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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nd Genocide in the TwentiethCentury）、《里根与布什时期的国家安全指令：美国政治军事的解密史（1981-1991）》（National Security Directives Of The Reagan And Bush Administrations：The Declassified History Of U.S. Political And Military Policy, 1981-1991）、《大学与帝国：冷战社会科学的金钱与政治》（Universities and empire ： money and politics in the social sciencesduring the Cold War）等。 译者王维佳，博士，2009年毕业于北京大学，现为北京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副教授。当前主要关注战略传播史、宣传机制与手段、媒体化政治、媒体批评等领域的问题。出版专著《作为劳动的传播：中国新闻记者劳动状况研究》，获得多项省部级以上科研奖励，发表研究论文数十篇。作者 克里斯托弗辛普森（Christopher Simpson），美利坚大学传播学院新闻学教授，主要关注宣传问题、民主问题，以及媒体理论与媒体实践。他的主要著作已经被翻译成十几种语言在世界各地出版，其中包括：《胁迫之术：心理战与美国传播研究的兴起（1945-1960）》（Science of Coercion： Communication Research and Psychological Warfare, 1945-1960）、《反弹：冷战时期美国对纳粹党的招募》（Blowback： America''s Recruitment of Nazis and Its Effects on the Cold War）、《炫丽的金发野兽：二十世纪的金钱、法律与大屠杀》（The Splendid Blonde Beast： Money, Law, and Genocide in the Twentieth Century）、《里根与布什时期的国家安全指令：美国政治军事的解密史（1981-1991）》（National Security Directives Of The Reagan And Bush Administrations： The Declassified History Of U.S. Political And Military Policy, 1981-1991）、《大学与帝国：冷战社会科学的金钱与政治》（Universities and empire ： money and politics in the social sciences during the Cold War）等。 译者 王维佳，博士，2009年毕业于北京大学，现为北京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副教授。当前主要关注战略传播史、宣传机制与手段、媒体化政治、媒体批评等领域的问题。出版专著《作为劳动的传播：中国新闻记者劳动状况研究》，获得多项省部级以上科研奖励，发表研究论文数十篇。 译者 刘扬，博士，2011年毕业于北京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现为人民网研究院研究员。主要研究方向为网络对外传播和中国新闻史，发表研究文章五十余篇。 译者 李杰琼，博士，2012年毕业于北京大学，现为北京工商大学艺术与传媒学院副教授，北京工商大学经济新闻研究中心副主任。研究方向为新闻传播史论研究、经济信息传播。研究成果曾获北京大学优秀博士学位论文、第二届全国新闻学青年学者优秀学术成果、第二届新闻传播学学会奖之方汉奇奖二等奖等。现主持国家课题与北京市课题。 目錄： 中译本序言（王维佳） 第一章 定义心理战 第二章 世界大战与早期的现代传播研究 第三章 社会科学者们做出了巨大贡献 第四章 学界的倡导 第五章 政府的前哨 第六章 同生死共患难的伙伴 第七章 主导研究范式的国际化和强化 第八章 心理战的遗产 附录：斯图亚特多德里维尔相关论文系列清单 研究文献概览 內容試閱： 中译本序言 知识的积累与演进是现代性进行自我确证的关键依据。与此紧密相关，知识分子对真理的真诚追求、科学研究的独立性和客观性都早已成为现代学术事业的道德准则。作为一种自我约束的科学精神，这些专业伦理有着令人崇敬的品质，并对一般意义上的社会进步做出了很多卓越贡献。然而，当人们片面强调现代知识的自主性和普遍性，以至于对知识生产过程中的权力因素视而不见时，这些崇高的伦理却可能沦为矫饰霸权的意识形态，走向学术自由的反面。 《胁迫之术》给我们展现的正是这样一个故事。正如此书的副标题所指，美国传播研究的兴起和传播学科的构建离不开冷战时期国家心理战工程的资助和引导。本书作者，美利坚大学传播学院教授辛普森通过对大量档案材料的研究为我们展示了二战后几十年间，为了满足冷战的需要，美国军方、情报机构、政府部门、重要的基金会组织等如何推动传播学者们从事说服技巧、民意测量、刑讯审问、政治与军事动员、意识形态宣传等课题的研究。这些以宣传和胁迫为目的的研究项目不但在传播学奠基人的选拔上发挥了重要作用，而且帮助确立了学科的核心问题与主导范式。 在辛普森的著作中，传播学领域众多耳熟能详的顶级学者和研究机构纷纷以服务于帝国统治技术的工具性角色出场，然而这并不妨碍他们在知识分子的学术圈中展现独立、客观、科学、进步的面貌。在核心学术刊物和重要的学术会议上，他们只需要把心理战项目的研究报告裁剪打磨成科学研究论文，就可以树立一座座传播研究的里程碑。正是这些研究成果，不但奠定了美国传播学的主流方向，而且成为日后发展中国家社会科学现代化的标杆。 值得注意的是，外部权力对学科的规制还不仅仅体现在引导、资助等正向手段上。在冷战高潮时期，警察制度、同行压力和学院政治联袂配合，积极压制那些站在反对立场上的传播学观念，特别是那些他们视为具有颠覆性的批判思想（见本书第9页）。当年游离于主流之外的很多批判传播学者都曾经历过这段艰辛岁月，恰如作者所言对传播与意识形态之间关系的非正统分析可能会招致职业共同体的学术驱逐、联邦调查局的恶意审查、媒体的攻击，甚至是暴力袭击见本书第9页。 在同情这些学者尴尬处境的同时，我们也该警醒，主流传播观念的形成，并非线性进化的结果，它离不开这段外部权力对多样性思想进行选择和压制的历史。这一点，恐怕正是那些长期将美国传播学研究历史当成正统的科学学术史、思想史来研读的学者们的盲点。 当然，建构学科正统性和学术独立性的神话本身就是权力规制的内在需要。如果缺少了正统性和独立性的认定，不仅众多发展中国家的传播学者不会轻易将这些心理战成果奉为真经，恐怕美国主流传播学界内部也会面临严重的道德合法性危机。那么，当时传播学科的领军人物是如何将冷战斗士和进步学人的双重面目缝合在一起的呢？ 要完成这个任务，所需的不仅是体制的提拔和学术包装的技巧，更重要的是一套自我确证的观念装置，是那种处于文明秩序制高点的迷之自信，那种宗教热忱一般的普世责任感，那种带领人类社会由蒙昧走向现代的自诩进步意识。要理解冷战时期美国学术精英的行为动机，这套观念装置可能比国家资助所塑造的表面风光和单纯而抽象的爱国热情更为重要。它是主流传播学者为自己学术事业创造合法性的德性源泉。 美国很多冷战政策的研究成果虽然为我们展示了重要的历史事实，但是对于上述意识形态因素的挖掘还显得比较薄弱，多数也不太涉及这些政策与重要国际历史背景的关联。《胁迫之术》一书更多聚焦于心理战与传播研究之间的关系上，大量的证据材料有助于我们廓清传播学兴起的具体情境。然而要想真正理解这些关系和情境，并不能停留在人道主义的层面上进行指责和质问，还须对这套国家战略传播体系形成的历史和政治逻辑有更多深入的理解。 我们可以将冷战社会科学的兴起看成是有数百年统治经验的帝国主义面对新的历史条件所做出的一种回应。帝国体系的危机是二战之后老牌殖民国家面临的最大挑战。这种挑战不仅源于共产党在中国的胜利、朝鲜战争的失利、古巴革命的成功和众多新兴国家脱离殖民体系等政治事件，更主要来自西方文明等级秩序这个全球治理法则背后的道统所面临的质疑。从联合国人权宣言到经济领域、信息传播领域等一系列的新秩序倡议；从社会主义作为一种发展替代方案在西方阵营内外的兴起到第三世界、不结盟运动所代表的独立自主意识，一个焕发着勃勃文化生机，同时又给不平等秩序的维护者带来严重威胁的新世界呼之欲出。 在这样的历史背景下，那些被小施莱辛格称为至关重要的核心（TheVitalCenter）的美国文化政治精英们承担的不仅是国家的使命，而是所谓文明的使命。他们一方面要在暗中施行强力手段挫败世界范围内的激进运动；另一方面又要重塑对第三世界的文化领导权和全球文明等级秩序。而历史已经证明，美国社会科学研究在这两个方面都做出了卓有成效的贡献。 为了在伊朗、埃及、朝鲜、菲律宾、危地马拉和越南等众多地区遏制民主革命力量的崛起，国家冷战机器对各种颠覆手段和统治技术的需求不断扩张。心理战工程及其资助下的众多传播学项目聚焦于说服效果、军队士气、态度改变、刑讯审问等胁迫技术的研究正是对这种需求的回应和满足。 与此相伴随，从20世纪60年代开始，传播研究在发展和现代化领域引人注目的成果又为重塑西方世界的道路自信和文化感召力奠定了基础。冷战社会科学所推行的发展主义和现代化理念在政治内涵上并不是20世纪的创造发明，而是古老的天定命运（manifestdestiny）和帝国主义文明等级论的延续和改良。这些观念在不平等秩序遭遇危机时以现代科学的面貌重新登场，与各种革命理论奋力抗争，并在之后的历史中取得了显著的优势。 就这样，美国社会科学家把马基雅维利式的权谋和士大夫以天下为己任的责任担当完美地结合在一起。前者是后者实现的必要手段，而后者又给前者创造了不可或缺的道德合法性。离开这种认知一致性的构造，我们就无法理解冷战时期的传播学者如何能心安理得地从事胁迫之术的研究，并将其当成一项科学进步事业来看待。 回到这段冷战的历史背景中，我们更能体会，当科学是无国界的，科学家是有祖国的这句名言从一位第三世界知识分子的口中说出，它所表达的真实政治含义是什么。与披着主权国家外衣，行使维护帝国文明秩序强权的军事科技机器刚好相反，这里的祖国恰是对一种反霸权集体意识的召唤，是追求平等的知识分子们对精神家园的渴望，更是建立一种新型世界秩序的根据地。科学家有祖国不是对民族身份和国家主权归属的静态承认，而是对胁迫性学术秩序的告别与否定！ 当这个意义上的祖国退化为国家利益、国际一流、国际高水平等被挖空了政治含义的概念空壳，当发展中国家社会科学的研究问题和研究范式唯欧美主流学术圈马首是瞻，当各种冷战社会科学核心刊物上的文章发表数量成为认定学术成果质量的最高标准，这就意味着那种对知识自主性的不懈追求令人遗憾地中断了。如今，压制与反抗的年代终究远去，全球学术政治的等级体系得以重建，并在后危机时代掩盖了曾经的狰狞面目，展现着它一定程度上的温和与包容。 带着对美国战略传播工程研究的共同兴趣和揭示主流传播学正统性神话的探索意愿，刘扬、李杰琼和我三人合作完成了本书的翻译。作为后冷战时期成长起来的一代学人，我们几位译者都经历过主流社会科学范式的洗礼，由此也期待《胁迫之术》的出版能够给更多中国传播学界的朋友提供一个反思学术自主性的机缘。在本书翻译和校译的过程中，加拿大传播学者赵月枝老师、华东师范大学的吴畅畅老师、北京大学的研究生翟秀凤、方晓恬和人民日报社的殷鹏等朋友都提供了热心的帮助，在此一并表示感谢！ 王维佳 2016年12月于北京 军方对扩散研究的资助 美国新闻署和美国之音的心理战项目基本上都是公开的，中央情报局的心理战项目大都是秘密的，而美国军方开展的项目则介于两者之间。1950年代最有名气和最有影响力的传播研究项目中，不少都是在美国军事机构的支持下进行的，只不过后者很少公开承认。 里维尔项目（Project Revere）是其中一个生动鲜活的例子。该项目是美国空军资助的一项关于信息扩散的、高成本的系列研究，由斯图亚特多德（Stuart Dodd）和梅尔文德福勒（Melvin DeFleur等华盛顿大学的社会学家执行。洛厄里（Shearon A. Lowery）和德弗勒在回顾传播研究历史的教科书中，将此研究视为该新兴领域里几个主要的里程碑之一。简单来说，里维尔项目的科学家通过美国空军的飞机，向（华盛顿州、爱达荷、蒙大拿、犹他州和阿拉巴马州）几个选定城镇空投了上百万包含国防宣传或商业广告的传单。然后他们对目标人群进行调查，对当地居民接触到的样本信息的扩散情况进行详细记录。空军对此项目的赞助当时被视为机密，多德发表在《公共舆论季刊》上的早期项目报告对此也未作承认。相比之下，多德、德福勒和其他研究者晚些时候的描述则更坦诚一些。洛厄里和德福勒后来指出，空军为此项研究投入了大约30多万美元（按20世纪50年代的价值计算），这是二战结束至20世纪50年代中期对传播研究最大的一笔投资。 里维尔项目体现了心理战研究时期固有的复杂困境与妥协。对多德和他的同事而言，这笔钱对传播领域基本问题的研究意味着几乎是前所未有的机遇。但局限是研究不得不聚焦于空投传单，并将之作为一种传播手段。空投传单对美军在朝鲜战争中的宣传、对中央情报局在东欧的宣传以及对美国20世纪50年代的核作战策略来说，是一个重要的媒介，但它没有任何必要的民用价值。 多德和他的团队主张，传单可以被视为一种试验刺激物，通过它了解传播的各种属性。研究成果不仅仅局限于传单本身，也适用于通常意义上各种媒介。他们开发了复杂的数学模型描述这一新刺激物的冲击力、速度以及对该刺激的削平（leveling）现象。他们对传单与人口之间的最佳投放比率、重复投放传单对受众回忆信息的效果、投放时间与投放效果的变化等资助者最感兴趣的数据给予了重点研究。德福勒称，从该项目推导出的具有普适性的重要经验或许是，任何讯息在个体之间的扩散（即两级社会网络中的第二级）都会失真，即使最简单的讯息也是如此。 该项目催生了数十篇刊载于学术期刊和书籍中的文章与论文。德福勒、奥托拉尔森（Otto Larsen）、奥尔加奥恩（Orjar Oyen、约翰G肖（John G. Shaw、理查德希尓（Richard Hill和威廉卡顿（William Catton等人以里维尔项目的数据作为论文的基础。1958年，《公共舆论季刊》刊登了多德制作的一份称作里维尔相关论文 的参考资料列表（见附录）。大略浏览这份列表中的标题和期刊，便可清楚了解接受政府秘密合约的研究成果进入主流大众传播研究的方式及其渗透程度。 图2 多德的这个项目既是一项关于宣传的研究，项目本身也是一次宣传活动。如图2所示的这条样本信息，在轰炸机差距论的鼎盛时期很明显刺激了公众对苏联轰炸机实施核袭击的恐惧。事实上，多德研究中的不少目标社区在那时远离美国的商业航线，遑论苏联的轰炸机了。美国空军制造所谓的轰炸机差距论，是为了在艾森豪威尔政府内部有关战略核政策的讨论中巩固自己的地位，现今绝大多数历史学家已对此点达成共识。 迄今为止，多德团队中的学者没有人对该研究成果的实际或潜在应用表示反对。值得一提的是，中央情报局于1956年突然取消了原定在欧洲空投传单的计划，原因是一架捷克民用客机在飞行过程中，受到在捷克上空发放传单的飞行气球的影响而发生坠机。美国政府公开声明对此次坠机事件不承担任何责任，更不会在正式文件中表明要对不存在的传单宣传项目负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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