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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 麦克尼尔（J. R. McNeill）著 08：中间地带：大湖区的印第安人、帝国和共和国（16501815年）[美]理查德怀特（Richard White）著 09：美国宪法的全球史（17761989年）[美]乔治A．比利亚斯（George Athan Billias）著 10：现代世界的诞生（17801914年）[英]C. A. 贝利（C. A. Bayly）著 11：交换之物：荷兰黄金时代的商业、医学与科学[美]柯浩德（Harold J. Cook）著 12：鸟粪与太平洋世界的开启：全球生态史[美]格里高利库什曼（Gregory T. Cushman）著 13：气候变化与全球史[美]约翰L. 布鲁克（John L. Brooke）著 14：大转型：中世纪晚期世界的气候、疾病与社会[英]布鲁斯M. S. 坎贝尔（Bruce M. S. Campbell）著 后续新品，敬请关注 關於作者： 塞巴斯蒂安康拉德（Sebastian Conrad，1966　），德国柏林自由大学历史与文化研究系教授，研究涉及全球史、殖民史、帝国史、思想史及史学史等多个领域。 主要作品有《全球化与德意志帝国时期的国家》（Globalisation and the Nation in Imperial Germany，2005）、《德国殖民主义简史》（German Colonialism： A Short History，2008）、《全球史是什么》（2016）等，并与夏德明（Dominic Sachsenmaier）合编《多元视野下的世界秩序》（Competing Visions of World Order，2007），与于尔根奥斯特哈默（Jrgen Osterhammel）合著《现代世界的形成（17501870年）》（An Emerging Modern World： 17501870，2018）。 ------ 译者简介： 杜宪兵，天津师范大学欧洲文明研究院、历史文化学院讲师。研究兴趣为英帝国史、医疗文化史、全球史。译有《欧洲霸权之前：12501350年的世界体系》。 目錄： 全球史译丛总序 中文版序 第一章　导　语 第二章　全球性思考简史 第三章　百家争鸣 第四章　全球史的独特之处 第五章　全球史与整合形态 第六章　全球史中的空间 第七章　全球史中的时间 第八章　位置性与中心论取径 第九章　世界的建构与全球史的概念 第十章　为谁而作？全球史的政治意涵 谢　词 索　引 译后记 內容試閱： 一、全球史译丛总序 全球史（global history）也称新世界史（new world history），20世纪下半叶兴起于美国，起初只是在历史教育改革中出现的一门从新角度讲述世界史的课程，之后演变为一种编纂世界通史的方法论，近年来已发展成为一个新的史学流派。 一般认为，1963 年麦克尼尔出版《西方的兴起》一书是全球史诞生的标志。40 多年来，全球史在西方史学界蓬勃发展。在美国，2000年全美已有59％的公立大学开设了全球史课程，5 年后又提高了10个百分点；加利福尼亚州政府甚至以法律形式要求所有中学讲授全球史。在加拿大，全国26 所研究型大学中已有14 所开设了名为全球史导论的研究生课程；2005年有些大学把全球史列入了本科生教学计划；在不列颠哥伦比亚和魁北克两省，75％以上的中小学校开设了全球史课程。在德国，世界史教育已有上百年历史，但近来出现了有关如何讲授世界史问题的热烈讨论，不少教师和学者主张用全球史观改造乃至取代传统的世界史教育体系；2005年在德国召开的 欧洲全球史学大会更把这一讨论推向高潮，年轻一代史学家多数是全球史的积极拥护者。在意大利，2001年全球史课程进入中学；在2002年意大利历史学家大会上，虽然仍有许多史学家坚持认为世界历史只能是国别史和地区史的总和，不可能存在全球一体的历史，但同时他们也承认，进行国别史和地区史研究也应该具有全球视野。在哥伦比亚，虽然全球史尚未列入正式课程，但全球史的理念和方法已被史学界广泛接受；许多历史学家主张，由于拉丁美洲的历史与印第安人的历史， 与欧洲史、非洲史以及其他许多民族和地区的历史都有密切关系，因此应当将拉美各国、各个地区的历史放在全球史的宏观背景之下重新进行审视和描述。全球史的魅力在于其学术取向，也即把全球化历史化，把历史学全球化。 所谓把全球化历史化，是要追溯全球化的发展历程。当今全球经济一体化的趋势使得人们，首先是西方人，越来越热切地想要了解世界一体化的起源与过程，这种热切的要求促使史学家从一体化的角度对世界历史进行新的观察与思考。西方国家的学校课程设置一向注重适应和满足社会需求，因此全球史首先被当作 教学内容，然后才逐渐发展为一个学术研究领域。这个过程就表明，全球史是时代和社会需求的产物。 所谓把历史学全球化，体现了全球史的学术立场。如果说历史学家追溯全球化的发展历程是由于时代的使命和社会的要求，那么怎样追溯这一历程则是当代学术思潮决定的。后现代主义思潮构成了全球史产生的最重要的学术背景。后现代主义从批判现代社会的弊端出发，颠覆了现代主义神话，进而对以解释 现代主义神话为己任的西方人文社会学科进行反思。深受后现代主义影响的全球史学者指出，当前学术的任务不是解释，而是重新理解和认识人类历史；因为 解释是从既定的理论框架出发，戴着有色眼镜来看历史，而 重新理解和认识则意味着突破旧框架，还原历史的本来面目。西方人类学家对文化因素的高度重视和平等对待异质文化的主张对全球史学者也有重要影响。近半个世纪以来，东西方之间学术交流扩大，西方学者对非西方世界历史文化的认识明显加深，这为他们破除成见、将非西方历史文化纳入研究视野提供了条件。基于以上背景，全球史学者将自己的学术任务确定为：在阐述全球史的同时，建立全球普适性的历史话语系统，使历史学本身全球化。 经过40 余年努力，全球史在以下四个方面获得了令人瞩目的突破和进展。 第一，否定了 国家本位，以 社会空间而不是 国家作为审视历史的基本单元。现代人文社会学科形成于19 世纪的德国，当时的德国内忧外患，内部四分五裂，外部强敌环伺，在这种形势下，增进民族认同、促进国家统一就成为包括历史学在内的人文社会学科的使命之一。同时，当时德国盛行科学崇拜，历史学也追求 绝对客观，主张 让史料自己说话，档案特别是国家档案成为描述历史的唯一可靠依据。这样的结果就是，历史学刚一问世即成为以国家为本位的政治史学。后来先后出现的经济史、社会史、文化史、国际关系史等历史学分支学科，同样都以国家作为基本分析单元。 在西方史学中，最早突破 国家本位的是20 世纪七八十年代兴起于意大利的微观史学。微观派认为，人们的日常生活是最值得关注的研究对象，而与日常生活关系最密切的并非国家，而是一个个具有内聚力的生活圈子，这个生活圈子就是 社会空间。全球史接受了 社会空间概念，但将其从微观放大到宏观。全球史学者认为，在描述人类历史进程时，以国家为单元存在两个明显缺陷：一是物种（包括农作物、动物等等）传播、疾病蔓延、气候变化等等 超越国家的现象被忽略，而这些现象对全球历史发展曾经产生过重要影响；二是每个社会都是全球的组成部分，但每个社会都不是孤立存在，社会与社会之间互为发展条件，相互之间的竞争、交融、碰撞以及力量对比关系都是推动全球发展的重要动力，但是由于这些动力不发生在国家政治框架之内，因而长期被忽视。全球史学者认为，世界历史的基本叙述单元应该是具有相互依存关系的社会空间，这个社会空间可能覆盖一个局部地区，也可能覆盖整块大陆、整个大洋、半球，乃至全球。 第二，关注大范围、长时段的整体运动，开拓新的研究领域。全球史学者认为，社会空间是因不同原因、以不同方式、不断进行重组的统一体；决定其统一性的因素既可能是自然地理环境，也可能是人类自身的组织行为；无论由哪种因素决定，社会空间的不断重组都使世界日益成为一个彼此密切关联的人类生存空间。基于这一认识，全球史学者的视野空前开阔，他们所关注的不仅是跨越国家和种族的经济互动、技术转移和帝国扩张，而且包括影响各个文明之间互动的自然环境变化、移民潮流、疾病传播、观念和信仰的演变等等，许多被传统史学研究所忽略的重要现象因而被揭示出来。在公元600 年以后的上千年时间里将中国、印度、波斯、阿拉伯、印度尼西亚甚至东非等文明区连为一体的环印度洋网络，以及从生态变化和物种交流角度重估地理大发现意义的哥伦布交流说，就是由全球史学者提出并震动世界史坛的新发现和新见解。 第三，重估人类活动与社会结构之间的关系。在西方史学史上，20世纪是科学化的世纪，强调客观社会结构对社会发展的决定性作用，认为人类主观行为在社会结构的铁律面前无能为力。布罗代尔高度宏观的大结构、大过程、大比较叙事是结构主义史学的代表，而后现代主义总体而言是反对结构主义的，认为所有结构框架都是启蒙运动以来理性主义话语系统编织的神话，是约束人类行动、剥夺人类选择权的欺人之谈。全球史学者虽然深受后现代主义影响，但他们并未彻底否定结构说，而是对这一理论进行丰富和补充。比如关于地理大发现，全球史学者指出，由于欧洲殖民者带来的病毒造成印第安人大量死亡，而殖民者从非洲贩来充当劳动力的黑人奴隶具有适应热带气候的天然优势，这一点在很大程度上使得欧洲殖民者对美洲的征服获得了成功，而由于欧洲殖民者成功地征服了美洲，玉米、马铃薯等美洲作物品种才能在世界各地广泛种植，从而造成全球的粮食产量和人口数量显著增加；由此可见，地理大发现之后的全球巨变并不是社会经济结构运动的必然结果。但是全球史学者也提出，社会经济结构运动也并非对这一历史巨变毫无影响，因为地理大发现毕竟始于哥伦布等人的冒险远航，而这些人之所以冒险远航，也是由于各种利益和愿望驱动，是当时欧洲的社会经济条件决定的。由此全球史学者得出结论：人类活动虽然具有多向性，虽然有着选择的余地，但选择并非凭空进行，也不是绝对自由的，而是由既定条件决定的；因此，既不能认为社会经济结构决定一切，也不能忽视社会经济条件的决定作用，而应当把自然生态变化、人类主观活动以及自由选择余地等等因素与社会经济结构放在一起，综合考虑人类历史的发展进程，从而避免片面性。 第四，从学理上破除欧洲中心论。对欧洲中心论的批评由来已久，既包括意识形态层面的批判，也包括在学术实践层面上对非西方世界给予更多关注。但这样是否就意味着摆脱了 欧洲中心论呢? 自20 世纪末以来，已经有越来越多的学者对此表示怀疑。他们认为，仅仅宣称抵制西方立场，或仅仅在历史著述中增加非西方世界的比重，并不能真正超越 欧洲中心论；因为 欧洲中心论本质上是学术话语权的问题，是现代话语系统的一种表现形式；只要无法改变欧洲国家在当代世界的强势地位，只要资本、市场、帝国等等一系列与现代性相关的概念依然是欧洲乃至全世界知识界感知、解释和评价世界的基本出发点，那么就不可能彻底摆脱 欧洲中心论。所以美国学者迪佩什 查克拉巴蒂悲观地预言，既然整个现代知识体系都是欧洲人确定的，并且已经被全世界所接受，那么彻底改造历史学中的欧洲中心主义就是无法想象的。 全球史学者却不像查克拉巴蒂那样悲观。作为西方学者，他们承认跳出自身的局限是很困难的，但他们并不愿意因此而无所作为。在学术实践中，全球史学者为从学理上颠覆 欧洲中心论的确做出了很多努力，这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是他们自觉地抵制 从现实反推历史的思辨逻辑，即反对从欧美国家处于强势地位的现实出发，苦心孤诣地在欧洲国家内部寻找其 兴起原因，围绕 西方有什么而东方没有什么的问题兜圈子，不遗余力地挖掘 欧洲文化的优秀传统，为其贴上理性、科学、民主、进取精神、宗教伦理等等光彩的标签，直至将欧洲树立为全球的榜样。全球史学者通过宏观综合分析指出，所谓 欧洲兴起，只是人类历史上特定时期的特定产物，从中挖掘 普世性的 文化特质只能是制造神话。二是他们自觉地突破强调社会特殊性、文化排他性、经验地方性的史学传统，转而强调各社会之间发展的相关性和互动性，突出影响各个社会的共同因素，将每个地区的发展都视为更为宏大的自然与社会结构运动的一部分，淡化单一地区或国家的个性和特殊性，这样也就淡化了欧洲国家的榜样作用。 作为时代的产物，全球史反射出当今世界的七色光。尤其值得注意的是，这一纯粹学术现象透射出的明显的政治色彩。在意大利，在21 世纪初中左派政府当政期间，全球史教育在中学和大学全面启动，而中右派在大选中获胜以后，全球史教育普及的趋势戛然而止。在美国，全球史的积极鼓吹者和推动者大多属于左翼知识分子。由于全球史试图纠正西方人在认识人类文明史，特别是世界近代史方面存在的傲慢和偏见，带有消解西方传统价值观的倾向，所以它在西方的影响力超出了史学界，乃至学术界，逐渐变成一种政治态度，以至出现 全球史信仰之说。全球史略显激进的政治倾向也导致了学术上的得与失，这是我们在评价全球史时需要注意的。作为一种建构世界历史的新方法和新理论，全球史观目前还不能说完全成熟，还存在明显的理论缺陷，举其要者，至少有两点。其一，忽略社会内部发展的作用。虽然全球史学者承认，无论是对社会自身的发展而言，还是从推动全球发展的角度来看，各社会内部的发展即内因的作用都是重要的，但也许是考虑到前人的研究已经比较充分的缘故，他们对这一方面的关注显然还很不够。其二，作为深受后现代主义思潮影响的史学流派，全球史学者从解构现代主义出发，否认 终极真理的存在，但是与此同时，他们又对探讨自然与社会相结合的整体结构影响人类历史的规律孜孜以求；两者之间，岂非矛盾? 如何构建世界历史体系，是我国史学界一个历久不衰的话题。20世纪80 年代吴于廑先生曾经指出，对世界各地之间横向联系的研究不足，是我国世界史学科的薄弱环节。吴先生此说在史学界同人中得到广泛的认同。但是四分之一个世纪过去了，对横向联系的研究仍然没有明显起色。由此可见，借鉴全球史观，在全球整体视野下着重审视各个地区、各个社会、各个民族和各个国家之间的横向互动关系，这对于我国世界历史学科的发展来说，的确是很有意义的。但是我们也不能全盘照搬全球史观，中国学者对于人类历史进程应该有自己独特的理解和表达。目前世界各国的全球史学者正在共同努力搭建世界史学科平等对话的平台，我们应当利用这种有利条件，发出我们自己的声音。 刘新成 2006 年5 月 -------------- 二、中文版序 本书于2016年2月首次付梓时，我曾在开篇写道全球史风头正劲。但是，眼下的情形是否依然如昨？全球史是否依然如日中天？每位历史学家是否依然都是世界史学家？自此迄今，仅略略一年有余，有些读者或许不以为然，但这个世界确已今非昔比。欧美地区出现了民粹主义和旗帜鲜明的反全球化运动，多地推行保护主义和限制移民的举措。面对这股抵制全球化的强流，全球史的盛景是否已时日无多？ 我不这么认为。首先，民族主义的重新抬头，包括美国优先此类口号的出台，都不能视为对全球化的反抗。自19世纪以降，民族主义就与跨国性的全球力量紧密相联。从多个方面而言，民族主义是日渐增强的跨区域互动的一个结果。因此，2008年以来民族主义议程的复兴，并不昭示着全球化的终结，而是象征着全球化的高歌猛进。 其次，有人猜测当前的反全球化潮流或许裁定了以流动和缠结为研究对象的全球史的命运。我认为这种观点缺乏远见。全球史学者或曾迷恋于运动与关联，但很多关于全球进程的论述都极具批判性，指明了市场一体化和殖民主义的社会成本，以及各地区发展水平的不均。左派抑或右派对全球化的批判，并不等同于对全球史这种取径的批判。 最后，我们无法单凭内部冲突和国内因素，来理解政治领域里对民粹主义的吁求以及仇外情绪的高涨。看似自相矛盾的是，尽管从字面意思而言，民粹运动意味着绝然孤立，但世界各地的民粹运动却相互影响。另外，如果我们意识不到全球冲击带给它们的影响，将难以解释这些运动的同步发生。近年来的诸多变革性事件，从金融危机到阿拉伯之春，再到眼下的民粹主义大潮，无不呈现出跨国之势。换言之，为了认清当前这个时代，我们比以往更需要全球取径。 本书大部分内容最初以德文版本见诸于世，那时我心目中的阅读对象是德语读者。尔后我主要针对英语读者，以英文进行了改写，本书方有了现在这个版本。本书被译为多种语言，比如中文，但正文内容并未作出改动，亦即并未因中国的国情而调整内容，也未专辟段落论及中国题材以及中文史学。这无疑是一个缺憾。不过，我坚信这种改写将会发生。即便不是由我亲自操刀，也会有中国的下一代全球史家接手此事。他们将从自身立场出发，运用并改进全球史这种取径，进而推动学术交流。那时，此类学术交流不仅在内容上关乎全球，交流活动本身也将真正是全球性的。 　塞巴斯蒂安康拉德 纽约，2017年6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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