译者导论
一 兰姆的生平及学术生涯
阿拉斯泰尔兰姆博士（Dr.Alastair Lamb），1930年1月9日出生于中国哈尔滨。他先后在中国香港、美国和加拿大接受教育，后在英国剑桥大学获得学士、硕士和博士学位，并获得剑桥三一学院（Trinity College）的高级奖学金（Senior Rouse Ball Scholar）。兰姆在剑桥大学的博士学位论文题为《18世纪晚期至1904年荣赫鹏远征期间的英国与西藏关系研究》。
兰姆的父亲蓝来讷爵士（Sir Lionel Henry Lamb）1922年来华，1928年任驻哈尔滨代理副领事，并先后在英国驻华领事机构担任参事、公使等职，见证了这一时期中英关系的发展演变。父亲以自己的亲身经历给兰姆无数的建议与宝贵的信息，尤其是涉及英国和中国的人物，用兰姆的话来说，他对20世纪20年代四川盘根错节的政局的了解，对我尤为重要。因此，家庭特别是父亲的因素对兰姆的学术兴趣产生了重要的影响。
在1956～1989年，兰姆曾在新加坡、马来西亚（马来亚大学历史高级讲师）、澳大利亚（澳大利亚国立大学高级研究院资深研究员）、加纳（加纳大学历史系主任、教授）、英国和巴基斯坦（曾为已故巴总统Z.A.布托当过一年多顾问，并多次长期在巴基斯坦访问、研究）担任大学历史学讲师、教授，长期从事历史研究工作。1992年、2006年再度重返巴基斯坦进行访问。
他对自己的研究兴趣概括为以下几方面内容：
（1）英属印度同中亚的关系，尤其对西藏感兴趣。
（2）对一些考古学和人类学主题感兴趣，包括伊斯兰教传入之前的马来亚半岛历史，西非、北非的古代传统纺织业及纺织技术。
（3）1947年后中印边境争端的演变。
（4）阿富汗近现代史。
（5）印度与巴基斯坦间的克什米尔问题，包括克什米尔自然和历史两方面。
1.兰姆在西藏历史方面的研究
兰姆最大的学术贡献莫过于对英属印度与中国西藏关系史的研究。他的博士学位论文围绕着1766～1904年的英印与中国西藏关系史展开，并逐渐拓展、下延至民国期间。
在有关英属印度与中国西藏关系史研究领域，兰姆先后出版了《英国与中国中亚，通往拉萨之路（1767～1905）》（Britain and Chinese Central Asia：the Road to Lhasa 1767 to 1905，修改版本在1986年出版，题为《英属印度与西藏，1766～1910》，British India and Tibet 1766-1910）、《麦克马洪线：1904～1914年间印度、中国与西藏关系史研究》（2卷本，伦敦，1966，The McMahon Line.A study in the relations between India，China and Tibet 1904 to 1914，2 vols，London，1966）、《中印涉藏关系史（1914～1950）》（赫廷福特伯利，1989，Tibet，China & India 1914-1950，a history of Imperial Diplomacy，Hertingfordbury，1989）及《1774～1777年波格尔、汉密尔顿不丹与西藏之旅》（赫廷福特伯利，2002，Bhutan and Tibet.Travels of Bogle and Hamilton 1774-1777，Hertingfordbury，2002）等学术著作。
兰姆对清代中期至民国期间英属印度与中国西藏关系史进行了条分缕析的深入研究，他利用英国外交部、印度事务部等原始档案资料，耐心细致地梳理了这段历史，并提出鞭辟入里的见解，成为这一时期英国与中国西藏关系史研究领域的知名专家，他的著作也成为该领域不可多得的权威专著。
2.兰姆在中印边界方面的研究
兰姆在中印边界争端研究领域亦作出了卓越贡献。他依据史料比较客观地分析了中印边界争端，这在西方学术界是前所未有的。20世纪60～70年代初，他先后发表一系列论著：《印藏边境》（The Indo-Tibetan Border，Australian Journal of Politics and History，6，May 1960）、《中印边境：边界争端的根源》（The China-India Border：The Origin of the Disputed Boundaries，London：Oxford University Press，1964）、《麦克马洪线》（2卷本）（The McMahon Line，2 vols.，London：Routledge and Kegan Paul，1966）、《英印帝国边界研究》（Studying the Frontiers of the British Indian Empire，Royal Central Asian Journal，53，Oct.1966）、《喜马拉雅山战争》（War in the Himalayas，Modern Asian Studies，5［1971］，McMillan、《中印在拉达克的边界》（The Sino-Indian Border in Ladakh ，Columbia：University of South Carolina Press ，1975）等。
3.其他研究领域
除中印边界争端外，兰姆对于印巴克什米尔危机也格外关注。他在1966年著《1947～1966年间的克什米尔危机》（Crisis in Kashmir 1947-66，London，1966）、《亚洲边界问题研究：一个持续存在的问题》（Asian Frontiers.Studies in a continuing problem，London，1968）、《一份充满争议的遗产：克什米尔》（Kashmir.A Disputed Legacy，Hertinfordbury & Karachi，1991）、《不完整的分割：克什米尔争端的起源，1947～1948年》，（Incomplete Partition.The Genesis of the Kashmir Dispute 1947-1948，Hertingfordbury & Karachi，1997）等一系列著作均对克什米尔问题的起源等问题作了深入分析和研究，令他亦成为一位克什米尔问题专家。
正如他本人所言，他对东南亚其他国家的人类学、考古学和历史学也有着浓厚兴趣。他所著《在吉打州中部的巴株巴辖沾地武吉的挖掘与重建报告》（吉隆坡，1960，同时在新加坡出版，书名为《巴株巴辖沾地武吉》，Report of the Excavation and Reconstruction of Chandi Bukit Batu Pahat，Central Kedah, Kuala Lumpur 1960［also published in Singapore，1960，as Chandi Bukit Batu Pahat］），《马来北部地区和泰国南部地区的早期印度教徒与佛教徒定居点论文集》（吉隆坡，1961，Miscellaneous Papers on Early Hindu and Buddhist Settlement in Northern Malay and Southern Thailand，Kuala Lumpur，1961），《从满清藩属到古老的顺化：自17世纪至法国征服前夕的英国越南外交史》（伦敦，1973，The Mandarin Road to Old Hue.Narratives of Anglo-Vietnamese diplomacy from the 17th century to the eve of the French conquest，London，1973）。他甚至对非洲的纺织业感兴趣。他与夫人威尼斯兰姆合著的《喀麦隆的传统纺织业》（Au Cameroun-Weaving Tissage，英格兰赫特福德郡，1981）和《塞拉利昂的纺织业》（Sierra Leone Weaving，英格兰赫特福德郡，1984）都是这方面研究的代表性著作。
二 本书的主要内容
本书由致谢、十四章正文、参考书目和索引四部分组成，下面简要介绍十四章的主要内容。
第一章引言：1914年情势分析，回顾了1914年前的西藏历史及英国与西藏的关系史，并分析了1914年的形势，重点涉及西姆拉会议和麦克马洪线的相关内容。兰姆客观地指出西姆拉条约是无效的，他引用英属印度政府致贝尔的信函来表明英国对此问题的看法：中国政府代表没有在西姆拉条约上签字，俄国政府也不承认西姆拉条约，因此，从目前来看，该条约是无效的。此外，对于亨利麦克马洪爵士和夏扎私下互换的公文，兰姆也提出了自己的观点：1914年3月24日和25日交换的公文是否具有任何条约具备的法律效力？很可能没有。
第二章从麦克马洪到台克满，1914～1917年，在第一次世界大战的背景下，以1914～1917年的西藏历史为主线，围绕英国同西藏、民国中央政府与西藏地方政府之间的关系展开论述。作者对朱尔典、卡罗、贝尔、顾维钧、尹昌衡、张毅等人的活动进行了较为详细的叙述，并涉及日本、俄国在英藏关系中所扮演的角色。
第三章台克满，昌都和绒坝岔，1917～1919年，则以台克满在藏活动和《昌都协议》、《绒坝岔协议》的签订为中心，围绕路易斯金、刘赞廷、陈遐龄、彭日升等重要人物的活动对这段西藏历史展开论述。涉及打箭炉及传教士在打箭炉的活动、康藏矛盾的渊源等，在对台克满在藏行动的描述中也揭露了英国政府的企图。兰姆通过分析台克满的纪行以及其他档案资料，一针见血地指出，有一点十分清楚，即西藏人和中国人都没有要求台克满在这个时候大老远来到战场并帮助双方调停调停的初衷仅仅是台克满的一厢情愿，台克满十分担心陈遐龄或其他任何中国官员先发制人，在没有英国参与的情况下直接达成某项中藏协议。英国的居心不言自明。
第四章东部西藏与英中谈判，1919～1920年，围绕朱尔典、台克满、路易斯金、施肇基、唐绍仪、陈箓、石青阳等人物之间的折冲樽俎，对英中谈判做了详细论述。值得注意的是，兰姆对以往未受重视的路易斯金给予较高评价，他指出：路易斯金洞悉中国官员的心态，这在其《动荡的中国》一书中通过对其性格的描述可知，尤其对这一时期深层的历史而言，这本书信息量很大，比台克满所著《一位领事官员在东部西藏的旅行》更具有可读性。同时，兰姆也对金抱有很深的同情和惋惜：路易斯金是一位才华横溢的人，也是一位敏锐的观察家；但在官僚体制中如何生存以及向上钻营的这场大角逐中，与他同时代的一些人相比（既包括在中国领事馆，也包括在印度文职机构的同僚），他宛如一个初出茅庐、不谙世事的孩子。
第五章甘肃及贝尔使团出访拉萨、为西藏提供武器，1919～1922年，对于甘肃使团和贝尔使团出使拉萨、英国为西藏大量提供武器进行了深入全面的剖析。关于西藏的地位，兰姆认为：允许西藏加入主权国家之列真的是个好主意吗？谁知道西藏政府会作出怎样具有危害性的举动？更理想的状态是，英属印度政府当然希望西藏的真正地位处于模糊状态。与此同时，英属印度政府还能直接同拉萨政府打交道，以便在边疆政策方面获取最符合自身的利益。可谓道出了当时英属印度政府对西藏政策的真实想法。
第六章政务官贝利在锡金，1921～1928年，则重点论述了1921～1928年的西藏历史，以及政务官贝利在藏的活动。兰姆在本章对西藏的神权政治、政教合一制度进行了无情的揭露和鞭挞，并论及以十三世达赖喇嘛为首的西藏地方政府所进行的一系列改革，以及十三世达赖喇嘛和九世班禅之间的矛盾渊源及其走向与影响。兰姆认为九世班禅与十三世达赖喇嘛之间的矛盾为英国提供了所谓调停机会：如果仅仅因为不可避免地邀请锡金政务官前来调停两位化身的矛盾，那么班禅喇嘛逃离西藏恰好为英国使团再次赴拉萨制造了一个机会。
第七章威尔使团与东部西藏危机，1928～1933年，则围绕刘曼卿使藏、威尔使团使藏展开，并详细考察了1928～1933年大金寺和白利寺之间的争端与矛盾。兰姆在谈到十三世达赖喇嘛对东部西藏的统治时说道：那些在东部西藏亲身体会过达赖统治的人发现，与任何中国人的统治相比，达赖的统治和压迫才是最沉重的。他还探究了东部西藏危机的原因，《甘孜停战协议》的形成。他对以往史书着墨不多的格桑泽仁多所关注，还对英国积极介入东部西藏危机并为藏方提供军火等事实详加论述。
第八章十三世达赖喇嘛与九世班禅喇嘛之死及中国重返拉萨，1933～1937年，重点分析1933年十三世达赖喇嘛圆寂及其对西藏政局的影响，威廉逊使团两次出使西藏试图调停达赖喇嘛与班禅喇嘛之间的矛盾，黄慕松使团来藏致祭，九世班禅返藏的努力及最终于1937年圆寂等一系列重大事件。
第九章古德使团第一次使藏与十四世达赖喇嘛的发现，1936～1945年，围绕古德使团第一次来藏及十四世达赖喇嘛的发现，对1936～1945年的西藏历史进行了叙述分析。
第十章战争，1940～1945年，则围绕着二战期间西藏独具的重要作用展开，对于英国、美国等国在中国西藏的政策予以重点考察，认为由于强大的美国逐渐介入西藏事务，英国对藏政策受到一定的影响。
第十一章边界问题，1914～1947年，从拉达克到锡金；第十二章边界问题：麦克马洪线和阿萨姆喜马拉雅，1914～1936年；第十三章边界问题：东北边境特区的设立起源，1936～1945年，则围绕拉达克、所谓的麦克马洪线及阿萨姆喜马拉雅等英藏边界问题，以及英国设立的东北边境特区展开，对于了解当今的中印边界争端的历史渊源具有一定的参考价值。
第十四章英属印度帝国的最后岁月，1945～1947年，旧西藏的终结，论述了英国政府统治印度最后阶段的对藏政策，作者重点探讨西藏外交局为了挽回颓势积极采取的外交行动以及英国政府对此的态度：英国政府认为，他们已不必再对西藏问题承担任何责任，因为他们早已中断了和西藏的任何直接的地域性联系。英国的火炬现在已传递给印度政府。既然印度政府已明确表态，他们不准备为西藏提供任何直接军事援助，而那些剩余的布朗式轻机枪和迫击炮根本不够西藏坚持到胜利的那一天，西藏是一项注定要失败的事业。因此，英国政府下定决心，绝不能给西藏人发放西藏护照，致使棘手的香港问题与注定失败的西藏问题纠缠在一起。
三 本书的价值与意义
1.学术价值
兰姆的这部《中印涉藏关系史（1914～1950）》，是一部极为严谨的学术著作。作者充分占有了大量史料，主要使用了伦敦（London）的两种档案文献，即保存在公共档案馆的外交部档案（the Foreign Ofiice records preserved in the Public Record Office）和保存在印度事务部图书馆的印度事务部与印度政府档案（the India Office and Government of India records in the India Office Library and Records）。印度事务部图书馆的重要档案资料，包括从英属印度政府发给伦敦英国外交部，再由外交部转寄给印度事务部的重要资料，或通过英国驻北京外交代表直接寄给印度的重要文献资料。英国外交部（British Foreign Office）档案几乎没有任何印度内部的资料，其大多数涉藏档案都保存在印度事务部档案中。本书使用的绝大多数为印度事务部的档案资料和英国外交部的档案资料。
除了使用档案资料，作者还尽可能引用了当时出版的所有相关著作。原书共计1161条注释（本书共1312条注释，其中还包括译者注151条）和684个参考书目，由此可见作者对史料的充分占有，以及立论基础的扎实。而作者深入的分析、缜密的考证，以及客观的叙述，亦可见作者严谨的治学态度。虽然作者无法使用汉文和藏文史料，但他仍尽量引用译成英文的汉文或藏文资料，或者中国学者、流亡国外的藏人，以及到过西藏和藏区的西方人用英文撰写的著作，试图多角度全方位考察各方的观点，在一定程度上避免了只从英国人角度分析问题的局限。
除了档案和二手资料外，作者还通过讨论的方式获取了大量信息。这些与作者讨论的人都曾在本书覆盖的时间范围内积极制定涉藏政策或从事与西藏事务相关的工作，如贝利中校（Lt.-Col.F.M.Bailey）和内维尔上校（Captain G.A.Nevill），二人均同作者谈论了很多有关自己在西藏的经历。
本书的学术价值当然不限于作者使用的大量原始资料并阅读大量相关研究著作等，最重要的是，作者通过对这些素材的消化和吸收，提出了颇为客观公正的观点，这是最让人钦佩的一点。在多为达赖集团辩解甚至摇旗呐喊的西方藏学界，兰姆先生的某些观点虽然也存在一些偏颇，但他仍敢于表达出诸多不同于西方主流观点的见解，这无疑是真正的学者的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的具体表现。例如，兰姆无情地揭露旧西藏政教合一制度：在西藏，佛教是占统治地位的意识形态。表面上看，佛教以所有形式竭力避免暴力，而实际上，西藏政治充满了暴力行径和野蛮残酷。僧人们可以肆无忌惮、横冲直撞，公然藐视法律秩序应有的力量。失去了权力的政客，完全不经正当程序便可以被控使用巫术，并被弄瞎双眼，打入地牢。如果后文艺复兴时期的欧洲专制暴君，甚至俄国专制暴君看到这一幕，都会不寒而栗。大量普通的西藏百姓遭受着农奴制的种种折磨，而沙皇早在1861年就废除了农奴制。
......
梁俊艳
2011年10月13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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