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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編輯推薦： |
1.孙犁读史部书的首次结集。正史为主，旁及纪事本末、诏令奏议、传记、政书、金石等。与金克木著《中国文化老了吗？》同属大家论中国文化系列书。
2.立论恢宏，联系人生境遇，发别人未发之高论，深刻而又动人。妙句迭出，通俗易懂，触类旁通。
3.望之俨然的孙犁与他宽容的历史观形成强烈对比。理解了晚年的孙犁，就能理解他早年何以创作出恬淡隽永、散发人性光辉的文学作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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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內容簡介： |
《中国文化传统是宽容的》收录的主要是孙犁阅读史部书的文字，这些文章有读书笔记、有题记等。附录部分则是和史部书相关的议论文字，它们对于更好理解孙犁读史心得是有所裨益的。孙犁读史，读出了中国的文化传统，是宽容的，并不以人废言。文人并无力摆脱他所处的时代。也不是每个文人，都能善处自己的境遇的。
本书有对历史人物的评价，有对历史事实的再认识，有目录版本学的读书方法，反映了孙犁的阅读趣味和历史观，有助于我们更好地理解孙犁其人其文。从孙犁的论述中，我们窥见到中国文化的堂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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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關於作者：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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孙犁（19132002），原名孙树勋，现当代著名小说家、散文家，荷花淀派创始人。他的著名小说《荷花淀》、《风云初记》等，开启了中国诗化小说的先河。晚年，他的小说写得少了，除小说集《芸斋小说》外，他把时间大多用在了研读古籍，写作散文、杂文上。先后出版耕堂文录十种，其旺盛的写作实力和富有个性的思想艺术使他重获文坛关注。孙犁在《曲终集》之后隐退，彻底告别文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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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目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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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选说明.....1
代序我的史部书.....1
我的《廿四史》.....1
读《史记》记（上）.....4
读《史记》记（中）.....12
读《史记》记（下）.....21
读《史记》记（跋）.....28
读《前汉书卷六十四朱买臣传》.....31
读《前汉书卷五十七司马相如传》.....33
读《后汉书》小引.....36
读《后汉书卷五十八桓谭传》.....39
读《后汉书卷五十八冯衍传》.....43
读《后汉书卷七十班固传》.....46
读《后汉书卷五十四马援传》.....50
读《后汉书卷六十六贾逵传》.....54
读《后汉书卷七十三朱穆传》.....58
《三国志关羽传》.....61
《三国志诸葛亮传》.....67
读《宋书范晔传》.....70
买《魏书》、《北齐书》记.....77
读《旧唐书》记.....85
题《明史纪事本末》.....115
清代文献（一）.....116
清代文献（二）.....122
读《清代文字狱档》记.....130
读《哭庙纪略》.....135
读《丁酉北闱大狱纪略》.....138
买《宦海指南》记.....141
题《袁世凯奏议》.....144
《李文忠公外部函稿》.....146
读《东坡先生年谱》.....149
读《伊川先生年谱》记.....154
读《朱熹传》记.....158
读《求阙斋弟子记》.....162
《忠王李秀成自述校补本》.....174
《辽居稿》.....175
《言旧录》.....177
《曾文正公手书日记》.....179
《能静居士日记》.....181
《翁文恭公日记》.....183
《缘督庐日记钞》.....185
《使西日记》.....189
理书四记.....190
题《秦淮广记》.....203
《吾学录初编》.....205
《续汇刻书目》.....206
《直斋书录解题》.....208
我的金石美术图画书.....210
《金石学录》.....217
《金石文钞》.....218
《古刻丛钞》.....220
题岳少保书武侯出师二表.....221
题《莲池书院法帖》.....222
题《汉娄寿碑》.....224
题模印砖画.....226
题《专门名家》.....228
题《南阳汉画像汇存》.....230
题《蒿里遗珍拾补》.....233
题《雪堂校刊群书叙录》.....235
题《簠斋藏镜》.....239
题《簠斋古印集》.....241
题《古泉丛话》.....243
附录
我和古书.....245
我的书目书.....249
谈笔记小说.....252
关于纪昀的通信.....257
与友人论传记.....262
谈读书记.....269
读《燕丹子》
兼论小说与传记文学之异同.....27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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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內容試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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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选说明
孙犁晚年虽说是野味读书，读得比较杂，但细索其购书记录和读书笔记，还是能发现一些规律。譬如，他买书，早年是率性而买，甚至总结经验是进大书店，不如进小书铺。进小书铺，不如逛书摊。逛书摊，不如偶然遇上（《野味读书》）。后来进城后，购书一般是依照鲁迅书账：《鲁迅日记》的书账上，不记得有没有这部书。有很长时间，我是按照他的书账买书的。（《买〈流沙坠简〉记》）再譬如，他读书，早年是学以致用，但进城以后，就感叹：为什么进城以后，我又爱好起古书来呢？（《我和古书》）
孙犁喜欢读书，也喜欢写读书感想，但写得最多，最为动情的，还是读史笔记。在他的读史笔记中，写得最感人的又是有关人物传记方面的系列文字。由此，对于怎么写历史和怎么写传记，孙犁也有很多自己的见解，比如：历史与小说之分野，在于虚构之有无。
（《读〈燕丹子〉兼论小说与传记文学之异同》）又说：文学家不适宜修史，因为卖弄文才，添枝加叶，有悖于删削之道，能使历史失实。（《与友人论传记》）还说：一个作者，有几分见识，有多少阅历，就去写同等的生活，同类的人物，虽不成功，离题还不会太远。自己识见很低，又不肯用功学习，努力体验，而热衷于创造出一个为万世师、为天下法的英雄豪杰，就很可能成为俗话说的：画虎不成，反类其犬。（《三国志诸葛亮传》）一位历史学家应该具备什么样的史才、史学和史识，孙犁在读史笔记中都有触及和讨论；对历史人物如何评价，孙犁也与别人不一样，其常常是联系人生境遇，发别人未发之高论，深刻而又动人。
孙犁在《读〈旧唐书〉记》其中的《陈子昂、宋之问》篇文末，有议论曰：
汉高祖听任吕后杀人，唐高宗听任武后杀人，包括他原来的妻子和亲娘舅，都是为了保住自己。再以后的事，他们是想不到也管不了。遇上这样的时代，做官和作文，都是很不容易的。正直的，自取灭亡，趋媚者，也常常得不到好下场。
宋之问还是唐诗名家，留下了一本薄薄的诗集。中国的文化传统，是宽容的，并不以人废文。文人并无力摆脱他所处的时代。也不是每个文人，都能善处自己的境遇的。
孙犁认为中国的文化传统是非常宽容的，这个观点在书中很多地方都曾说及。譬如，北齐魏收因其行甚卑，时人不齿，其所撰《魏书》亦被称为秽史，而孙犁读后却说《魏书》文字典雅，记事明断（《买〈魏书〉、〈北齐书〉记》）。再譬如，在《辽居稿》中，说罗振玉当时在辽东忠心于溥仪，往来日本，为建立一个傀儡小朝廷而奔走，评论时说：
人之一生，行为主，文为次。言不由衷，其文必伪；言行不一，其人必伪。文章著作，都要经过历史的判定与淘汰。
行文到最后，孙犁却说：
当然，学术也要与政治有所分别。罗振玉写的金石跋尾，后世一些专家学者，还是要参考的。
孙犁是一位真实的作家，他读史书看到了中国文化的宽容，在他自己评定别人的时候，也是非常宽容的。阅读孙犁的读史笔记，我们发现，孙犁宽容的历史观和现实中人们对他的评价刻薄寡恩形成强烈对比。他是一位内心善良而又无比冷静的作家。
孙犁晚年阅读了比较多的史部文字，也应有其原因，读中国历史，有时是令人心情沉重，很不愉快的。倒不如读圣贤的经书，虽然都是一些空洞的话，有时却是开人心胸，引导向上的。古人有此经验，所以劝人读史读经，两相结合。这是很有道理的（《清代文献（二）》）。一个人的气质决定了一个人的阅读选择，孙犁是一个比较凝重的人，尽管读史使人沉重，但他还是选择了读史，他说：
我的读书，从新文艺转入旧文艺，从新理论转到旧理论，从文学转到历史。这一转化，也不知道是怎么形成的。（《我的读书生活》）
一位深刻而凝重的作家，从不随波逐流。结合孙犁内心的宽容和理智，也就可以理解孙犁那些恬淡、隽永，散发着人性光辉的作品了，也更可以理解其清静、简朴、低调为人和爱憎分明了。
本书收录的主要是孙犁阅读史部书的文字，这些文章有读书笔记、有题记等。孙犁在《我的史部书》开篇说：按照四部分类法，史部包括：
正史、编年、纪事本末、古史、别史、杂史、载记、传记、诏令奏议、地理、政书、谱录、金石、史评，共十四类。每类又分小项目，如杂史中有： 事实、掌故、琐记。本书根据孙犁阅读的内容，大致按照上述的顺序进行编排。这里需要说明的是，第一，《我的金石美术图画书》，金石图书属于史部目录类，美术图画书属于子部艺术类，因为是一篇不可分拆的文章，收入此书，取其前者之故。第二，部分书衣上的文字，也有不少涉及史部书，有些文字只是触景生情的感叹，且几乎没有谈到书的内容，更不能体现孙犁的历史观，比如在《建炎以来系年要录》书衣上，作者写道：昨晚台上坐，闻树上鸟声甚美。起而觅之，仰望甚久。引来儿童，遂踊跃以弹弓射之。鸟不知远引，中二弹落地，伤头及腹。乃一虎皮鹦哥，甚可伤惜。此必人家所养逸出者。只嫌笼中天地小，不知外界有弹弓。鸟以声亡，虽不死我手，亦甚不怡。类似这样的文字，都统一不收。第三，日记部分内容复杂，这里就大致归为人物传记类，因为孙犁说：日记，按道理讲，最能保存时代生活真貌，及作者真实情感。（《缘督庐日记钞》）当然，这里说的史部书，不是严格地指《四库全书》和《续修四库全书》中的史部书。至于附录部分，主要收录的是和史部书相关的议论文字，它们对于更好理解作者读史心得是有所裨益的，如《关于纪昀的通信》、《与友人论传记》、《谈读书记》和《读〈燕丹子〉兼论小说与传记文学之异同》，都是谈人物传记的撰写问题。
编选的过程中，编者主要是想借汇编孙犁读史文字来全面反映孙犁的历史观和人生观，由此尝试着更好地理解孙犁的人和文。孙犁一生爱书，深居简出，所以有时间去涉猎各种典籍，读书杂且量大，编选中难免挂一漏万，在此敬请读者不吝赐教为盼。
编者
二〇一七年三月
读《史记》记（上）
一
裴骃《史记集解序》：
班固有言曰：司马迁据《左氏》、《国语》，采《世本》、《战国策》，述《楚汉春秋》，接其后事，讫于天汉。其言秦汉详矣，至于采经摭传，分散数家之事，甚多疏略，或有抵捂。亦其所涉猎者广博，贯穿经传，驰骋古今上下数千载间，斯已勤矣。又其是非颇谬于圣人，论大道则先黄老而后六经，序游侠（耕堂按：
索隐以刺客为游侠，非也）则退处士而进奸雄，述货殖则崇势利而羞贱贫： 此其所蔽也。然自刘向、杨雄博极群书，皆称迁有良史之才，服其善序事理，辩而不华，质而不俚，其文直，其事核，不虚美，不隐恶，故谓之实录。骃以为固之所言，世称其当。
耕堂曰： 以上，裴骃（裴松之之子）具引班固论司马迁之言，并肯定之。读《史记》前，不可不熟读此段文字，并深味之也。班之所论，不只对司马迁，得其大体，且于文章大旨，可为千古定论矣。短短二百字，说明了以下几个问题：
（一）《史记》所依据之古书；（二）《史记》叙事起讫；（三）《史记》详于秦汉，而略于远古；（四）班固所见《史记》缺处；（五）班固总结自刘、扬以来，对《史记》之评价，并发挥己见，即所谓实录之言，为以后史学批评、文学批评，立下了不能改易的准则。
事理本不可分。有什么理，就会叙出什么事；叙什么事，就是为的说明什么理。作家与文章，主观与客观，本是统一体，即无所谓主体、客体。过于强调主体，必使客体失色；同样，过于强调客体，亦必使主体失色。
辩而不华，质而不俚，也是很难做到的，要有多方面的（包括观察、理解、文辞）深厚的修养。因为既辩，就容易流于诡；质，就容易流于俗。辩，是一种感情冲动，易失去理智；文章只求通俗哗众，就必然流于俚了。
至于文直、事核、不虚美、不隐恶，就更非一般文人所能做到。因为这常常涉及许多现实问题：
作家的荣辱、贫富、显晦，甚至生死大事。所以这样的文章、著述，在历史上就一定成为凤毛麟角，百年或千年不遇的东西了。
奉劝有志于此的同道们，把班固这三十个字，写成座右铭。
希望当代文士们，以这三十个字为尺度，衡量一下自己写的文字：
有多少是直的，是可以核实的，是没有虚美的，是没有隐恶的。
然而，这又都是呆话。不直，可立致青紫；不实，可为名人；虚美，可得好处；隐恶，可保平安。反之，则常常不堪设想。班固和司马迁，本身的命运，就证实了这一点。
无论班固之评价司马迁，或裴骃之论述班固，究竟都是后人议论前人，不一定完全切当，前人已无法反驳。班固指出的司马迁的几点是非，因为时代不同，经验不同，就不一定正确。这就是裴骃所说的：人心不同，传闻异辞。
二
班固谓：论大道，则先黄老而后六经。《史记正义》曰：
大道者，皆禀乎自然，不可称道也。道在天地之前，先天地生，不知其名，字之曰道。黄帝老子，遵崇斯道。故太史公论大道，须先黄老而后六经。
耕堂曰： 以上，余初不知其所指也。后检夏曾佑《中国古代史》，有《文帝黄老之治》一节，所言不过慈俭宽厚。又有《黄老之疑义》一节，读后乃稍明白。兹引录该节要点如下：
一、 汉时与儒术为敌者，莫如黄老。
二、 黄老之名，始见《史记》，曾出现多次。
三、 《史记》以前，未闻此名。
四、 实与黄帝无涉，与老子亦无大关系。
五、 司马迁的父亲司马谈，曾学道论于黄生，黄学贵无而又信命，故曰黄老。
六、 汉时民间盛行壬禽占验之术，谓之黄帝书，是民间日用之书。黄老学者，即以此等书而合之老子书，别为一种因循诡随之言。
七、 汉高、文、景诸帝，皆好黄老术，不喜儒术。以窦太后（景帝之母）为甚，当她听到儒生说黄老之学，不过是家人言（即僮隶之言）时，就大怒骂人：安得司空城旦书乎！并命令该人下圈刺猪。那时的猪，是可以伤人的。那人得到景帝的暗助，才得没有丧命。
延安整风时，曾传说，知识分子无能力，绑猪猪会跑，杀猪猪会叫。
文革时各地干校，多叫文弱书生养猪，闹了不少笑话。看来，自古以来，儒生与猪，就结下了不良因缘。然从另一角度，亦反映食肉者鄙一说之可信。本是讨论学术，当权者可否可决，何至如此恶作剧！
三
夏曾佑还指出： 司马迁在自序中引其先人所述六家指要，归本道家，此老学也。
在这段著名的文字中，司马谈以为： 阴阳家多忌讳，使人拘而多所畏；儒者博而寡要，劳而少功；墨者俭而难遵；法家严而少恩；名家使人俭而善失真。
而道家能使人精神专一，动合无形，赡足万物。其为术也，因阴阳之大顺，采儒墨之善，撮名法之要，与时迁移，应物变化，立俗施事，无所不宜，指约而易操，事少而功多。
司马迁遵循了以上见解，形成他的主要思想和人生观，这是没有疑义的。他这种黄老思想，当然已经有别于那种民间的占卜书，也有别于窦太后的那种僵化和固执，是思想家的黄老思想，作家的黄老思想。这种思想，必然融化在他的写作之中。
黄老思想，很长时期，贯穿在中国文学创作长河之中。这种思想，较之儒家思想，更为灵活开放一些，也与文学家的生活、遭遇，容易吻合，更容易为作家接受。
耕堂曰： 作家必有一种思想，思想之形成，有时为继承传统，有时因生活际遇。际遇形成思想，思想又作用于生活，形成创作。此即所谓天人之际。
人心不同，即思想各异，文人、文章遂有各式各样。然具备自身的思想，为创作的起码条件，具备自身的生活经历，则为另一个基本条件。两相融合、激发，才能成为作品。
然文场之上，亦常出现，既无本身思想，亦无本身生活的人。从历史上看，此等文人，约分数型：
有的，呼啸跳跃，实际是喽罗角色。或为大亨助威，或为明星摇旗。有的，以文场为赌场，以文字为赌注，不断在政治宝案上押宝。有时红，有时黑，有时输，有时赢，总的说来，还算有利可图，一般处境不错。但有时，情急眼热，按捺不住，赤膊上阵，把身子也赌上去，就有些冒险了。有的，江湖流氓习气太盛，编故事，造谣言，卖假药，戴着纸糊的桂冠，在街头闹市招摇。有的，身处仕途，利用职权之便，拉几位明星作陪，写些顺水推舟，随波逐流，不痛不痒的文章发表，一脚踏在文艺船上，一脚踏在政治船上，并准备着随时左右跳跃的姿态。此种人，常常一举两得，事半功倍。然都是凑热闹，戏一散，观众也就散了。
四
历代研究《史记》的学者，对班固的论点，也并不是完全同意的。裴骃说：班氏所谓疏略抵捂者，依违不悉辩也。比较含蓄。张守节的《史记正义》，则对班氏进行尖锐反批评，并带有人身攻击的气味。他认为：作史之体，务涉多时；有国之规，备陈臧否；天人地理，咸使该通。他认为这是司马迁的著述精神。
班固诋之，裴骃引序，亦通人之蔽也。而固作《汉书》，与《史记》同者，五十余卷。谨写《史记》，少加异者，不弱即劣。何更非剥《史记》？乃是后士妄非前贤！又《史记》五十二万六千五百言，叙二千四百一十三年事。《汉书》八十一万言，叙二百二十五年事。司马迁引父致意；班固父修而蔽之，优劣可知矣！此即有名的班马优劣论，多为后人好事者所称引，其实是没有道理的。班固指出的缺点，并非诋毁；多少年写多少字，是因为今古不同，时间有远近，材料有多少造成。并非文章繁简所致。称引先人与否，不能决定作品的优劣。张守节因治《史记》，即大力攻击《汉书》，殆不如裴骃之客观公正矣。
《正义》并时有矛盾。在后面谈到班固指出的这三条缺点时，他又说：此三者，是司马迁不达理也。使人莫名其妙。
先黄老，上面已经谈过。序游侠，羞贱贫，前人多以为，司马迁所以着意于此，多用感情，是与其身世有关。如遭到不幸，无人相助，家贫不能自赎等等。这都是有道理的，通人情的。但我以为，并非完全是这么回事。司马迁以续《春秋》自任，六艺之中，特重史学。史学之要，存实而已，发微而已。时代所有者，不能忽略；世人不注意，当先有所见，并看出问题。他对游侠、货殖，都看做是社会问题，时代症结。游侠在当时已形成能影响政治的一种势力，从缓解大政治犯季布的案子，即可明显看出。在货殖方面，司马迁详细记录了当时农、工、商各界的生产流通情况，它们之间的关系，以及对政治的影响。都是做了深入调查，经过细心研究，才写出的。两篇列传，都是极其宝贵的历史文献。
耕堂曰： 以上所述，可以看出，班固指摘《史记》三点错误，实不足为《史记》病，反彰然表明，实为《史记》之一大特色，一大创造。
各行各业，均有竞争，竞争必有忌妒。学者为了显露自己，不能不评讥前人。如以正道出之，犹不失为学术。如出自不正之心，则与江湖艺人无异矣。
近人为学者，诋毁前人之例甚多，否定前人之风甚炽。并非近人更为沉落不堪，实因外界有多种因素，以诱导之，使之急于求成，急于出名，急于超越。如文化界之分为种种等级，即其一端。特别是作家，也分为一、二、三等，实古今中外所从未闻也。有等级，即有物质待遇、精神待遇之不同，此必助长势利之欲。其竞争手段，亦多为前所未有。结宗派，拉兄弟。推首领，张旗帜。花公家钱，办刊物，出丛书，培养私人势力，以及乱评奖等等。
以上，均于学术无益，甚至与学术无关。亦不能出真正人才。但往往能得到现实好处，为浅见者所热衷。
（原载一九九〇年四月十三日满庭芳）
读《史记》记（中）
一
《太史公自序》：
迁生龙门，耕牧河山之阳。年十岁则诵古文（耕堂按： 包括古文《尚书》、《左传》、《国语》、《系本》等书）。二十而南游江、淮，上会稽，探禹穴，窥九疑，浮于沅、湘；北涉汶、泗，讲业齐、鲁之都，观孔子之遗风，乡射邹、峄；戹困鄱、薛、彭城，过梁、楚以归。于是迁仕为郎中，奉使西征巴、蜀以南，南略邛、笮、昆明，还报命。
以上是司马迁自叙幼年生活、读书，以及两次旅行所至地方。这些，都是《史记》一书创作前的准备，即学识与见闻的准备。自司马迁创读书与旅行相结合，地理与历史相印证，所到一处，考察民风，收集口碑遗简，这一治学之道，学者一直奉为准则，直至清初顾炎武，都是如此去做。
后面接着叙述，他如何受父命、下决心，完成这一历史著作：
小子不敏，请悉论先人所次旧闻，弗敢阙。
卒三岁而迁为太史令，史记（耕堂按： 抽彻旧书故事而次述之、缀集之）石室金匮之书。
这还是材料准备阶段，共用五年时间。《史记》正式写作，于武帝太初元年。又七年以后，司马迁遭李陵之祸，写作受到很大打击。在反复思考以后，终于继续写下去，完成了这部空前绝后的著作。
当时的汉朝，并不重视学术文化，他这部呕心沥血的著作，也没有人过问。《史记》的第一个读者，是著名的滑稽人物东方朔。东方朔确是一个饱学之士，文辞敏捷。但皇帝也只是倡优畜之，正在过着隐于朝廷、隐于金马门的无聊生活。志同道合，司马迁引他为知己，把著作先拿给他看。东方朔的信条是：崛然独立，块然独处；与义相扶，寡偶少徒。司马迁的信条是：不趋势利，不流世俗。两个人所以能说到一处。东方朔在司马迁的书上，署上太史公三个字。后人遂以《史记》为太史公书。
班固说： 迁既死，其书稍出。宣帝时，迁外孙平通侯杨恽祖述其书，遂宣布焉。
据司马贞《史记索隐序》，司马迁的《史记》，因为比于班书，微为古质，故汉晋名贤未知见重。它的流传，以及研究注释，远远不及班固的《汉书》热闹。很长时间，是不为人知，处境寂寞的。
二
关于司马迁及其《史记》，原始材料很少，研究者只能根据他的自序。班固所为列传，只多《报任安书》一文，其余亦皆袭自序。
耕堂曰： 后之论者，以为《史记》一书，乃司马迁发愤之作。然发愤二字，只能用于李陵之祸以后；以前，钦念先人之提命，承继先人之遗业，志立不移，只能说是一种坚持，一种毅力，一种精神。这种精神，遇到意外的打击、挫折，不动摇，不改变，反而加强，这才叫做发愤。发愤著书，这种人生意境，很难说得清楚，惟有近代苦闷的象征一词，可略得其仿佛。
凡是一种伟大事业，都必有立志与发愤阶段。立志以后，还要有准备。司马迁的准备，前面已经说过了。
人们都知道，志大才疏，不能完成伟大的事业。但才能二字，并非完全是天地生成，要靠个人努力，和适当的环境。努力和环境，可以发展才能，加强才能。
所谓才能，常常是在一个人完成了一种不平凡的工作之后，别人加给他的评语，而不是在什么也没有做出之时，自己给自己作的预言。自认有才，或自称有才，稍为自重的人，也多是在经过长期努力，在一种事业上，做出一定成绩的时候，才能如此说。
在历史上，才和不幸，和祸，常常联在一起。在文学上，尤其如此。所谓不幸、祸，并非指一般疾病，夭折，甚至也不指天灾；常常是指人祸。即意想所不及，本人及其亲友，均无能为力，不能挽救的一种突然事变，突然遭际。司马迁所遭的李陵之祸，他在《报任安书》中，叙述、描绘的，事前事后的情状，心理，抉择，痛苦，可以说是一个有才之士，在此当头，所能做的，最为典型、最为生动的说明了。
这种不幸，或祸，常常与政治有密切联系，甚至是政治的直接后果。姑不论司马迁在书信前面，列举的西伯以下八个王侯将相，他们之遭祸，完全是政治原因，他们本身就是政治。即后面他所引述的文王以下，七个留有著作的人，其遭祸，也无不直接与政治有关。
司马迁把遭祸与为文，联结成一个从人生到创作的过程，称之为：
此人皆意有所郁结，不得通其道，故述往事，思来者以舒其愤，思垂空文以自见。
这是一个极端不幸、极端痛苦的过程，是一个极端令人伤感的结论。更不幸的是，这个结论为历史所接受，所承认，所延演，一无止境。
三
《秦始皇本纪》：
丞相李斯曰：五帝不相复，三代不相袭，各以治，非其相反，时变异也。今陛下创大业，建万世之功，固非愚儒所知。且越（耕堂按：
博士齐人淳于越）言乃三代之事，何足法也？异时诸侯并争，厚招游学。今天下已定，法令出一，百姓当家则力农工，士则学习法令辟禁。今诸生不师今而学古，以非当世，惑乱黔首。丞相臣斯昧死言：
古者天下散乱，莫之能一，是以诸侯并作，语皆道古以害今，饰虚言以乱实，人善其所私学，以非上之所建立。今皇帝并有天下，别黑白而定一尊。私学而相与非法教，人闻令下，则各以其学议之。入则心非，出则巷议，夸主以为名，异取以为高，率群下以造谤。如此弗禁，则主势降乎上，党与成乎下。禁之便。臣请史官非秦记皆烧之。非博士官所职，天下敢有藏《诗》、《书》、百家语者，悉诣守、尉杂烧之。有敢偶语《诗》、《书》者弃市。以古非今者族。吏见知不举者与同罪。令下三十日不烧，黥为城旦。所不去者，医药卜筮种树之书。若欲有学法令，以吏为师。制曰：可。
耕堂曰： 以上为秦始皇时，李斯著名之建言，焚书坑儒之原始文件。余详录之，以便诵习，加深对这一历史事件的准确印象。李斯说这段话之前，是一位武官称颂始皇的功德，始皇高兴；接着是一位博士，要始皇法效先王，始皇叫李斯发表意见。
这一事件的要害处，为以古非今。这事件的发生，是在秦始皇三十四年，即他的晚年，功业大著，志满骄盈之时。他现在所想的，一是巩固他的统治，一是求长生。巩固统治，李斯的主张，往往见效。长生之术，则只有方士，才能帮忙。看来，此次打击的对象是儒，重点是《诗》、《书》（《诗》、《书》，也不是全烧掉，博士所职，还可以保存）。但这时的儒生和方士并分不清楚，实际是搅在一起。始皇发怒，以致坑儒，是因为给他求仙药的人（侯生和卢生）逃走了，那入坑的四百六十余人，有多少是真正的儒生，也很难说了。
儒家的言必称尧舜，在孔子本身就处处碰壁，在政治上行不通。但儒家的参政思想很浓，非要试试不可。上述故事，是儒家在政治生活中，和别的家（表面看是和法家）的一次冲突较量，一次彻底的大失败。既然并立朝廷，两方发言，机会均等，即为政治斗争。后人引申为知识与政治的矛盾，或学术与政治的矛盾，那就有些夸大了。但这次事件是一个开端，以后的党锢、文字狱、廷杖等等士人的不幸遭遇，都是沿着这条路走下来的。这也算是古有明训吧！
四
政治需要知识和学术，但要求为它服务。历史上从未有过不受政治影响的学术。政治要求行得通见效快的学术。即切合当前利益的学术。也可以说它需要的是有办法的术士，而不是只能空谈的儒生。所以法家、纵横家，容易受到重任。
儒家虽热衷政治，然其言论，多不合时宜，步入这一领域，实在经历了艰难的途径。最初与方士糅杂，后通过外戚，甚至宦竖，才能接近朝廷。其主旨信仰，宣扬仍旧，其进取方式，则不断因时势而变易。既如此，就是随时吸收其他各家的长处，孔孟之道，究竟还留有多少，也就很难说了。所以司马迁论述儒家时，也只承认它的定尊卑，分等级了。
在儒学史上，真正的岩穴之士，是很少见的。有了一些知识，便求它的用途，这是很自然的。儒生在求进上，既然遇到阻力，甚至危险，聪明一些的人，就选择了其他的途径。《史记》写到的有两种人：
一是像东方朔那样，身处庙堂，心为处士，虽有学识，绝不冒进，领到一份俸禄，过着平安的日子，别人的挖苦嘲笑，都当耳旁风。另一种则是像叔孙通这样的人。
《叔孙通列传》：
于是叔孙通使征鲁诸生三十余人。鲁有两生不肯行，曰：公所事者且十主，皆面谀以得亲贵。今天下初定，死者未葬，伤者未起，又欲起礼乐。礼乐所由起，积德百年而后可兴也。吾不忍为公所为。公所为不合古，吾不行。公往矣，无污我。叔孙通笑曰：若真鄙儒也，不知时变！
当叔孙通替刘邦定好朝仪以后：
于是高帝曰：吾乃今日知为皇帝之贵也。乃拜叔孙通为太常，赐金五百斤。叔孙通因进曰：诸弟子儒生随臣久矣，与臣共为仪，愿陛下官之。高帝悉以为郎。叔孙通出，皆以五百斤金赐诸生。诸生乃皆喜曰：叔孙生诚圣人也，知当世之要务。
司马迁虽然用了极其讽刺的笔法，写了这位儒士诸多不堪的言词和形象，但他对叔孙通总的评价，还是：
希世度务，制礼进退，与时变化，卒为汉家儒宗。大直若诎，道固委蛇，盖谓是乎？
这是司马迁，作为伟大历史家的通情达理之言。因为他明白： 一个书生，如果要求得生存，有所建树，得到社会的承认，在现实条件下，也只能如此了。他着重点出的，是与时变化这四个字。这当然也是他极度感伤的言语。
汉武帝时，听信董仲舒的话，独尊儒术，罢黜百家，并不是儒家学说的胜利，是因为这些儒生，逐渐适应了政治的需要，就是都知道了当世之要务。
一九九〇年三月六日
读《史记》记（下）
一
司马迁在写作一篇本纪，或一篇列传时，常常在文后，叙述一下自己对这个地方，或这个人物的亲身见闻，即自己的考察、感受、体验心得，以便和写到的人和事，相互印证，互相发挥，增加正文的感染力量，增加读者的人文、文史方面的知识、兴趣。兹抄录一些如下：
余尝西至空桐，北过涿鹿，东渐于海，南浮江淮矣。至长老皆各往往称黄帝、尧、舜之处，风教固殊焉。（《五帝本纪》）
太史公曰： 《诗》有之：高山仰止，景行行止。虽不能至，然心向往之。余读孔氏书，想见其为人。适鲁，观仲尼庙堂、车服、礼器，诸生以时习礼其家。余只回留之不能去云。（《孔子世家》）
吾尝过薛，其俗闾里率多暴桀子弟，与邹、鲁殊。问其故，曰：孟尝君招致天下任侠，奸人入薛中盖六万余家矣。世之传孟尝君好客自喜，名不虚矣。（《孟尝君列传》）
太史公曰： 吾适北边，自直道归，行观蒙恬所为秦筑长城亭障，堑山堙谷，通直道，固轻百姓力矣。（《蒙恬列传》）
有时是记一些异闻，如：
太史公曰： 世言荆轲，其称太子丹之命，天雨粟，马生角也，太过。又言荆轲伤秦王，皆非也。始公孙季公、董生与夏无且游，具知其事，为余道之如是。（《刺客列传》）
他否定了一些关于燕太子丹和荆轲的传说。而他得到的材料，则是出自曾与夏无且交游过的人。夏无且，大家都知道，就是荆轲刺秦王，殿廷大乱的时候，用药囊投掷荆轲的那位侍医。这样，他的材料，自然就具有很大的权威性。
有时是见景生情，发一些感慨：
太史公曰： 余读《离骚》、《天问》、《招魂》、《哀郢》，悲其志。适长沙，观屈原所自沉渊，未尝不垂涕，想见其为人。（《屈原贾生列传》）
太史公曰： 吾适丰沛，问其遗老，观故萧、曹、樊哙、滕公之冢，及其素，异哉所闻！方其鼓刀屠狗卖缯之时，岂自知附骥之尾，垂名汉廷，德流子孙哉？（《樊郦滕灌列传》）
二
对历史事件，司马迁有自己的见解；对历史人物，司马迁常常流露他对这一人物的感情。这种感情的流露，常常在文章结尾处，使读者回肠荡气。这是历史家的评判。但又绝不是以主观好恶，代替客观真实。最明显的例子，是对于刘、项。在《项羽本纪》之末，司马迁流露了对项羽的极深厚的同情，甚至把项羽推崇为舜的后裔。对他的失败，表现了极大的惋惜。但项羽的失败，是历史事实。司马迁又多次写到：
项羽虽然尊重读书人，但吝惜官爵；刘邦虽多次污辱读书人，对封赏很大方，无耻者亦多归之，终于胜利。历史著作，除占有材料，实地考察无疑也是很重要的。司马迁所到之处，都进行探寻访问，这种精神，使他的《史记》不同凡响。后人修史，就只是坐在屋里整理文字材料了，也就不会再有《史记》这样的文字。
司马迁虽有黄老思想，但在一些伦理、道德问题的判断上，还是儒家的传统。他很尊重孔子，写了《孔子世家》，又写了弟子们的传记。记下了不少孔子的逸事和名言。他也记下了老子、庄子。对韩非子的学说，他心有余痛，详细介绍了《说难》一篇。其中所谓：宽则宠名誉之人，急则用介胄之士。所养非所用，所用非所养。今日读之，仍觉十分警策。在学术上，他是兼收并蓄的，没有成见的。析六家之长短，综六艺之精华，《史记》的思想内涵，是博大精深的。
耕堂曰： 余尝怪，古时文人，为何多同情弱者、不幸者及失败者？盖彼时文人自己，亦处失意不幸之时。如已得意，则必早已腰满肠肥，终日忙于赴宴及向豪门权贵献殷勤去矣！又何暇为文章？即有文章，也必是歌功颂德，应景应时之作了。
三
耕堂曰： 《史记》出，而后人称司马迁有史才。然史才，甚难言矣。班固实录之论，当然正确，亦是书成后，就书立论，并未就史才形成之基础，作全面叙述。
文才不难得，代代有之。史才则甚难得。自班、马以后，所谓正史，已有廿余种，部头越来越大，而其史学价值，则越来越低。这些著述多据朝廷实录，实录非可全信，所需者为笔削之才。自异代修史，成为通例以来，诸史之领衔者，官高爵显；修撰者，济济多士，然能称为史才者，则甚寥寥。因多层编制，多人负责，实已无人负责。褒贬一出于皇命，哪里还谈得上史德、史才！
我以为史才之基础为史德，即史学之良心。良心一词甚抽象，然正如艺术家的良心一词之于艺术，只有它，才能表示出那种认真负责的精神。
司马谈在临死时，告诉儿子：
今汉兴，海内一统。明主贤君忠臣死义之士，余为太史而弗论载，废天下之史文，余甚惧焉，汝其念哉！迁俯首流涕曰：小子不敏
这就是父子两代，史学良心的发现和表露。
用现在的名词说，就是史学的职业道德。这种道德，近年来不知有所淡化否，如有，我们应该把它呼唤回来。
史学道德的第一条，就是求实。第二就是忘我。
写历史，是为了后人，也是为了前人，前人和后人，需要的都是真实两个字。前人，不只好人愿意留下真实的记载和形象；坏人，也希望留下真实的记载和形象。夸大或缩小，都是对历史人物的污蔑，都是作者本身的耻辱。慎哉，不可不察也。
史才的表现，非同文才的表现。它第一要求内容的真实；第二要求文字的简练。史学著作，能否吸引人，是否能传世，高低之分全在这两点。司马贞在《史记索隐后序》中，称赞司马迁：其人好奇而词省，故事核而文微。事核就是真实；词省、文微，就是简练。
添油加醋，添枝加叶，把一分材料，写成十分，乱加描写，延长叙述，投其所好，取悦当世，把干菜泡成水菜等等办法，只能减少作品的真正分量，降低作者的著述声誉。
至于有意歪曲，着眼势利，那就更是史笔的下流了。
今有所谓纪实文学一说。纪实则为历史；文学即为创作。过去有演义小说，然所据为历史著作，非现实材料。现在把历史与创作混在一起，责其不实，则诡称文学；责其不文，则托言纪实。实顾此失彼，自相矛盾，两不可能也。
所谓忘我，就是忘记名利，忘记利害，忘记好恶，忘记私情。客观表现历史，对人对己，都采取死后是非乃定的态度。
当代人写当代事，牵扯太多，实在困难。不完全跳出圈外，就难以写好。沈约《宋书自序》说：
进由时旨，退傍世情，垂之方来，难以取信。事属当时，多非实录。
班固能撰《汉书》，是史学大家。据说他写的当代史料，几不可读。这就是刘知幾说的拘于时的著作，不易写好。
能撰写好前代史传，而撰写不好当代的事，这叫拘于时。而司马迁从黄帝写到汉武帝，从古到今，片言只字，人皆以为信史。班固的《汉书》，有半部是抄录《史记》。就不用说，后代史学界对他的仰慕了。这源于他萌发了史学的良心。
四
我有暇读了一些当代人所写的史料。其写作动机，为存史实者少，为个人名利者多。道听途说，互相抄袭，以讹传讹，并扩张之。强写伟人、名人，炫耀自己；拉长文章，多换稿费。有的胡编乱造，实是玷污名人。而名人多已年老，或已死去，没有精力，也没有机会，去阅读那些大小报刊，无聊文字，即使看到，也不便或不屑去更正辩驳。如此，这些人就更无忌惮。这还事小，如果以后，真的有人，不明真伪，采作史料，贻害后人，那就造孽太大了。
这是我的杞忧。其实，各行各业，都有见要人就巴结，见名人就吹捧的角色。各行各业，都有靠山吃山，靠水吃水的人。有时是帮忙，多数是帮闲，有时是吹喇叭，有时是敲边鼓。你得意时，他给你脸上搽粉；你失意时，他给你脸上抹黑。
但历史如江河，其浪滔滔，必将扫除一切污秽，淘尽一切泥沙。剥去一切伪装，削去一切芜词。黑者自黑，白者自白。伟者自伟，卑者自卑。各行各业，都有玩闹者，也不乏严肃工作的人。历史，将依靠他们的筛选、澄清，显露出各个事件，各个人物本来的面目。一九九〇年三月九日写讫读《史记》记（跋）读《史记》记（跋）清人有关《史记》之著述甚多，多为读书笔记。最有名者，为王念孙、王引之父子之《读书杂志》。我有金陵书局刻本。此书，我在中学读书时，谢老师即为介绍，极为推崇。然中学生《史记》原书，尚未读懂，更未全读。此师以己之所好，推及于学生，实无的放矢也。今日读之，兴趣亦寡。序言，略有情致，其他皆个别文字之考证，甚枯燥无味。我尚购有王鸣盛、钱大昕、赵翼之著作，皆为中华书局近年排印本。其治学方法与王氏同，亦皆未细读，近人整理的郭嵩焘之《史记札记》，考据之外，还有些新意。一个时代，有一个时代的治学方法，治学爱好，终生孜孜，流连忘返。这种意趣，后人是难以想象的。此后，鲁迅先生于《史记》研究，颇有新的见解，惜《汉文学史纲要》一书中，论及司马迁者，文字不多。
其实，《史记》有集解、索隐、正义，再加上乾隆四年校刊时之考证，对于读这部书，文义上的理解，文字上的辨认，也就可以了。再多，只能添乱，于读原书，并无多大好处。所以，我读古书，总是采取硬读、反复读的笨法子，以求通解。
我有两种《史记》： 一为涵芬楼民国五年影印武英殿本，一为中华书局《四部备要》本，此本也是据武英殿本排印的，余虑其有误植，故参照影印本。这两种本子，拿放都很轻便，字大清楚，便于老人阅读。
我没有购买中华书局近年标点的本子。我用的本子，都没有断句，更没有标点。此次引文，标点都是我试加的，容有错误。发表前，请张金池同志，逐条参照中华标点本，以求改正。这是很麻烦的事，应当感谢。
我以为： 读书应首先得其大旨，即作者之经历及用心。然后，就其文字内容，考察其实学，以及由此而产生之作家风格。我这种主张，不只自用于文学作品，亦自用于史学著作。至于个别字句之考释，乃读书之末节。
黄卷青灯，心参默诵，是我的读书习惯。此次读《史记》，仍旧用这种办法。然而究竟是老了，昨夜读到哪里，今夜已不省记。读时有些心得，稍纵即又忘记。欲再寻觅，必需检书重读，事倍而功半。
但还是读下去，每晚躺在床上，读一卷，或仅读数页。本纪、世家、列传，及卷首卷尾部分，总算粗读一过。其他，实仍未读也。回忆自初中时，买一部《史记菁华录》，初识此书。时至今日，用功仅仅如此，时间之长，与收获之少，可使人惭愧。读书，读书，一个人的一生，究竟能真正读多少好书，只能自己心中有数了。
至于行文之时，每每涉及当前实况，则为鄙人故习，明知其不可，而不易改变者也。
一九九〇年三月十一日晨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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