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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編輯推薦：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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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书主要介绍近代澳门的翻译状况及其特点，澳葡政府架构与官方翻译机制的确立及选用翻译人员的标准和策略变化，以澳门土生葡人为主体的翻译活动及做出贡献的精英，以及近代澳门翻译在中西文化交流中的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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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內容簡介：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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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书以大量中外文献史料为基础，对澳门近代的翻译活动进行了深入、细致的研究。内容包括翻译对葡人定居澳门的意义，澳门开埠至20世纪初的翻译状况及其特点，澳门官方翻译机制的建立，翻译工作者的职业特点和工作方式，翻译政策与文化冲突之间的关系，澳葡当局在不同时期选用翻译人员的标准和翻译策略的变化，鸦片战争后以土生葡人为主体的翻译活动及其贡献，等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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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關於作者：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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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长森，男，陕西西安人，历史学博士，澳门理工大学教授。先后毕业于中国传媒大学（原北京广播学院）及广州暨南大学。曾任中国翻译协会第六届理事、葡语国家高等教育管理论坛学术委员等。近年被澳门及内地多所大学聘为兼职教授、客座教授、荣誉教授或讲座教授。1995年起在澳门理工学院从事教学工作，先后担任院长顾问、副教授、教授、葡语课程主任、葡语教学暨科研委员会主席、中西文化研究所常务副所长、《理工学报》中文主编、《中西文化研究》杂志常务副主编、葡语国家研究中心秘书长等职务。曾长期从事新闻传媒及外事翻译工作，后在高等院校从事葡语教学和管理工作，并在语言学、澳门学、明清史、中西文化交流史、翻译学以及葡汉语言比较等领域从事研究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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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目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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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 言／1
一 章澳门开埠至19世纪的翻译状况／14
一 澳门开埠时期的翻译活动及特点／14
二 以传教士为主的翻译活动／24
三 耶稣会士与第二次翻译高潮／49
四 政府架构与翻译机制的确立／65
第二章 近代澳门翻译制度的确立与发展／84
一 鸦片战争后的澳门政治形势／84
二 经济发展对翻译的需求／93
三 1865年的法令与澳葡政府翻译队的建立／101
四 从华政衙门到华务署／107
五 华务署的建立与翻译培训机制的形成／123
六 华语学校中葡翻译的摇篮／131
第三章 以澳门土生葡人为主体的翻译活动／154
一 近代澳门翻译的职业特点／154
二 近代澳门的翻译风格／172
三 翻译培训与译风的形成／193
四 近代澳门翻译界的精英／199
第四章 近代澳门翻译在中西文化交流中的作用／227
一 香港开埠与澳门的翻译／227
二 活跃于上海的澳门双语人／233
三 澳门翻译与近代外交／242
四 澳门翻译与近代中国／246
五 从买办一词看澳门翻译对近代中国的影响／250
第五章 结语／263
附 图／275
参考文献／296
后 记／3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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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內容試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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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自16世纪中期葡人在澳门定居，在长达四个半世纪的时间里，葡人与华人的沟通一直依赖于翻译。居澳葡人一直以单一葡语管治澳门，故在行政及司法领域翻译更显重要。时至今日，翻译仍然是澳门特区政府须臾不可或缺的沟通媒介，从而形成在世界司法及行政领域十分罕见的语言使用情况。由于上述原因，历史上澳门的翻译在某种意义上成为多元社会交融发展的润滑剂、中西文化交融及传播的催化剂，以及不同族群和睦相处、共同发展的融合剂，尤其在近代西风东渐及与华人社会甚至中央政府沟通方面翻译发挥了重要的媒介作用。澳门翻译的重要性不容置疑。
然而，澳门的翻译又是一个令人尴尬的话题，这是因为澳门四百多年的翻译历史太过复杂，太过坎坷，太过沉重。一方面，人们喋喋不休地谈论翻译的重要性；另一方面，很少有人对澳门的翻译历史和翻译理论进行系统、深入的研究。其实，人们都知道澳门翻译的重要性。16世纪中期，澳门就成为中西文化碰撞交流的大舞台，也是中国早期对外开放的唯一窗口。从耶稣会传教士大举入华，到中华民国建立，近代中国在这个舞台上上演了许多震撼人心的剧目，有些事件甚至改变了中国的命运。当人们仔细观察的时候，就会发现这个大舞台上有一类不可缺少的角色，那就是翻译。
四百多年来，澳门的翻译在错综复杂的政治及社会矛盾的夹缝中挣扎生存，时而令人羡慕，时而令人畏惧，在不同时期轮番扮演着悲喜角色。无论是葡人在澳门定居后的近百年的繁荣时期，还是后来经济不景气的萧条时期，翻译活动始终伴随着澳门社会的发展。成也萧何，败也萧何，翻译的特点决定了其永远是一个让人诟病的职业。金国平和吴志良认为：
澳门的翻译虽为中葡当局所倚靠且有无限的发挥空间，在中葡数百年的交往中扮演着举足轻重的角色，可绝非一个令人羡慕的职业。许多时候，翻译夹在中间，两边都不讨好。在早期，他们不仅要为葡萄牙人服务，还要随时受到中国当局的调遣。
由于翻译活动与国家安全密切相关，历代朝廷对翻译的监控及要求均十分严苛。16世纪初，葡人尚未在澳门定居，葡萄牙国王便派以皮莱资为首的使团出使中国。虽几经努力，出使活动仍以失败告终。毫无疑问，失败是多种原因造成的，特别是政治及文化上的冲突。首当其冲被明廷处死的，便是以火者亚三为首的五名使团通事（翻译）。他们本应是政治及文化冲突的沟通者和调解者。然而，他们并未完成这一使命。嘉靖十七年（1538），明廷再次要求通事如有恣肆骄废，唆诱夷人为非，受贿作弊，抗违该司提督官者，俱听礼部指名参究。
王宏志认为，长久以来，中国译者地位低微，各朝代虽多设译官之职，但大都品秩低下，无足轻重。到清中叶以后忽与泰西识国相遇，这种情况不但没有改善，且更趋严重。究其原因，在统治者看来无论是被称为舌人象胥，还是通事，译者的工作本来就是与小国蛮夷打交道，实在没有值得尊重的理由。然而，令人更感忧虑的是，当统治者面对外来的压迫时，掌握外语、具备了与敌人沟通能力的译者，更容易引起统治者的怀疑、防范，以至敌视。在统治者心里，几乎所有译者都有可能是叛逆者政治上的叛逆者，勾结外夷，通番卖国。在18～19世纪清廷不少的文书里，译者
他们称之为通事几乎就是汉奸的同义词。
西方传教士在近代中国曾经进行大量的文化活动，对于这些活动，中国的学术界一直未能进行很好的总结。1949年以后，由于意识形态的原因，西方传教士的活动被认为是文化侵略，关于他们的大量史料被销毁或遗失。一直到20世纪80年代，学术界重新评价西方传教士在中国的活动，他们中一些人的活动才被重新认识。但是西方传教士在翻译方面的活动，特别是以澳门为策源地的翻译活动一直游离于中国学者的视野之外。直到80年代中期，人们才开始关注澳门问题，而涉及澳门翻译的研究到澳门回归祖国后才开始有人逐渐涉入。
尽管如此，翻译在澳门这片土地上仍然是不可缺少的，因而他们在中西文化剧烈碰撞中的作用也是毋庸置疑的。即使在今天，翻译的手段和技术得到很大发展，但由于历史的原因及翻译过程的复杂性，翻译亦不时给人们带来许多麻烦和困惑。然而，翻译在澳门的社会生活中依然占有十分重要的地位。在政府各个部门专门设置翻译员职位，对翻译入职门槛的放宽，对翻译员的职称和地位以法律形式做出规定而使其得到保障，这在世界各国的政府架构中十分罕见。那么，为何对澳门翻译的研究却如此落后呢？分析起来，不外乎有以下几个原因。
首先，人们在传统观念上没有真正重视翻译职业。这种情况并非澳门仅有，而是世界范围的普遍现象。虽然在国际交流中翻译工作不可缺少，但翻译被认为只是一种工具，而且是什么都能翻译的万能工具。澳门历史上就有人认为其番书通事自应谙晓一切，甚至连意大利文都要让仅识葡文的译员翻译。中国内地长期以来在涉外工作中有一种说法，即司机是首长的腿，翻译是首长的嘴。在很多人看来，翻译同司机一样，是必须使用的工具。既然翻译是一种工具，是一种机器，那么翻译是不用脑的。用脑的只是首长，首长说什么，译员就翻译什么。
周恩来总理十分憎恶这种现象，曾在20世纪70年代批评这种观念，认为不能对翻译招之即来，挥之即去。然而这一批评只是使翻译在正式宴会中有了席位，没有被挥之即去，并未从根本上改变人们对翻译的看法。笔者长期从事中葡翻译工作。记得70年代在非洲某游击训练中心担任翻译工作时，就有首长要求笔者做斯瓦希里语翻译。笔者解释说自己只通晓葡语，不能翻译斯瓦希里语，他表示很不理解，说：你不是翻译吗？当然，这是个极端的例子，而且随着社会的发展这种情况会越来越少，但在当时的情况下确实有这样一种人对翻译工作存在误解。
这说明，绝大多数人对翻译工作的实质是不了解的。大多数人充其量认为翻译是一种技艺，是熟练工种，没有什么理论研究可言，更谈不上对翻译历史详加研究。如果有人认为上述例子还不具代表性，那只是没有文化的人所为，我们还可以举出日常生活中常见的例子。一位有品位的中国读者欣赏莎士比亚作品的时候，会被剧中的人物所感动，会对哈姆雷特妙语连珠的台词倍加赞赏甚至拍案叫绝。当他大加赞赏莎士比亚的创作才华的时候，似乎忘记了一个重要问题，即他阅读的是中文，并非莎士比亚的创作语言英文。他没有意识到翻译人员在翻译过程中所展现的语言才华及付出的艰辛努力。
这个例子说明，不管原著如何优秀，都必须经过翻译人员的认真解读，再使用适当的方法和修辞将原著的语言转换为另一种语言，才能让使用目的语的读者理解，产生回应甚至受到感染。如果没有翻译人员的努力，人们是无法感受到莎士比亚佳作的美好的。中国的很多优秀文学作品亦令人叫绝，却很少获得诺贝尔文学奖，其中一个重要原因就是没有令人叫绝的译作。然而，很少有人意识到这一点，人们多把未能获奖归罪于政治原因或者社会文化原因，比如，认为西方人歧视中国，不了解中国文化，西方人与中国人欣赏口味不同，同样是忽视了翻译的作用。
其次，长期以来，人们只注重翻译的实用性，而轻视翻译活动的过程及从事翻译活动的人。翻译对人类发展和文化交流的作用不可低估，但是人们往往由于不了解翻译的工作性质，而看不到亦体会不到翻译过程中的艰辛。人们看到的只是结果，而且往往是不满意的结果，注重的是事情办成了没有（人们不了解这种所谓
不满意
大多数情况下是文化差异造成的，并非译者的水准所致）。即使对于有价值的翻译佳作，亦只是抱着欣赏的态度看待翻译的结果，不考虑翻译过程中的酸甜苦辣。
翻译是一种十分奇特的职业。对话双方语言互不相通，就需要通晓两种语言的人进行口头或者书面翻译以相互沟通。但由于各方对对方的语言一无所知，对于通过翻译实现沟通的过程无从了解。这就好比观众欣赏一场精彩的演出，他们会为演员的精湛演技欢呼、鼓掌，但很少会想到演员为了几个小时甚至几分钟的演出而在背后付出的数月甚至数年的辛勤努力。因此，久而久之，人们就会对翻译工作
置若罔闻熟视无睹，很少关心对翻译的历史和理论的研究。
再次，许多译者也只把翻译当作一种赚钱的职业，没有认识到翻译的政治作用，更没有总结历史上与翻译有关的种种教训，即没有从理论上明确翻译在社会生活中的意义。他们日复一日地记忆单词、熟读语法、背诵佳句、练习写作，其目的是通过这些基本功的训练来掌握翻译技巧。他们认为只要熟练地掌握两种语言，就会成为翻译并得到认可。更何况历史上不懂翻译理论而成为翻译大家者不乏其人，这在客观上造成了人们
重技艺，轻历史，轻理论 的学风。这种严重的 译匠
思想阻碍了翻译界对翻译历史和理论的研究。
最后，从世界范围而言，对翻译史的研究出现得较晚，甚至晚于对翻译理论的研究，而中国对翻译史的研究又远远晚于西方。中国翻译协会的《中国翻译》、上海外国语大学的《东方翻译》以及香港中文大学的《翻译学刊》近十几年才偶有关于翻译史的研究文章，但关于澳门翻译历史的学术论文及对翻译史料的介绍仍是凤毛麟角，谈不上是系统的澳门翻译史研究。倒是在西学东渐及天主教史的研究领域中，有一些研究西方传教士从事翻译的论文，但大多没有纳入澳门翻译史的研究范畴，令人遗憾。
翻译理论研究的建立与发展取决于社会政治、经济、文化和科学技术的发展。在人类社会早期，由于生产力发展缓慢，社会、政治、经济、文化和科学技术的发展亦十分缓慢。在生产力低下的情况下，人们不需要也不可能对翻译的理论进行深入的研究。换言之，社会发展到今天，这种研究在这个阶段才有必要和可能。在中国，虽然严复先生早在清末就对翻译展开研究，并提出信、达、雅的三字翻译标准，但这仅是对翻译策略和技巧的研究。中国对翻译理论的研究在改革开放后才逐渐进入正轨并出现研究高潮。
另外，从翻译理论研究本身来看，其复杂和困难程度远远超过其他技艺研究或艺术研究。世界上存在的数千种语言
尚不包括方言
都存在互译问题，而各种语言及其文化背景上的巨大差异决定了人们对其认识的不同。一位研究工作者一生中最多学会有限的几种语言，也只能对某个或某几个翻译领域熟悉。这样对翻译问题就会缺乏系统的、宏观的认识，对翻译规律的认识和研究也仅是
只见树木，不见森林。这种客观上的限制使研究者只能站在狭隘的立场上对翻译理论进行研究，也就是说翻译学的研究具有极大的局限性。
然而，由于世界上语言种类繁多，语言结构各异，以及文化的冲突，复杂的翻译过程，对翻译文体的不同要求，翻译界在研究翻译理论的过程中一直论战不止、争论不休。比如，对何为翻译标准就争论了数十年，人们提出的标准不下几十种，至今没有一个统一的认识。对于翻译史的研究，不仅因不同的历史观及政治因素的影响，其起步较晚，而且因涉及不同的语言及文化，史料难以整理。而关于澳门翻译的研究，特别是澳门翻译历史的研究的薄弱还有另外的原因，这与澳门的特点有关，主要有以下几点。
第一，澳门翻译历史悠久，但从16世纪的传教士到20世纪80年代的澳门翻译人员，多重视口译而忽视笔译，多数翻译人员并不懂汉语书写，实在需要的时候就让所谓的文案帮忙。虽然偶尔有华人参加，但素质极低，那些少数成为教徒的中国人为葡萄牙商人充当翻译，但他们对中国文学全然无知，对葡萄牙语也无甚了解。在这种情况下，很少能留下汉文的翻译资料，使今天的翻译研究缺乏汉文史证。当然，葡文史料有不少，但葡文并非世界通用语言，中国研究翻译的学者中通晓葡语者极少，故无法开展相关研究工作，使澳门的翻译至今仍是研究的处女地。
第二，澳门虽由葡萄牙管理了四百多年，但澳门人口中华人始终占绝大多数，讲汉语（粤方言）者达95%以上。葡语虽是官方语言，但只能体现在行政管理及司法管治上，是行政语言和司法语言。尤其是19世纪中期阿马留任总督之前的华葡居民分治时期，华人和葡人各自效忠于自己的政府。华人与澳门政府在司法和行政方面的接触实际上是不存在的。葡人社会和华人社会进行沟通仅限于个人事务。葡语与普通华人居民无甚关系，翻译工作仅体现在澳葡政府与粤官方的沟通上及司法程序上。翻译虽不可或缺，但社会不会重视对翻译的研究。
澳门回归祖国后，出于政策上的考虑及对历史的尊重，中央政府制定了《中华人民共和国澳门特别行政区基本法》（以下简称《基本法》），规定中文和葡文同为官方语言，但这仅是法理上的规定，在澳门实际通行的依然是汉语（粤语）。虽然澳门特区政府各部门均专门设置翻译员，而且翻译员的任务繁重，但这是按照《基本法》的规定对葡文的法律地位予以的肯定。葡语仅是法定的行政语言之一，在汉语成为澳门主导的官方语言后，葡语与五六十万华人并无直接关系，真正通晓葡语并以葡语为母语者不到一万人。人们虽然对翻译状况颇有意见，但熟视无睹。因此，翻译的历史研究和理论研究自然会十分滞后。
第三，澳门为传统上的葡语地区，而且历史悠久。19世纪，澳门邻近地区发生了剧烈变化，特别是英国通过不平等条约取得香港治权后，香港在一个多世纪的时间里迅速发展。二战后，香港经济崛起并飞速发展，很快成为国际金融中心，英语逐渐成为强势语言，并且对澳门产生了巨大影响。澳门在金融及经贸领域一直采用香港模式，通行英语，这使澳门的语言环境变得十分复杂，形成三文两语的特殊局面。商业贸易领域的英语与行政司法领域的葡语并行，而两者又不属于同一语言体系，增加了翻译理论研究的难度。
第四，澳门翻译理论研究起步很晚，研究人员匮乏。澳门翻译历史悠久，但规范化的翻译培训是近一个世纪才有的事。澳门回归前，澳门翻译人员多被澳门土生葡人垄断，除少数通晓汉学的精英如宋次生、伯多禄、高美士等人外，多数需中文文案协同才能完成翻译工作，既通晓语言又熟练掌握文字的双语人才甚少，更谈不上做理论上的研究。澳门回归后十分重视翻译工作，也确实培养了不少双语人才，但绝大多数翻译工作者从业时间不长，尚缺乏实践经验，理论知识更显薄弱，整个翻译队伍尚显年轻，不具备开展翻译理论研究工作的基本条件。
第五，澳门高等教育起步较晚，科研活动更是在近十年才初具规模。由于葡语为非通用语，澳门及周边地区很少有能够使中葡翻译从业人员继续进修的机构，比如，从业人员欲修读葡语或者中葡翻译的硕士学位或博士学位，以便加强翻译理论的学习，提高翻译理论研究的能力，则无法在澳门及周边地区实现。因此，在澳门尚未形成高水准的翻译研究团队。即使在高等学校从事葡语语言及翻译教学的人员中，拥有博士学位者亦凤毛麟角，与英语博士十分普遍的现象相差很远。在中国内地，葡语教学形成高潮也只是近几年的事，亦谈不上中葡翻译理论的研究。说明中葡翻译的研究团队具有先天理论不足的缺点。
第六，近代澳门翻译与近代澳门新闻的蓬勃发展有密切关系。19世纪的澳门办报高潮中，无论葡文报刊，还是后来出现的中文报刊，均须通过翻译才能将西方的信息传到中国，同时将中国的信息传到西方。因此，无论是前线的记者，还是后方的编辑，差不多都有语言沟通能力，甚至有些人还是翻译出身或做过通晓中文的理事官，如创办《镜海丛报》的飞南第、编辑《澳门新闻报》的高美士，以及编辑《澳门档案报》和《澳门视界报》的白乐嘉等人。因此，将澳门翻译史同澳门报刊史研究结合起来，甚至同澳门新闻出版史联系起来，相信会对澳门翻译史的研究大有禆益。
另外，国人的新闻翻译多以救亡图存师夷之长技富强救国为己任，尤其是严复、梁启超、康有为等最先向西方寻求真理的社会贤达，他们通过所创办的报纸，陆续将西方的哲学、社会科学和自然科学知识介绍到中国，同封建意识做斗争。澳门、香港、上海等地早期创办的中文报刊，每天都会有几条外电新闻和评论的译稿，使国人了解了西方社会发展的各种情况。比如，民国初年，邵飘萍于1916年在北京创办新闻编译社，内容分为本社采写的消息和翻译外电两部分。总之，先进知识分子是近现代新闻翻译的主体。他们或是为了探访夷情，或是为了救亡图存，纷纷创办报刊，在报纸上宣传富强救国的思想，引进西方先进的科学知识和思想理念。
总之，澳门是一个极具翻译特点的地方。鉴于澳门近五百年在中西文化交流中发挥的重要作用，有必要对促成交流的媒介开展研究，这个媒介就是翻译，特别是中葡翻译。如果说明清以来西学东渐和东学西传改变了近代中国和世界的话，那么翻译就是这个过程中最重要的润滑剂和催化剂。因此，有必要把澳门的翻译历史展现在世人面前，以进一步发挥澳门的文化交流平台作用。对澳门翻译史的研究不仅是为了填补该领域的空白，而且是为了促使其在新时期为中国的改革开放做出贡献，为推动中国与葡语国家关系的进一步发展，特别是为推动一带一路经济发展战略做出新的贡献。
还需要说明的是，对澳门近代翻译史的研究必然会涉及澳门翻译历史发展的分期。在本项研究中，澳门翻译发展的分期依据其特点，主要包括这样几个阶段：澳门开埠前后时期；以传教士为翻译主体的时期；议事会及华政衙门（理事官公署）成立至澳葡华务署成立的时期；鸦片战争至二战结束的时期。由于各时期会互相交叉，故无明显起止日期。鉴于研究的重点是近代澳门翻译史，故本书涉及的内容主要从澳门开埠时起至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时止，历时四百年。在结构上第一章分析前三个时期，第二章、第三章及第四章专门研究长达一百多年的最后一个时期。
在澳门开埠后的四百多年的历史中，翻译一日不可或缺。但奇怪的是，人们虽然需要翻译，但日常生活中却并不十分重视翻译从业者。在澳门，对翻译的称呼有许多。有俗称，有雅号，有的指口译，有的指笔译，有的指官衔，有的指职业，不一而足。葡文中亦有许多不同的词语用来形容这些人。但在研究中，我们只能称他们为翻译。虽然中国历史文献中亦有很多词语指从事翻译工作的人，高雅的如寄、象、狄鞮等，低俗的如舌人、孖毡等，但作为严肃的学术研究，这些词或由于不合时代，或由于学术规范的要求，均不宜在本研究中使用。
中国历史悠久，很早就出现了翻译。春秋战国时期，从事翻译工作的人已经有了各种称呼。据《礼记王制》记载：五方之民，言语不通，嗜欲不同。达其志，通其欲，东方曰寄，南方曰象，西方曰狄鞮，北方曰译。其中除了译字外，其他用来形容16世纪以后在澳门出现的翻译均不适合。正如清人印光任和张汝霖在《澳门记略》中所说：定州薛俊著《日本寄语》，谓西北曰译，东南曰寄。然《传》云重九译，统九为言，虽东南亦称译。然而，在研究中又会发现葡语文献中有更多涉及翻译职业的各种词语和表述，含义也有所不同。即使是同一个词语，随着翻译体制的演变，在不同时期亦会有不同的意义，若笼统译成翻译二字，则有碍于对澳门历史上翻译制度的了解。因此，需要对葡文中的一些概念做简略的解释，以便区别不同词语的含义。
①juruba?a，澳门开埠初期葡人对从事翻译工作的人的称呼。该词是马来语和梵语的组合。明末清初juruba?a指较高级别翻译，可译为通官或通事。最初，该词与lngua一词并无区别，即都指舌人，但后来逐渐成为称呼翻译工作者的正式用词，甚至指负有重要责任之翻译，如明末的通官等。
②lngua，又写作lingoa，原意为舌头、语言、舌人等。该词原指在不同语言之间协助沟通的人，一般只做口语沟通，俗称舌人，颇有贬义。从17世纪初起成为澳葡当局的正式职业。该词一般指级别较低的口译者，可译为通事。
③intrprete，原意为解释者，后来一般指口译者，但级别高于lngua而同于tradutor，只不过与tradutor的分工不同。在澳葡当局一些正式文件中亦用来指称笔译者，或泛指翻译。本书中根据不同语境将该词译为口译者、翻译、通事等。该词在18世纪后使用较为普遍。
④tradutor，一般指专门从事笔译的人。19世纪后由于行政管理日渐规范化而数量增加，现代泛指所有从事翻译工作的人。广义上指所有翻译，狭义上指书面翻译，尤其是文献著作的翻译。本书中根据不同语境会将该词译为笔译者、译者、翻译员、通事等。
⑤intrprete-tradutor，指既能从事口译工作亦能从事笔译工作的全能翻译。在19世纪的许多法令中，多用此较为正规的说法，区分于只做笔译或只做口译的人。由于此类掌握双重技巧的人并不多见，故此种翻译职级较高。本书在多数情况下会将其译为翻译或翻译员。
⑥mediador，原意为协调者、调和者、沟通者。该词并非专业名词，但在文献中频频出现。它是一个社会语言学用语，其意义其实亦为语言的翻译者或者文化的沟通者。本书在个别情况下会根据语境将其译为翻译、通事或买办。
⑦comprador，原意为购买者、采买者。原为居华西方人士家中专门负责外出采购的佣人或管家，后为洋商雇用的能在华洋之间沟通的人员，19世纪开始译为买办，并传入香港、上海等地，成为流行词。由于买办多出身于翻译或为双语人，后来成为外商的代理人，故有时亦指翻译。
⑧escrevante，原意指文书。早期译为番书，近代译为文案，该职位多由华人担任。明末清初甚至专门聘请江浙籍文人担任此职，俗称绍兴师爷，专门承担译文的润色工作，或按葡人上司的旨意起草对华汉文文书等。由于工作关系，这些人亦懂些外语，但不能独立地从事翻译工作。然而，他们的工作是翻译过程中不可或缺的重要环节。
⑨escriv?o，词义同于escrevante，即番书、文案之意。用法较古老，原指协助主官处理文件的文书。该词多出现于澳葡当局早期的文献中，特别是在1627年的《本城通官通事暨番书规例》中该词用来形容协助通官做笔译的华人师爷，当时这些师爷多从内地聘用。
⑩letrado，与escrevante意思相近，从19世纪末开始在澳门出现，成为政府编制内的职位，多在近现代使用。escrevante的工作更侧重于对汉文的修改及润色。由于近代的白话文运动，澳葡政府不再刻意追求文言古风，故文案多改为从当地招聘，不再强调要通晓外语。澳门特区政府至今仍保留该职位。
11mestre
china或mestre
sinico，偶尔会出现在葡文信函或文件中，是中国师爷的直译，意义同于escriv?o、escrevante和letrado。由于此种译法并不规范，在正式文件如法令规例中很少使用。葡人使用该词时多加引号并略做解释，以免葡语读者不解其意。
12sinlogo，该词原指研究汉学或中国文化的人，简称汉学家。该词从18世纪起开始在澳门流行。从广义上讲，确指汉学家无疑，但在澳门当时的历史背景下，文献中出现的该词多指翻译人员并对中国语言文化有研究的人。根据语境不同亦单指较为高级的翻译人员。
13interlocutor，词义与mediador相近，泛指对话者、沟通者。该词更多使用于文化范围，强调不同族群之间的沟通与对话，不同文化之间的交流与融合。在这一过程中，中介人的作用是显而易见的。在葡文史料中遇到该词时，本书有时亦会根据具体语境译为翻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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