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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編輯推薦： |
口述史界重量级作品
口述史学者定宜庄*力作，学术成果*权威、*经典的总结
涵盖老北京各个阶层
北京城是不可分割的统一整体，各阶层人民共同缔造了老北京
可读性强的硬学术
一改学术书晦涩难懂的文风，文笔轻松幽默，访谈对象极其鲜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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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內容簡介：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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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书走访了祁淑洪、李清莲、胡玉明等满族旗人妇女，运用口述史料与文献考证相结合的方式，将女性视角下老北京内城百年来的兴衰更迭生动地呈现在读者面前。在对这些饱经沧桑的旗人妇女进行采访时，作者更多地关注她们的人生经历，她们对老北京历史变迁的感受与看法，以及那些隐藏在历史事件背后鲜为人知的故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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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關於作者：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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定宜庄，历史学博士，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研究员，博士生导师。主要研究方向：北京史、满学。主要著作有：《清代八旗驻防研究》、《满族的妇女生活与婚姻制度研究》、《辽东移民中的旗人社会》（与人合作）、《中国知青史（初澜）》。近年致力于口述史的实践与研究，出版专著《十六名旗人妇女的口述历史》、《老北京人的口述历史》以及《口述史读本》（与人合作）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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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目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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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言
一．我妈老说：我没得过皇恩祁淑洪口述
二．胡同里的姑奶奶李清莲口述
三．纯粹的老北京人胡秀清口述
四．筒子河畔西连房吴效兰口述
附录：皇圈圈里度童年张宗尧、张碧君口述
五．犹记当初未嫁时张国庄口述
六．皇城内的百姓人家陈允庄口述
七．淡然远去的艰辛郭淑惠口述
八．不受点灾难，一生就白活了文毓秋女士访谈录
附录：关于郭同震
九．我说多困难也过来了鄂凌英女士访谈录
十．父亲母亲让我们读书蒋亚男、蒋亚娴口述
后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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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內容試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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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卷序言
1644年清朝入关，建都北京。在京城内实行旗、民分城居住制度。经过顺治五年至六年间（16481649年）的大规模清理，原来居住在内城的汉人无论官民被尽数驱赶到外城（又称南城）居住[《清世祖实录》卷24，顺治三年二月甲申；《八旗通志初集》卷23，东北师范大学出版社1986年点校本，434页。]。内城从此成为清朝皇室和八旗王公贵族、官兵的聚居区。形成了清代京城独特的旗民分居格局。驻于京城的八旗官兵又称京旗，是八旗中最精锐的部分，在八旗内也享有着高于外省驻防的地位和待遇。他们均根据所在旗分，按照八旗方位居住，其具体方位是：镶黄旗居安定门内，正黄旗居德胜门内，并在北方；正白旗居东直门内，镶白旗居朝阳门内，并在东方；正红旗居西直门内，镶红旗居阜城门内，并在西方；正蓝旗居崇文门内，镶蓝旗居宣武门内，并在南方。清廷还以皇城（紫禁城）为中线，将八旗划分为左、右两翼：镶黄、正白、镶白和正蓝四旗位于城东，为左翼四旗；正黄、正红、镶红和镶蓝四旗位于城西，为右翼四旗。在各旗防区内又分汛地，汛地内又设堆拨，讯地与堆拨之间设立栅栏，京城的九座城门均由士兵把守值勤，按时启闭，清廷还将明朝时建立在城内的会馆、戏院悉数迁出，严禁在城内开设戏园赌场，使整个北京内城俨然成为一个巨大的兵营。这样的居住格局具有相当的稳定性，尽管在清中叶以后，八旗禁旅的军事职能逐渐减弱，旗与旗之间的变动也逐渐增多，但直到1950年代对京城实行大规模改建之前，却仍然依稀可辨。
本套丛书中的内城部分分为三卷，一卷《宅门儿府门儿》是为宗室王公卷，另外两卷则都是为八旗官兵后裔所做的访谈，由于这部分访谈人数和份量都比较重，只能再分两卷，而如何将这个自成一体的人群划分开来，是一件颇费踌躇之事，最后的决定，是将其中关于妇女的口述单独提出，另编成册。究其原因，旗人妇女是我做口述史的最初入手之处，我对这个人群最熟悉，也花费过最多的心力，对于她们与男人的不同，也有着很深切的体会。
按照性别来将旗人后裔的访谈分成两卷，是我做的一个新尝试。这样的区分，使原先只是按居住的不同地域或不同人群所做的分类，呈现出了另一种样貌，具体地说，就是将京城旗人女性独特的气质，鲜明地呈现出来，八旗男人的生活方式和性格特点也因此而被衬托和凸显。仅仅是简单的重新分类，就产生了这样的效果，这是连我自己事先也未曾预料到的。
独具特色的京味儿，在八旗男性与女性的后代身上，有不同的体现，这也可以理解为是同一个整体的两个不同的侧面，这两个侧面，几百年来同处于八旗制度中，相辅相成，不可分割，但以往的研究和论述，却大多只关注了其中男性的一面，这对于了解八旗子弟这个群体，当然是不全面的。
本书以《胡同里的姑奶奶》命名，是想突出这些被访者的两个特征。其一是胡同里，特指这些被访者居住的独特地域，即北京内城。在本卷口述中，年龄最大的胡秀清老人说：
您要是找老北京人哪，这楼群里头找不着，一百户里边也没有一户老北京人，全是全国各地的，四面八方的。您要是找老北京人，就是那胡同里头有，还真有。您瞅，由东单说，一直到北新桥，一个胡同一个胡同一个胡同，到现在也算上，什么样儿的家庭都有，高级点儿中级点儿的低级点儿的，都有。都是纯粹的老北京人。不像以前那么多了，还是有。
讲的便是老北京人（主要是旗人后裔）与所居住的胡同密不可分的关系。
其二是姑奶奶，老北京人所谓的姑奶奶，大多特指旗人妇女，这是个只可意会不可言传的词，却最能表现出旗人妇女特有的气质和风韵。
尽管旗人女性无论在京师内城还是郊区，也无论在京师还是外省的八旗驻防地，或者东北三将军的统治区，都有着显而易见的、不同于汉人和其他族群妇女的典型特征，但作为占据八旗总数之半的京旗甲兵和他们的妻女，仍有着与生活于其他地区的妇女不同的生活方式和价值观念。清朝覆亡之后，虽然所有的八旗旗人都经历了从富贵与悠然的境地突然堕入贫穷的巨大转变，但驻守于全国各地的旗人遭遇并不完全一样，具体到京旗，并没有如西安、杭州等处旗营那样遭受战火的屠戮，给他们最深印象的，除了旗饷（也就是铁杆庄稼）被裁停之后生计的贫困之外，就是在求学、就业等方面的歧视，这导致他们不得不隐姓埋名，改变民族成份，并最终如水银泄地般地消失在汉人的汪洋大海之中。在本书选取的7名满洲旗人后裔中，除了从外省驻防城逃来京师的文毓秋老人之外，其余的6名，只有吴效兰女士一人报了满族，其余5名，虽然是最有旗人味儿的姑奶奶，却都报了汉族。作为汉军旗人后代的一对姐妹，认为自己本来就是汉人，蒙古八旗的后代更是理所当然地回归到蒙古人中间。这一现象的意义，不仅仅是为族群认同问题添加某些材料，还尤其在于，它为北京旗人在民国年间的迅速消失，提供了生动的佐证。
然而，即使他们将民族成份改成了汉族，但姑奶奶的特点在她们身上却仍显而易见。这表现在她们由于生长在天子脚下，有见过世面的大气和见识，也表现在她们由于男人长期出征在外而不得不持家主事而锤炼出的果断能干和坚忍。当然也有另一方面，在严格按旗划界的京城，她们的社会交往圈以及婚姻圈具有相对封闭和狭小的特征，以及由于祖祖辈辈靠铁杆庄稼生活造成的贪图享受、讲求排场的毛病。凡此种种，在本书10篇的11名妇女的口述中，有着具体的体现。而在这种种特点中尤为突出的，还是她们的口才，几乎所有我访谈过的旗人妇女，都有出口成章的特点，加上北京话生动、流利的表现力，作为以口述来表现的人群，确实是再合适不过了。
本书中有6篇口述来自《老北京人的口述历史》，此次再版添加了诸多注释；还有4篇，采自我的另一部、也是第一部口述史著作《最后的记忆十六名旗人妇女的口述历史》（中国广播电视出版社1999年版）。须说明的是，这4篇访谈在体例上，与后来的《老北京人的口述历史》存在某些不同，最主要的，是当时的访谈没有纳入我的问话，这虽然遗憾，却已很难弥补。至于标题、格式等等，我都尽量做了改正，力求与后来的体例统一。访谈者按中有些是原来的，也有些做了补充添加，都一一做了说明。
考虑到这些旗人女性所居住胡同的曲折情况，仅凭口述的说明很难明白，本书在每篇口述之前都以画图的方式，将她们所住的地点、社会关系和活动范围予以表述，以期达到一目了然的效果，这是本书所做的又一个尝试，因为这些图示将北京旗人女性生活圈子之封闭、狭窄的特点体现无遗，是比用文字和语言都更直观也更生动的方式。
另外，我将《老北京人的口述历史》中的前言和后记也作为附录放入本卷之中，是因为这两篇东西记述了我对北京这个城市和北京人的认识过程，以及对口述史这个学科的认识以及自己做访谈的诸多体会，或可供有兴趣者参考。
我曾为我的第一部口述史著作取名为《最后的记忆》，受到了书中一位被访者、北京市民委副主任张寿崇先生的批评，说这个名字太悲观、太消极，但刚刚说完此话不久，年仅80岁的他就倏然仙逝。这让我更深切地感觉到，满族这个族名还在，但残存在这些老人记忆中的、这个民族在一个已逝时代的生活、文化和观念，都已经随着这些老人的离去而迅速消失，而且将一去不返，永远无法再回忆、再复制。在这里谨向已故的张寿崇老和其他逝去的老人们致以深深的敬意，祝他们的在天之灵安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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