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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及简奥斯汀书中刻画的角色和真实生活在她身边的人（这两类人并不完全重合），我们经常会用休闲阶层一词来概括；经过各种版本影视作品的强化，我们的印象逐渐固定下来：在优雅的画室里挥毫泼墨、在庄园的石子路上闲庭信步、吟诗作对，总之，除了聊天、偶尔的针线活和棋牌，别的什么都不做。体力活由仆从、工匠和其他无关紧要的人完成，而这些人极少出现在简奥斯汀的小说里；虽然一些牧师、军官偶尔登场，但却从未出现在大教堂或练兵场中，除了参加舞会，他们几乎没有用武之地。 简奥斯汀描绘的这个画面是有误导性的，原因有二。第一个原因，虽然这 些人很少做有经济回报的体力活，但他们也绝非终日无所事事。即使是书中社会 地位最高的人（有一点需要明确：简奥斯汀周围的人仅是乡绅小贵，而非王公贵族），也有很多事情要做，比如经营房产、打理庭院、训导仆人、走访佃农、教育孩子、招待客人，还有邻里乡亲的人情走动。无论男女，都有不少事情要做，虽然小说并未用大量篇幅直接写这些事，但从不少地方都可找到这些事在时刻进行的蛛丝马迹。比如《爱玛》中的奈特利先生（Mr. Knightley），经常需要处理教区事务，并与威廉拉金斯或罗伯特马丁探讨房产方面的事；又如《傲慢与偏见》中的班纳特太太（Mrs. Bennet）需要安排一大家人的膳食；再如《曼斯菲尔德庄园》中的诺里斯太太（Mrs. Norris）在去索瑟顿时，兴致勃勃地向管家和园丁询问家务等大小事宜。诺里斯太太的爱管闲事、指手画脚不受待见，但是无所事事的懒惰之人更会受到谴责，只不过谴责的程度在不同角色的身上会有所不同。简奥斯汀对《曼斯菲尔德庄园》中懒惰的贝特伦夫人（Lady Bertram）显得有些偏袒和溺爱，但对《劝导》中的沃尔特艾略奥特爵士（Sir Walter Elliot）却毫不留情：他的懒惰是性格缺陷的外现，缘于虚荣自负的本性，最终落得失去地产的下场。 我们对简奥斯汀的社会生活产生误解的第二个原因在于对休闲一词的定义。本书在阐释乔治王时期休闲一词内涵的基础上，着重探讨了当时人们推崇的室内和户外活动、组织形式、具体要求以及简奥斯汀在小说中对这些活动的运用。简奥斯汀是个惜字如金的作家，所以并未对这些活动进行详细的描写刻画：有的时候只是三言两语带过，提一下人们正在从事某种活动而已（特别是针线活，虽然小说中仅是浮光掠影的几笔，但这项活动却无时无刻不在进行着）；有一点我们应当清楚，笔墨虽少，但这些活动却时刻发生，而且人们通常要比看起来的状态忙很多。每个角色从事哪一项活动、开展该活动的方式和功用也是很有讲究的，这些还会对人物性格起到暗示作用。简奥斯汀没有对这些当代读者很熟悉的活动做详尽描述，所以关于舞蹈、纸牌、刺绣等活动的细节在书中可谓凤毛麟角。但仔细观照这些细节对于我们深刻解读作品会有很大帮助，为什么某个时间点要选择某种特定活动、为什么选择此种舞蹈或纸牌而非其他，弄清楚这些问题能够让我们更好地理解作品。要作深入了解，还要有关于乔治王时期社会风俗、生活习惯的背景知识。本书从社会历史和文学批评两个角度着手，为读者提供上述信息；同时，由于每部作品在某种程度上都是作者的自我观照，所以书中还有一些关于简奥斯汀生平的传记内容。 1767年，苏格兰启蒙运动领军思想家之一亚当弗格森（Adam Ferguson）发表《文明社会史论》（Essay on the History of Civil Society）一书，阐释了人从原始蒙昧到文明开化的演进过程。弗格森认为，在文明社会中，个人有权利去追求自己的幸福，但当其与公众福祉相悖时，应当舍弃一己私利。在制造业和商业蓬勃发展的时代，社会、政治与经济密不可分。自由不仅仅是天赋的人权，更需要法治的保障；要维系社会的整体福祉，每个人都应当充分发挥各自的天赋与能力，去从事有益于社会进步的事业。 弗格森关于个人权益与社会福祉的观点在当时广为流行。既有时间又有资源的富裕阶层认识到，从事一些有益于社会秩序的公益活动对自身也大有裨益。因此，当时的政府建立在自愿、公益的基础之上，重要职位一般由富有的大地主出任（英王乔治一世至乔治四世期间的25位首相中，仅有6位出身非贵族家庭）。同时，若要成为国会议员，花在竞选上的金钱也是很可观的。当然，官位意味着社会地位和政治权力；但这些人中大多数都有一种十分清晰的使命感。地方政府尤为如此。市镇、郡县的官员都是没有薪水的职位，但这些人无一例外地勤勉履职。当时英格兰大概分为10 000个教区，每个教区都有一定数量的岗位：治安官、教区执事、负责扶贫事务的监工、道路测量员等。由于这些岗位同样没有薪水，所以任职的也都是那些财务自由和时间充足的人。这些人要么由治安官任命，要么由纳税人选出。他们有的是收取租金的地主、吃利息的投资人，有的是牧师、有一定收入的军官，还有的是律师、工商业主，但他们的一个共同特点是有足够的时间和精力去承担岗位所带来的职责。 通过分析从事公共服务的人与享受休闲活动的人可以得出结论，在当时的社会，是否需要从事支付薪水的工作就是衡量一个人是否属于绅士阶层的标准。在所有类型的绅士中，拥有土地的地主尤为尊贵，因为贵族需要通过土地来传承家族的财富。有件事可以说明这一点：靠发明水力纺纱机而富甲一方的理查德阿克莱特为了巩固新获得的社会地位，斥资在德比郡买下大量地产（他自己还是德比郡的郡长）。与此同时，投资各种基金以及运河修建、城市改造等耗资巨大的建筑项目也可以带来可观的收益；那些手握几份生计的牧师、拥有几个富裕客户的律师也都可以过得很滋润，而且有大把空闲时间。女人的财富主要来自继承或婚姻（很多情况下两者兼具），她们对社区的回馈主要表现在为穷人做一些慈善事业、处理家务、招待宾客等。但她们最重要的责任是保证社交活动足够活跃，让那些适龄男女有机会认识、接触对方，从而喜结连理。 因此，是否从事休闲活动就成了贵族阶层与社会下层的区别；至于像贝茨小 姐（Miss Bates）那样家道中落的贵族，亲朋好友会伸出援手，保证他们能够在财力不足的窘况下也能够参与一定的休闲活动。随着经济的发展、社会的进步，富有的人能够找到很多种把钱花出去的方式。简奥斯汀出生于18世纪下半叶，英国经济正经历着前所未有的大发展。制造业、贸易、投资业迅猛扩张，企业家精神和竞争文化日成风气，交通运输更加便捷，所有这一切使物质财富极大增长，也在很大程度上改变了人们（至少是富人们）的生活方式。随着商品供应不断充盈，越来越多的人能够接触到以往只有一小部分社会顶层贵族才能享受到的东西。乔治王时期的英格兰，整个社会沉浸在一种开拓、消费、享受的氛围中。绅士们参照最新的流行款式建造自己的房屋花园、购买顶级材质打造的家私、用装帧精美的成套书卷填充私家图书馆。他们在伦敦、巴斯或其他温泉胜地（后来流行去海边）租房度假；他们带妻女出入舞厅、集会等各类娱乐场所；他们在俱乐部玩牌或赌马时一掷千金；他们出席音乐会、观看歌舞剧，还培养女儿弹竖琴、弹钢琴；他们请劳伦斯、庚斯博罗、雷诺兹等一流画家为自己画像；他们的政治家则出现在罗兰森和吉尔雷的漫画中。 中产阶级能够享受到的此类社会顶层的奢华虽然有限，但也十分可观了。中等家庭的桌椅、床具虽然材质不似顶级富人的那般高贵，但设计款式是一样的。用不起金叶装饰床可以涂漆，挂不起天鹅绒可以用提花布。富裕家庭在墙上挂油画，普通人家可以去印刷厂买版画，也具有一定的艺术价值。音乐会和歌剧院的费用对于中产家庭来说也绝不是遥不可及的；如果自己没有太多藏书，流动图书 馆的租书业务可以弥补不足，而且费用十分合理。 最能证明英国在18世纪最后20年内经济迅猛发展的现象就是休闲活动的商业化。这得益于工业革命，反过来在很大程度上又推动了工业革命的进程。消费市场不断扩大，对产品的需求远非个体工匠能够满足，这就催生了新的生产方式。不仅休闲活动如此，娱乐产业也是这样：书籍、报纸、期刊的印刷量大幅增长、版画生产量成倍增加都是很好的例子。事实上，每一种公共社会活动都受到了当时产业主义的影响。虽然休闲产业一词是后世才出现的，但却可以很好地描绘当时商业化的休闲活动蓬勃发展的景象。 休闲活动的大规模拓展还催生了对规则的需求。休闲活动供应商一方面努力吸引更多受众，另一方面又想保证休闲活动所代表的社会地位不受影响，这其实是一个悖论。当然，可以通过提高价格来进行调节，比如好多集会的会费就相当不菲。控制市场的有效方式是直接对消费者进行限制。赛马、拳击、板球等一些非正式的消遣慢慢变成有组织的赛事，而且很大程度上是靠赌注支撑的；正式的规则逐渐成形，甚至还出现了适用于拳击的十分科学的原则；17世纪末就已经十分严格的赛事规则到了这一阶段更加严谨，甚至明文规定只有有产阶层才能从事射击活动。与此同时，之前流行的一些血腥游戏受到了工商业雇员、地方官员和宗教改革人士等多方势力的批评，特别是斗狗、斗牛、斗鸡、猎鸭等。但是，捍卫这些活动的人也不在少数，他们的理由主要是这些活动可以起到社会黏合作用。英国作家、记者皮尔斯伊根在《拳击》以及其他描写摄政时期社会风貌的书中不无虚伪地写道，拳击、斗鸡和赛马是对所有人开放的，包括王公显贵、也包括平民百姓，18世纪英国最流行的猎狐运动也是如此。因此，有两种不同的力量作用于当时流行的休闲活动，一方面是英格兰传统的个人享乐主义；另一方面是来自行业、宗教和法律对其进行约束、规范的力量。 上述规范所带来的影响主要作用于下层社会，特别是下层社会的男人身上。简奥斯汀当然没有参与过拳击、斗牛等活动，但这些活动却经常出现在她的世界中：她的兄弟们和小说中的很多男性都爱好狩猎。《曼斯菲尔德庄园》中的汤姆贝特伦（Tom Bertram）欠下的债大部分都是在纽马克特的赛马场输的，为使游戏高端化，那里最小的赌注也有50英镑。虽然摄政时期的享乐主义并非简奥斯汀笔下乡村社会的主流价值观，但却在其书中随处可见，经常能把意志薄弱的人引入歧途：威洛比（Willoughbys）、威克汉姆（Wickhams）、莉迪娅（Lydia）等人到了伦敦、巴斯、威茅斯、布莱顿这样灯红酒绿的大都市就轻易地迷失了。 简奥斯汀出身牧师家庭，成长在汉普郡（Hampshire）北部的安静乡村。她的父亲乔治奥斯汀（George Austen）是汉普郡斯蒂文顿（Steventon）的神父，为人老实本分、尽职尽责，与好多拮据的神职人员一样，奥斯汀先生还招收一些学生，教授他们大学入学所需的经典课程。简奥斯汀的母亲卡桑德拉利（Cassandra Leigh）也成长于牧师家庭，父亲是牛津郡汉普斯顿的牧师，叔叔西奥菲勒斯利（Theophilus Leigh）是牛津大学贝利奥尔学院的院长。利氏家族要比奥斯汀家族显赫一些，其中居住在沃里克郡的一支在内战时期受封为勋爵，另外居住在格洛斯特郡的一支不仅拥有大量土地，而且还与钱多斯公爵（Dukes of Chandos）有联系。奥斯汀太太聪明、务实，是丈夫的好帮手，不仅照顾自己的孩子，还帮忙照顾丈夫招募的学生，而且教育方法体现了她的风趣幽默、通情达理。她把家打理得井井有条，还热爱阅读小说、积极参与家庭的文娱活动。她很有天赋，经常即兴写一些诗歌，不仅用词讲究，而且幽默娴熟。奥斯汀夫妇共有8个孩子，都活到了成年。长子詹姆斯（James）生于 1765年，去读了父亲的母校牛津大学圣约翰学院，之后追随父亲成了神职人员。次子乔治（George）比哥哥小1岁，出生时有残疾，后寄养在别人家里。三子爱德华（Edward）在 15岁的时候被托马斯勋爵二世（Thomas Knight II）（他的父亲一直资助奥斯汀一家）收养。托马斯勋爵二世没有子嗣，把财产留给了爱德华，并安排他赴欧洲大陆游历两年，回国后，爱德华开始了乡村绅士的生活。1797年，也就是托马斯勋爵二世死后的第三年，爱德华获得了在古德汉姆（Godmersham）、斯蒂文顿和乔顿（Chawton）的3处地产，1812年，托马斯勋爵二世的遗孀去世，按照当时的习俗，爱德华继承了勋爵。爱德华共有11个孩子，其中的范妮（Fanny）与姑姑简奥斯汀最为亲近。奥斯汀家的四子亨利托马斯（Henry Thomas）也就读于圣约翰学院，毕业后获任牛津郡兵团的中尉，之后在伦敦做过中介和银行家； 1815年，银行业务破产，他也决定投身宗教。奥斯汀家的另外两个儿子弗朗西斯威廉（Francis William）和查尔斯约翰（Charles John）都在海军中做得很不错。弗朗西斯获封巴斯勋爵，并于1837年成为海军上将。查尔斯官至少将，因霍乱死于行伍之中，享年73岁。 简奥斯汀出生于 1775年12月16日。那天，她的父亲在写给亲戚的信中将她描述成姐姐卡桑德拉（Cassandra）的礼物和玩伴。事实也正是如此，简奥斯汀和卡桑德拉一直亲密无间。她的侄子詹姆斯爱德华奥斯汀-利在回忆录中写道： 与简奥斯汀最亲近的人是比她大 3岁的卡桑德拉。她们之间的姐妹情谊很少有人可以媲美。也许这种感情来自小孩子对比自己大的孩子固有的顺从和喜爱。而且这种感情到了成年也从未减退。即使在简奥斯汀获得了不小的成功后，她依然认为姐姐比自己聪明和明智。姐姐被送去学校读书，简奥斯汀也跟着一起去，但她当时并不能听懂教授的内容，只是不想和姐姐分开。她们的母亲曾说：如果卡桑德拉要被送去砍头，简奥斯汀肯定也要随她同去。这种感情持续终生，二人一直吃住在一起，甚至住在一间卧室。 奥斯汀家很有爱，而且很有文化氛围，这得益于父亲原则坚定、知书好学，母亲幽默风趣、善于写作。不仅简奥斯汀获益颇多，詹姆斯和亨利在牛津读书时曾经一起做过期刊的编辑，在文学方面也颇有造诣。詹姆斯还经常在家里排演话剧时写一些很精彩的序言和结语，并创作了不少诗歌，大多是浪漫主义风格，虽然没有公开发表，但死后由他的儿子詹姆斯爱德华收集成册。 简奥斯汀 25岁之前，一直生活在斯蒂文顿，作为牧师的女儿，她的圈子中也都是神职人员，主要包括艾什（Ashe）的勒弗罗伊家族（Lefroys）、金特伯里（Kintbury）的福尔家族（Fowles）、伊本索普（Ibthorpe）的劳埃德家族（Lloyds）。此外，她和当地的几个大户人家也很熟识，诸如斯蒂文顿庄园（Steventon Manor）的迪格威（Digweeds）、迪恩（Deane）的哈伍德家族（Harwoods）、艾什庄园（Ashe Park）的霍德尔家族（Holders）和马尼唐恩（Manydown）的比格-威瑟家族（Bigg-Withers）。简奥斯汀去古德汉姆拜访哥哥爱德华、去拜访嫂子位于古奈斯通（Goodnestone）的娘家时，还接触到了更为上层的乡村社会，为《曼斯菲尔德庄园》的创作积累了素材。 与家里的其他人一样，简奥斯汀非常喜欢阅读小说，而且对讽刺文学情有独钟，这些都是促使她进行创作的因素。后世集结成册的简奥斯汀少女时期的作品中，最早的一些要追溯到1787年到1793年。以书信体创造的《苏珊夫人》（Lady Susan）成书于1794年。1795年，也就是简奥斯汀19岁的时候，她完成了《埃莉诺与玛丽安》（Elinor and Marianne），即《理智与情感》的初稿。后更名为《傲慢与偏见》的《第一印象》（First Impressions）成书于 1796年 10月到 1797年 8月，之后改名为《诺桑觉寺》的《苏珊》则完成于 1798年 10月到 1799年 6月。简奥斯汀的父亲曾劝说一位叫作托马斯卡迪尔的出版商出版《第一印象》，但无果而终。 1800年 12月，简奥斯汀的父亲突然决定退休，辞掉斯蒂文顿的工作，举家迁往巴斯。这一决定给习惯宁静乡村、厌恶喧嚣城市的简奥斯汀带来很大震憾。次年 5月，他们租下了巴斯悉尼广场附近的一处房子，在海边短暂度假之后，搬到了巴斯。简奥斯汀很不喜欢那里的生活，1805年，父亲去世，她的日子更加难过。之前在斯蒂文顿时，她十分多产，但在巴斯，她几乎什么也没做，只是把《苏珊》修改成了《诺桑觉寺》，并写了《沃森家族》（The Watsons）的一些片段。但需要指出的是，她后期创作的一些构思是在这段时间完成的。 1807年，她搬去南安普敦（Southampton），1809年7月搬到乔顿农庄（Chawton Cottage），在那里，她又重新获得了创作所需的宁静、平和。奥斯汀先生退休时，任命长子詹姆斯为助理牧师，他去世后，詹姆斯继任牧师一职，所以，简奥斯汀从巴斯回到汉普郡后，与詹姆斯一家很亲密。她与母亲、姐姐以及好友同时也是哥哥詹姆斯小姨子的玛莎劳埃德（ Martha Lloyd）一起居住。詹姆斯和第二任妻子玛丽有两个孩子，儿子詹姆斯爱德华就是《简奥斯汀回忆录》的作者，女儿卡洛琳（Caroline）也曾写过一些关于姑姑简奥斯汀的文字。詹姆斯跟第一任妻子的女儿安娜勒弗罗伊（Anna Lefroy）与简奥斯汀也很亲密，而她的丈夫本勒弗罗伊（Ben Lefroy）的母亲安妮勒弗罗伊（Anne Lefroy）则是简奥斯汀的挚友兼导师，安妮勒弗罗伊的丈夫是艾什地区的牧师。 回到宁静的乡村后，简奥斯汀重拾写作。1810年冬，《理智与情感》终于 获得了出版的机会，并于次年10月问世。1813年，《傲慢与偏见》问世，1814年，《曼斯菲尔德庄园》问世，1815年，《爱玛》问世。她最后完成的一部作品《劝导》在她去世后的1817年与《诺桑觉寺》一起出版。1817年7月18日辞世时，她已经完成了《桑底顿》（Sanditon）一书的 12个章节，这本书以一个海边小镇为创作背景。 虽然奥斯汀一家属于休闲阶层，但也绝非整天无所事事，而是过着很充实甚 至繁忙的生活。奥斯汀先生要教学生，要处理教区事务；奥斯汀太太、卡桑德和简奥斯汀要忙活日常家务；爱德华要打理地产，另外 5个儿子也都有自己的事情要做。这可以被视为当时英格兰很多地位、财力相当的家庭的缩影。在简奥斯汀的作品中，工作被赋予了道德意义，比如在《曼斯菲尔德庄园》中，无所事事的人都受到了严厉的批判。托马斯爵士（Sir Thomas）要去安提瓜办理公务，长子汤姆却不能担负起治家的重任，只是醉心于各种休闲活动；于是，诺里斯太太钻了空子，在已经取代了贝特伦夫人的情况下，进一步扩大自己的影响，以致产生了不幸的后果玛丽亚（Maria）和拉什沃斯先生（Mr. Rushworth）订婚。而立志成为牧师的埃德蒙（Edmund），却因幼子的身份而不能行使治家的职权，只能眼看着哥哥挥霍；亨利 克劳福德（Henry Crawford）与妹妹玛丽以及贝特伦姐妹一样，都是醉心于休闲的享乐之徒，他本想在自己家里拓展娱乐空间，失败后又去怂恿拉什沃斯先生。范妮的父亲普莱斯先生（Mr. Price）因为健康问题而比较消沉，母亲也没有足够的精力打理家务。全书有3位备受作者青睐的角色：埃德蒙，尽职尽责的牧师（虽然一度迷恋玛丽克劳福德，但醒悟后回归正途）；威廉，冉冉升起的年轻海军（他的事业在亨利克劳福德的关照下变得更加顺利）；范妮，道德高尚、天性善良、个性独立的姑娘。《曼斯菲尔德庄园》中刻画了很多19世纪初人们钟爱的休闲活动：跳舞、散步、骑马、去乡村度假、晚宴、棋牌、针线活、音乐、表演等。有一些是热闹喧嚣的，可能会干扰正事；还有一些（特别是范妮喜欢的那些）则是安静有益的。根据情况需要，简奥斯汀娴熟地运用这些休闲活动把人们聚在一起或者让大家分离，推进情节发展、突出主题，更重要的是突出人物性格特点、让人物更加鲜活丰满。 因此，休闲活动对于小说结构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不仅描绘了真实的社会 场景，还通过让人物齐聚一堂刻画了他们不同的性格。本书旨在分析不同活动在 书中的效用，并通过分析简奥斯汀本人及其家庭成员的休闲活动来分析其中的 深层次原因。为此，本书会对各项休闲活动做出深入探究并探讨其文化、社会及 历史背景。 第一章介绍了当时的社会情况：人们之间的拜访一般安排在何时、以何种方式进行；信息如何以信件的形式进行传播等。通信一事现在看来很平常，但在 18世纪，私人通信得以普及主要得益于交通的改善和邮政系统的完善。也正是从简奥斯汀本人所写的信件中，我们得以获悉她的日常生活是如何度过的。因此，本章还对通信做了探究，这对于本书的主题也是很有意义的。 第二章介绍了当时流行的公共休闲活动。在游乐场、温泉及海边的度假胜地，当时方兴未艾的商业化氛围可以找到最好的佐证。与同一时期的女作家范妮伯尼（Fanny Burney）不同，简奥斯汀并未把这些地点直接作为故事发生的场所，但她确实去过巴斯的悉尼花园、肯特等地的海边，还在《劝导》中体现了这些愉快的经历。但让她赏心悦目的是优美的自然风光，而非贪婪的商人所开发出来的娱乐设施。她在《桑底顿》一书中还对这种投机倒把的商业行为予以讽刺，其中包含了她对于休闲这一商业活动的深刻审视，因此，在本章中会频繁提及这部作品。 接下来的四个章节介绍了私人场合的一些休闲活动，比如主要由男性（包括简奥斯汀的兄弟们）从事的户外活动，再如针线活、绘画、戏剧、唱歌、跳舞等被视为才艺的活动。其中，跳舞是一项十分重要的社交活动，可以在私人宅邸举行，也可以在公共场所举行，将家庭与社会很好地联系到一起，既需要大家的热情参与，也需要商人的积极投资。 接下来很长的一个章节介绍了简奥斯汀的阅读书目。18世纪，出版业大幅扩张，各种文学作品和广告中的休闲活动起到了很大的助推作用，促使各类休闲活动在本时期迅速商业化。更为重要的一点是，要了解简奥斯汀本人的文学背景：她的家人都很热爱读书，她自己更是如此；很多书还读了不下两三遍[比如塞缪尔理查逊的《查理葛兰狄生爵士》（Sir Charles Grandison）]，对其中的每一部分内容都烂熟于心，这甚至成了她生活的一部分。因此，这些书对简奥斯汀的作品来说是很重要的，一方面影响了她的行文创作，另一方面她安排作品中的人物也去阅读这些书籍。我们从一些线索中推导出她读过的部分书（当然，实际数量要比这多很多），然后对这些书籍进行探讨。 接下来的一章专门探讨了戏剧，包括简奥斯汀在剧院观看过的和在她的家乡斯蒂文顿教区内上演的，还包括《曼斯菲尔德庄园》中的戏剧（虽然《诺桑觉寺》中也有一些相关场景，但只是略作提及）。当时，如果在私家宅邸排演戏剧，会被视为一件非常不合适、有伤风化的事，这一点在当代人看来是有些难以理解的，本章会对此类问题予以解释说明。 最后两章的主题分别是玩具与游戏（有时是大人安排的很有意思的活动）和诗歌与谜语（其实简奥斯汀本人就很热衷于此类文字游戏），当然还有写小说本身也被视为一种休闲活动（其实对于简奥斯汀来说，写小说就是可以带来乐趣和享受的一种休闲活动）。《爱玛》因其包含大量的文字游戏，所以在这一章中会被频繁提及。在某种程度上，《爱玛》完全可以代表本书的主题：在一个健康的社会中，工作与休闲必须处于相互平衡的状态，正如奈特利先生，从不将时间浪费在自娱自乐的活动上（虽然也读一些书），而是投身于有益于社区和谐的休闲活动之中。《爱玛》一书既指出过度的休闲会带来害处，也指出适度的休闲是人们生活的必要组成部分，对社会的正常运转也有裨益。这种观点也是研究 18世纪及 19世纪初一切休闲活动都必须认可的一个前提，当然也是简奥斯汀的观点。作者如何利用休闲活动推进情节、塑造人物、阐明主题，都是本书要着重探讨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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