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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編輯推薦： |
1. 本书是美国学者塔图姆于20世纪80年代末出版的著作。这是一项关于色诺芬在同一文本中将虚构要素与政治要素编结在一起的方式的研究。
2. 本书以独特的方式解读了色诺芬的《居鲁士的教育》，目标在于为当代读者复原居鲁士和他的教育。
3. 本书解释了色诺芬如何开始写作《居鲁士的教育》，如何将其整合在一起及其整体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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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內容簡介：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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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色诺芬的帝国虚构》分为三大部分，*部分旨在恢复《居鲁士的教育》被学者所忽视的重要历史地位，提请学者们注意该书所蕴含的学术价值；第二部分以分类学的方式，从人伦的角度切入解读《居鲁士的教育》中关于理想帝王之术的把握；第三部分批评了多数学者对《居鲁士的教育》尾章的误解，澄清了色诺芬的看似矛盾的写作意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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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關於作者： |
作者
塔图姆（James Tatum），达特茅斯学院古典学系艾伦劳伦斯古典学教席荣休教授，主要研究方向为经典文学作品中的战争问题。
译者
张慕，政治哲学博士研究生，研究方向为欧洲公法中的神学政治问题。
译者
罗勇，中山大学博雅学院哲学硕士，浙江大学哲学系博士研究生，研究方向为希腊化时期哲学。
译者
孙尧天，北京大学中文系博士研究生，研究方向为中国现代文学与近现代思想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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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目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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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1
致谢 1
第一部分
接近居鲁士与其教育
第一章
经典作为注脚 3
第二章
一部小说的崛起 41
第二部分
居鲁士的教育
引言 81
家人 87
第三章
冈比西斯离奇的回归 89
第四章
阿斯提亚格的外孙 113
敌人 131
第五章
舅舅居亚克撒勒的嫉妒 133
第六章
辩证的帝国主义：提戈兰尼与亚美尼亚的智者 155
第七章
面对敌人：与吕底亚的克洛索的会面 170
友人 187
第八章
爱欲与英雄的用途 189
第九章
帝国的管理 219
第三部分
远离居鲁士
第十章
修正 249
参考文献 279
索引 29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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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內容試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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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你探询小说的起源足够久远，追溯至笛福（Defoe）与小说在17世纪英国的兴起之前，甚至追溯至塞万提斯的古代老师赫利奥多罗斯（Heliodorus）和阿普列乌斯（Apuleius）之前，那你迟早会到达公元前4世纪和色诺芬的《居鲁士的教育》（Cyropaedia）。那里被谈论的居鲁士（Cyrus）是居鲁士大帝（Gyrus the Great），那位在《以斯拉记》（Book of Ezra）中被颂扬为以色列解放者的波斯帝国的创立者。不说别的，居鲁士典范式的教育首先为后世的诗人和小说家提供了全亚细亚最美丽女人潘蒂娅（Panthea）的伤感爱情故事。而如果你完全是一个不同类型的读者，想要在马基雅维利之前找到马基雅维利式的时刻，你也迟早会追溯至同样的起源。因为《居鲁士的教育》同样是所有君主镜鉴中最有影响力的作品。它的声誉最后被《君主论》的出版所掩盖了。
这是一项关于色诺芬在同一文本中将虚构要素与政治要素编结在一起的研究。我的目标在于为当代读者复原居鲁士和他的教育，使《居鲁士的教育》成为某种20世纪的文本，而非仅是一项生僻的历史材料；去解释色诺芬是如何开始写作《居鲁士的教育》，如何将其整合在一起及其整体效果。但首先，我想理解同一部作品是如何可能在教导和启发政治哲人、君主和君主导师的同时，也教导和启发诗人和小说家。它的影响范围［xiv］所及包括古代希腊小说家和斯宾塞（Edmund Spenser），同样包括亚历山大大帝和伊丽莎白一世，以及西塞罗和马基雅维利。
要接近居鲁士和他的教育，首先必须承认接受理论在恢复经典文献中所能扮演的角色。正如色诺芬与我们之间任何一个其他时代的读者一样，我们所具有的我们自身的历史立场也必须得到承认。我们必须意识到，《居鲁士的教育》已按各种方式被阅读和重读，这些方式指向色诺芬所创造的难以捉摸的事实。这一事实无法被简化到原作中某个单一和决然的特点（卷一）。
由此，便不难宣称，存在着一种虚构小说与政治的混合，但这种混合同样是某种悖谬之物。在通俗说法中，小说意味着离开政治与现实而转向理想与非现实。小说允诺梦想的实现，愿望的满足，在小说的故事中，世界依照想象的方式运转，而非依照历史与实际经验。然而对色诺芬而言，将希腊的政治问题移置到异域的波斯王国之中的做法不但标明了一种创造政治权力本身的模式，而且还标明了一种创造潜在地教导政治权力的模式。色诺芬并没有从既有的文学中仿制出他的作品；他所从事的是一项创造性过程，这一过程开端于色诺芬对其他作品的回应，开端于他以全新的方式对古老问题的再思考。与先前的文学史研究者将《居鲁士的教育》置于边缘位置的倾向不同，这一关于虚构的政治功用的观念则将《居鲁士的教育》置于中心位置，正如色诺芬将它置于自身写作的中心位置。将《居鲁士的教育》读作一部致力于政治事物的小说使得我们能够意识到它多重的决心与起源，正如它之后所经历的多重道路，它既可以成为诗人与小说家手中的玩物，又可以成为王室教育的垂范（卷二）。色诺芬在故事结尾所说的也同样意义重大。在《居鲁士的教育》中创造了一部虚构小说之后，色诺芬转而成为它最早的批评者。本书将会以对色诺芬结束他的作品的方式的研究来结束自己（卷十）。
［xv］中间的章节（第三章至第九章）是关于如何阅读《居鲁士的教育》的论文。自始至终，研究的方法都沿着多重的交汇点前进，由此我们便可以在同一种阅读中兼顾政治与虚构。我在关注色诺芬所描绘的社会和政治结构的同时也会关注那些虚构的结构。居鲁士对权力的攫取是通过他与他人的遭遇被描绘的。居鲁士的教育绝非有静态的指规可循，而是理想的帝制与他现在和将来所遇到的对象之间的一种辩证置换。这些对象是他自己家族的成员，以及那些被他征服的邻国的民众。色诺芬的虚构手法主要由他对居鲁士所遇人物的虚构构成。如果说居鲁士是理想统治者的典范，那么这些人物本身便是专制帝国设计的典范目标。居鲁士总是获得胜利，而他们最后也总是服从。读者被鼓励去效法居鲁士，确有许多读者这样做了。但也有许多读者选择去效法色诺芬本身，宁愿追随色诺芬作为一个作者所设立的典范，而非追随色诺芬在关于居鲁士大帝的教育的记述中意欲使我们赞扬的典范。
借由这些方法，我们可以赢得一个立点，通过它我们也许可以讯问我们所阅读的文本。而我们对《居鲁士的教育》提出的问题则必然是不同类型的。尝试将《居鲁士的教育》放置在一个单一类别中，你必然会发现存在着替代的类别选项：一部教育小说，一部历史小说，一部传奇传记，一部君主镜鉴，一部理想的传奇小说，一部小说之前的小说，抑或一项对希腊宪政理论（政制文献）的贡献。这些是现代读者会给予《居鲁士的教育》的归类；它们中没有一项是不准确的，而它们的总和则会比它们之中任何一个单一的方面都更接近事实。阅读《居鲁士的教育》的一大乐趣正在于这一文本既符合又不符合其读者期待的方式。而它持续打破那些本该带来真正类型的规则的方式则最为反讽。那些使历史学家感到挫败的东西正是最能使斯宾塞和卡里同（Chariton）那样的艺术家获得乐趣的东西。
为了成为《居鲁士的教育》的读者，［xvi］在接近它的过程中，我们需要某种灵活性，某种批评方法类型的多样性，这一多样性是我们面对相似的文本如《仙后》（Faerie Queene）和《金驴记》（Golden Ass）时使用的。接下来会通过对《居鲁士的教育》的接受状况的研究，它文本上某些细节要点的语文学分析以及它的叙述的跨文本和结构性描述来将它放置入当代文学理论和历史的语境。如果怀有同理心地进行阅读，几乎已被遗忘的语文学家如艾克勒（Gustav Eichler）的著作（1880）对我们当下对《居鲁士的教育》的阅读的启发并不亚于理论家如巴赫金（M.M.Bakhtin）和伊瑟尔（Wolfgang Iser）。并非对我自身古典训练的忠诚才使我说出这番话。恰恰相反，如果我们准备再次阅读《居鲁士的教育》，由古典这一术语引发的一系列问题正是我们首先需要探究的，因为作为一部古典经典，《居鲁士的教育》实际上已经不再存在了。
《居鲁士的教育》在文本批评中一直是一个让人费解的谜题，但现在这一观点可能会有所改变。目前，我们可以更有信心地处理色诺芬作品中的某些部分。首先是《居鲁士的教育》对历史本身的重要性尽管它所描述的非常明显不是历史。它和其他那些在帝国思想的塑造中扮演了重要作用的古典作品一样具有启发性，这些塑造帝国的思想包括创造帝国的想象力以及为了更宏伟目标而统治他人的思想。正如我们现在要看到的，色诺芬自己着迷于这一关于统治的问题，不仅仅是《居鲁士的教育》，他也在许多其他作品中寻求理想的统治者。可能的统治者和他们治下的臣民在这些书中被大量提及。但对我们来说没有必要［34］带着和色诺芬或者他意图的读者同样的目的去欣赏这部作品。套用雷蒙阿隆关于克劳塞维茨的一段评语，一个人无需是某位古代的君主，或者文艺复兴时期的君王或者某个野心勃勃的朝臣，也能理解这位天才君王的历险经历以及创作这个人物的作家。
重新审视色诺芬这部帝国虚构作品的第二个理由在于它对小说家和其他文学人物的重要影响。这一影响以其自身的方式具有重要意义，堪比它对政治思想家如马基雅维利的重要影响。色诺芬处于政治和文学重要发展的历史中心。从我们现在对他的评判来看，他不及柏拉图和修昔底德那样的同代人和前辈。但从另外的视角看，他也和他们一样重要，一样有影响力。他诉诸于希腊化和罗马世界，以及后来的文艺复兴时代，因为他的作品不管是在历史上还是在文学上都确实对即将到来之事做出了预言。《居鲁士的教育》的独创性以及其中创造新概念的勇气是最值得人们重新思考和重新解读的。
接下来是关于权力的问题，而且幻象是政治和文学领域中普遍存在的主题。在古罗马到伊丽莎白时代之英国的广阔背景中，统治者们通过制造一些虚构的形象来创造权力，这些虚构的形象劝告其未来的支持者或臣民们，为了维护其自身利益，他们应该追随制造这些虚构形象的实际上的统治者。有时候这样一位君主或者民族领袖会成为传奇，比普通人更崇高。但如果想要影响民主或者共和思想，则统治者的角色需要由普通人，即平凡的、没有任何威胁的人物来扮演。这些形象由诸如奥古斯都、亚历山大、伊丽莎白一世，直至罗斯福和林肯这样的领袖来掌控。《居鲁士的教育》是一部对于任何能够创造此种力量之领导者都极具启发的作品，这些领导者中甚至包括那些从未研读过这一作品的人。在任何政体中，最重要的都是领导者知道如何驾驭其权力结构。这才是色诺芬想要传授的技艺。
［35］在为了达到自身目的所进行的努力中，色诺芬也成功地完成了其他目标。福斯特（Forster）对小说家的描述非常适用于色诺芬：他是一个伪造者和欺骗者，是和他所创造的人物一样并不光明正大的人物。他没有说明他是在创作虚构故事，也没有明确说他是在书写历史。在《居鲁士的教育》中不存在丝毫关于考证或方法论的提示。不同于希罗多德和修昔底德，色诺芬并不在文中使用自己的名字，而是在大部分时候更倾向于用非个人化的我们，以及不寻常的我。在描述他笔下主人公的事迹（praxeis）以及描述那些我们发现的并自认为知道的事情的伪装下（eputhometha kai isthsthai dokoumen,I.I.6），色诺芬创造的波斯帝国及其君主居鲁士毫无疑问源自真实的事件和个人经历，但更多地源自于色诺芬自身的想象力。人物和事件的发生顺序完全是自由发挥的。在少数可能将色诺芬对事件的处理与其他人进行对比的点上，他表现出他能够完全偏离（如果不是说扭曲的话）前辈的叙述。色诺芬以这样的方式重制了他所发现的世界。以后来者的眼光来看，他也许最像一个小说家，但他始终保持着模糊的形象，从未真正宣告他创作的到底是何种类型的作品。他利用了我们将散文性描述看做理所当然并完全相信作者在书中所言的心理。能够发现这一游戏规则的读者可以从中获益良多，也能够获得很多愉悦。而那些不甚明白的惯于字面阅读的读者们则成为虚构的居鲁士之帝国建构的主要受骗者。怀揣着同样愉悦的心情，我们就像观看一出精彩的喜剧或者音乐剧一样观看色诺芬对那些读者所施加的影响。但如果色诺芬的读者并不理解他这一独特的游戏通常情况下他们的确不理解又或者即使他们理解但却并不参与其中，那么他们也许会开始排斥居鲁士及其接受的教育。正如关于它的接受状况的记述所表明的那样，色诺芬的帝国虚构的唯一受害者将会是《居鲁士的教育》本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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