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于美国毒品政策的研究，美国国内机构林立，人员众多。官方的机构有白宫的国家毒品管制政策办公室（ONDCP）、国家药物滥用问题研究所（NIDA）等。民间的机构有毒品政策研究中心（Drug Policy Research Center）、毒品政策基金会（Drug Policy Foundation）、全国改革大麻法律组织（NORML）、林德史密斯中心（The LindeSmith Center）等。此外，美国许多大学的政治学系、法学院和社会学系都开设毒品政策方面的课程。各研究所或基金会的研究成果颇丰，每年都有大量有关毒品问题和毒品政策的新书问世，真可谓卷帙浩繁，令人目不暇接，足见美国各界对这一问题的重视。
在美国学术界，毒品政策的研究活动异常活跃。依美国学人对禁毒问题的态度可将其大致分为两派，即主张毒品合法化的解禁派和主张维持现行政策的反解禁派。解禁派以美国大学教授阿诺德S.特利巴赫（Arnold S. Trebach）和普林斯顿大学教授埃森A.内德尔曼（Ethan A. Nadelmann）等为代表。特利巴赫是毒品合法化运动的主要代言人之一,他认为毒品合法化会减少与毒品有关的犯罪。他还认为毒品合法化与美国主流社会的传统价值观是一致的，即美国人在许多涉及个人行为的事情上有选择的自由。他主张改变联邦政府在毒品管制方面的经费拨款方式，把教育和治疗列为毒品政策的重中之重，改变目前联邦政府在控制毒品供求双方的开支比例（7∶3）。对于这种一头沉的观点，其代表作有《海洛因解决方案》（The Heroin Solution，1982）和《伟大的毒品战》（The Great Drug War）等。解禁派的另一位旗手内德尔曼则是从禁毒经费的成本效益的角度出发，提出自己的主张。他认为现行禁毒政策收效甚微，并且产生了很大的负面作用。而毒品合法化不仅可以节省巨额开支（他声称：毒品自由贸易可以使我们每年节省近1000万美元的禁毒费用。），而且可以通过向合法毒品课以重税的办法，增加国家税收，把节约下来的钱用来宣传戒毒的好处，还可以用来治疗毒品上瘾的人。内德尔曼这些观点多见于他撰写的一些文章中，如1989年发表在《科学》杂志（Science）上的《美国禁毒代价、后果及其他选择》（Drug Prohibition in the United States, Costs, Consequences, and Alternatives）等。除了上述两位，主张毒品合法化或部分合法化的还有哈佛大学法学院的德沙维兹（Alan Dershowitz）教授，哈佛大学精神分析学家格林斯奔（Lestev Grinspoon），1976年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自由市场经济学家米尔顿弗里德曼（Milton Friedman）等，更值得一提的是，主张解禁的人当中还包括一些有相当名望和地位的人，如众议员斯达克、巴尔的摩市的黑人市长施莫克、《国民评论》主编巴克利、圣何塞市警察局长麦克纳马拉等等。
反解禁派的代表人物是特拉华大学刑事司法与社会学教授詹姆斯A.英塞亚迪，其代表作为《反毒战》（The War on Drugs，1986）和《反毒战2》（The War on Drugs Ⅱ，1992）。英塞亚迪教授坚决维护现行毒品政策。他认为毒品合法化会导致社会混乱，将目前任何一种非法毒品合法化都会给美国造成巨大的社会和经济伤害。他认为在现行政策下，吸毒人数正在减少。赢得反毒战的胜利已经为期不远了。在这种情况下，讲毒品合法化就是投降，就会使吸毒人数迅速上升。他坚持认为，吸毒不一定引起犯罪，但是犯罪分子却往往吸毒和贩毒。合法化会造成毒品消费激增而不是下降。此外，毒品政策经典之作《美国病：麻醉品管制的起源》（The American Disease：Origins of Narcotics Control，1973年初版，1987年再版）一书的作者耶鲁大学医学院教授戴维F.马斯托（David F. Musto）也是毒品自由化的强烈反对者之一。
当然除了上述两种立场截然相反的观点之外，还有人认为，仅仅把毒品分为合法和非法是把自己陷入了两难的境地。一方面现行政策已经证明收效甚微，再继续将反毒战打下去也不会有更好的结果；另一方面，采用解禁派的主张，将毒品合法化更使人感到解决毒品问题前途渺茫。在这种情况下，有人认为，在合法和非法之间一定还有第三条道路可走。即某些毒品在一定条件下，在一定区域内可以是合法的，在另一种情况下，它们又是非法的。对吸毒作轻罪或无罪处理，对贩毒作重罪惩罚，对毒性不同的毒品也可以区别对待。总之，如此复杂的社会问题，想用非此即彼的简易方法来解决是不可能的。
第三章从治疗模式的挑战到向毒品开战（19631974）
对于美国而言，60年代是一个动荡不安的年代。民权运动空前高涨，政治暗杀事件层出不穷，校园造反与反战抗议运动风起云涌，黑人聚居区暴乱事件几近失控，反主流文化运动、妇女运动和工人运动都蔚为壮观。在更为惊人的事件中还有毒品的革命（the drug revolution）。吸毒问题已经从社会的边缘地带一跃而进入社会生活的主流。毒品已不再只局限于内城、爵士乐音乐会场和喜欢标新立异、生活豪放不羁的原始文化圈子了，在美国农村和城市中产阶级青少年和成年人中间吸毒突然变得非常突出。到这十年结束之时，这个时代的评论家们断言，美国已经成了上了瘾的社会，而且借助毒品，数以百万计的美国人已经成了顿悟的信徒，吸毒业已成为美国社会生活的一部分。
如上一章所讲，在联邦麻醉品局局长安斯灵格的任期内，以惩罚为主要特征的立法管制模式得以巩固和加强，并在50年代末逐渐占据统治地位。但是这种统治地位并不是坚不可摧的。随着60年代初白宫易主及随后联邦麻醉品局局长的换人，美国存在了近四十年的传统禁毒理念受到了医疗、社会工作和科研等领域的挑战。禁毒政策的重心开始由惩治模式向治疗模式倾斜。60年代中期以后，美国社会更加动荡不安，毒品异常泛滥，犯罪率直线上升，致使1969年尼克松得以在法律与秩序（law and order）的口号声中入主白宫并成为美国历史上第一个向毒品开战的总统。
20世纪60年代初，医疗行业开始再次显示出其在吸毒的治疗和研究方面的权威性。治疗领域各学科以及社会学和公共卫生领域的研究工作者开始将毒品问题聚焦为一个社会问题，而不再将之简单地归结为一个执法问题。20世纪60年代的社会激进主义对吸毒问题的影响很大，一种新的战略性措施得以实施，即吸毒成瘾者通过接受康复治疗来减少对毒品的需求。联邦麻醉品局局长安斯灵格的辞职也加速了这种反毒策略的变革。1962年，在约翰肯尼迪总统及其时任美国司法部长的胞弟罗伯特肯尼迪的督促下，哈里J.安斯灵格终于辞去了其任期长达32年的联邦麻醉品局局长的职务。接替安斯灵格的是药剂师出身的亨利L.吉奥丹诺（Henry L. Giordano），从此，美国的毒品政策开始由长期以来一直沿用的执法模式向治疗模式倾斜。
治疗模式或医疗模式并非20世纪60年代的发明，最早提出这一模式的是19世纪末的医生们。治疗模式坚持认为吸毒成瘾是一种慢性的容易复发的疾病，因而应该把成瘾者当作饱受生理或疾患之苦的病人来对待。同时，许多支持这种观点的人力图通过毒瘾奴役论来为瘾君子们开罪。这一理论的大意是，毒品黑市的垄断迫使这些患病的本来守法的吸毒者从事犯罪活动，以此来支持其吸毒恶习。
美国禁毒模式开始转变的另一个原因是，几十年前曾经盛极一时的反不道德行为运动已逐渐消失。在医疗、社会及科研领域内部反对以吸毒者为目标的毒品战的各种力量也开始联合起来。美国著名的精神病学家、毒品问题权威卡尔M.包曼博士（Dr. Karl M. Bowman）这样说过：40年来我们一直在实行以惩罚为主的方法；我们加大惩罚力度，我们对吸毒者穷追不舍，我们还宣扬任何一个吸毒者都是非常危险的罪犯，对社会都会形成威胁。我们将使用麻醉品成瘾说成暴力犯罪和性犯罪的一大原因。而且联邦及州政府的执法机构竟置国内外最知名的医学权威的声明和告诫于不顾，仍然在进行这样的宣传。
包曼博士所言并非空穴来风，是有学术研究成果支持的。一个以心理学家伊塞多切恩（Isidor Chein）为首的科研队伍对毒品所进行的一项综合研究认为，现行的惩罚性政策只不过是迫使成瘾者从堕落走向堕落，该项研究的结论是，每个吸毒成瘾者都有权被当作一个人来对待，并按照他本人的状况，病情和需要得到最佳的治疗，甚至包括用麻醉品维持的治疗方案在内。
总之，安斯灵格的离任以及开始变化的社会环境为毒品问题辩论中类似这样的批评创造了新的突破口，并且，要求采取治疗模式的呼声开始在主流媒体上和社会团体中间产生共鸣。1963年4月《华尔街日报》的一篇编者按敦促美国政府开始寻找用维持剂量来对待无药可救的吸毒成瘾者的方法，以防其铤而走险。1965年2月《纽约时报》的一篇社论认为：消灭毒品非法买卖的最好的办法是在医疗管制下开售毒品，特别是在城市贫民区的医院里，因为医生和精神病学家可以在那里实施全面的用药、咨询和治疗计划，以此作为帮助吸毒成瘾者战胜其毒瘾的基础。同年，全国教会委员会总会（the General Board of the National Council of Churches）敦促政府让医生全权决定在治疗吸毒成瘾者的过程中如何恰当地用药。
二战后许多联邦卫生机构的出现使治疗模式得以付诸实践。60年代初，成百上千的新的卫生官员参加了毒品问题的争论，这些人的兴趣和观点与把持政府毒品政策几十年的联邦执法官们有很大差别。随着时间的推移，联邦卫生管理机构对吸毒和成瘾有了新的认识和理解，进而拓宽了公众在毒品问题上的思路和政策。譬如，创立于1946年的国家精神卫生研究所（NIMH，即National Institute of Mental Health）在战后，尤其是在肯尼迪新边疆政府时代得到迅速发展。联邦麻醉品局在毒品问题上的传统观点逐渐为国家精神卫生研究所对待社会功能失调和个人行为的态度所取代。
1963年官方态度发生了第一次改变。这一年，肯尼迪总统通过主办白宫药物滥用会议（the White House Advisory Conference on Drug Abuse）任命其药物滥用顾问委员会（Commission on Narcotic and Drug Abuse，又称Prettyman Commission）为这些争论提供了一个论坛。按照《毒品问题》（The Drug Hang Up）一书作者鲁弗斯金（Rufus King）的说法，肯尼迪之所以主办白宫药物滥用会议是出于政治原因。1962年时，民主党人理查德M.尼克松仍然被认为会是1964年总统大选共和党的候选人。在1962年竞选加利福尼亚州州长期间，尼克松就曾指责在任州长埃德蒙G.布朗（Edmund G. Brown）对于毒品和犯罪太手软。为了给布朗提供一个证明其反毒立场的全国性论坛，白宫药物滥用会议准备让布朗成为其发言人。肯尼迪总统还要求其药物滥用顾问委员会对美国的毒品问题和政府对策进行审查。
1963年，美国国会通过了《社区精神健康中心法案》（The Community Mental Health Centers Act），该法案为发展社区级的精神健康中心提供经费，并在这些中心内部为吸毒病人提供治疗。虽然没有什么迹象表明该法案的通过刺激了提供给吸毒病人的服务项目大幅增加，但在法案通过后的十年中该法案似乎有可能对吸毒的治疗产生某种影响。强调在地方一级的水平上对吸毒病人提供各种治疗服务和倚重个别劝导，并辅之以适当的职业教育和其他社区援助的战略一直被沿用到70年代药品免费的门诊治疗计划中。虽然六七十年代许多精神健康机构所能处理吸毒问题的能力和范围十分有限，但这一社区精神健康中心计划为戒毒治疗提供了重要服务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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