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編輯推薦： 陕西丰富的文物资源吸引着一代又一代海内外好古之士前来，从1934年陕西考古会发掘斗鸡台，正式揭开陕西科学考古发掘的序幕，至今已有80余年。历代考古学者发现文物的同时，也在创造着厚重的考古历史。 世事沧桑，当我们钟情于文物的同时，绕不开的是它们的发现者。书中涉及的张扶万、寇遐、韩儒林、徐炳旭、何乐夫、苏秉琦、白万玉等，那一代学人执着的学问之道值得我们熟知，那一代学人酸甜苦辣的人生轨迹值得我们咀嚼 內容簡介： 本书聚焦陕西考古会的发展历史，内容包含斗鸡台的发掘、考古会成立经过、奇文搜刻、省院争锋、古物案例以及抗战中的文物移藏等。作者历经二十余年调查研究，首次公布了大量相关历史图片与文献资料，努力还原逝去的历史碎片，准确完整地还原了陕西考古会成立过程中跌宕起伏的历史场景。史料价值丰富，具有较高的学术价值，同时兼具可读性。 關於作者： 罗宏才，上海大学美术学院教授。先后毕业于西北大学考古专业、南京艺术学院美术考古专业。主要从事美术考古、艺术市场教学与研究。近年来在核心期刊发表论文20余篇。出版《探寻碑林名碑》、《中国佛道造像碑研究》、《慈恩印象》、《从中亚到长安》（主编）、《卢是艺术年谱长编》等著述10余部。现任上海大学中国艺术产业研究院副院长，上海市人民政府发展中心决策咨询基地艺术市场研究工作室专家，文化部文化市场发展中心 科技创新项目验收委员会委员，《收藏》杂志专家咨询委员会成员，中国航海博物馆文物鉴定专家评审库专家等。 目錄： 陕西考古会大事记　 陕西考古会主要人物传略 绪论　 第一章　省院合作缘起 一、迟到的抉择　 （一）北平研究院背景与历史　 （二）到陕西去　 二、事与愿违　 （一）从北平到西安　 （二）西安诸事不易　 （三）勇敢者无畏　 三、酝酿期间的考古调查　 （一）开篇说明　 （二）1933年7月之前的考古调查　 （三）1933年12月的考古调查　 （四）回望流年　 四、新旧隔阂　 （一）盗墓狂潮使问题复杂化　 （二）艰苦的疏通　 第二章　陕西考古会成立经过 一、省院争锋　 （一）进退之间　 （二）八条办法与烦琐的筹备　 二、成立始末　 （一）2月1日之前　 （二）成立会议　 三、第一次会议　 （一）会议经过　 （二）经验与教训　 第三章　考古论战与奇文搜刻　 　一、民政厅发掘　 （一）发掘之前的纷扰 （二）发掘经过　 （三）发掘效应与三宫图聚首　 二、奇文搜刻章妙枝　 （一）金石耆宿与三宫图题跋　 （二）奇文搜刻　 三、真电风雨　 （一）来自西安的真电　 （二）论战在全国展开　 （三）余波的回思　 第四章　斗鸡台发掘始末及意义　 一、无奈的基础与波折　 （一）依旧难如意　 （二）西向斗鸡台　 二、第一次斗鸡台发掘与相关问题　 （一）聚焦庙后空堡与戴家沟　 （二）第一次斗鸡台考古发掘　 （三）文物展览与发掘品之分配　 三、第二次斗鸡台发掘及成绩、意义　 （一）致敬执着　 （二）第二次斗鸡台发掘　 （三）1935年的考古调查　 （四）春华秋实无悔　 四、第三次斗鸡台发掘与考古类型学的孕育　 （一）第三次斗鸡台发掘　 （二）考古类型学之胎生　 第五章　省垣考古发掘及省垣内外的金石研究　 一、莲湖公园与兴隆巷发掘　 （一）莲湖公园发掘始末　 （二）兴隆巷发掘　 二、椎拓风波　 （一）纠纷在碑林滋生　 （二）辞职前后　 三、旧学新貌　 （一）挺进金石误区　 （二）别样新枝　 （三）流韵在富平　 第六章　纷繁的文物调查及保护管理工作　 一、聚焦陇海铁路　 （一）殊途同归　 （二）时势迫使考古会介入　 （三）微妙的碰撞　 （四）瑰宝迷离　 二、更进一步　 （一）李俨与张扶万　 （二）携手第二总段工程处　 （三）车站工地发现与《唐长安城金石考》　 （四）合作随铁路延伸而推进　 三、八方风动　 （一）向愚昧宣战　 （二）省垣内外的碑石保护高潮　 （三）其他文物的调查保护工作　 （四）波及与影响　 四、古物要案　 （一）武功张子百、张三用掘获古物案　 （二）凤翔薛松龄控王玉庆等私掘古物案　 （三）西安贾文会控马少甫等私贩古物案　 （四）河南万纯安携运古物案　 （五）长安余鼎新、杨天禄控张银等私藏古物案　 （六）长安翁某、孙谟贩卖古物案　 （七）西安伤兵友滋扰兴隆巷考古发掘案　 （八）西安刘永安私掘古物案　 （九）耀县佛道造像碑捐赠归公案　 （十）斗鸡台考古工地肇事案　 （十一）醴泉瑞云庵、保安寺石佛调查保护案　 第七章　抗战中文物移藏及艰难维持　 一、移藏活动始末　 （一）移藏背景　 （二）移藏始末　 二、汉石情结　 （一）君子之诺重千金　 （二） 痴心旨在残石　 三、艰难的维持　 （一）希望与渺茫　 （二）只有香如故　 （三）在最后的日子里　 附录：陕西考古会重要文件选录　 参考文献　 后记　 再版后记　 內容試閱： 增订本序言 上海大学美术学院教授罗宏才托人送来他的新著《陕西考古会史》，嘱我为其作一新序，以与此著2014年4月由陕西师范大学出版总社出版时石兴邦先生之序联翩并行。不久，他又从上海连续数次打电话给我阐释新序将要涉及的主题与原委。盖此前由石兴邦先生作序之《陕西考古会史》一书业已售罄，需要再版，借此机遇，对其进行修订、补充与润饰，应该是十分必要的。因此，我想我之此序所要涉及的问题，恐怕应与石兴邦先生之序有所区别。这一猜想，幸在后来罗宏才于电话中一再向我阐释修订、补充内容时得到证实。如是，我对他的执着、认真，不免有了新的认知；欣然应命，也就成了顺理成章的事。 其次，我想说明我之所以欣然愿为修订、补充的《陕西考古会史》作序，其中还有另外一种特殊的历史渊源。那就是20世纪70年代末我任西北大学历史系主任时，罗宏才是刚刚考入西大的青年学子，跻身西大特殊历史时期让人敬重的77、78级学生群体，我们是地道的师生关系。我记得，我的课他是必到的，课外，他也向我请教过很多问题。未料三十年后我们再次相遇，竟然通过一本著作接续师生之谊，这由不得让我生就很多感慨，书写此序时，倾注的感情自然不比寻常。所以，我乐意向广大读者朋友郑重推荐这部新作。 众所周知，对一般文物爱好者而言，最迫切希望看到的，是一件件或精美或厚重的历史文物，而对于考古成果背后付出艰辛劳动的发掘单位及个人却往往不太关注。在这种情况下，那些积极克服恶劣自然条件及各种技术难题的发掘组织和个人，大都成为幕后英雄，其卓越功绩也会湮灭不显。1934年2月由北平研究院和陕西省政府联合组就的陕西考古会亦属此类情形。罗宏才新作《陕西考古会史》，即是集中以发掘单位与相关考古人员为主要研究对象，反映了作者对陕西考古会的深厚情谊，对陕西考古会在中国考古史上的地位和意义也进行了有意义的重估。 无论怎样，陕西考古会对于陕西乃至整个中国考古学事业发展所起的作用，不能小视，也不容低估。作为本书的传述对象，年轻的读者朋友对于这一组织机构可能了解不多，鉴于其重要性，我想在此简单介绍一下。 陕西考古会成立于1934年2月，由国立北平研究院与陕西省政府联合组建，是陕西文物考古史上最早运用现代科学手段实施文物调查、保护以及田野发掘的政府机构，在长达十年的时间里，为陕西乃至中国文物考古事业做出了重要贡献。其中，由该会主持始于1934年4月26日的斗鸡台考古发掘被誉为陕西科学考古发掘的第一铲。在陕西考古会组织、主持下，考古专家们对陕西省域内的一系列文物成功进行了发掘、整理与保护。在这个意义上说，罗宏才的《陕西考古会史》，实际上就是一部关于陕西考古学的践行历史。 应当特别说明的是，《陕西考古会史》是作者花费二十多年之功精心撰写的考古学力作，具有材料丰富翔实、结构紧凑集中、行文严谨流畅、笔触优美生动和图文并茂等特点，成功再现了始于八十多年前、长达十年、经久湮灭的陕西考古会的历史，具有重要的历史与学术价值。一部著作耗费作者二十多年的心血，这在以快餐文化为时尚的时代是不多见的，板凳须坐十年冷，可见作者在治学方面的严谨、执着。我相信，读者朋友读完此著，定会在了解陕西考古会史的同时，也可以获得艺术上的享受，回味无穷。比如初版著作注意阐发鲜为人知的陕西寺观壁画的风格、内蕴以及其在中国美术考古史上的价值与地位，还有首次钩沉、复原的慈恩寺佛教造像群组，包括修订本中刻意补充的诸多新公布的图像元素，均盘曲巍然，形象逼真，分别从不同视角为我们阐释了这一意蕴。 对于这本书，年逾九十的考古学家石兴邦先生在为其作序时，也给予了高度评价。他说：一篇学术论文、一本发掘报告甚至一部学术著作，固然具有独特的学术意义与学术价值，但我认为，在一个被长期忽视领域的学术开拓与探索，则更具挑战性，更具学术价值，更应引起我们的关注。无疑，石先生的这种评价是合适的。 同时，这本书对当时洪波乍起的陕西考古工作做了系统的记录和详细的评述，其学术内涵极为丰富。另外，此著的出版，对陕西省未来的考古工作更提供了重要的借鉴和珍贵的史料，具有重要的学术意义。从这个意义上说，如果没有这本书的整理、研究，陕西乃至全国的早期考古活动都将失去重要的一页。 罗宏才同志是学考古学专业的，具有田野发掘的丰富经验，现在上海大学美术学院及中国艺术产业研究院工作，目前主要从事美术考古、艺术管理及艺术市场、文化遗产等学科专业的教学与研究。此前他对陕西考古会成立经过，做了周密研究（详见本书第二章）。在《陕西考古会史》一书正式出版发行之时，正值斗鸡台考古发掘八十周年之际。可以说，今天人们看到的这部著作，不仅是对考古学前辈的怀念，更加重要的是要继承他们辛勤研究的精神，以在今天和未来更好地推动国家的考古事业兴旺发达，并由此扩展我们对初创时期中国美术考古历史，特别是中亚、长安之间古丝绸之路区域美术考古历史的认知与感悟。 坦率地说，当这一区段与这一区域文化、历史愈来愈受到历史、现在以及未来的充分尊重之际，我们再一次回眸那段历史，对前贤俊杰的开创之功，不禁有了新的崇敬。由此联系罗宏才历经艰辛、刻苦努力去完成的《陕西考古会史》一书，其中的意义自不待细说。 回想上海、西安之间的娓娓电话中，罗宏才一如青年时期谦逊、朴实，他恳切地说自己在向我递交一份迟到三十年的学业答卷。但我想这一份答卷，不应属于我，而应属于时代与社会，它是我们共同向历史递交的一份答卷。 展望未来，罗宏才信心百倍，他正值学术研究壮年，我期待着他在考古学以及美术考古等学术领域做出更大的贡献。 需要说明的是，较之初版的《陕西考古会史》，增订版在内容上更趋于系统、完整，图版编排与元素嵌入方面，则更臻完善合理。不仅增加了徐炳昶、苏秉琦等前贤后裔热诚提供的诸多新资料、新图版，还大量融入了著者新发掘的诸多史料与睿智感悟和学术新知。此外，原来在初版著作中难免存在的一些谬误与遗漏，经过著者的辛勤努力，也得到了很好的纠正与补充。凡此种种，相信读者在阅读后会得出客观的评断。 谨以上述拉杂话语作为增订本《陕西考古会史》的序言，并向著者以及所有为增订本《陕西考古会史》做出努力的单位与个人表示敬意。 张岂之 （作者为西北大学原校长，现任西北大学名誉校长） 2014年版序言 罗宏才教授历经二十余年撰就的《陕西考古会史》即将出版发行，他约我写几句话。我虽年逾九十，诸事缠身，但仍十分高兴地应允下来。 我之所以十分高兴应允作序，原因有三。其一，罗宏才教授是1978年恢复高考后进入西北大学历史系考古专业的科班生，在陕西进行过数十年的田野考古调查与相关研究，出版发表过很多具有一定水准的学术专著与论文，与我是考古界的忘年同行。其二，本书中涉及的张扶万、寇遐、韩儒林、徐炳昶、何乐夫、苏秉琦、白万玉等专家，或是我所熟知的陕西大老乡贤，或是我在中国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工作期间的学术前辈与挚友同道。其中韩儒林先生还是我20世纪40年代末期在中央大学边疆政治系求学时期的恩师，徐炳昶先生不仅是我在中国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工作期间的学术前辈与同事，亦是我敬重的专业老师。记得20世纪50年代初，我因一篇译稿请先生修改，得间有幸多次登门向先生请教。1954年五一节前，先生应陕西省文化局副局长赵望云邀请来西安为陕西文物考古干部举办学术讲座，我又因在陕西考古发掘所遇到的诸多问题专此向住在卧龙寺西北文物清理队的先生请教，并与赵望云等人一起陪先生调查西安丰镐遗址，听先生讲述20世纪30年代他在关中一带进行考古调查发掘活动时的许多趣事，睹书思人，勾起我很多旧日回忆。其三，自20世纪90年代开始，我曾经打算组织人力编写《陕西考古史》，首先想到的就是熟悉陕西考古史并率先进行专题性研究的罗宏才教授，我们俩因此有过很长一段时间的密切交往，这本《陕西考古会史》初稿我即仔细拜读过，也提出过一些修改意见。值此公开出版之际，受同道、乡谊以及社会责任的驱使，为之略述其中的曲折、辛劳以及我的一些感慨与期盼，自然是责无旁贷的。 众所周知，陕西是中国历史文化发祥地之一，地上、地下文物资源极为丰富，吸引着一代又一代的海内外好古之士考证发微。历代考古学者渐次发现诸多珍贵文物的同时，也创造了一部深沉厚重的考古历史。遗憾的是，当我们钟情于欣赏一件件珍贵的历史文物时，却很少想起它们的发现者。 正是注重并感慨这种缺失，罗宏才教授敏锐地将曾经在陕西以及中国考古史上占有重要地位、产生过重大学术影响、自1934年2月起运作近十年的陕西考古会的历史作为自己的研究课题，并为之奉献了二十余年的宝贵岁月。 翻阅书稿，我们可以清晰看见，依靠历史图像与文献资料的支持，作者以其独特、睿智的思维和凝练流畅的文字，努力还原逝去的历史碎片，准确、完整地连缀集合成一部使人振奋、催人遐思、令人感慨的历史画卷。诸如省院合作、成立经过、奇文搜刻、斗鸡台发掘以及考古论战、古物案例和抗战中文物移藏等场景，以人、事、物三维空间为主体而层层推进，跌宕起伏。在把握史线脉络的同时，也将当时复杂多变的历史背景、社会环境、工作体制以及初创时期中国考古学的艰涩、坎坷与进取、奋进等诸多问题，梳理集结，客观托出。全书施以前后呼应、统计观照、对比分析、勾勒总结等多样手法，逐步深化，最终固化定格，提升到了一个很高的学术向度。 在考古界，一篇学术论文、一本发掘报告甚至一部学术著作，固然具有独特的学术意义与学术价值，但我认为，在一个被长期忽视领域的学术开拓与探索，则更具挑战性，更有学术价值，更应引起我们的关注。基于此，我们没有理由不对作者顽强的毅力与自觉的文化责任由衷地表示敬佩与认同。当然，在赞赏的同时，我更希望作者能在以后的研究中，继续发掘新资料，不断弥补其中的不足与缺陷，以臻完善。 前述我与徐炳昶先生频繁交往诸事，大略散见在1949后徐先生的多篇日记之中，幸得罗宏才教授的不懈努力，使我得于老境垂垂时拜读先生日记，再得与先生神会。屈指数来，其间恰好是整整六十年。 人世沧桑，前路遥遥。未知而后的学子、同道，能否深悉那一代学人所执着传留的人生轨迹，能否咀嚼学问之道的酸辣苦甜 欣慰的是，不止是我本人，很多学者与相关机构，也对这本著作做出了客观的评价与赞誉。其中陕西师范大学出版总社积极编辑出版这本著作，慧眼卓识，尤堪敬佩。 需要说明的是，从1934年4月陕西考古会发掘斗鸡台，正式揭开陕西科学考古发掘的序幕，到2014年4月这本著作公开出版，其间恰好八十年。其中的意义究竟如何，相信读者会做出准确的评断。 谨以此序真诚祝贺这本著作的出版，并对奉献二十余年光阴努力完成此一著作的罗宏才教授致以诚挚敬意！ 石兴邦 （作者为陕西省考古研究院原院长，著名考古学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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