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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簡體書』春秋公羊传译注

書城自編碼: 2949355
分類: 簡體書→大陸圖書→古籍经部
作者: 王维堤,唐书文
國際書號(ISBN): 9787532582266
出版社: 上海古籍出版社
出版日期: 2016-11-01
版次: 1 印次: 1
頁數/字數: 1068页
書度/開本: 16开 釘裝: 平装

售價:NT$ 39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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內容簡介:
《春秋公羊传》以阐述《春秋》的义理为主,兼研讨《春秋》的文理和史实,是春秋三传中*早得到承认的一部经传。本书经传以《十三经注疏》本为底本,每章冠以题解,注释精当,译文通顺易懂。
關於作者:
  王维堤,1934年出生于上海,早年就读于大连工学院,后改攻中国古代文史,曾任职于上海古籍出版社。长期从事中国古代文史研究,发表过学术论文、语文札记、文史小品数十篇,并整理点校《夜谈随录》、《小山乐府》等古籍多种。主要著作有龙的踪迹》、《龙凤文化》、《中国服饰文化》、《中国古代梦文化》、《春秋公羊传译注》等
目錄
前言1
隐公1
桓公50
庄公97
闵公174
僖公182
文公263
宣公307
成公349
襄公389
昭公447
定公510
哀公546
內容試閱

《春秋》是孔子根据鲁国史记修定的,这一点,传《春秋》的《左传》、《公羊传》、《穀梁传》说法是一致的。杨伯峻先生在《春秋左传注前言》中说:孔丘未曾修或作《春秋》,只用《鲁春秋》作过教本,传授弟子。在这里,我们要对孔子修定《春秋》多说几句。
《孟子》记录了孔子自己对《春秋》所说的两句话,一句见于《滕文公下》: 世衰道微,邪说暴行有作,臣弑其君者有之,子弑其父者有之,孔子惧,作《春秋》。《春秋》,天子之事也。是故孔子曰:知我者其惟《春秋》乎,罪我者其唯《春秋》乎!孔子成《春秋》而乱臣贼子惧。一句见于《离娄下》: 王者之迹熄而《诗》亡,《诗》亡然后《春秋》作。其事则齐桓、晋文,其文则史,孔子曰:其义则丘窃取之矣。可见孔子把《春秋》看成是表现自己政治观点的著作,《春秋》之文虽是编年史,可是它还有义,那就是王者之道。
与孟子同时的庄子,在《天下篇》里谈到他对儒家六艺的看法时也说: 《春秋》以道名分。他也看出《春秋》不是纯粹的编年史,而存在着正定名分的功能和作用。这种功能与作用,当然是孔子修《春秋》时赋予它的。
司马迁在《史记》里多次提到孔子修《春秋》的目的和经过。《太史公自序》用很大的篇幅回答了上大夫壶遂提出的问题:孔子何为而作《春秋》?《孔子世家》说,鲁哀公十四年孔子七十一岁西狩获麟后,孔子深感吾道穷矣,认为君子病殁世而名不称焉,吾道不行矣,吾何以自见于后世哉?乃因史记作《春秋》。他对原始史料作了处理,约其文辞而指博,笔则笔,削则削,子夏之徒不能赞一辞。《十二诸侯年表序》说:孔子明王道,干七十余君莫能用。故西观周室,论史记旧闻,兴于鲁而次《春秋》。上纪隐,下至哀之获麟。约其辞文,去其烦重,以制义法。王道备,人事浃。司马迁对整理、采撷、编定史料有丰富经验,所以他把孔子修《春秋》的过程表述得如此简明扼要,是有实际体会的。
孔子在修《春秋》之前,对所谓史记旧闻必早有搜集,并相当熟习。《艺文类聚》卷八十引《庄子》佚文: 仲尼读书,老聃倚灶觚而听之,曰:是何书也?曰:《春秋》也。这个《春秋》,当然不是孔子编定的《春秋》,而是孔子修《春秋》的素材鲁国或各国的史记。《孔子世家》记孔子早年曾与南宫敬叔一起适周问礼,盖见老子云,那么,他回答老子所说的《春秋》,可能是周室所藏的史记。孔子晚年不曾到过周,所以杨先生说,《十二诸侯年表序》所说的西观周室与《孔子世家》是有矛盾的,其实太史公这里只是笼统的叙述,并不严格按照时间顺序的。至于《公羊注疏》徐彦题下疏引《闵因叙》说:昔孔子受端门之命,制《春秋》之义,使子夏等十四人求周史记,得百二十国宝书,九月经立。则是汉代纬书之说,可信度是不高的。孔子修《春秋》,主要依据的是鲁国的史记,即所谓《鲁春秋》。当时各诸侯国之间有将史官所记大事互相通告的规矩,所以《鲁春秋》不仅记有鲁国的史事,也记有别国的大事,《礼记坊记》说:《鲁春秋》记晋丧曰:杀其君之子奚齐及其君卓。记的就是晋国的大事。
《鲁春秋》的内容可能有些芜杂,所以孔子修《春秋》时才要去其烦重,削则削。《公羊传哀公三年》说:《春秋》见者不复见。就指出了这个特征。例如《襄公三十一年》:夏六月辛巳,公薨于楚宫。这个楚宫,是鲁襄公出访楚国时看到楚国宫室相当华美而有南国情调,回国后仿造的。作楚宫是鲁国的一件新鲜事,《鲁春秋》应该记的,但《春秋》却不书。何休《解诂》云:作不书者,见者不复见。孔子去其烦重而把它削了。又如《哀公十二年》:夏五月甲辰,孟子卒。《公羊传》云:孟子者何?昭公之夫人也。其称孟子何?讳娶同姓,盖吴女也。周代强调同姓不婚,吴是周文王的伯父太伯、仲雍之后,与鲁国同属姬姓,因此鲁昭公娶吴女是非礼的。《礼记坊记》说:《鲁春秋》犹去夫人之姓曰吴,其死曰孟子卒。这里说了两件事,一件是去夫人之姓曰吴,即不称孟姬,而改称吴孟子;一件是记其死曰孟子卒,连吴也不加了。可见《鲁春秋》原本记有娶夫人吴孟子的一条,还记有孟子卒的一条,到孔子修《春秋》时,把娶夫人吴孟子的一条删削掉了。《论语述而》说: 陈司败问昭公知礼乎,孔子曰知礼。孔子退。揖巫马期而进之曰:吾闻君子不党,君子亦党乎?君取于吴为同姓,谓之吴孟子,君而知礼,孰不知礼!巫马期以告,子曰:丘也幸,苟有过,人必知之。可见鲁国称昭公夫人为吴孟子,是其他诸侯国也知道的,这可能是昭公娶她时通告了各国。因而《鲁春秋》曾有关于昭公娶夫人吴孟子的记载,完全合乎情理。《春秋昭公十年》十有二月前阙一冬字。何休《解诂》说:去冬者,盖昭公娶吴孟子之年,故贬之。虽为臆测,不为无理。但贬之之说未必是,盖是年冬十月或十一月有一条因见者不复见而删节了,连带也阙了个冬字。这一条,即《礼记坊记》所称去夫人之姓曰吴的那一条是完全可能的。
但《春秋》也不完全是削,还有笔则笔的一面。例如桓公娶文姜,《春秋》记得就十分详细。《桓公三年》:春正月,公会齐侯于嬴。据《左传》说是桓公无媒而聘文姜,这在古代是非礼的事。《春秋》据实而书,讥贬之意自见。接着,秋七月公子翚如齐逆女。九月,齐侯送姜氏于鲁国地名。公会齐侯于。夫人姜氏至自齐。可说是不厌其烦了。《公羊传》在齐侯送姜氏于下说:何以书?讥。何讥尔?诸侯越竟境送女,非礼也。古代诸侯女儿出嫁,国君不能自送,要由卿大夫送。齐僖公无媒把女儿许婚在前,又亲自送女儿出嫁在后,如此一再非礼,这是《春秋》微而显,志而晦,婉而成章,尽而不污《左传成公十四年》的地方。后来桓公因文姜与其兄齐襄公私通而被害身亡,文姜在桓公死后继续与齐襄公私通,《春秋》都含而不露地作了微妙的揭露。庄公元年、二年、四年、五年、七年都有文姜与齐襄公相会的记录,直到庄公八年齐襄公被弑为止。回过头去再读齐僖公急于嫁女甘冒非礼的文字,才明白这个当父君的自有女大不中留的隐衷了。这是《春秋》笔则笔的地方。
《礼记经解》说:属辞比事,《春秋》教也。属辞是遣词造句,比事是排比史事。上述文姜与齐襄公事就是排比史事,因史旧文而见义,字句上虽没有什么变动,但让事实说话,自寓讥贬之意。
属辞,即对史记原文字句上有所修改。这种情况,有时是纯粹修辞上的问题,如《公羊传庄公七年》云:《不修春秋》曰:雨星不及地尺而复。君子修之曰:星如雨。《不修春秋》,就是《鲁春秋》,指鲁史旧文;君子修之,则指孔子所修的《春秋》。类如这种文辞上的修改,因秦火以后《鲁春秋》的佚失,我们已经不能知道得更多了。另外,在史实上,孔子取审慎态度,不随便改动。如《昭公十二年》齐高偃帅师纳北燕伯于阳,孔子根据青年时代的亲身见闻,认为纳北燕伯于阳应该是纳北燕公子阳生之误。但是他尊重鲁国史记原文,不率尔以自己的记忆为准,去修改《鲁春秋》。他说《春秋》是信史,其词,则丘有罪焉尔,即他的改动只是在词句上。所以属辞更多的是义理方面的问题,即世称一字褒贬的《春秋》笔法。首先提到这一点的是《左传》。《春秋昭公二十年》:盗杀卫侯之兄絷《公羊》、《穀梁》作辄。这个盗,据《左传》说原作齐豹,《左传昭公三十一年》: 齐豹为卫司寇、守嗣大夫,作而不义,其书曰盗。是以《春秋》书齐豹曰盗以惩不义其善志也。故曰: 《春秋》之称微而显,婉而辨。上之人能使昭明,善人劝焉,淫人惧焉。是以君子贵之。又如《春秋僖公二十九年》:夏六月,公《左传》脱会王人、晋人、宋人、齐人、陈人、蔡人、秦人,盟于翟《公羊》作狄泉。公是鲁僖公,王人是王子虎,其他诸侯国的人实际上都是该国的卿,《左传》一一列举了他们的氏和名。卿不书氏和名而书人,在《春秋》就是一种贬。《左传》: 卿不书,罪之也。在礼,卿不会诸侯,会伯子男可也。这种一字褒贬,《公羊传》说得很多,在此不一一列举。但《公羊传》的说法,往往与《左传》有歧异,与《穀梁传》也互有异同,有时是非很难定夺。有人便趋于极端,说以《春秋》为褒贬者,乱《春秋》者也郑樵,想否定孔子修《春秋》寓褒贬之意。善于用独到见解论古议今的王充在《论衡超奇》篇中则说:孔子得史记以作《春秋》,及其立义创意,褒贬赏诛不复因史记者,眇思自出于胸中也。他明白修史是有思想倾向性的。
《史记孔子世家》谈到孔子修《春秋》时举例说: 吴、楚之君自称王,而《春秋》贬之曰子;践土之会实召周天子,而《春秋》讳之曰天王狩于河阳。推此类以绳当世。司马迁是明白记载孔子修《春秋》的。他以史学家的眼光,比较推重《左传》,所以在《十二诸侯年表序》中叙明了孔子修《春秋》以后说: 七十子之徒口受其传指,为有所刺讥褒讳,挹损之文辞不可以书见也。鲁君子左丘明惧弟子人人异端,各安其意,失其真,故因孔子史记具论其语,成《左氏春秋》即《左传》。可见,司马迁认为,《左传》传《春秋》,是比较得其真的。但他在《太史公自序》中论《春秋》之义时,又全用《公羊》学家之语和子夏之说。司马迁生活的年代,《穀梁传》还没有兴起,他是同时受《左传》和《公羊传》影响的。

《公羊传》和《穀梁传》都传自子夏。相传,孔子是着重把《春秋》传授给子夏的,《孝经钩命决》说:孔子曰:《春秋》属商,《孝经》属参。商就是子夏,参就是曾参。这说法出自纬书,有不可尽信的一面《孝经》属参,也有不可不信的一面《春秋》属商。从后人所记子夏本人的言论看,他对《春秋》确实很有心得。《韩非子外储说右上》: 患之可除,在子夏之说《春秋》也。子夏曰:《春秋》之记臣杀君、子杀父者以十数矣,皆非一日之积也,有渐而以至矣。凡奸者行久而成积,积成而力多,力多而能杀,故明主蚤绝之。董仲舒《春秋繁露俞序》: 卫子夏言:有国家者不可不学《春秋》,不学《春秋》,则无以见前后旁侧之危,则不知国之大柄、君之重任也。故或胁穷失国,揜杀于位,一朝至尔。苟能述《春秋》之法,致行其道,岂徒除祸哉?乃尧舜之德也。又: 子夏言:《春秋》重人,诸讥皆本此。或奢侈使人愤怨,或暴虐贼害人,终皆祸及身。刘向《说苑复恩》: 子夏曰:《春秋》者,记君不君、臣不臣、父不父、子不子者也。此非一日之事也,有渐以至焉。显然,子夏概括的《春秋》之义,一是君君、臣臣、父父、子子,即礼;一是重人,即仁。礼和仁,正是孔子思想的核心。
《公羊传》最初是口头传授的,据《春秋公羊传注疏》徐彦疏引戴宏序: 子夏传与公羊高,高传与其子平,平传与其子地,地传与其子敢,敢传与其子寿。至汉景帝时,寿乃与齐人胡毋子都著于竹帛。景帝时,胡毋子都与董仲舒同治《公羊春秋》,皆为博士。此时传《春秋》者虽有五家另有邹、夹二家,因邹氏无师,夹氏未有书而不传,只有《公羊传》立于学官。《公羊传》因开宗明义提出大一统之说,结末强调拨乱世反诸正,莫近诸《春秋》,其所说君君、臣臣、父父、子子之义,又利于巩固封建秩序,所以在汉初得到统治者的大力提倡是很自然的。武帝时,诏太子受《公羊春秋》,由是《公羊》大兴。《穀梁传》至宣帝时方始立于学官,《左传》则直至平帝时才一度立于学官,以后王莽、光武帝都曾设《左传》博士,却昙花一现。终汉之世,在经今古文之争中,《公羊传》在官学中的地位都不曾动摇。董仲舒授弟子嬴公,嬴公授眭孟,孟授庄彭祖、颜安乐。至东汉,《公羊》遂分为严避汉明帝刘庄讳改、颜之学。灵帝时,何休覃思不窥门十有七年,作《春秋公羊传解诂》,是汉代《公羊》学的总结。
魏晋以后,《左传》渐以其详备完整的史实与丰美流利的文辞崭露头角,越来越见重于世。相比之下,《公羊传》、《穀梁传》逐渐受到冷淡。晋代还有王接、王愆期父子更注《公羊春秋》,多有新义《晋书王接传》;又有刘兆以《春秋》一经而三家殊涂,诸儒是非之议纷然,互为仇敌,乃思三家之异,合而通之。《周礼》有调人之官,作《春秋调人》七万余言,皆论其首尾,使大义无乖。时有不合者,举其长短以通之《晋书儒林传》。但总的趋势,却是《左传》盛行,而《公羊》、《穀梁》二传,儒者多不厝怀《北史儒林传上》。虽然如此,《公羊传》仍是儒者们推崇的一部经传,所以北魏刘兰排毁《公羊》,有人便指责他毁辱理义,刘兰由是见讥于世同上。
五经博士是汉武帝建元五年始置的,当时《春秋》只列《公羊》一家。东汉灵帝时的熹平石经也只刻《春秋》和《公羊传》。唐初孔颖达撰《五经正义》,却没有了《公羊传》,而只选定了《春秋左氏经传集解》杜预注。唐初李淳风等编撰的《隋书经籍志》说: 晋时,《穀梁》范宁注,《公羊》何休注,《左氏》服虔、杜预注,俱立国学。然《公羊》、《穀梁》但试读文,而不能通其义。后学三传通讲,至隋,杜氏盛行,服义及《公羊》、《穀梁》浸微,今殆无师说。可见到了唐初,《公羊传》的研习几成绝响。但《公羊传》仍列于九经《初学记经典》,贞观二十一年诏,将卜子夏、公羊高、何休与左丘明等二十一人与颜子俱配享庙堂。唐文宗开成年间所刻石经,也并列《春秋》三传。玄宗天宝末年,啖助善为《春秋》,考三家短长而好《公》《穀》二家,缝补缺,十年而成《春秋集传》《新唐书儒学传》。德宗、宪宗之际,殷侑又专为《公羊传》作注,被韩愈赞为味众人之所不味《遗殷侍御书》。特别是晚唐时徐彦为何休的《春秋公羊经传解诂》作疏,更使《公羊》学有所发展。至于文人引《公羊传》论辩作文者,亦时或可见,如张柬之驳王元感论三年之丧以三十有六月之说,即引《公羊传文公二年》讥丧娶之文及何休《解诂》,指出三年之丧二十五月,自古则然《新唐书儒学传》。又如柳宗元《驳复仇议》,也引《公羊传定公四年》父受诛,子复仇,此推刃之道一段作为论据。总之,有唐一代,研究《公羊传》、读《公羊传》的人虽然少,却是不绝如缕。
前言〖〗〖〗〖〗〖〗春秋公羊传译注自宋至明,是《公羊传》比较沉寂的时期。宋代陈德宁有《公羊新例》十四卷,除此之外,治《公羊》学而有所著述的殆不见于史。南宋高宗时,太常少卿吴表臣奏行明堂之祭,当时徽宗尚未祔庙,被誉为学术深博的朱震据《公羊》义为陈其非。除此之外,也绝少有人在朝廷上提到《公羊传》。继承前代作综合三传工作的人是有的,如吴孜有《春秋折衷》十二卷,王日休有《春秋三传辨失》三卷,王应麟有《春秋三传会考》三十卷,陈藻、林希逸有《春秋三传正附论》十三卷等。至元代,黄泽考核三传,以《左传》为脉络,作《三传义例考》;程端学作《三传辨疑》。明代的赵汸,是黄泽的弟子,以闻于黄泽者为《春秋师说》三卷,复广之为《春秋集传》十五卷。此外,魏靖国有《三传异同》三十卷,都是综合研究三传的著作。这些工作,为清代对《公羊传》的研究上升到一个新的阶段打下了基础。
清代是《公羊》学又一个兴盛时期。乾隆年间,孔广森著《春秋公羊通义》十一卷,序一卷。《清史稿》本传说他旁通诸家,兼采《左》、《穀》,择善而从,凡诸经籍义有可通于《公羊》者,多著录之。《春秋公羊通义》是清代《公羊》学的一部代表作。其后,马宗琏有《公羊补注》一卷,凌曙有《公羊注》十七卷、《公羊礼疏》十一卷,刘逢禄有《公羊春秋何氏释例》三十篇,陈奂有《公羊逸礼考证》一卷,陈立有《公羊义疏》七十六卷,包慎言有《公羊历谱》十一卷,龚自珍有《春秋决事比》一卷,王闿运有《春秋公羊传笺》十一卷,康有为有《春秋董氏学》、《春秋笔削大义微言考》等。一时,对《公羊传》的研究,形成了一个小小的高潮。而康有为《公羊》学的托古改制,又成为儒学近代化的前奏。

《公羊传》以阐释《春秋》的义理为主,兼涉研讨《春秋》的文理和介绍有关的史实。
一、 阐释《春秋》的义理。
《公羊传》的主要内容,是解释《春秋》的微言大义。大别之,可概括为恶恶、善善、尊尊、亲亲、贤贤、贱不肖几个方面。
恶,有大恶、小恶之分。小恶如取人之邑,大恶如弑君、灭国,《公羊传》都加以贬斥。例如《春秋宣公八年》:仲遂卒于垂。仲遂就是公子遂,《公羊传》认为不称公子就是《春秋》的一种贬。为什么在公子遂死的时候贬他呢?就因为他生前弑过服丧未逾年之君。又如《春秋僖公二十五年》:卫侯燬灭邢。卫侯燬就是卫文公,古代诸侯除非死后发讣告才称名,活着的时候是不称名的,所以《公羊传》问:卫侯燬何以名?回答说:绝。曷为绝之?灭同姓也。邢国是一个姬姓小国,是周也是鲁、卫的同姓国。灭同姓国又是灭国中之甚者,所以《春秋》要绝他。《公羊传》并且概括了一条:《春秋》不待贬绝而罪恶见者,不贬绝以见罪恶也;贬绝然后罪恶见者,贬绝以见罪恶也。
善,也有大善、小善之分。小善如邾娄国君在隐公元年就来与公盟,加以渐进,《春秋》书其字曰仪父。《公羊传》认为称字是一种褒。大善如齐桓公的存亡国、继绝世,曹公子喜时的让国等。齐桓公曾有继绝存亡之功,所以后来虽然也有灭国之恶,而《春秋》为之讳,《公羊传》说这是君子之恶恶也疾始,而善善也乐终。公子喜时有让国之贤,所以他的后人虽有叛国之恶,《春秋》也为之讳,《公羊传》说是君子之善善也长,恶恶也短,恶恶止其身,善善及子孙。
尊尊,是君君、臣臣、父父、子子的一个重要方面,特指尊王,泛指尊上。可举《春秋僖公二十八年》为例。城濮之战,以晋侯、齐师、宋师、秦师为一方,以楚令尹子玉为另一方,《春秋》不书楚令尹子玉,而书楚人。《公羊传》说,称楚人是贬,为大夫不敌君而贬。这就是一般的尊上。晋文公战胜楚国以后,在践土大会诸侯,后又会诸侯于温,两次召周王至。《春秋》两书公朝于王所,《公羊传》前次说:不与致天子。后在《春秋》讳言天王狩于河阳后说:不与再致天子。这就是尊王。尊王不仅止于周王自身,天子之师、天子之使,《春秋》都尊之。《隐公七年》戎伐凡伯,《公羊传》指出这里用伐是大天子之使;《庄公六年》公至自伐卫,《公羊传》指出这里致伐是不敢胜天子。
亲亲,是巩固宗法制的重要道德观念,所以为儒家所提倡。以公子友处理公子牙和公子庆父两个人的问题为例。公子牙预谋篡弑,为公子友处死,《春秋》却讳杀而书公子牙卒。《公羊传》说,这是缘季子公子友之心而为之讳,公子友诛母兄是君臣之义,而他不直诛公子牙而酖之,是使托若以疾死然,亲亲之道也。公子庆父两次弑君,《春秋》皆不直书。《公羊传》说,前一次是因为狱有所归,所以公子友对同母兄庆父不探其情,后一次是庆父已出奔莒,公子友缓追逸贼,这都是公子友的亲亲之道,《春秋》自然也缘其心而为亲者讳。《论语子路》记孔子说的父为子隐,子为父隐,正是这种亲亲之道的典型表现。
贤贤,是孔子举贤才思想的具体表现。《春秋》书弑君而及其大夫的共有三起,《公羊传》都解释及为累及,并说因弑君而累及大夫的不止这三个人,《春秋》写这三个人是因为他们贤。孔父的义形于色,仇牧的不畏强御,荀息的不食其言,都是他们贤的地方。《春秋僖公二十八年》书晋人执卫侯,归之于京师,《公羊传》说,卫侯之罪是杀叔武,可是《春秋》不书卫侯杀叔武,这是为叔武讳。《春秋》为贤者讳,何贤乎叔武?让国也。此外,季札、叔术也有让国之贤,祭仲有知权之贤,曹羁有三谏不从遂去之之贤,等等。
贱不肖,如《春秋桓公二年》直书公会齐侯、陈侯、郑伯于稷,以成宋乱。《公羊传》多次说,《春秋》内大恶鲁国的大恶讳,如隐公时无骇帅师灭极,讳而书入极,这里对桓公为什么直书其恶而不讳了呢?传文点明是因为隐贤而桓贱也。桓公弑君篡位,第二年就接受宋国贿赂以成宋乱,有此种种不肖,所以贱之而不讳。又如《桓公六年》蔡人杀陈佗,陈佗是陈国的国君,《春秋》不称他陈侯佗而称他陈佗,《公羊传》认为是绝也。曷为绝之?贱也。其贱奈何?外淫也。恶乎淫?淫于蔡,蔡人杀之。可以看出,善善与贤贤是相通的,恶恶与贱不肖也是相通的。
此外,《公羊传》每抉摘微旨,揭示子夏所说的《春秋》有重人的思想。对统治阶级丹楹刻桷,临民之所漱浣筑台,以及凶年大兴土木之功等加以讥刺。
《公羊传》阐释《春秋》义理,其中有些今天看来还有积极意义,但也有些只在一定历史阶段内有积极意义,而在今天看来已是迂腐和陈旧的成分,甚至是消极和错误的。有些说教,就是在《公羊传》传述的战国时代和成书的汉初,也是相当不合时宜的。如对宋襄公在泓之战中的表现,《左传》借子鱼之口批评他未知战,《穀梁传》更直斥他过而不改,又之,是谓之过,《公羊传》却歌颂他正,临大事而不忘大礼,虽文王之战也不过此也,就不免太迂腐可笑了。
二、 研讨《春秋》的文理。
《公羊传》有一定的篇幅,牵涉到《春秋》的文理。有些直接训释词义的内容,如既者何?尽也232、锡者何?赐也。命者何?加我服也315之类,暂且不提。这里只对属辞即遣词造句上的问题作一些介绍。
《公羊传》很重视《春秋》对同义词选用的准确性,例如讨论入、归、复入、复归的区别2152,侵和伐的区别3101,甚至虚词暨和及在感情色彩上的细微差别112,使我们感受到《春秋》文风的严谨。《庄公十年》齐师、宋师次于郎,为什么这里用一个次字?《公羊传》向我们层层剖析,说明用这个词是经过斟酌、推敲,符合鲁、齐、宋三方面关系的3103;同年谭子奔莒,为什么这里用奔而不用出奔?《公羊传》向我们说明,少用一个出字是有原因的。
《春秋》辞约而旨博,常常一个字的差异,使全句的含义起了变化: 《僖公二十八年》:晋人执卫侯,归之于京师。
《成公十五年》:晋侯执曹伯,归于京师。细审这两句句子,除卫侯曹伯之异不计外,有晋人与晋侯的不同,归于与归之于的不同。《公羊传》就向我们说明了晋人与晋侯的一字之差,表示了非伯讨与伯讨的不同543;归之于与归于的一字之差,牵涉到是否执之于天子之侧,和罪是否已定的问题5286。用这个字和用那个字,多一个字和少一个字,都能使全句含义起质的变化。
还有些用词上的差别,对全句基本意义的表达不至于造成严重的后果,但对表述的精确性有重要意义: 《宣公八年》:冬十月己丑,葬我小君顷熊,雨不克葬;庚寅,日中而克葬。
《定公十五年》:丁巳,葬我君定公,雨不克葬;戊午,日下昃乃克葬。一处用而,一处用乃,《公羊传》细致分辨了二者同中之异、程度上的差别782。《宣公三年》:春王正月,郊牛之口伤,改卜牛。
《成公七年》:春王正月,鼷鼠食郊牛角,改卜牛。郊牛之口用之,郊牛角不用之,《公羊传》对这细微的差异也抓住不放,细致分辨了二者语气、语感上的不同731。
对于《春秋》造句方面的问题,如词序的排列、句式的选择,《公羊传》也给予了关注。前文已提到的对《不修春秋》原句的改动,就不但节缩了字数,也改变了句式。又如《僖公十六年》石于宋五和六鹢退飞过宋都二句,为什么数词五与六的次序一在句末、一在句首?《公羊传》认为这是造句时细察物理,不失其真的结果5161。杨伯峻先生曾以石于宋五亦见于《竹书纪年》,问道:《竹书纪年》难道也是孔子所修或所作?想据以否定《春秋》乃孔子所修。殊不知唐代刘贶早就指出:《竹书纪年》序诸侯皆举谥,故可肯定为后人追修,非当时正史《新唐书刘贶传》。从用谥情况可判定《竹书纪年》成书于魏襄王时,晚于《春秋》成书约一百八十年左右,所以编《竹书纪年》的人完全可以参考采录《春秋》的成文,这就是石于宋五亦见于《竹书纪年》的原因。
《公羊传》偶尔也论及语法问题,例如《庄公二十八年》讨论《春秋》伐的用法,就指出伐的声调变化可以表示不同的语法意义3281。
三、 介绍有关的史实。
《公羊传》不像《左传》那样保存了大量的史料,但也涉及一些史事。数量虽然不多,却很有价值。有些史实,是《左传》和其他史书所未曾道及,因而鲜为人知的。如邾娄颜乱鲁宫,鲁公子当为公孙弑孝公而为臧氏之母调包计所救,负孝公之周诉天子,周天子诛颜而立叔术,返孝公于鲁,叔术又让国的故事10312。《左传》作者因为不熟悉这一段远在春秋之前的史实,因而对《春秋》经文作了不准确的解释。
有些历史故事,因为《左传》无载,一些宗《左》的学者便认为属后世之人撰造。如曹刿手剑劫齐侯,《史记》载之《年表》、《齐世家》、《鲁世家》,又专为作《刺客列传》,但《左传》无文。《史记》盖取材于《公羊传》。《公羊传》对此事作了较详细的记载3132,且与《战国策》、《管子大匡》、《吕氏春秋贵信》等书所载合。对这样的史料,只因《左传》无文便怀疑其真实性,恐怕是不妥的。三传虽互有矛盾之处,但也有许多可以互为补充的地方。如《春秋桓公五年》春正月甲戌、己丑,陈侯鲍卒,《左传》说出现两个日子是再赴也,即陈国先后发了两次讣告。但为什么发了两次讣告,《左传》没有说,《公羊传》则回答了这个问题251。又如《春秋桓公七年》春二月己亥,焚咸丘,《左传》无传文。杜预望文生义,以为咸丘为鲁邑,焚为火田即打猎时烧野火,赖《公羊传》存其实271。又如《春秋庄公二十四年》曹羁出奔陈,《左传》也无传文。注《左传》者如贾逵以为曹羁是曹君,杜预以为是曹世子,实皆无据臆说详见3243注〔2〕。据《公羊传》则曹羁为曹大夫,其出奔的原因为三谏而君不从,使历史真相得以昭明。又如《春秋庄公三十一年》六月,齐侯来献戎捷,《左传》只说是非礼也。《公羊传》则说得具体一些,说来献戎捷是旗获而过我,实际上是威我也3312,使习史者可以明白是怎么回事。又如《史记郑世家》以为灭郐者为郑桓公,由于此事发生在《春秋》编年以前,故《左传》未曾提及。据《公羊传》则可知灭郐者实为郑武公先郑伯,并可知郑在平王东迁之后、灭郐之前曾一度都于留2112。《左传》翔实的史料固然有补于理解《公羊传》,《公羊传》点滴的史料也可以有补于《左传》叙事之阙略,纠正后世史家和注家的错误和附会。
关于《公羊传》与《左传》说法有歧异的问题,要作具体的分析。《公羊传》曾十分客观地三次重复这样的话:所见异辞,所闻异辞,所传闻异辞。两种说法,有时这种对的,那种错了;有时那种对的,这种错了;有时则需要来个折衷,互相补充;有时也只得存疑,以待再考。《公羊传》详于义而略于事,因此其所叙之事不若《左传》有权威性,两者如有不合,一般都以《左传》为是,《公羊》为非,但未必都是这样。经文星如雨,《公羊传》记为流星雨,对了;《左传》则记为星陨同时下雨,错了。像这种不符实际的记述,不能说《左传》仅此一例。
《春秋僖公十四年》:夏六月,季姬及鄫子遇于防,使鄫子来朝。《左传》把季姬说成是鄫子的夫人,鄫季姬来宁,公怒,止之,以鄫子之不朝也。夏,遇于防,而使来朝。但第二年,即僖公十五年,《春秋》才书季姬归于鄫。须知《春秋》凡记鲁女归于的,都是出嫁。如《隐公二年》伯姬归于纪,《隐公七年》叔姬归于纪之类,季姬自然也不例外。岂有出嫁在后,归宁在前之理?所以《左传》之误是显然的。杜预懂得这个道理,为了替《左传》补漏洞,提出一个绝婚、更嫁之说,用绝婚来释止,用更嫁来释归,费好大力气,还是说得很牵强。这就不如《公羊传》轻巧地点明一下:鄫子曷为使乎季姬来朝?内辞也。非使来朝,使来请己也。原来是季姬与鄫子邂逅,一见钟情,私订终身,而使鄫子来求婚。这与次年的季姬归于鄫便十分合得上了。这只是一个从《春秋》经文可判定《左传》有误的例子。由此可知,《左传》和《公羊传》有歧异之处,不能一概认为《左传》是而《公羊》不可信。
杨伯峻先生说,《公羊传》不是空话,便是怪话,极少具体的有价值的历史资料《春秋左传注前言》,这是对《公羊传》持有偏见的说法。有了偏见,对具体问题就往往不能有正确的评价。如《成公二年》晋齐鞍之战中,齐顷公的战车被晋军追及,车右逢丑父为救顷公,与顷公易位,伪为齐侯,并设计令顷公脱身逃跑。《公羊传》写道:使顷公取饮,顷公操饮而至。曰:革取清者!顷公用是佚而不反。《左传》叙述得简单些:丑父使公下,如华泉取饮。本来两者大同小异,可以互补,杨先生却说:依《左传》,顷公仅由此下车而逸。丑父使齐顷公下车,即令之逃,岂顷公如此痴,真取饮而来?《公羊》之不可信如此。顷公首次取饮回来,必有不能脱身的原因,如水源在敌军监视视线之内,难以轻易逃跑之类。何休《解诂》说:不知顷公将欲坚敌邪?势未得去邪?军中人多水泉浊,欲使远取清者,因亡去。说明齐顷公借取水之机逃逸,也是经历了曲折的。《公羊传》如此写,正是细节的真实。如果今天要把这个情节拍成电视剧,编剧和导演必定倾向于《公羊》之说,而不会觉得它不可信的。

本书经、传以《十三经注疏》本《春秋公羊传注疏》为底本。经文凡三传有异同处出校屡见之异同字,一般只于初见时出校;传文则参阮元《公羊注疏校勘记》,凡诸本有异文处,择善而从,一般不出校。例如: 《庄公十二年》:闵公曰: 尔虏,焉知鲁侯之美恶乎!致万怒,搏闵公。3122底本知作故,致作至,当断作:尔虏焉故,知鲁侯之美恶wū乎至!阮元《校勘记》据《九经古义》引《春秋繁露》及《韩诗外传》,故均作知;《春秋繁露》至作致,《韩诗外传》文至乎字而绝。阮校云,《公羊注疏》本意反迂曲。故本书从《春秋繁露》《王道篇》及《韩诗外传》卷八改。其他偶有改动,皆类此。
本书的注释,采用何休《春秋公羊传解诂》简称《解诂》与孔广森《春秋公羊通义》简称《通义》二家之说较多。何休《解诂》是汉代《公羊》学的总结,保存了一些胡毋生的古义;但何休为《废疾》以难《穀梁》,作《膏肓》以短《左传》,企图墨守《公羊》的自我封闭型治学态度,则为本书所不取。孔广森《通义》是清代《公羊》学的代表,能跳出经今古文之争,兼采《左》《穀》及群经之义通于《公羊》者为说;但孔氏为孔子之六十八代孙,不免以圣人之后代自居,致力于探深窥微以神《春秋》,结果反而引出若干迂说。如以时月日为三科九旨之天道,谓春以统王,王以统月,月以统日,《春秋》所甚重甚谨者莫若此《春秋公羊经传通义叙》,因而月不月、日不日,都有深意存于其间云云,则为本书所不取。
近一个世纪以来,《公羊传》的研究乏人问津。本书的译注,颇有意于填此空白。但限于学识,我们的工作肯定还有不足的地方,深切盼望得到方家和读者的指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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