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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內容簡介： |
《中国近代贩毒史》是一部研究中国近代贩毒状况的专题史著作。书中综述了中国近代中外毒贩（法人、个人、群体）的贩毒行径，揭示了这些黑生意的来龙去脉，以及中国历届政府对贩毒的对策，同时还介绍了解放初期人民政府有效地解决贩毒问题的方式与举措。
全书资料丰富翔实，文笔生动流畅，是一部研究中国近代贩毒问题的专题史著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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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關於作者：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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邵雍，1953年出生于上海，现任上海师范大学人文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兼任中国宗教学会理事、上海市宗教学会理事、上海市统战理论研究会理事、中共上海市委党史研究室特约研究员、中国会党史研究会秘书长、中国现代史学会现代人物研究工作委员会秘书长、上海市毛泽东思想研究会副秘书长。已出版著作《秘密社会与中国革命》等32种，发表论文400余篇，5次获得上海市社联优秀论文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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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目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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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序
绪论
第一章 鸦片战争前后西方毒贩在华的活动
第一节 从事鸦片贩卖的公司洋行
一、 东印度公司
二、 英美洋行
第二节 中外不法分子的贩毒行为
一、 英、美等国不法商人的贩毒
二、 外国毒贩的帮凶
三、 外国毒贩的下家
第三节 清政府关于贩毒问题的对策
一、 关于如何处置毒犯的讨论
二、 严厉处置毒犯措施的实施
三、 鸦片战争后清政府在禁烟问题上的退让
四、 太平天国对外国毒贩的遏制
第二章 晚清民初贩毒的继续与禁烟运动的再起
第一节 贩毒的新动向
一、 以港澳为基地的鸦片走私
二、 在上海的中外鸦片商行
三、 土药的自行生产与销售
第二节 晚清民初的禁烟运动
一、 清政府禁烟运动的再度发动
二、 有关禁烟问题的中外交涉
三、 辛亥光复后南方诸省的禁毒
四、 袁世凯主政时期的禁毒
五、 上海租界的禁毒
第三章 北洋军阀时期贩毒的流行
第一节 北洋军阀对毒品的放纵
一、 勉为其难的浦东焚土
二、 中央政府毒品政策的演变
三、 北洋军阀的贩毒
四、 西南军阀的贩毒
五、 普通民众的贩毒
第二节 专业公司的出现
一、 长江中游的专业鸦片公司
二、 上海的信远公司和公平公司
三、 上海聚丰贸易公司
四、 上海三鑫公司
第三节 日本在华的贩毒
一、 日本人在东北的贩毒
二、 日本人在上海等地的贩毒
三、 日本人支持下的殖民地商人在中国内地的贩毒
第四节 南方政府与鸦片毒品
一、 孙中山主政时期的毒品政策
二、 国民政府的毒品政策
第四章 南京国民政府前期的禁毒与贩毒
第一节 南京国民政府前期的禁毒
一、 南京国民政府的禁毒
二、 各地方政府的禁毒
三、 国民政府禁毒时存在的问题
第二节 南京国民政府前期的贩毒
一、 中央或与中央有关的贩毒
二、 地方军政官员的贩毒
三、 普通民众的贩毒
第三节 外国侵略势力在华的贩毒
一、 日本人在中国的贩毒
二、 英国人在中国的贩毒
三、 广州湾三有公司
第四节 革命根据地的禁毒
一、 南方根据地的禁毒
二、 西北根据地的禁毒
第五章 抗日战争时期贩毒的泛滥
第一节 九一八事变后日本在东北的肆意贩毒
一、 伪满洲国的鸦片统制
二、 伪满洲国的禁烟闹剧
三、 伪满洲国的鸦片走私
第二节 七七事变后日本贩毒的空前泛滥
一、 华北
二、 华中
三、 华南
第三节 日本控制的重要贩毒实体
一、 伪蒙疆土药组合
二、 宏济善堂
三、 东兴公司
第四节 汪伪政权的贩毒与禁毒
一、 汪伪政权的毒品政策
二、 1943年汪伪政权内部的三禁运动
第五节 沦陷区的民众贩毒
一、 东北沦陷区的民众贩毒
二、 华北、华东沦陷区的民众贩毒
第六节 国统区的贩毒
一、 港记公司
二、 西部地方当局的贩毒
三、 其他地区军政官员的贩毒
四、 普通百姓的贩毒
第七节 抗日后方与前线的禁毒
一、 国统区的禁毒
二、 解放区的禁毒
第六章 解放战争时期的贩毒活动及毒贩的末路
第一节 南京国民政府后期的禁毒
一、 日本遗留烟毒的处理
二、 对毒犯的处置
三、 川康烟匪的武力对抗
第二节 国统区的贩毒
一、 西北地区军政人员的贩毒
二、 西南地区军政人员的贩毒
三、 其他地区的贩毒
第三节 共产党领导的禁毒运动
一、 华北、东北解放区的率先禁毒
二、 西北地区的继续禁毒
第四节 中华人民共和国建国初期的禁毒成就
一、 中央人民政府的禁毒部署
二、 各大行政区的禁毒部署和行动
三、
1952年的全国禁毒运动
四、 新中国成立初禁毒工作的成功经验
五、 参考书目
后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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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內容試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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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立于1938年的港记公司是抗战时期有国民政府政治背景的国统区内实力最强的贩毒机构，公司的实际负责人是杜月笙。
1937年11月27日，杜月笙从上海秘密登轮抵达香港，直到次年4月23日才被国民政府正式任命为中央赈济委员会委员，拿着国民政府的经费开办了赈济委员会第九区赈济事务所。杜月笙居住香港期间人生地不熟，收入较上海时锐减，于是开始筹划做新的生意。与此同时，孔祥熙在重庆为如何把蒋介石以禁烟为名从川康滇黔各省掠得的大量烟土出手变卖而发愁。最后，孔祥熙决定通过刘航琛函召杜月笙前来，当面商议如何利用杜的老关系来推销这批鸦片。
经过此次密谈双方商定组建港记公司，在重庆和香港分别设立机构，负责经营将大西南烟土运往香港的生意。表面上由顾嘉棠出任公司经理，而事实上杜月笙才是公司的主宰，并直接负责对外接洽。孔祥熙派出爱女孔令伟（即孔二小姐）常驻香港，负责管理烟土经销款项。具体的运作方案是戴笠用军统局或货运管理局的军用汽车将烟土以军用品的名义运到广东韶关。杜月笙再用赈济委员会的汽车将货以救济品的名义从韶关运到香港。然后由杜月笙留在上海的门徒与日伪当局联系，用军舰或外轮将烟土转运到上海，在上海及其周边地区倾销。消息传出后，香港的鸦片商人也想插上一脚，纷纷找杜接洽，有的愿意先付定洋向他购买鸦片。1939年，杜月笙共接收了价值3000多万元法币的烟土定金。1941年12月，太平洋战争爆发，日军侵占香港后，港记公司的鸦片生意这才停顿下来。
在此之前，杜月笙探悉有3800余担烟土在涪陵白岩洞中封存冻结多时，不准启运，于是想办法找门路欲包揽这一大笔鸦片生意。杜月笙首先找到了川康绥署副主任潘文华的胞弟、四川银行董事长、重庆银行总经理潘昌猷，然后又求见蒋介石等人。同样希望将存土变卖换成现金的蒋介石对杜月笙的计划表示同意。
但要把大宗毒品运出去必须有财政部发的证明文件方可通行，而时任行政院院长兼行政部部长的孔祥熙就是卡住不发。杜月笙无奈，只得通过四川袍哥、八十八军军长范绍增塞给孔祥熙一张500万元的支票，次日港记公司就拿到了梦寐以求的财政部放行证明文件。港记公司与重庆银行商定，这批烟土每两向川方支付3角2分烟价并支付印花税金，全部货款交重庆银行的香港办事处。
1941年夏港记公司装载2700箱涪陵烟土的40辆汽车在戴笠派出的一排武装特务的押运下，通过烽火连天的战区，安全运抵广西镇南关，然后分散销售到香港和沦陷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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