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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編輯推薦： |
◎ 20世纪杰出的小说家。
茨威格、君特格拉斯推崇的大师，林语堂、巴金鼎力推荐。
◎ 以浪漫对抗残酷我们用疯狂的爱抵抗疯狂的时代。艰难时世里，没有爱，他活着也无味；有了爱，她对于死也无畏。
◎ 《西线无战事》作者雷马克的柔情力作。
◎ 翻译家朱雯经典译本，绝版20年重新面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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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內容簡介： |
1942年，葡萄牙里斯本聚集了许多等待前往美国的流亡者。一天深夜，两个素不相识的人在码头相遇。一人因没有船票而徘徊，另一人愿意送出自己的两张船票，条件是对方要听他倾诉至天明，故事就此展开。
送出船票的是德国人约瑟夫施瓦茨，他因反对纳粹政权，被他做盖世太保的妻弟告密，关进集中营，后逃出德国，却冒险回国探望妻子海伦。海伦决定和约瑟夫一同离开德国。他们辗转瑞士、法国、西班牙，经过数次分离与重聚，逃过种种追捕与监禁，终于到达了里斯本，却在*后关头不能登船去往应许之地了约瑟夫和海伦的逃亡之路是一首由恐怖、喜剧、逃跑、官僚政治、绝望和爱情组成的史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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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關於作者： |
埃里希玛丽亚雷马克（Erich MariaRemarque，1898 ~ 1970），德裔美籍小说家。出生于德国一个工人家庭，18岁时志愿参加第一次世界大战，在前线负伤，战后做过教师、记者、编辑等多种工作。1929年，小说《西线无战事》出版，引起轰动，迅速被翻译成二十多种语言，使他成为蜚声世界的作家。因为他的反战立场，纳粹上台后，将他与托马斯曼等人的作品公开焚毁。1938年，他被剥夺德国国籍，后流亡美国。1947年，他加入美国国籍，次年返回欧洲并定居瑞士。1970年9月25日，雷马克在瑞士逝世。1991年，雷马克的家乡奥斯纳布吕克设立埃里希玛丽亚雷马克和平奖。
雷马克的著作大多带有自传色彩，用词精练，抒情的书写中却透出客观、冷峻的气质，被比作德国的海明威。他一生共著有十五部小说、三部剧本和两部文集，其中，《西线无战事》《凯旋门》《三个伙伴》《爱与死的年代》等多部作品被改编为电影。
埃里希玛丽亚雷马克（Erich Maria
Remarque，1898 ~ 1970），德裔美籍小说家。出生于德国一个工人家庭，18岁时志愿参加第一次世界大战，在前线负伤，战后做过教师、记者、编辑等多种工作。1929年，小说《西线无战事》出版，引起轰动，迅速被翻译成二十多种语言，使他成为蜚声世界的作家。因为他的反战立场，纳粹上台后，将他与托马斯曼等人的作品公开焚毁。1938年，他被剥夺德国国籍，后流亡美国。1947年，他加入美国国籍，次年返回欧洲并定居瑞士。1970年9月25日，雷马克在瑞士逝世。1991年，雷马克的家乡奥斯纳布吕克设立埃里希玛丽亚雷马克和平奖。
雷马克的著作大多带有自传色彩，用词精练，抒情的书写中却透出客观、冷峻的气质，被比作德国的海明威。他一生共著有十五部小说、三部剧本和两部文集，其中，《西线无战事》《凯旋门》《三个伙伴》《爱与死的年代》等多部作品被改编为电影。
译者：朱雯（19111994），江苏省松江县（现属上海市）人，著名翻译家、作家。1928年，朱雯进入东吴大学文学院学习，读书期间即开始翻译丁尼生、高尔基等人的作品，同时也有小说和诗歌发表，出版了首部短篇小说集《现代作家》和首部长篇小说《旋涡中的人物》。大学毕业后，朱雯任省立松江中学国文教员，业余时间仍进行翻译和创作，还曾与施蛰存合编《中学生文艺月刊》。抗战爆发后西行，于广西桂林高级中学任教。1939年，朱雯初到上海，曾任中学教员和新闻翻译。1943年，因抗日罪被捕，出狱后前往安徽屯溪的上海法学院任教。战争结束后，他返回上海定居，在高校任教并翻译。
朱雯一生译著颇丰，主要有雷马克的《西线无战事》《凯旋门》《里斯本之夜》等多部作品及阿托尔斯泰的《苦难的历程》三部曲。他所译的雷马克作品虽然是从英文转译，但译笔忠实而流畅，感情充沛，影响深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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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內容試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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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我目不转睛地瞅着那条船。它亮着耀眼的灯光，停泊在塔霍河上。我来到里斯本虽然已经有一个星期，可是对它那种无忧无虑的灯火通明还不太习惯。在我离开的那几个国家里，一到夜晚，个个城市都像煤矿一样漆黑，昏暗中的一盏提灯，简直比中世纪的瘟疫还要叫人害怕。我来自二十世纪的欧洲。
那条船是一艘客轮，这会儿正在往船上装货。我知道明天下午它就要出航了。在裸露的灯泡那刺目的光芒里，一箱箱的肉、鱼、罐头、面包，还有蔬菜正在被装进下面的货舱里；甲板上，搬运工人正在搬运行李，他们把一只只箱子和一个个捆包悄没声息地扛起来，仿佛它们一点儿重量也没有。那条船正在为出航做准备如同洪水时代的方舟一样。它确实是一艘方舟。在1942 年的那几个月里，每一艘离开欧洲的船都是方舟。亚拉腊山乃是美国，而洪水还在一天天上涨。很久以前，洪水就已经席卷吞没了德国和奥地利，现在波兰和布拉格也被淹没，而阿姆斯特丹、布鲁塞尔、哥本哈根、奥斯陆和巴黎也都沉在水下了，意大利的许多城市已经闻到了一股渗水的味道，而西班牙也不再安全了。葡萄牙的海岸成了流亡者的最后希望。对他们来说，正义、自由和容忍远比家园和生计更有意义。这是通往美国的大门。要是到不了那边，那你就倒霉了，你就会注定要在领事馆、警察局、政府机关的丛莽之中奔走得精疲力尽，那里既不给你签证，也不让你得到工作和居留许可，那是一个拘留营、官僚习气、凄凉寂寞、怀乡病以及无处不在、叫人萎顿的冷漠的丛莽。在战争、恐惧和苦恼的时日，这变得稀松平常：
作为个体的人不再存在了，只有一样东西是重要的一份有效的护照。
那天下午，我到埃斯图里尔赌场去赌钱。我还有一套漂亮的衣服，他们便让我进去了。这是向命运讹诈的孤注一掷。我们那张葡萄牙的居留许可，再过几天就要到期，而露特和我都没有别的签证了。我们在法国曾经考虑过一些计划，草拟过一张可能去纽约的船期表。眼下停泊在塔霍河上的这条船，是我们的船期表上的最后一艘。可是早在几个月前，船票都已经卖光了。我们没有美国签证，连船费都还短缺三百多美元。我至少得试一试筹集这笔款子，用作为身在里斯本的一个外国人唯一还可以采用的办法赌博。这是个荒谬的念头，因为即使我把钱赢到手，要让我们搭上那条船也还得出现一个奇迹。但是，在危急和绝望的时候，你会相信奇迹；要是没有这个信心，那你也就完蛋了。我们还剩下六十二美元，结果我输掉了五十六美元。
夜已经很深了，码头区差不多没有什么人了。可是没过多久，我发觉有个人就在离我不太远的地方。最初，他漫无目的地踱来踱去，随后他停下来，也开始朝那条船盯着看。又是一个走投无路的流亡者，我想，也就不再去注意他了，直到我发觉他正在看着我。流亡者对警察的恐惧是怎么也不会消失的，即使在睡着的时候，或者其实没有什么可以害怕的时候因此我就装出一副无动于衷又充满厌烦的神气，转过身子，挪步离开码头，走得慢悠悠的，如同一个毫无理由感到害怕的人。
过了一会儿，我听到背后传来脚步声。我继续往前走，可并没有加快脚步，心里思忖，万一我被捕了，怎么才能让露特知道。码头尽头那一幢幢彩色粉墙的房子，如同一羽羽蝴蝶在黑夜里沉睡着，离得还太远，我没办法奔到那里消失在一条条湫隘街道的迷阵中间。
这会儿，那个人已经走到我身边了。他个头比我稍微矮些。你是德国人吗？他用德语问我。
我摇了摇头，继续往前走着。
是奥地利人？
我没有回答。我望着那一幢幢彩色粉墙的房子，觉得它们挨近得实在太慢了。我知道有些葡萄牙警察德语讲得很流利。
我不是警察。那个人说。
我不相信他的话。他穿的是便衣，可是在欧洲，我被这种穿便衣的人逮捕就已经有六次了。我有证件，还挺像模像样，是在巴黎由一位从布拉格来的数学教授给我做的，可是也经不起仔细的检验。
我看见你在盯着那条船，那个人说，所以我很好奇
我漫不经心地打量了他一眼。看样子，他的确不像是一个警察，可是上次在波尔多把我抓去的那个穿便衣的人，一副可怜样子，简直像是在坟墓里待了三天的拉撒路，其实却是个最最残酷的家伙。他明明知道第二天德国人就要开进波尔多，却还把我关了进去，若不是几小时之后有个好心肠的典狱长将我释放出来，我可早就完蛋了。
你要去纽约吗？那个人问。
我没有搭理。只消再走二十米就行了。到那时，万一有必要，我可以把他击倒，自己撒腿就逃。
这儿，那个人说，把手伸进衣袋，是搭乘那条船的两张船票。
我看见那两张票子。在微弱的灯光下，我看不清那上面写的是什么。不过我们走的路已经够多了。现在停下来也不会出什么事。
这都是怎么回事？我用葡萄牙话问他。我学了几句葡萄牙语。
这船票你不妨拿去，那个人说，我不需要它们了。
你不需要它们？你这是什么意思？
我不再需要它们了。我瞪着他看。我理解不了。他的确不像一个警察。如果他真要逮捕我的话，那也用不着搞这种异想天开的诡计。可是如果这两张船票是好用的，那他自己又为什么不用呢？而他又为什么要给我呢？有种什么东西开始在我心里颤动了。
这船票我买不起，我最后用德语说，那要花一大笔钱咧。在里斯本，有钱的流亡者有的是，你要多少，他们能给你多少。你找错了人啦。我是一个子儿也没有了。
我不是要卖钱。那个人说。
我又转过眼去望望那两张船票。那是真的船票吗？
他把船票递给我，没说一句话。它们在我手指中间窸窣作响。是真的船票。把它们拿到手，是关乎毁灭与得救的大事。没有美国签证，这两张船票我还不能使用，可我凭着它们毕竟还可以在第二天早晨再试一试或者，至少我还能把它们卖掉。那就意味着可以多维持六个月的生活。
我不明白。我说。
你不妨拿去，他答道，不要你一分钱。明天早晨，我就要离开里斯本。我只有一个条件。
我的胳膊耷拉了下来。我知道这件事情太美妙了，简直不像是真的。什么条件？我问。
今天夜里，我不愿意一个人待着。
你是要我跟你待在一起吗？
是的。一直到明天早晨。
就是这么一个条件吗？
就是这么一个条件。
没有别的条件了吗？
没有别的条件了。
（二）
音乐停奏了一会儿。可以听到舞池里传来愤怒的话语。随后，乐队又开始演奏了，声音比先前更响，一个穿着鲜黄色衣裳的女人，头发上簪着一串假钻石，唱起歌来。不可避免的事情发生了：
一个德国人跟一个英国人碰撞了一下。彼此都在指责对方，说对方是故意的。经理和两个侍者扮演着国际联盟的角色，试图叫争论的双方平静下来，可是谁也不听他们的话。乐队比较聪明，他们换了个曲子。原来的狐步舞曲变成了探戈舞曲，那两个外交官必须做出选择：
要么是站着不动，叫人笑话，要么是重新开始，继续跳舞。可是那个德国勇士看来不会跳探戈舞，而那个英国人却只是打着拍子，站在原地没有移动。两个人都被别的舞伴推来挤去，一场争论就此烟消云散。那两个外交官都怒目相视，回到各自的桌子上去。
为什么这两个英雄好汉没有互相挑战，来一场决斗呢？施瓦茨鄙夷地问。
就这样，你来到了苏黎世。我说。
他微微地笑了一笑。
我们干吗还不离开这儿？
我们能上哪儿去啊？
总该有那么一家普通的酒吧通宵营业的。这个地方尽是些死尸，在跳舞，在扮演战争。
他付了钱，问那个侍者还有没有别的地方我们可以去。侍者从拍纸簿上撕下一条纸，草草写了个地址，还告诉我们怎么去。
我们走到外面壮丽的夜色中。星星依然在闪耀，可是地平线上，海和清晨却在第一缕蓝幽幽的晨曦中搂抱了起来。天空比原先更高，盐和花朵的味道也更浓了。天就要大亮了。在白天，里斯本有一种迷惑人、俘获人的朴素的戏剧性的特点，可是到了黑夜，它却是一个童话中的城市，顺着灯光熠耀的一排排房屋下去，一直到海边，好像一个穿着节日盛装的女人走下去会见她的秘密情人。
我们默默地站了一会儿。这不就是我们经常把生活想象成的样子吗？施瓦茨最后说道。上千的灯光和街道通向无穷
我没有回答。对我来说，生活便是停泊在下面塔霍河上的那条船，它并不通向无穷它通向美国。我历尽种种艰难险阻，时间把这种艰难险阻如同臭鸡蛋一样甩向我们。我唯一的艰险活动是要一张有效的护照，一张签证和一张船票。对一个并非出于本意的流浪者来说，正常的生活变成了最富于浪漫色彩的梦想，而冒险却是一种折磨。
那天，苏黎世在我的眼里正像今夜这个城市在你的眼里一样，施瓦茨说，我认为自己已经失去的一切在那里重又开始了。时间这个你知道是一种冲淡了的死亡，一帖分成许多份无害剂量的慢性毒药。最初，它会叫我们兴奋，甚至会使我们觉得会长生不老可是一滴又一滴、一天又一天地吃下去，它就越来越浓烈，把我们的血液给破坏了。即使拿未来的岁月作为代价要买回自己的青春，我们也办不到了。时间的酸性作用已经把我们改变了，化学组合再也不是跟原来一样了。那得有一个奇迹。而那个奇迹就发生在苏黎世。
他一动不动地站在那儿，望着下面灯光闪烁的城市。那是我一生中最最可怕的一夜，他慢条斯理地说，我要把它当作最最幸福的一夜来回忆它。回忆难道不能够做到这一点吗？它一定能够。奇迹在它发生的时候，绝不是完美无瑕的。它总是有一些扫兴的小事。可是一朝它永远消逝，再也不能有所改变的时候，回忆却能使它完美无瑕，而且从此以后它也不会再有什么改变了。如果我现在能够让它复活过来，它是不是一直会是那个样子呢？它是不是会与我同在，和我的生命一同终结呢？
他站在台阶上，注视着不可抗拒、逐渐进逼的黎明，几乎像是神经错乱了的样子，黑夜中一个可怜的被遗忘的人影。我为他觉得万分的难受。你说得对，我说，试着不让他难受，我们对自己的幸福，在我们知道它将有多少部分会与我们同在之前，怎么能够真正觉得有把握呢？
唯一的办法，施瓦茨嘟嘟囔囔地说，就是要知道我们不能够抓住它，因而就不再试着去把握它。我们用自己那笨拙的双手把它给吓跑了。可是，如果我们不去用手触摸，那它是不是会在我们的眼睛后面无所畏惧地继续存在下去呢？它是不是会在那儿保持下去，和我们的眼睛一同终结呢？
他俯瞰着城市，那里停放着一口松木棺材，泊着一艘轮船。一副深受苦难的神情毁损了他的形象：
他的嘴成了一个乌黑的窟窿，眼睛成了两块石子。随后，他的脸又有了生气。
我们继续朝着码头，从小山上往下走去。过了半晌，他开腔了。我们是什么人？他说。你是什么人？我是什么人？还有其他所有的人，以及那些死去的都是些什么人？哪一个是真实的：
是人还是他照在镜子里的映像？是一个活人还是他的回忆，他那解除了忧虑的阴影？我的亡妻和我是不是已经变成了一个人？会不会她以前从来不曾完全是我的，只是死亡这个不祥的炼金术才使她完全属于我了呢？既然她只是像我头盖骨底下的一点磷光那样存在着，既然她只有当我要她回答的时候才能回答，而且也只能像我要她那样地回答，那她是不是完全属于我了呢？再说，我既然失去过她一次，会不会第二次再失去她，随着她的回忆的消退，每分每秒都在一点一点地失去她呢？他直愣愣地瞪着我。我非得抓住她不可，这你是不是明白？
我们来到了一条街上，这里有长长的一段梯级从小山上通下去。前一天，在这里一定举行过什么节日活动，使我联想起墓地里那枯萎的花环，挂在一排排房子中间的一根根铁杆上，一串串晃亮的灯泡，被一盏盏横过街道吊着的郁金香形的大灯隔开了。每相距大约二十米，便有一颗用小电灯泡缀成的五角星高挂在那儿。可是那游行队伍，或者是节庆，都已经过去了，节日的装饰如今在晨曦中显得光秃秃的，色彩都褪了。在我们脚底下远远的地方，电灯线路似乎出了毛病，只有一颗星星还发着特别刺目的白惨惨的亮光，电灯在黎明和薄暮时分往往就是这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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