的支配这一事实的产物。（策勒尔2007∶17）Butbehind and above these carefree Gods there stands a power to which theHomeric man looks up with almost greater seriousness than to theOlympiansMoira， immutable fate. In comparison with their pulsating vitalityit is a bloodless abstraction， the creation of men who were beginning tograsp the fact that all events are governed by natural laws.（Zeller1955∶9；参看Parkes1959∶186）讨论荷马遗产（theHomeric heritage）在催生自然哲学方面所发挥的巨大作用时，H.B.帕科斯提到了两个重要因素，一个是荷马宗教内含的自然主义倾向（thenaturalism of the Homeric religion），另一个便是荷马所持的关于非人格化的命运的观念（the Homericconception of an impersonal fate，详见前引书∶186187）。关于moria，详见本书第172页注③。参看Nilsson1949∶169172。纵观整部西方文化史，就其宏观走向而言，我们看到的不是一种人文元素亘古不变的独断统治，而是两个基质成分，或者说两种观念力量之间持续不断的纷争和与之相关的必不可少的妥协。西方学者熟悉他们文化的二元品质，国内学者在著述中论及这一点的亦不乏其人。中外学者常用的非基质性成对术语很多，包括诗与哲学、诗性与科学、神话与理性、神话世界与观念世界、虚构与逻辑、宗教与科学、信仰与知识、启示与哲学、神秘主义与理性主义、启示与哲理、激情与理智、欲望与理性、谎言与真实、谬误与真理、直觉领悟与理论分析、神话想象与哲学论证、诗性想象与理性观察、荷马与希腊哲学、荷马与苏格拉底、狄俄尼索斯与阿波罗、希伯来要素与希腊要素以及耶路撒冷与雅典等。细察诸如此类的二元表述，我们可以发现所有这些成对术语中的第一个词项其实是广义上的同义词，诸多看似不同的词汇或词汇组合形成了一个大致同义的语义集群；而上述对等术语中的第二个词项就词义来说也一样，如同百川入海一般形成了与第一个语义集群相对立或可资对比的另一个语义集群。面对概念纷呈的芜杂局面（这么说并不等于我们有意否认上述概念的词义差别和常态语境中极佳的表意有效性），我们能否提纲挈领，透过表象，抓住本质？换言之，我们能否找到一对涵盖面更广、概括力更强的统领概念的概念，以便把上述两个语义集群分别统括起来，从而能在更高的层面上并以更为精练的方式，尽可能准确和稳妥地把西方文化二元对立互补的基本格局揭示出来？作为学者，我们有时不仅需要，而且似乎还有责任勉为其难。基于多年来的潜心研究，也有感于从某种特定的角度来衡量中外学者在这一问题上提法的众说纷纭，当然主要还是出于对深入探析西方文化基本结构的实际需要及其理论可行性的考虑，笔者于1998年6月在《外国文学评论》上发表《投竿也未迟论秘索思》一文，该文的完整版以《论秘索思关于提出研究西方文学与文化的ML模式的几点说明》为题，作为附录见诸商务印书馆1999年8月出版的拙著《柏拉图诗学和艺术思想研究》。北京大学出版社2008年11月出版的拙著《言诗》中有秘索思一章，是为该文的修订版，但改动的幅度不大，基本上保留了原文的叙事样式。投竿也未迟语出李白晚年所作五言诗《赠钱征君少阳》。提出了西方文化的内核是由两个基本要素，亦即是由秘索思（）和逻格斯（）这两个希腊元素构成的观点。按照笔者的理解，秘索思和逻格斯是两个基质成分，也是两个元概念，二者既相生相克，又相辅相成，既是势不两立的竞争对手，又是互为依存的合作伙伴。秘索思和逻格斯缺一不可，共同建构了西方文化的深层模式，打造出它的基质底蕴。关于秘索思和逻格斯的元概念属性以及二者之间对立互补的运作态势，详阅拙文《词源考兼论西方文化基本结构的形成及其展开态势》上、下篇（分载陈思和、王德威主编《文学》2013年春夏卷和秋冬卷，上海文艺出版社，20132014年）。
评估一种文明的战略竞争力，可以从细察它的基质成分以及由基质成分搭建起来的文化基本结构入手。因此，秘（索思）逻（格斯）模式不仅是一种理论设计，而且还是一种有效的方法，具备广阔而深远的应用前景。秘逻模式适用于对西方学者的某些虽然流行却不一定稳当的重要观点的审视，也适用于对我国源远流长的西学迎拒史的重新梳理，此外或许还可作为研究其他文明之基质结构的参照，但它的价值首先还在于继往开来，借助多种必要的延扩性表述的辅佐，为人们认识并解析西方开辟一个新的视角，提供了一种新的方法。上文已简要谈及怀特海关于近代科学起源的论述。现在，有了对西方文化二元品质的介绍作为引子，我们似可结合对理论或秘逻模式的实用性的思考回到这一话题，继续业已开始的讨论。秘逻模式为解析西方历史提供了一个新的概念支点。下文将以对西方科学史的轮廓描述为例，就此议题略作阐释。
如果允许进行最大限度的概括，我们要说整部西方科学史的轮廓实际上是由两个性质大致相同的过程，也就是说，是由两次起因和结果都不无相似之处的范式变革组成的。逻格斯两次战胜秘索思，一次发生在公元前六至前五世纪，具体表现为哲学对神话的否定和颠覆，另一次发生在十七至十八世纪，具体表现为科学对基督教及其神学的质疑以及随之而来的批判。逻格斯的胜出既得力于自身的强悍，也得益于秘索思不一定符合自身根本利益的铺垫。两次胜出的共同之处在于逻格斯取代秘索思，成为促进西方文明进程的主要推力。但是，逻格斯强悍，却并非所向无敌。如同秘索思的被攻击一样，逻格斯也会为秘索思的反击提供靶子，以自己的强势发展和由此暴露出来的局限为秘索思的胜出或自身（即逻格斯）的受害创造条件。我们知道，基督教曾经战胜希腊科学，而兴盛于十九世纪下半叶的新神话，亦曾对之前踌躇满志的理性主义和启蒙思潮发起过强有力的冲击。问题的复杂性还在于，作为打造西方文化结构底蕴的两个基质成分，秘索思和逻格斯都具备接受异化的功能，以公开或隐蔽的方式进入对方的领地。暂时失败的一方不会销声匿迹，它会顺应时代潮流的变化及时改换门庭，在异己却并非全然陌生的人文环境下继续发挥自己的作用。失败是另一种形式的胜利。秘索思与逻格斯之间的互动，由此似乎具备了超越胜负的意义。没有希腊哲学的实质性参与，不会有系统的基督教神学。作为相反的例证，没有神话思维和诗化意识的强有力辅佐，大概也不会有谢林、尼采和海德格尔的哲学。秘逻模式的实用性在以上分析中得到了体现。既然是广义上的重复，两次过程及其成因中就不可避免地会带有某些相似之处。事实上，除了别的类似，如同我们指出荷马史诗为公元前七至前六世纪的希腊人提供了观念基础，使他们做好了迎接变革的心理准备，怀特海亦曾以他的方式，肯定了经院哲学（或经院神学）和中世纪思想对科学运动的形成所作出的巨大贡献怀特海1997∶1213。中世纪思想中的精华发轫于十一、十二世纪，至十三世纪末已蔚为大观。我们观于十三世纪发展之迅速，便可知在其先前所已成就的工作之伟大，后来一切时期的人士，无不得力于十二世纪创立了的基础。譬如，在上述那些可庆的事实发现之后，不多几时，约于1226至1230数年中巴黎主教奥法因之威廉，弗朗西斯派海尔斯之亚历山大便提出了他们的伟大思想体系；接着就有罗杰培根、波那文图拉、阿奎那和雷蒙洛立（RaymondLully）之崛起。假如当时非先已有了充分的准备，他们的事业便是不可能的。因为十二世纪奠下思想的胎芽，所以才能有十三世纪的生长和发达。（伍尔夫2005∶38）十二世纪奠下思想的胎芽，原文作a preparation already assured in the twelfthcentury leaven ofdoctrine（Wulf1953∶64）。leaven of doctrine似宜作学说酵剂或学问酵素解。比较怀特海的用词：aferment of ideas（Whitehead1959∶42）。在现代科学理论还没有发展以前人们就相信科学可能成立的信念，是不知不觉地从中世纪神学中导引出来的。（怀特海1997∶13）。当然，中世纪思想不是无本之木，而是有其清晰可辨的希腊渊源。的确，只要我们想到十二和十三世纪，我们就可以说，几乎中世纪哲学的所有主要观念（〈almostall the leading ideas of medievalphilosophy〉也有部分例外分支，即后来的自然神学）都等同于或直接来源于公元前450前300年期间雅典的一小批希腊思想家中流行的观念。（瑙尔斯2012∶3132，英语原文见Knowles1988∶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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