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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編輯推薦： |
为什么信息越来越多，高质量的报道似乎越来越少，媒体到底怎么了？
在这个容易滥情的年代，我们需要一个怎样的媒体？
内容创业迎来了春天，媒体为何却走向了寒冬？
失去记者和深度报道的媒体，如何自我救赎？
付费内容会是媒体的未来吗？
一本书带你了解全球媒体行业所面临的共同困境以及可行的转型方案。
荣获2016年由法国新闻基金会颁发的媒体研究图书大奖。
目前该书已被翻译成英语、汉语、德语、意大利语、日语、韩语、葡萄牙语、塞尔维亚语、西班牙语以及土耳其语等数十种语言，并在法国《回声报》《解放报》《电视全览》《法国十字报》等主流媒体得到了广泛讨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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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內容簡介： |
数字时代，媒体正在发生巨变：
1. 记者人数不断减少，进行算法推荐的计算机工程师不断增多。
2. 热点事件背后，主观情绪开始取代冷静调查，成为新的内容生态。
3. 面对激烈的竞争和广告收入的下滑，许多媒体不是走向消亡，就是被其他大型公司所收购。
4. 报道越来越多，而我们离真相却似乎越来越远。
全世界的媒体都面临着相似的困境。《媒体的未来》一书以法国媒体为例，探讨了欧美媒体遭遇的发展困境和生存危机，并给出了媒体运作的新模式。
数字时代，媒体正在发生巨变：
1. 记者人数不断减少，进行算法推荐的计算机工程师不断增多。
2. 热点事件背后，主观情绪开始取代冷静调查，成为新的内容生态。
3. 面对激烈的竞争和广告收入的下滑，许多媒体不是走向消亡，就是被其他大型公司所收购。
4. 报道越来越多，而我们离真相却似乎越来越远。
全世界的媒体都面临着相似的困境。《媒体的未来》一书以法国媒体为例，探讨了欧美媒体遭遇的发展困境和生存危机，并给出了媒体运作的新模式。
《媒体的未来》提出，拯救媒体的重点既不是关注纸媒消亡，也不是寄希望于数字付费，而是建立一个非营利性的媒体组织。这种组织形式介于基金会和股份公司之间，可以依靠读者、员工和包括众筹在内的新型融资方式保持自身的独立性，使其避免成为赚取商业利益的工具，从而使得媒体有精力和能力重新制作出高质量的资讯。
对于处于转型探索时期的广大媒体来说，《媒体的未来》所提出的解决方案具有极大的参考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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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關於作者： |
朱莉娅卡热（Julia Cag）
法国经济学家，主要从事发展经济学、政治经济学以及经济史研究。
2015年11月，米莉亚﹐卡热被命名为世界第三大国际新闻通讯社法新社的监事会成员，同时，她还是法国国家经济委员会委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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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目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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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 言 寻找新的治理模式
消失的幻觉
媒体不是一种商品
媒体与民主
拯救媒体
第一章 资讯时代
超越资讯的媒体
不同的企业形式，不同的融资渠道
资讯的本质
记者与记者证
记者人数的演变
记者职业的演变
报社的记者越来越少
从纸媒到网媒
新闻质量在下降？
增加线上内容
第二章 如梦初醒
新闻广告的诞生
广告的幻觉
越来越少的广告
竞争的错觉
竞争的局限性
竞争的负面效应
互联网访问量的错觉
媒体离不开拐棍的错觉
新闻资助的真实力度
大背景下的新闻资助
新闻出版资助制度改革
新黄金时代的错觉
自由之殇
第三章 21 世纪的新模式
超越市场规律
宏观市场与微观市场
非营利性媒体
管理与股份
全球非营利性媒体概览
法国的案例
独立的代价
捐赠基金会：一种解决方案？
捐赠基金的局限性
一种新模式：非营利性媒体公司
资本与权利
非营利性媒体公司中的投票权
案例说明
非营利性媒体公司的优势
出版补贴体制的替代品
结 语 资本主义与民主
驿路马车的终结
终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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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內容試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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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 言
寻找新的治理模式
1984年，碎纸被微弱的旋风卷起，在空中打着旋儿。电幕可以提供无尽的数据，留着旧剪报还有何用？在奥威尔（Orwell）的噩梦中，新信息时代的希望（电幕如同连续播放的新闻频道一样）和虚假信息的黑暗之间始终存在着矛盾。的确，小说的主人公就是一位为了让历史符合新现实而篡改旧《泰晤士报》的记者。
2015年，屏幕侵入了我们的生活，人们在推特（Twitter）、脸谱网（Facebook）、阅后即焚应用（Snapchat）或短信中使用的是一种新语言。在数字新闻、智能手机和社交网络的时代，新闻信息无处不在，它直接涉及我们每个人。
今天，新闻制造者的数量达到了空前的程度。法国有超过4000家新闻媒体，近100家电台，数百个电视频道，还有数不胜数的博客、推特账户和其他新闻聚合器。美国有近千家地方电视频道、15000多家电台和大约1400家日报社。
反常的是，这些媒体现在已经虚弱到了极点。美国所有日报的年营业额总和不及谷歌（Google）的一半，而谷歌所做的只是挑选其他媒体所制作的内容。每条新闻经常被原封不动地重复无数次，更别提那些画面像滚雪球一样重复播放的新闻频道了。报纸花费越来越
多的精力在网站上不断发布快讯，似乎复制粘贴的速度比搜集原创新闻更重要。媒体甚至不断缩小新闻中心的规模，因为从制作结构来看，它们已经无法承受越来越多的参与者带来的无休止的竞争。
我们生活在最好的也是最坏的媒体时代。从某种角度来看，一切都让人非常乐观，报纸读者的数量也空前众多。在线阅读的统计数字令人眼花缭乱，所以某些报纸（其实主要是一些博客）决定根据网站访问量向
投稿者付费。
然而，以千万计的网民统计数字在很大程度上只是一种幻觉。这些数字背后所隐藏的现实并没有给人带来多少希望，这一点我们接下来会谈到。尽管报纸通过网站拥有了越来越广的受众，但它们却无法从新的数字阅读群体中挣到钱。相反，报纸不断追求在线广告收入，它们确信自己的未来依赖于此，却在各个层面一败涂地，它们牺牲了新闻质量，进而导致发行量下跌，同时又无法从在线新闻中获得足够的补偿收入。它们的黑夜正在慢慢降临。
消失的幻觉
媒体正在经历一次严重的危机。纸质媒体与报纸倒闭的案例不断增加，全球范围内几乎都是如此。2012年，法国的《法兰西晚报
》（France-Soir）和《论坛报》（La Tribune）宣布停刊。2014年，尼斯早报（Nice- Matin）集团（由于经营亏损 600万欧元，已于2013年停刊）接受法院破产管理。勉强逃过一劫的《解放报》（Libration）于 2014年9月宣布裁员三分之一。在《费加罗报》（Le Figaro）推动自愿离职计划和《西南报》（Sud-Ouest）裁员的同时，2014年被 自由世界公司收购的《新观察家
》（Nouvel Observateur）有近15%的编辑员工选择通过放弃条款离职。在德国，2013年有 1000多个岗位被取消。在西班牙，20082012年有近200家媒体消失。
在大西洋彼岸的美国，情况也没有好到哪里去。名为报纸消亡观察（Newspaper Death Watch）的网站记录了2007年以来倒闭的12家地区日报，还有同样多的报纸处于倒闭边缘，许多地区甚至已经没有任何日报存在。尽管《芝加哥论坛报》（Chicago Tribune）和《洛杉矶时报》（Los Angeles Times）依然在出版，但这两家报社已经于2008年宣布破产，这一年，美国报纸行业有超过 15000个工作岗位被取消。
这场危机打击的绝非纸质媒体这一个领域。2013年年底，法国电视集团提出了一项自愿离职计划，涉及361个岗位。2015年年初，法国国际广播电台经历了自创办以来时间最长的一次罢工，因为政府大幅削减预算并开始撤销财政支持。2014年，英国广播公司宣布在提供优质服务优先（Delivering Quality
First）的计划框架内，在2016年前撤销新闻领域的220 个岗位。这真有点儿英式幽默
我们需要认清一个重要事实：这并非一场新的危机。它的起因并不是互联网的出现或2008 年的金融危机。人们常常会忘记，每项新技术创新（从收音机到电视机再到Minitel）都会让纸质媒体以及后来所有卷入竞争的新媒体奋起抗议，呼喊着狼来了，认定自己必死无疑。就连在美国这个广告大国，报纸的广告收入在国内生产总值中的占比也从1956年开始持续下跌。
最近几年，这场危机开始从根源上不断加剧。传统媒体受到威胁，甚至陷入绝境。新闻被抄袭、更改、复制，得不到任何经济回报，但它的制作成本却居高不下。新闻在源源不断地出现，但媒体行业却摇摇欲坠，大厦将倾。廉价报纸的创始人埃米尔德吉拉尔丹（mile de Girardin）常被视为最早的传媒企业家之一，他在1828年创立了《盗窃者》周刊（Voleur），里面充斥着从其他报纸中盗用的一周中最精彩的文章这是历史的讽刺。
媒体不是一种商品
公民是否意识到了这些发展趋势，我们无从知晓， 但他们对传统媒体的信任却越来越少。虽然如今法国人对新闻报道的兴趣依旧浓厚，但在被调查的法国人中，只有不到四分之一表示相信媒体。可悲的是这一现象不仅仅存在于法国。根据2014年盖洛普咨询公司（Gallup）在美国所做的一项调查，信任媒体的民众最多不超过22%（报纸为22%，互联网为19%，电视报道只有18%）。这种不信任因何而来？
对报纸、记者和报社老板的不信任绝非一朝一夕之事。早在19世纪末，与巴拿马运河和俄国铁路有关的借款丑闻就揭露了某些法国报纸的腐败。同一时期的美国报纸也难逃批评。整个19世纪，西方政客常常把报纸当作公关工具，很少有报纸能做到真正独立。即便如此， 无论从绝对意义还是相对意义上来看，如今无处不在的不信任都令人担忧；人们认为新技术应当让新闻更加透明，这种衡量标准强化了人们对传统媒体的不信任，更别提20世纪催生的民主希望了。
在法国的解放时期，政府努力想要赋予新闻企业特殊的法律形式。人们提出诸多美好设想，在各种演讲中不断提及，但情形却始终未变，传媒企业的形式依旧是私营企业，大部分报纸被股东掌控，按照市场规则来运作。这些报纸可以被收购、销售，甚至甩卖。
一直到20世纪70年代初，《法兰西晚报》都是法国的标杆性报纸，后来落入埃尔桑传媒集团（Hersant）手中，因无力偿还债务股份被收购，之后又遭遇员工罢工， 报刊亭里曾经有一个多月看不到它的影子，报纸版面和总编也几经变更，最后于2010年被俄罗斯亿万富翁亚历山大普加乔夫（Alexandre Pougatchev）收购，但这位新主人很快也对它失去了兴趣。这是资本家控制媒体的典型案例之一，媒体被资本家视为财产的一种，产权结构的透明度常常无法得到保证，近来最令人震惊的案例或许就是《解放报》了。
在全球其他地区，无论是美国、德国、英国还是意大利，媒体常常推出更多创新举措。这些国家非营利性新闻业的发展比法国快得多。一方面，一些媒体机构［例如英国的《卫报》（Guardian）］被某些基金会掌控，贝塔斯曼基金会在德国也扮演了类似的角色；另一方面， 基于非营利模式的媒体新形式问世，例如美国亿万富翁赫伯特桑德勒（Herbert Sandler）和玛丽昂桑德勒（Marion Sandler）在2008年成立的非营利性民间新闻网站 ProPublica。当然，赫伯特桑德勒是该机构董事会主席，这说明，即便在非营利性媒体中，依旧是谁有钱谁就有权。
媒体与民主
所以，本书试图攻克的核心问题就是：提出一种新的管理和融资模式，让媒体避开危及自身的风险。
首先，媒体过于频繁地成为亿万富翁扩大影响力的工具。生活在何种民主制度中的人会乐于见到房地产投机商和手机巨头突然联合起来，在最后时刻拯救《解放报》？难道因为一些亿万富翁慷慨解囊，挽救垂垂老矣的报纸，我们就必须大声欢呼美国媒体迎来了新黄金时代？
如果政治领域的资金来自少数拥有无限财富的个人，真正的民主就无法存活。同样，我们也不能允许可以保证民主辩论质量的媒体唯亿万富翁马首是瞻。我们不仅需要多样化的报纸和电视网，也需要多样化的媒体产权，
以及一种多样化、多元化的股份制，防止多数表决权落入少数投资者手中。其次，经验告诉我们，完全由员工持股的媒体机构［例如法国的工人合作生产协会（SCOP）］注定遭到失败。如果严格坚持一个员工，一张选票的原则，那么新闻产业自主管理只能是空想。同样，其他类似于成立报纸的读者协会或记者协会（读者和记者是报纸的股东）的方案也并非灵丹妙药。
我们从《世界报》的案例可以得知，如果不能提前解决主权资本不断减少的挂名股东（例如《世界报》的编辑协会）和实际享有多数投票权的股东之间的冲突，企业的正常管理将遭到致命打击。我们需要的是一个适应今日现实的创新解决方案，一种共享控制权和决策权
的资本分配新形式，一种适用于媒体（或许也适用于其他企业）的股东民主新形式。
拯救媒体
为了克服这些障碍，本书介绍了一种适用于21世纪的媒体公司新模式。这是一种介于基金会和股份制企业之间的非营利性媒体公司模式。这种模式的灵感部分来自近年来媒体领域的成功经验，以及把商业活动和非营利性活动结合起来的国际著名大学。
这个大胆的模式可以冻结媒体投资者的资本，保障融资安全，也能够采用约束条款，限制外界股东的决定权。这种模式为读者和员工协会提供了新的地位，为众筹（参与融资）提供了合适的法律和税务框架。与如今法国实施的复杂体制相比，这种模式大幅降低了政府对媒体的补贴。
新模式能够通过长期投资确保稳定的资本供应，从而保证媒体的质量。媒体将不再是企业家寻开心的游乐场，也不再是投机者追逐利润的狩猎场。新模式将减少大股东的决策权，赋予读者、听众、电视观众以及记者重要的制衡权。新模式还能让新闻信息的制造者和消费者通过民主制度重新掌握媒体，而非那些试图制造公众舆论或利用金钱影响我们投票和决策的人掌握媒体。
序 言
寻找新的治理模式
1984年，碎纸被微弱的旋风卷起，在空中打着旋儿。电幕可以提供无尽的数据，留着旧剪报还有何用？在奥威尔（Orwell）的噩梦中，新信息时代的希望（电幕如同连续播放的新闻频道一样）和虚假信息的黑暗之间始终存在着矛盾。的确，小说的主人公就是一位为了让历史符合新现实而篡改旧《泰晤士报》的记者。
2015年，屏幕侵入了我们的生活，人们在推特（Twitter）、脸谱网（Facebook）、阅后即焚应用（Snapchat）或短信中使用的是一种新语言。在数字新闻、智能手机和社交网络的时代，新闻信息无处不在，它直接涉及我们每个人。
今天，新闻制造者的数量达到了空前的程度。法国有超过4000家新闻媒体，近100家电台，数百个电视频道，还有数不胜数的博客、推特账户和其他新闻聚合器。美国有近千家地方电视频道、15000多家电台和大约1400家日报社。
反常的是，这些媒体现在已经虚弱到了极点。美国所有日报的年营业额总和不及谷歌（Google）的一半，而谷歌所做的只是挑选其他媒体所制作的内容。每条新闻经常被原封不动地重复无数次，更别提那些画面像滚雪球一样重复播放的新闻频道了。报纸花费越来越
多的精力在网站上不断发布快讯，似乎复制粘贴的速度比搜集原创新闻更重要。媒体甚至不断缩小新闻中心的规模，因为从制作结构来看，它们已经无法承受越来越多的参与者带来的无休止的竞争。
我们生活在最好的也是最坏的媒体时代。从某种角度来看，一切都让人非常乐观，报纸读者的数量也空前众多。在线阅读的统计数字令人眼花缭乱，所以某些报纸（其实主要是一些博客）决定根据网站访问量向
投稿者付费。
然而，以千万计的网民统计数字在很大程度上只是一种幻觉。这些数字背后所隐藏的现实并没有给人带来多少希望，这一点我们接下来会谈到。尽管报纸通过网站拥有了越来越广的受众，但它们却无法从新的数字阅读群体中挣到钱。相反，报纸不断追求在线广告收入，它们确信自己的未来依赖于此，却在各个层面一败涂地，它们牺牲了新闻质量，进而导致发行量下跌，同时又无法从在线新闻中获得足够的补偿收入。它们的黑夜正在慢慢降临。
消失的幻觉
媒体正在经历一次严重的危机。纸质媒体与报纸倒闭的案例不断增加，全球范围内几乎都是如此。2012年，法国的《法兰西晚报
》（France-Soir）和《论坛报》（La Tribune）宣布停刊。2014年，尼斯早报（Nice- Matin）集团（由于经营亏损 600万欧元，已于2013年停刊）接受法院破产管理。勉强逃过一劫的《解放报》（Libration）于 2014年9月宣布裁员三分之一。在《费加罗报》（Le Figaro）推动自愿离职计划和《西南报》（Sud-Ouest）裁员的同时，2014年被 自由世界公司收购的《新观察家
》（Nouvel Observateur）有近15%的编辑员工选择通过放弃条款离职。在德国，2013年有 1000多个岗位被取消。在西班牙，20082012年有近200家媒体消失。
在大西洋彼岸的美国，情况也没有好到哪里去。名为报纸消亡观察（Newspaper Death Watch）的网站记录了2007年以来倒闭的12家地区日报，还有同样多的报纸处于倒闭边缘，许多地区甚至已经没有任何日报存在。尽管《芝加哥论坛报》（Chicago Tribune）和《洛杉矶时报》（Los Angeles Times）依然在出版，但这两家报社已经于2008年宣布破产，这一年，美国报纸行业有超过 15000个工作岗位被取消。
这场危机打击的绝非纸质媒体这一个领域。2013年年底，法国电视集团提出了一项自愿离职计划，涉及361个岗位。2015年年初，法国国际广播电台经历了自创办以来时间最长的一次罢工，因为政府大幅削减预算并开始撤销财政支持。2014年，英国广播公司宣布在提供优质服务优先（Delivering Quality
First）的计划框架内，在2016年前撤销新闻领域的220 个岗位。这真有点儿英式幽默
我们需要认清一个重要事实：这并非一场新的危机。它的起因并不是互联网的出现或2008 年的金融危机。人们常常会忘记，每项新技术创新（从收音机到电视机再到Minitel）都会让纸质媒体以及后来所有卷入竞争的新媒体奋起抗议，呼喊着狼来了，认定自己必死无疑。就连在美国这个广告大国，报纸的广告收入在国内生产总值中的占比也从1956年开始持续下跌。
最近几年，这场危机开始从根源上不断加剧。传统媒体受到威胁，甚至陷入绝境。新闻被抄袭、更改、复制，得不到任何经济回报，但它的制作成本却居高不下。新闻在源源不断地出现，但媒体行业却摇摇欲坠，大厦将倾。廉价报纸的创始人埃米尔德吉拉尔丹（mile de Girardin）常被视为最早的传媒企业家之一，他在1828年创立了《盗窃者》周刊（Voleur），里面充斥着从其他报纸中盗用的一周中最精彩的文章这是历史的讽刺。
媒体不是一种商品
公民是否意识到了这些发展趋势，我们无从知晓， 但他们对传统媒体的信任却越来越少。虽然如今法国人对新闻报道的兴趣依旧浓厚，但在被调查的法国人中，只有不到四分之一表示相信媒体。可悲的是这一现象不仅仅存在于法国。根据2014年盖洛普咨询公司（Gallup）在美国所做的一项调查，信任媒体的民众最多不超过22%（报纸为22%，互联网为19%，电视报道只有18%）。这种不信任因何而来？
对报纸、记者和报社老板的不信任绝非一朝一夕之事。早在19世纪末，与巴拿马运河和俄国铁路有关的借款丑闻就揭露了某些法国报纸的腐败。同一时期的美国报纸也难逃批评。整个19世纪，西方政客常常把报纸当作公关工具，很少有报纸能做到真正独立。即便如此， 无论从绝对意义还是相对意义上来看，如今无处不在的不信任都令人担忧；人们认为新技术应当让新闻更加透明，这种衡量标准强化了人们对传统媒体的不信任，更别提20世纪催生的民主希望了。
在法国的解放时期，政府努力想要赋予新闻企业特殊的法律形式。人们提出诸多美好设想，在各种演讲中不断提及，但情形却始终未变，传媒企业的形式依旧是私营企业，大部分报纸被股东掌控，按照市场规则来运作。这些报纸可以被收购、销售，甚至甩卖。
一直到20世纪70年代初，《法兰西晚报》都是法国的标杆性报纸，后来落入埃尔桑传媒集团（Hersant）手中，因无力偿还债务股份被收购，之后又遭遇员工罢工， 报刊亭里曾经有一个多月看不到它的影子，报纸版面和总编也几经变更，最后于2010年被俄罗斯亿万富翁亚历山大普加乔夫（Alexandre Pougatchev）收购，但这位新主人很快也对它失去了兴趣。这是资本家控制媒体的典型案例之一，媒体被资本家视为财产的一种，产权结构的透明度常常无法得到保证，近来最令人震惊的案例或许就是《解放报》了。
在全球其他地区，无论是美国、德国、英国还是意大利，媒体常常推出更多创新举措。这些国家非营利性新闻业的发展比法国快得多。一方面，一些媒体机构［例如英国的《卫报》（Guardian）］被某些基金会掌控，贝塔斯曼基金会在德国也扮演了类似的角色；另一方面， 基于非营利模式的媒体新形式问世，例如美国亿万富翁赫伯特桑德勒（Herbert Sandler）和玛丽昂桑德勒（Marion Sandler）在2008年成立的非营利性民间新闻网站 ProPublica。当然，赫伯特桑德勒是该机构董事会主席，这说明，即便在非营利性媒体中，依旧是谁有钱谁就有权。
媒体与民主
所以，本书试图攻克的核心问题就是：提出一种新的管理和融资模式，让媒体避开危及自身的风险。
首先，媒体过于频繁地成为亿万富翁扩大影响力的工具。生活在何种民主制度中的人会乐于见到房地产投机商和手机巨头突然联合起来，在最后时刻拯救《解放报》？难道因为一些亿万富翁慷慨解囊，挽救垂垂老矣的报纸，我们就必须大声欢呼美国媒体迎来了新黄金时代？
如果政治领域的资金来自少数拥有无限财富的个人，真正的民主就无法存活。同样，我们也不能允许可以保证民主辩论质量的媒体唯亿万富翁马首是瞻。我们不仅需要多样化的报纸和电视网，也需要多样化的媒体产权，
以及一种多样化、多元化的股份制，防止多数表决权落入少数投资者手中。其次，经验告诉我们，完全由员工持股的媒体机构［例如法国的工人合作生产协会（SCOP）］注定遭到失败。如果严格坚持一个员工，一张选票的原则，那么新闻产业自主管理只能是空想。同样，其他类似于成立报纸的读者协会或记者协会（读者和记者是报纸的股东）的方案也并非灵丹妙药。
我们从《世界报》的案例可以得知，如果不能提前解决主权资本不断减少的挂名股东（例如《世界报》的编辑协会）和实际享有多数投票权的股东之间的冲突，企业的正常管理将遭到致命打击。我们需要的是一个适应今日现实的创新解决方案，一种共享控制权和决策权
的资本分配新形式，一种适用于媒体（或许也适用于其他企业）的股东民主新形式。
拯救媒体
为了克服这些障碍，本书介绍了一种适用于21世纪的媒体公司新模式。这是一种介于基金会和股份制企业之间的非营利性媒体公司模式。这种模式的灵感部分来自近年来媒体领域的成功经验，以及把商业活动和非营利性活动结合起来的国际著名大学。
这个大胆的模式可以冻结媒体投资者的资本，保障融资安全，也能够采用约束条款，限制外界股东的决定权。这种模式为读者和员工协会提供了新的地位，为众筹（参与融资）提供了合适的法律和税务框架。与如今法国实施的复杂体制相比，这种模式大幅降低了政府对媒体的补贴。
新模式能够通过长期投资确保稳定的资本供应，从而保证媒体的质量。媒体将不再是企业家寻开心的游乐场，也不再是投机者追逐利润的狩猎场。新模式将减少大股东的决策权，赋予读者、听众、电视观众以及记者重要的制衡权。新模式还能让新闻信息的制造者和消费者通过民主制度重新掌握媒体，而非那些试图制造公众舆论或利用金钱影响我们投票和决策的人掌握媒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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