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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內容簡介：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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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是一本关于欧阳修研究的学术随笔文集。欧阳修是宋代著名文学家、唐宋八大家的中坚人物，同时又是一位颇有建树的政治家，是范仲淹领导的庆历新政的积极推动者和参与者。本书作者将欧阳修置于北宋中期的历史大环境下，对其为人为文为政进行了全面评析，视角独特，观点新颖，在欧阳修研究方面，多有创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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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關於作者：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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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中山，笔名若白，商州人，1965年毕业于陕西师范大学中文系，主要从事党政工作。曾任《商洛日报》总编辑，陕西省有突出贡献专家，陕西作家协会会员，出版散文集三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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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目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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欧阳修的生平和他所处的时代（1）
欧阳修的治国理政思想（8）
欧阳修的人才观述略（21）
可贵的以身许国精神（29）
庆历改革的积极推动者（33）
庆历改革者们的失策（39）
奉使河东河北彰显为政才干（45）
唯谈政事不谈文章（51）
坚强不屈的人格魅力（55）
身处逆境达观自适（60）
不慕荣利，知足知止（64）
欧阳修洛阳情结略析（68）
欧阳修与范仲淹（73）
欧王之间是与非（77）
欧阳修与三苏（87）
友情如山之重（91）
关于欧公请罢狄青事（95）
略论欧阳修前后期思想之变化（100）
欧公两次遭诋诬始末（109）
濮议中的欧阳修（115）
庆历新政与熙宁变法之比较（120）
欧阳修的文学成就与贡献（127）
涉笔有声响落纸成烟云
读欧阳修杂记散文札记（137）
解读醉翁之乐
读《醉翁亭记》札记（148）
人生之秋衰病心声
读《秋声赋》札记（153）
一篇摇曳多姿的美文
读《夷陵县至喜堂记》（159）
北宋古文复兴之路
读《苏氏文集序》札记（163）
略谈欧公的碑志文（168）
一篇名文的负效应
读《朋党论》札记（175）
范、欧两篇名作比读（178）
关于欧文六一风神（183）
化陈腐而显生机
欧公对四六文的改造（189）
欧阳修与韩愈比较论（198）
欧诗刍议（206）
欧阳修对宋词发展的贡献
读欧阳修词札记之一（217）
欧公两首词之作年探讨
读欧阳修词札记之二（227）
关于欧公艳词之我见
读欧阳修词札记之三（231）
随笔小品《归田录》的价值
（235）
《六一诗话》的文学史意义（243）
欧阳修新见书简略述（250）
欧阳修读经的启示（264）
独具个性特色的《新五代史》（269）
《永春县令欧君（庆）墓表》作年考（276）
《张子野墓志铭》作年考（278）
中华书局《欧阳修全集》点校本指瑕（280）
欧阳修的故事（284）
关于宋代文学的读书札记（319）
附录：
宋史欧阳修传（333）
简评杨庆存先生的《宋代文学论稿》（340）
欧阳修研究的开拓之作
简评顾永新《欧阳修学术研究》（343）
参考书目（346）
后记（3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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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內容試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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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序
六一风神慧眼看《读欧随笔》序
杨乾坤
六一风神，本是明人茅坤对欧阳修文风之评价，因欧公晚年号六一居士，文又直追史迁，故有是称。然而风神亦指风度和神采，遥想欧公当年，其文才天下宗之，其史才天下赏之，其吏才天下钦之，三才合一，何尝不可解之曰：六一风神。
我兄张中山先生，学养深厚，对文史研究有素，且为睿智之士。其思之精，思之深，常超乎尘垢之外，即以对欧阳修研究而言，何尝不是如此。数十年来他因对欧公知之爱之，故常引欧公之诗文以为谈资，谈赏既久，进而有研究之意愿。然而兄在商洛市文化局和《商洛日报》社主政期间，政事纷繁，无暇顾及，退休之后，复还自然身，遂于无梦居中，研究起欧公：披阅倾读，倚南窗以寄傲；细读精析，恒兀兀以穷年。攻疑克难，见观点之新锐；妙笔生华，骋雄辩而立言。
今正果修成，编辑成帙，计20余万字。欧公在文学上的领袖地位，在史学上的精深造诣，在政治上的卓越建树，皆昂然于其中，我知其字字得来之不易也。因为对欧公之研究，古贤今人涉及者众，涉及领域亦多，故要于此中再蹚出一条路来，自见了戛戛其难；先须有慧心接触体验之，以见欧公之超然；复得有慧眼观察研究之，以见欧公之伟然。中山先生正是以慧眼而观六一风神的。
在中山先生的笔下，欧公既是政治家，又是国之柱石。欧公伟矣，既见其为政之思想、务本兴农，以图国家之强盛；敢于担当，以见许国之公忠；加强吏制，以握强国之机柄；不见治迹，以掌天下之大同。又见其为政之主张：宽简便民，以擎理政之大念；不事风采，以图行事之干练；养才择吏，以图吏制之精悍；兼听博采，以图决事之稳健。
于是见了欧公以身许国之精神：敢上罢宰相吕夷简之疏，因其昏庸误国也；敢作《与高司谏书》，让高若讷直携此书入朝，使正予罪而诛之；敢于贡举之时，对尚为险怪奇涩太学体者痛加排抑；敢于立殿陛之前，与天子争是非。出使河东，使天险麟州而存宋之版图；出使河北，提出对契丹（即后来的辽国）防患于未然；推动庆历新政，半年上奏札70多篇，篇篇见肝胆也；仕宦四十年，上奏札250多篇，篇篇见忠贞也。至于欧公为官之态度，则是胸怀宽阔，而见其气概；反对因循，而见其刚坚；行事忠贞，而见其高尚；身处逆境，而见其达观。先贬夷陵，而夷陵治；再贬滁州，而滁州治；复历扬、颍诸州，而诸州治；知开封府，而京师又治。在台谏，则敢横身当众怒；做官员，则敢孤忠一许国。此种果敢之气，刚正之节，千古而下，亦是感佩人心。今之视昔，亦犹后之视今，他山之石，可以攻玉。足见中山先生之慧眼卓识也。慧眼卓识，再经大手笔经营，六一风神更是了得。在中山先生笔下，欧公的文坛领袖风采更是灿然。欧公是宋代文学的巨擘，其文、其诗、其词，都对宋代文学产生了极大的影响。
晚唐五季至宋，统治文坛的是四六文。此时的四六文已发展到另一极端，浮艳华丽，内容空虚，而文质卑弱；至庆历年间以孙复、石介为代表的士人反对四六文风却又大倡一种所谓的太学体，词涩言苦，险怪奇曲，风行一时。欧阳修力斥这种浮艳四六时文和太学体，推动并领导了宋代的古文运动。其措施有二：一是以行政手段强硬入手，以主持嘉祐二年（1057）贡举之机，采取断然措施，对作文遵从太学体的士子，一概不取，使得场屋（科场）之习从此遂变；一是以自己的创作实践力矫之。欧公通过近千篇古文的创作业绩，创作出大批自然条畅、博采众长的古文，天下翕然师尊之。以其巨大之影响，又经苏轼、苏辙、曾巩、王安石等大批人士的力推，历经30余年，终于彻底纠正了文风，为宋代古文发展奠定了坚实基础，并影响了后来近千年的古文创作，以此观之，欧阳修功莫大焉。三代秦汉之文，涉魏晋而弊，至唐韩愈氏振起之；唐之文，涉五季而弊，至宋欧阳修又振之，挽百川之颓波，息千古之邪说，使斯文之正气，可以羽翼大道，扶持人心，此两人之力也。《宋史欧阳修传》的这段评论，可谓的评。
欧公的诗作有860多首，平易晓畅，其风格对宋诗的发展影响巨大。中山先生自觉将欧公的诗论与创作实践相联系，认为其诗的特点就是率真随意，以散文句式入诗，以古文章法写诗，以议论入诗，这些诗句带来了平易晓畅的优点，显然也带来了浅白直露之不足。虽然，瑕不掩瑜也。欧阳修的诗风，逐步奠定了有别于唐诗的宋诗面目，以文学史角度去审视，应该说宋诗是对唐诗的突破和发展，在这方面，欧公起到了举足轻重的作用。
欧阳修的词作有260多首，使用词牌达70多个。他将词的创作，贯穿于其创作之始终，并将词自觉地提升为文学的主要体裁之一的地位。中山先生认为，欧阳修在宋词发展中是位标志性的人物，其对宋词发展有三方面的贡献：将词提升到文学的主要体裁的地位，将宋词的发展成熟推向一个新的高峰，为宋词取得与唐诗并驾齐驱的历史地位，奠定了坚实的基础；大大开拓了宋词的题材范围，使词突破了艳科的藩篱，而与诗一样，承载起全方位多角度反映社会生活等各方面的文学功能；为宋词豪放派开辟了门径，使词从艳科向社会化扩大，从柔媚向阳刚播迁，终使词在婉约与豪放之间和谐发展，而取得了卓越的文学地位，欧公是一位开山式的人物。
将欧阳修的文学成就作深入研究，研究的结果令人耳目一新，中山先生之慧眼，若非洞悉欧公之作，何能至此！
孟子曰：观水有术，必观其澜，中山先生正是以慧眼而观六一风神的。细检《读欧随笔》中，人所已道，则见其所道之精警，醉翁之乐足典型也；人所未道，则见其所道之精妙，碑志文字不可忽也；人所易道，则见所道别开生面，友谊如山之重也；人所难道，则见其雄辩滔滔，论欧公前后思想之变化是也；人已涉猎者，则见其匠心独运：庆历改革的积极推动者，见解之深邃也；独具个性特色的《新五代史》评说，见解之精准也；人未涉猎者，则见其独有会心，《秋声赋》诣意之探秘也；史事联系今日现实之借鉴也。凡此种种，中山先生皆以慧眼观之，然后烂熟于胸中，而衍以成文。每下一义，或有水到渠成者，而大抵煞费筹思；每发一论，或有出口成章者，而大抵厚积而薄发；每有一悟，或有妙手偶得者，而大抵经过熟虑；每成一篇，或有下笔立就者，而大抵费时旬月直至累月。看来字字皆心血，我兄辛苦不寻常。以十余载之努力，研欧不已，积数十年之学问，终于有成。而《读欧随笔》即将付梓，我谨向中山兄祝贺。欧公千载而下，又逢识者，大是幸事；中山兄思接千载，而观六一风神，大是雅事。幸者，知欧公名垂之不朽；雅者，知中山兄研欧而有大成。幸雅相合，《读欧随笔》必将自立于书林也。谨为序。
2016.7.16西安
2. 书摘
欧阳修的生平和他所处的时代
欧阳修，字永叔，号醉翁，晚年又自称六一居士，江西庐陵人，生于北宋真宗景德四年，即公元1007年。
欧阳修是我国古代一位伟大的文学家，他不仅文章写得好，诗也写得好，词也写得好。文学史上著名的唐宋八大家，他是一个中坚人物，宋代的王安石、曾巩和三苏都是他的门生，他是名副其实的北宋文坛领袖。同时，他也是史学家、经学家、金石学家和著名的政治家。他主持编撰的《新唐书》和独立撰写的《新五代史》，历来以言约事丰事信言文而受到史学界的称赞，甚至有人认为，他在史学上的成就毫不逊色于他在文学上的成就。他对《诗》《书》《易》《礼》《春秋》等先秦经典的研究，不惑汉唐人的传注，独辟蹊径，自成一家。在金石学研究方面，更是独树一帜，被后人称之为金石学之鼻祖。因此，可以说欧阳修是一个全面的文化人，无论在北宋文坛，还是中国文化史上，他都是一棵大树，一座大山。
欧阳修出生于一个小官吏家庭。他的父亲欧阳观，做过绵州推官、泰州判官。推官判官都是州官的幕僚，级别较低。欧阳修4岁失怙，他母亲郑夫人带他投奔在隨州做官的叔父欧阳晔。欧阳晔也是小官，家贫。不过郑夫人出身于江南大户人家，能识字断文，因此就在家里教欧阳修识字读书，并经常给他讲他父亲为官清廉、忠孝仁厚的故事。这些对欧阳修性格的培养、人品的形成，都产生了深远的影响。欧阳修的青少年时代，基本上是在隨州度过的。宋仁宗天圣八年1030，他参加科举礼部考试获第一，殿试获甲科第十四名，被授将仕郎试秘书省校书郎与西京留守推官，从此正式走上仕途，这年他24岁。欧阳修走上仕途的第一站，遇到的环境很好。西京留守长官钱惟演，是一位真宗朝的老臣，也是西昆诗人集团的主要人物，他十分爱惜人才，待僚属非常宽厚仁爱，再加上通判谢绛，也是一位文章高手，通明豁达。当时在钱、谢幕府里集中了一大批文学之士，梅尧臣、尹洙、杨子聪、张应之、陈经、王几道等等。特别是诗人梅尧臣字圣俞和古文家尹洙字师鲁，都是诗文高手，和他们成为至交，对欧阳修的诗文创作影响很大。他曾在《记旧本韩文后》中说： 举进士及第，官于洛阳，而尹师鲁之徒皆在，遂相与作为古文。当时整个社会上的文风是以杨亿、刘筠的四六文为正宗，号称时文，以此取科第，擅名声，以夸荣当世。但他毅然抛弃作四六文，认为尹师鲁文章简而有法，于是走上以古文创作为宗旨的道路。
这里有一个故事，他到洛阳第二年，钱惟演在官署造了一座双桂楼，落成时就让谢绛、尹洙和欧阳修每人写一篇记，结果谢绛写了500多字，尹洙只写了380多字，而欧阳修写了近千字。欧阳修感到自己的文章不如尹、谢的文章好，就连夜改写了一篇，结果比尹洙的文章还少了几个字。尹师鲁称赞他：
欧九真是一日千里!古人作文是以言简意赅为上，不像我们今天，看谁能写大块头文章。从此欧阳修文名大振，为世所称道。在西京做推官三年，是欧阳修一生最为得意的三年，也是他青年才子诗酒风流的三年。景祐元年（1034）三月任满回京，被王曙推荐进入学士院，做馆阁校勘。校勘虽然还只是准馆阁成员，但是这是仕途十分重要的一步。在宋代馆阁是清华切要的机关，从校勘到校理，再到修撰、知制诰、翰林学士，就是走向权力的最高层参政、宰相的途径。这时欧阳修28岁。正在他仕途顺遂时，仁宗景祐三年（1036），朝廷发生了一件重大事件。权知开封府的范仲淹上书批评宰相吕夷简把持朝政，用人尽出私门。结果惹恼了仁宗，就把范仲淹贬到饶州去了。这时年轻正直敢言的欧阳修，认为范仲淹为官清廉，立朝有本末，理在范仲淹一边，不该被贬，就给谏官高若讷写了一封著名的信《与高司谏书》，痛斥高若讷作为谏官，不仅不替范仲淹辩诬，反而落井下石，真是君子之贼不复知人间有羞耻事尔!读过这篇文章的人，都会被欧阳修写作的技巧、论辩的周密、语言的尖锐泼辣、正气逼人的风范所震撼。当然，结果不难想见，一个小小的低级官员，是斗不过宰相的。欧阳修当即被贬为峡州夷陵县令，那时他还不足30岁。
这一贬就是6年，先后知夷陵、乾德两县。仁宗康定元年1040，欧阳修调滑州武成军判官，不久回京，复位馆阁校勘。庆历二年（1042）又出任滑州通判，次年三月回朝知谏院。当了谏官，这正是欧阳修正式展示其政治抱负的时期。谏官是干什么的呢?他说： 天子曰是，谏官曰非；天子曰必行，谏官曰必不可行。立殿陛之前与天子争是非者，谏官也。宰相、谏官系天下之事，亦任天下之责。这就是欧阳修心目中谏官的形象和职责。这期间，欧阳修向仁宗皇帝写了大量的上书，分析天下形势，陈述朝政缺失，提出改革朝政的一系列建议，充分表现了一个以身许国公忠谋国的直臣形象。从仁宗庆历三年到庆历五年（10431045），他积极投身于范仲淹领导的庆历改革斗争，而且始终站在斗争第一线，撰写了许多著名的论战文章。《准诏言事书》《本论》《原弊》《朋党论》等，都写于这一时期。他的这些政论文章，为范仲淹的庆历改革提供了有力的思想武器，也显示了欧阳修改革勇士和政治家的风采。然而由于仁宗的软弱动摇，由于既得利益集团的势力庞大，庆历改革一年多就失败了。庆历五年1045，欧阳修被贬知滁州。从这次被贬到仁宗至和元年1054被召回京，首尾十年。中间他历知滁州、扬州、颍州和南京商丘，从不足40岁到近50岁，已是满头白发，两眼昏花，令仁宗感到吃惊。然而具有戏剧性转折的是，自此以后的十多年，欧阳修却是官运亨通，他越是要求急流勇退，越是不断升官，由翰林学士主持了修编《新唐书》，嘉祐二年（1057）主持礼部贡举，不久又接替包拯权知开封府八个月，嘉祐五年（1060）拜枢密副使，第二年又拜参知政事副宰相，这期间在翰林苑六年，在参政岗位首尾八年。到英宗朝由于健康原因，他不断上表请解除机务，再加上濮议之争，英宗治平四年（1067），神宗即位，在他的再三请求下，罢参政，出知亳州，又知青州、蔡州，神宗熙宁四年（1071）六月，六十五岁的欧阳修正式被批准致仕退休，古代是七十致仕，他算是提前退休了。第二年七月在颍州的家中去世，终年六十六岁，谥文忠。
北宋共167年9601127，欧公诞生时，北宋立国47年，欧公去世以后55年北宋被金灭亡。欧公正好生活在北宋中期。他从政四十二年，仁宗朝三十二年，英宗、神宗朝十年。这一时期正是所谓百年无事诏书稀的和平时期。其特点：一，经历了太祖、太宗两朝，结束了五代及平定十国的战乱局面，北方的契丹经过真宗景德元年（1004）的澶渊之盟，解除了对宋的威胁，西部边疆的西夏王朝羽翼未丰，尚不构成威胁，相对来说，国内处于和平发展时期；二，从宋太祖、太宗起，先后采取了一些与民休息、鼓励农民发展经济的措施，经济有所发展，人口增加；三，改革完善了科举制度，社会中下层士人有了进身的机会，加上太宗、真宗、仁宗三朝崇儒佑文，重视知识分子，社会政治环境比较宽松，言论较为开放。因此，出现经济文化繁荣的局面。中国古代从宋代开始真正实行文官执政。
但是，事物总有两面性，在一片繁荣升平的局面背后，便出现了：一，人们因循苟安，社会管理疲软，特别是官员因循保守，不思上进；二，贫富两极分化，农村土地兼并日益严重，阶级矛盾日趋尖锐；三，实行募兵制，优待兵士，又不加强训练，因此，兵冗将弱，毫无战斗力，据有关资料，国初太宗时，军队约22万人，但到仁宗庆历年间就达140万之多，大大加重了人民的负担；四，科举取士过多，再加上繁多的恩荫任子，官吏队伍迅速扩大，用现在的话说，就是超编太多。据有关资料，太宗时全国官员不足万人，仁宗时增加近一倍，后来多达24万人。这样兵多官滥，严重增加了国家财政负担，加重了对人民的剥削，激化了社会矛盾。到仁宗庆历时，西夏王朝李德明的儿子李元昊势力迅速扩大，不断威胁宋王朝，从宝元二年（1039）至庆历初起，宋王朝对西夏作战屡屡失败，北方的契丹也频频发出南下的威胁，因此宋王朝每年都要向西夏、契丹输送几十万两的白银以及大量的丝绢、茶叶等，以求苟安。这样从景德到庆历的四十年中，人民的赋税增长了近四倍。仁宗庆历三年（1043）又连续发生京东山东王伦兵乱，京西商州张海、郭邈山领导的农民起义；河北保州也发生兵变；西南湖南、广西一带又出现蛮洞叛乱。
面对如此形势，欧阳修在《准诏言事书》中指出：
从来所患者夷狄，今夷狄叛矣；所恶者盗贼，今盗贼起矣；所忧者水旱，今水旱作矣；所赖者民力，今民力困矣；所须者财用，今财用乏矣。陛下之心，日忧于一日；天下之势，岁危于一岁。这就是欧阳修所处时代的大概情况。
欧阳修不仅是作家，更是官员，是政治家。他一生做官从县令、知州直做到副宰相，主要是从政。他在政治上有两大重要表现：一是积极促成和参与范仲淹领导的庆历新政；二是宋仁宗死后，他协助宰相韩琦，顺利实现英宗即位的过渡。他的文章诗词基本上是他政治生活的一部分，是政治生活的反映，不了解他的生平和所处的时代，就无法充分了解和理解他作品的深刻内容，因而也不能真正了解欧阳修
欧阳修的治国理政思想
欧阳修是北宋政坛上一位头脑始终清醒的政治思想家，也是一位以身许国、刚正不阿的忠臣。他出身寒微，来自社会底层。自从宋仁宗天圣八年（1030）科举入仕，先后经历了洛阳幕府推官，夷陵、乾德县令，滑州通判，入谏院为谏官，积极参与范仲淹领导的庆历改革。庆历改革失败，他被贬为滁州知州。此后又先后为扬州、颍州知州，应天府南京留守司事，在外十年。至和元年（1054）夏，再次入朝权判吏部流内铨，旋改唐书局，迁翰林学士。嘉祐二年（1057）主持科举，得人甚多，为奠定北宋诗文革新影响深远。次年权知开封府，历时不足一年，专修《唐书》。嘉祐五年（1060）为枢密副使，次年改参知政事。在二府首尾八年，参与赞立英宗、神宗。英宗治平四年（1067），神宗即位，他出朝先后知亳州、青州、蔡州。熙宁四年（1071）致仕归颍，五年（1072）去世。在谏院期间曾以朝廷要员出使河东、河北巡察民情，处置北方边防事务。至和二年（1055）还曾以使臣身份出使契丹。他一生仕宦四十余年，曲折艰辛，阅历丰富，勤学善思，深知当世事务，亦洞悉时政之弊。从庆历初年至致仕，先后向朝廷写了近250篇奏章，既有具体人物、事件的批评建议，又有对国家时政方针的分析评判，充分体现了他的政治思想和为政主张，其中许多见解和主张，直到今天看来仍不失其积极意义和借鉴价值。
反对吏风因循，要求按察官吏。由于长期的和平安逸环境，到北宋中期，因循成为官场的极大弊病。欧阳修在《奉答子华学士安抚江南见寄之作》一诗中，对当时官吏的因循之风做了十分形象生动的描绘：
天下久无事，人情贵因循。优游以为高，宽纵以为仁；今日废其小，皆谓不足论；明日坏其大，又云力难振；旁窥各阴拱，当职自逡巡；岁月寝隳颓，纪纲乱纷纷。所谓因循，通俗一点说就是守旧懒惰，为官不为，得过且过。因此，在他的诗文中，因循二字出现频率最高，抨击也最力。
治国之要在治吏。这是古今有政治远见的政治思想家的共识。吏风好坏不仅直接影响民风世风，而且关系着国家的兴亡。所以，庆历三年（1043）欧阳修一入谏院，就呈上第一道奏章《论按察官吏札子》，说： 今兵戎未息，赋役方烦，百姓嗷嗷，疮疫未复，救其疾苦，择吏为先。其时，官吏队伍现状却是：
年老病患者，或懦弱不材者，或贪残害物者，此等之人布在州县，并无黜陟，因循积弊，冗滥者多，使天下州县不治者十有八九。他要求朝廷特立按察之法，于内外朝官中，自三丞以上至郎官中，选强干廉明者为诸路按察使进行按察考课，并提出具体按察之法。但是当轴者并没有按他的建议施行，而是让各路现任转运使兼按察使。这实则是敷衍应付之举。于是他再上《论按察官吏第二状》，说：
臣初乞差按察使者，盖欲朝廷精选强明之士，窃闻朝议以所选非人，故不遣使。今所委转运使，岂尽得人乎？其间昏老病患者有之，懦弱不材者有之，贪赃失职者有之，此等之人自当被劾，岂可更令按察？然而欧阳修的满腔热情和愿望，并未唤起当轴者的重视。不久他又上第二道奏章：《再论按察官吏状》，说：
臣自初忝谏官，于第一次上殿日，首曾建言，方今天下凋残，公私困急，全由官吏冗滥者多，乞朝廷差按察使，纠举年老、病患、赃污、不材四色之人，以行澄汰，仍具陈按察之法，条目甚详。如臣之议，盖欲使使者四出而天下悚然，知朝廷有赏善罚恶之意，然后按文责实，甚恶者黜，有善者升，中材之人尽使警励。奈何议者惮于作事，惟乐因循，只命诸路转运使就兼其职。又说，这些人有的就是应该按察的对象，有些人借口繁忙不肯尽责，结果只能徒具虚名，使生民蠹病，日益可哀。他特别强调那些不材之人，为害深于赃吏，他们不能驭下，虽其一身不能乞取，而恣其群下共行诛剥，更无贫富，皆被其殃，为害更深，纵而不问。这种人大者坏州，小者坏县。又说：
民之得失，不独上赖朝廷，全系官吏善恶。若外官不澄，则朝廷无由致治。其语恳意切，拳拳之情溢于言表。
欧阳修关于整顿吏制的主张，与范仲淹庆历改革提出的明黜陟是完全一致的。可惜庆历改革仅一年左右就夭折了，因此，欧阳修关于整顿吏治，改变官吏因循之风的主张也就无果而终。
说到范仲淹和欧阳修，不能不涉及宋仁宗。欧阳修的一生，政治活动主要在仁宗朝，仁宗对欧阳修的忠诚敢谏也是比较赏识的，不能说是昏君，但其性多疑、耳根软、缺乏励精图治的精神，只能算是一个守成的庸主。因此吏制的因循之弊始终是北宋中期的痼疾。
批判损农三弊，疾呼务本兴农。农业在自然经济的社会中，是一个很大的概念，它不仅指农业生产，还包括农村社会和农民的生存状况。欧阳修继承了古代先贤关于农为天下之本的思想，十分重视农民、农业和农村社会的情况。大约在明道、景祐初年，他就写了一首政论诗：《答杨辟喜雨长句》，表达了他的农本思想：
吾闻阴阳在天地，升降上下无时穷。环回不得无差失，所以岁时无常丰。古之为政知若此，均节收敛勤人功。三年必有一年食，九岁常备三年凶。纵令水旱或时遇，以多补少能相通。今者吏愚不善政，民亦游惰离于农。军国赋敛急星火，兼并奉养过王公。终年之耕幸一熟，聚而耗者多于蜂。是以比岁屡登稔，然而民室常虚空。遂令一时暂不雨，辄以困急号天翁。赖天闵民不责吏，甘泽流布何其浓。农当勉力吏当愧，敢不酌酒浇神龙。
景祐三年（1036），年仅三十岁的欧阳修，写了一篇《原弊》，专门分析当时农村社会状况。文章开宗明义：
孟子曰：养生送死，王道之本。管子曰：仓廪实而知礼节。故农者，天下之本也。而王政所由起也。古之为国者，未尝敢忽。然而现实情况呢？而今之为吏者不然，簿书听断而已矣。闻有道农事者，则相与笑之曰鄙。夫知赋敛移用之为急，不知务农为先者，是未原为政之本末也。知务农而不知节用以爱农，是未尽务农之方也。农民的生存现实呢？今乃不然，耕者不复督其力，用者不复计其出入，一岁之耕供公仅足，而民食不过数月。甚者场功甫毕，簸糠麸而食秕稗，或采橡实蓄菜根以延冬春。夫糠核橡实，孟子所谓狗彘之食也，而卒岁之民不免食之。不幸一水旱，则相枕为饿殍。此甚可叹也！之所以出现农村凋弊，民生疾苦如此，根本原因是有三弊：
有诱民之弊，有兼并之弊，有力役之弊。尤其是诱民之弊为害最深。所谓诱民之弊，一是国家纵容优礼佛道，于是许多青壮劳动力离开农村去当僧侣，过着坐华屋，享美食的不劳而获生活。据《宋史纪事本末》卷22，宋真宗天禧末年（1021），全国僧侣多达40多万。二是荒年招募青壮年当兵。此项政策自从宋初就开了先例。意在防止荒年发生民变。据宋人晁说之《嵩山文集元符三年应诏封事》记载，宋太祖曾对宰相赵普说，此法可以利百代者，唯养民也。方凶年饥岁，有叛民而无叛兵。以后遂成为宋代的祖宗家法之一。于是一遇灾荒饥年，州县官吏就到乡村去招募厢兵禁兵，甚至用尺度量其高低，凡是身体健壮者就招收为厢兵或禁兵，而且招得多还有赏，这些人一旦为兵就过着终身安佚而丰腴的生活。结果留在田亩中的只有老弱病残者，造成田园荒芜，农村凋弊。由于上述诱民之弊，更加剧了农村土地兼并，少数大户占田及百顷，招养客户，客户为生存又向主户以几倍利息举债，造成穷者愈穷，富者愈富。主百顷而出税赋者一户，尽力而输一户者数十家。从而又带来国家税赋流失。所谓力役之弊，就是余下的少数自耕农户，还要负担繁重的公役伕差，实在承受不了，则贱卖其田或逃而出。
针对以上三弊，欧阳修在《通进司上书》中提出借鉴古代垦荒、屯田的经验，鼓励农民开垦荒地，尤其是京西不耕之地甚多，督责游手好闲子弟复归农亩，国家给以帮助支持。再就是十几万乡兵其去农未久，尚可复驱还之田亩，使不得群游而饮博。他在《本论》中提出排佛固本，使佛教僧徒返回田亩。其三，国家应量民力而制国用，不能量国用而取之民，切实减轻人民税赋。其四，庆历四年（1044）他出使河东归来以后，还给朝廷写了一道奏章《请耕禁地札子》，建议朝廷允许北方与西夏、契丹接壤的沿边四州军边民耕种过去被禁耕之地，每年可得粮食数百万石，既可以阻止西夏、契丹侵占，又可减轻内地每年输边供给之困。他的这一建议被搁置多年以后才实行。
还应特别指出的是：欧阳修主张宽简便民的施政观念。他实是一位清官循吏，仁民爱物，体恤民情。在他写给朝廷的奏章中，直接涉及民生疾苦利害的就有数十篇。如：《论乞赈救饥民札子》《论救赈雪后饥民札子》《论乞止绝河北伐民桑柘札子》《论救赈江淮饥民札子》《乞罢上元放灯札子》《论孟阳河开掘坟墓札子》等等。庆历四年他奉命出使河东、河北，先后向朝廷上了70多篇奏章，其中绝大部分都是直接关涉农民利害的内容。至和二年（1055）他先后三上《论修河状》，希望灾年不要兴大役，虚费民财民力。总之，一遇灾荒他就向朝廷上书建议赈灾救民，发放粮草或减免赋税，节用爱民，不做无益害有益之事。他在《本论》中说上之治下，简而不劳。在《论慎出诏令札子》中说：
每出诏令，必须合于物议，下悦民情。朱熹《朱子考欧阳文忠公事迹》中引欧阳修话： 凡治人者不问吏材能否，施设何如，但民称便，即是良吏。朱熹说： 故公为数郡，不见治迹，不求声誉，以宽简不扰为意。有人问欧阳修为政宽简而事不废弛是何原因？欧公的回答是：
以纵为宽，以略为简，则弛废而民受其弊矣。吾之所谓宽者，不为苛急尔；所谓简者，不为繁碎尔。理繁而得其要则简；简则易行而不违。唯简与易，然后其力不劳而有余。这也就是今天人们常说的要有为有不为之意，实则也是一种领导艺术。欧阳修这些宽简便民主张，出发点和归宿点就是为了务本兴农。
革除三冗之患，以解财用困乏。北宋到仁宋时期，冗兵、冗官、冗费成为严重的社会问题。也是困扰朝廷长期不得解决的纠结。所谓冗兵，前面已提到荒年招募厢禁兵的情况。欧阳修在康定元年（1040）的《通进司上书》中说： 今三十万之兵食于西者二岁矣，又有十四五万之乡兵不耕而食其民，自古未有四五十万之兵连年仰食而国力不困者也。在庆历二年（1042）《准诏言事上书》中又说： 今沿边之兵七八十万，可为多矣。这已是宋初全国兵力的两三倍了。所谓冗官，就是官吏队伍空前庞大，冗员甚多。他在《再论按察官吏状》中说：
今天下官有定员，而入仕人无定数，既不黜陟，冒滥者多，差遣不行，贤愚同滞。每有一缺，众人争之，争得者无廉耻之风，不得者腾怨嗟之口。滥官之弊，近古无之。宋代入官途径主要有三：一是科举入官。从宋太宗时开始，不断扩大科举录取名额。据姚瀛艇《宋代文化史》中论述：唐代每年录取不过二三十人，最高额也只有咸宁四年（673）的79人。而宋代太平兴国二年（977）即增至为109人；景祐元年（1034）再增高至501人，宣和六年（1124）竟达805人，超过唐代开元全盛日二十九年所取进士总和。而且唐代科举及第之后并不立即授官，还要经过入仕考试才能授官。比如著名文学家韩愈进士及第后经过长达十年、三次入仕考试都未能录取入仕，后来只得去给军阀张建封当幕僚。但是，宋代只要科举及第，立即就授官入仕。这就使官吏队伍迅速扩大。再是荫补入官。此法也称为任子世赏制度。规定凡是中高级官员按品级高低，其子孙、本宗及异姓亲属，甚至门客，皆可补官，而且机会很多，这成为科举之外重要的入官途径。其三是在职官员还可以向朝廷举荐选拔社会闲散士人为官。这几种情况就是欧阳修在《再论按察官吏状》中指出的入仕之人无定数现象。而且宋代实行的是文官执政，官吏待遇都比较优厚。因此，庞大的军队和官吏队伍，国家的财政负担可想而知。再加上朝廷动辄大兴土木，虚耗国力民财，冗费之巨，国家财用困乏就成为必然之势。
如何解决财用困乏问题呢？欧阳修先后提出多项建议和主张。一是要强农固本，节用爱民。他在《原弊》中说：
上之用物者有节，民无遗力，国不过费，上爱其下，下给其上，使不相困。二是精练兵卒，裁减冗员。在《准诏言事上书》中说： 减冗卒之虚费，练精兵而速战，功成兵罢，自然足矣。三是整顿官吏队伍，澄汰冗滥之官。在《再论按察官吏状》中说：
去冗官，则民之科率十分减九。四是国家不与商贾争利。在《通进司上书》中说： 利不可专，欲专而反损；夺商之谋益深，则为国之利益损；今为国之利多者，茶与盐耳；欲诱商而通货，莫若与之共利。建议要不惜其利而诱大商不惜其利而诱贩夫，只有诚能不较锱铢而思远大，积朽之物散而钱币通，可不劳而用足矣。盐、茶历来是国家专控专卖，不允许私商经营。欧阳修根据宋代商品经济迅速发展的现实，能够与时俱进，打破传统旧制观念，提出允许大商小贩经营盐、茶，促进商品流通，是了不起的卓识远见。五是停止大兴土木，以减虚费。他在《论罢修奉先寺等状》中说：
方今民力困贫，国用窘急，小人不识大计，不思爱君，但欲广耗国财，务为己利，恣侵欺于官物，图酬奖之功劳，讬名祖宗，张大事体。于是要求便行寝罢。
改革朝政管理，明赏罚求实效。这是关于领导方法和领导艺术的问题，或谓之帝王御国之术。宋仁宗朝，朝令夕改，互相矛盾；官吏有功不赏，有过不罚或乱赏乱罚；只图形式不讲实效的问题，十分普遍，甚至有点随心所欲，任意行事。欧阳修在《准诏言事上书》中把它概括为三不，即：
一曰不慎号令，二曰不明赏罚，三曰不责功实。他说： 此三弊因循于上，则万事弛慢废坏于下若号令不信，赏罚不当则天下不服。故又须责臣下以功实，然后号令不虚出，而赏罚不滥行。是以慎号令，明赏罚，责功实，此三者帝王之奇术也。
然后他详细分析了朝廷不慎号令、不明赏罚、不责功实的表现和危害。说：
言多变则不信，令频改则难从。今出令之初，不加详审，行之未久，寻有更张。以不信之言行难从之令，故每有处置之事，州县知朝廷未是一定之命，则官吏或相谓曰且未要行，不久必须更改，或曰备礼行下，略与应破指挥。旦夕之间，果然又变。至于将吏更易，道路疲于送迎；符牒纵横，上下莫能遵守。中外臣庶，或闻而叹息，或闻而窃笑，叹息者有忧天下之心，窃笑者有轻朝廷之意。对于不慎号令，他在《论讨蛮贼任人不一札子》中举了一个典型事例，湖南发生蛮族暴乱，朝廷在短短几天之间先后差遣5个令专了蛮事官员，而且5人不相统制，这该以谁的意见为准？确实荒唐可笑。在不明赏罚方面，欧阳修说：
用人之术，不过赏罚。然赏及无功则恩不足劝，罚失有罪则威无所惧，虽有人，不可用矣。对此他在《论慎出诏令札子》中，也举了一例典型。说朝廷下诏褒美陕西转运使卞咸，此人在陕西有劣迹，至今西人怨谤不已，朝廷善恶不分，无所激劝。关于不责功实，在《准诏言事上书》中说：
自兵动以来，处置之事不少，然多有名而无实，如招募的兵不少，但其间老弱病患、短小怯懦者不可胜数，兵额空多，所用者少，是有点兵之虚名，而无得兵之实数也。就是这样的兵，又无训齐精练之法。此有教兵之虚名，而无训兵之实艺也。再是兵器铁刃不刚，筋胶不固，长短大小多不中度。造作之所但务充数而速了，不计所用之不堪，经历官司又无检责。此有器械之虚名，而无器械之实用也。总之，只图形式、数量不求实际。因此，他建议要慎号令，明赏罚，责功实。他还在《论乞令百官议事札子》中提出：
凡军国大事，要集百官参议，认为这样既可防止决策失误，又可避免朝令夕改，使上下难以适从；同时在廷议中还可以发现人才。这就很有些集思广益、民主决策的意识。在《论按察官吏状》中，建议明立黜陟之法，奖优罚劣。在《论军中选将札子》中，提出用比武淘汰法，选出精明强干的将领，然后士兵严格训练，虽不能以一当百，也要以一当十。他在出使河北权知镇州时，给朝廷建议《乞置弓弩都作院》，并亲自主持制造兵器，选得专一监官，柬择精好工匠，制定工料法式，明立赏罚，责其完成。这一切清楚地表明欧阳修为政的慎密严谨，求真务实的思路和作风。
除上述几个方面以外，在军事、外交、教育、人才选拔等方面，欧阳修都提出了许多颇有见地的主张。对于北方契丹、西边西夏的威胁和侵扰，欧阳修始终是坚定的抗战派，反对朝廷一味奉行币帛买和的做法。在他为朝廷写的奏章中，涉及契丹、西夏的奏章，就有数十篇。他认真分析契丹、西夏的关系及军力国情，审时度势，提出战略对策。如鉴于与契丹有澶渊之盟的协定约束，只要不给对方制造借口，就可以精选材臣，付与边郡，使其各图御备完城垒，训兵戎，习山川，蓄粮食，严加防犯就可以（《论河北守备事宜札子》）。但是，对西夏的不断侵扰，则要坚决抗击。在《言西边事宜》的两篇札状中，他主张利用其与契丹的矛盾，选择其薄弱环节，集中力量，出奇兵速战，以挫其锐气，逼其就和。在与契丹、西夏的外交关系上，《论契丹求御容札子》中，他提出明信义，重曲直，酌人情，量事势的四项原则，体现有礼、有利、有节的斗争策略。教育方面，他在《议学状》中说：
建学校以养贤，论材德而取士，此皆国之本务。倡议国家特创新学，立三舍，分步骤从德、材、学三个方面培养人才，避免仅凭科举一卷定终身之弊。在选拔人才上，他主张不限资例唯材是举。鉴于朝廷选拔人才实行举荐制，他在《准诏言事上书》中提出：
大凡善恶之人，各以类聚。故守廉慎者，各举清干之人；有赃污者，各举贪浊之人；好徇私者，各举请求之人；性庸暗者，各举不材之人。朝廷不问是非，但见举主数足，便行改官，则清干者进矣，贪浊者亦进矣，请求者亦进矣，不材者亦进矣。因此，他提出举官当选择举主，才能避免贤恶混杂的状况。而且在《论台官不当限资考札子》中，进一步提出要朝廷重定举官之法，有不称职，连坐举主，重为约束，以防伪滥，庶几称职，可振纲纪。这都是具有远见卓识的思想。
总之，欧阳修的治国理政思想和主张，内容丰富，涉及到政治、经济、官吏制度、外交策略、领导艺术各个方面，其中许多观点，至今仍不失其积极意义和可借鉴的价值。但是，由于他一生始终处于侍从和辅助的地位，不像韩琦和王安石等，处于当轴地位，独当一面。因此，他的治国理政思想和主张，并未能尽为当轴者接受和采纳。就他本人的政治实践而言，也只能在其有限的范围，尽量做到宽简便民不扰而已。他在晚年写给焦千之的信中说：
一从吏事，便为礼法所绳。若居人下而欲有设施，则世事难如人意，便当屈伸取舍，要于济务。此非独小官，自古圣贤尚以为难，所以前世一节之士以贫贱为易守也。（《书简》卷七）清楚地表明了他的惋惜和无奈，也为我们准确地把握和理解欧阳修庆历五年（1045）以后的变化提供了一条重要依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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