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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运用西方的叙事理论来分析我国先秦两汉时期的史传作品的叙事方式，新方法、新视角，论述有理有据，观点新颖。通过本书作者的论证，使我们对先秦两汉史传的创作模式有了进一步的了解，也为学界研究先秦时期的典籍提供了更好的文本分析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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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內容簡介：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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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书所研究的对象主要以先秦两汉史传文学作品为主，分为四章：先秦两汉史传叙事对历史的重构、叙事之事、叙事特征、文学性成因，作者运用西方的叙事理论来分析我国先秦两汉时期的史传作品的叙事方式，新方法、新视角，论据翔实、观点新颖。本书的重点是先秦两汉史传叙事的特征，包括叙事人、叙事视角、叙事时间、叙事结构，全方面的解析了先秦两汉史传作者叙事的手法技巧，使我们对作者的创作模式有了进一步的了解，也为学界研究先秦时期的典籍提供了更好的文本分析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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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關於作者：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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尹雪华（1973）文学博士，任职于洛阳师范学院文学院，研究方向为先秦两汉文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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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目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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绪论 1
第一章 先秦两汉史传叙事对历史的重构（目的）
第一节 实用性写作目的的形成与叙事形式的选择
第二节 实录原则的确立与叙事真实性的保证
第二章 先秦两汉史传叙事之事（对历史的重构）
第一节 历史与史传叙事的区别与联系
第二节 先秦两汉史传叙事对历史的追摹与还原
第三节 先秦两汉史传叙事的两个基本要素：言与事
第三章 先秦两汉史传叙事特征
第一节 叙述人
第二节 叙事视角
第三节 叙事时间
第四节 叙事结构
第四章 先秦两汉史传叙事的文学性成因
第一节 先秦两汉史传叙事文学性的生成机制
第二节 先秦两汉史传叙事向小说叙事的演变趋势
结 语 211
参考文献 213
后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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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內容試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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郭丹
用叙事学的理论来研究解析叙事作品，是学术界从上世纪九十年代兴起的一个热点。从上世纪九十年代开始，这类的成果已经不少，如傅修延的《先秦叙事研究》、【美】王靖宇的《中国早期叙事文研究》等。此两部著作所论述的文本，莫不是先秦两汉时期如《尚书》《春秋》《左传》《国语》《国策》《史记》一类的史传作品。因此，深入分析先秦两汉史传作品的叙事特征，是非常切合的一个选题。
本书的题目是先秦两汉史传叙事研究，其所研究的对象主要以先秦两汉史传文学作品为主。诚如尹雪华所说，西方叙事学首先在对虚构叙事即小说（文学）的分析中取得成绩，之后逐渐转入史学领域；而中国叙事理论恰恰相反，首先是在史学领域内受到重视，而后在小说领域内取得大的发展，但始终没有脱离史学叙事的影响。事实确实如此。中国叙事作品，是从史传开始的。即使是作为史传作品源头的甲骨卜辞的记载，也是叙事。中国最早的史传作品，是历史著作，但却是以讲述事件甚至是讲述故事的形式来记载历史的。所以，叙事是记载历史的一种方式。先秦两汉史传作品其本质是史书，那些具有文学特性的史书，我们称之为史传文学，是很恰当的。这样的历史与文学交融的性质，又为运用叙事学的理论进行研究提供了可行性。
鉴于史传文学作品即是史书又是文学作品的性质，尹雪华首先注意到先秦两汉史传叙事与历史重构的关系，也就是本真地再现历史与描述历史之间既矛盾又统一的关系。正如朱自清所说的《左传》既是史学的权威，也是文学的权威。史学与文学的完美融合，《左传》是典型代表。先秦两汉史传作品的这种两重性，决定了其历史叙事与文学叙事在本质上是一样的。尹雪华认为先秦两汉史传叙事就是一种纪实叙事，史传叙事中既包含有历史叙事因素也包含有小说叙事因素。这样的看法是可以认同的。
作者要探讨的是史传的叙事，那就必然涉及到历史的客观存在与叙事的关系。作者在本书中指出，历史是客观的，史传则是以客观历史为基础的叙述人的主观行为，叙述的过程充满了主观的价值判断、充满了叙述人的猜测，叙述本身是作者运用建构的想像力对逝去历史的重新建构，而不是客观的再现。作者概括分析的历史与史传叙事的区别的几个方面，如历史没有叙述人、而史传作品总是由叙述人叙述，史传叙事总是有遗漏，历史是无序的、史传叙事是有序的，历史是不可间断的、史传叙事是可间断的，历史的立体型和历史叙事的平面性的矛盾，等等，揭示了历史的客观存在与历史叙事的区别与关系。这些应该是历史客观与历史叙事之间存在的必然规律。其实，人们如果一定要再现原生态的历史原貌，实际上是不可能的，它总是会有遗漏的。就像数学上的极限概念，它只能尽可能的接近历史横坐标，而不能与横坐标有交点。也就是说，你只能尽可能的接近历史的原貌，而不可能还原历史存在。那么，由此说来，完全实录其实是不可能做到的。但是，像《史记》那样的史书，被称为实录又是后人所公认的。尹雪华经过对经典史传作品的分析，运用叙事学的理论，提出了叙述人退场、大量使用人物语言、增加大量细节以及时序上的调整等手段，来揭示实录的合理性。这是她考察了大量的史传作品得出的结果，是建立在实证的基础上的，因此也是有说服力的。
先秦两汉史传叙事的特征，是尹雪华论文的重点。叙事人的特征，是研究史传叙事首先要解决的问题。尹雪华详细讨论了叙事人的不同形态，叙事人对于叙事干预的各种形式。尤其是她注意到从先秦到两汉叙事人的变化，即她在论文中所说的：相对来讲《左传》中叙述人的声音比较微弱，叙述人让人物与事件自行浮现，无论在主观情感还是理智判断上，叙述人都比较收敛，不让自己过多介入。到了《史记》叙事中，叙述人的声音通过其浓郁情感的抒发以及包含在情感中的判断表现出来，然而叙事仍然能够客观公正地进行，让历史事实自己说话、让历史人物自己表现自己。叙述人通过精心提炼叙事主题，精选题材再辅以巧妙的时间安排等叙事手段清晰地传达出自己的声音。其次是叙事视角。无论是全知聚焦与限知聚焦，尹雪华在先秦两汉的史传作品中找到众多的鲜活的例子。先秦两汉史传中常见的倒叙、预叙、侧叙、回叙、夹叙、追叙、总叙等众多手法的娴熟运用，说明史传作者在历史叙事方面对于时间掌握的科学性。叙事结构方面，尹雪华细致分析了编年体与纪传体这两种主要的叙事结构，对它们的优劣点进行了客观的分析，如编年体结构是《左传》叙事走向成熟的桥梁，它为《左传》开创宏大历史叙事提供了可能性，但也存在详于叙事而疏于写人、受时间限制等缺陷。纪传体结构超越了单纯支撑叙事内容的构架作用，确立了以人为中心的包容万象的叙事方式，对历史人物的位置安排体现了叙述人对历史发展的认识以及对历史人物的定位与评价。纪传体形象地照映了封建政体的等级秩序，适应了封建统治者的思想体质。纪传体叙事虽然也有自身的不足，但却可弥补编年体的缺陷。由此可知，编年体和纪传体两种体例成为史学叙事的主流样式，与其叙事方式有密切关系。此外，尹雪华还探讨了先秦两汉史传叙事文学性的生成机制，认为从叙事方面究其原因，与其记言方式和叙事时距的变换有密切关系。
本书是尹雪华在其博士论文的基础上修订而成的。从博士论文答辩至今，已过了几年，与原论文比较，作者增补了大量的内容，在理论上有很大的提高。特别是对于叙事学的理论，运用得更加娴熟，因此使得这本书稿显得更有理论的分量。虽然有的部分还可以进一步深入，如先秦两汉史传叙事的文学性成因，可以从历史叙事与文学叙事的细微差别中论述得更深入一些。但我已经感觉到尹雪华的每一次修订，都是一次很大的进步。
雪华在大学任教，担负着繁重的教学任务，还有家庭和为人妻为人母的负担。但她并没有放弃科研，不时有新成果出现。这是颇为不易的。借此机会，我祝福她工作生活顺畅，学术上取得更大的成就。
是为序。
郭丹
2016年4月12日于福州
中国于各种学问中，惟史学为最发达。 史学的发达，源于史官建置的完备。史官建置由来已久，刘知几在《史通?史官建置》一文中说：盖史之建官，其来尚矣。昔轩辕氏受命，仓颉、沮诵实居其职。至于三代，其数渐繁。这种说法虽然没有足够的文献可资凭证，却反映出我国史学意识的源远流长，可以说自从有了文字，就有了史官 。有了史官，历史便有了专人记载，所产生的历史文本之多，亦属当然之事。单就先秦时期而言，常被后人提起的就有《尚书》《春秋》《左传》《国语》《世本》《战国策》等。其中《世本》不知何人所著，为《史记》之蓝本，宋时已佚。据诸书征引的情况看，内容有《帝系》《世家》《传》《谱》（即《周谱》）《氏姓篇》《居篇》《作篇》等。除此而外，先秦时期见于文献记载的历史文本还有：一、《春秋》类史书。当时各国皆有《春秋》，孟子称晋之《乘》，楚之《梼杌》，鲁之《春秋》，墨子称百国《春秋》是也。二、《尚书》类史书。如春秋战国时人们常征引《夏志》《商志》《周志》或《周书》《周记》等。三、《左传》中提到的有：《三坟》《五典》《八索》《九丘》。四、《庄子》中提到的有：《金版》《六弢》。五、出于汲冢的有《逸周书》《竹书纪年》《杂书》《穆天子传》《琐语》等。这些书大多成于战国时期，其中《逸周书》经明杨慎考证实非出于汲冢，《竹书纪年》今已散佚，《杂书》中有《周食田法》《美人盛姬死事》，《杂书美人盛姬死事》与《穆天子传》于今尚存，《琐语》今亦有辑佚本。六、1973年长沙马王堆出土的帛书中有《春秋事语》《战国纵横家书》。进入秦汉时期先后有陆贾的《楚汉春秋》、司马迁的《史记》、班固的《汉书》等，其中《楚汉春秋》今已不存。《史记》在汉宣帝时面世后，续作者蜂涌而起：见于《史记》一书的有禇少孙；见于《七略》的有冯商；见于《后汉书班彪传注》及《史通》者，有刘向等十六人；见于《通志》者，有贾逵。 《史记》之后，刘向的诸多著作如《列女传》《说苑》《新序》等亦包含着极有价值的史料。除此之外，产生于东汉时期，界于历史与小说之间的有《越绝书》《吴越春秋》等。
本书研究对象是自先秦至两汉的所有史传著作。史传二字取义于刘勰《文心雕龙?史传篇》：传者，转也，转受经旨，以授于后，实圣文之羽翮，记籍之冠冕。
他把史与传联系起来，称为史传。在《史传》篇中，刘勰论述到了包括《尚书》《战国策》《史记》《汉书》等在内的大量历史叙事作品，它们不仅是历史著作，亦包含着丰富的文学性。随着史传作品的诞生，也就有了对史传作品的研究。先秦两汉史传作品因其在中国经学史上、史学史上和文学史上的特殊地位，引起的研究热潮两千余年来始终不曾减弱，研究成果不啻汗牛充栋。不能忽视的一点是，先秦两汉史传作品之所以如此受人喜爱和重视，最基本的一点，是源于其高超的讲述故事的叙事能力，然而对史传作品的叙事研究，却一直是一个薄弱点，当然这和中国叙事理论本身不发达有直接关系。工欲善其事，必先利其器。要从叙事的角度深入研究史传作品，就必须有一个系统成熟的关于叙事的理论，近年来发展起来的西方叙事学，正好提供了这一方面的理论参照。
西方叙事学自20世纪60年代正式确立名称以来，经历了经典叙事学和后经典叙事学阶段，经典叙事学的全盛期维持时间并不久，很快受到70年代兴起的解构主义的全面冲击，至90年代走入低谷，进入所谓的后经典叙事时期。这样的发展过程表明西方叙事学并非完美无缺，它只是众多文学批评流派中的一种，有它自身的局限性。但不可否认的是，21世纪叙事学又重新回到文学批评领域，且向更深更广的范围发展，叙事学开始被用于分析非文学文本，尤其在历史叙事领域内取得了巨大成就，证实了叙事学是分析叙事文体的有效工具。
西方叙事学是结构主义文学批评的一个分支，植根于深厚的西方现代语言学理论。西方现代语言学将语言和言语区分开来，认为语言是一个符号系统，日常使用的言语只有放在语言这个系统中才有意义，语言学的任务就是对该系统进行共时性研究，探讨其深层结构，着重分析语言系统内部是怎样由某一深层结构转化生成众多的表层结构。叙事学以此作为理论依据，同样致力于揭示在众多的叙事文本中隐藏着的叙事深层结构，即叙事的普遍结构。而后，随着叙事学的发展和理论日趋成熟，注意力逐渐集中到对虚构叙事文本的研究上，研究小说叙事文本的叙事结构，更具体一点说，就是研究小说叙事文本中故事是如何被叙述的。叙事学的前提是把叙事作品视为封闭自足的体系，如果说批评所关注的是世界、作者、作品和读者之间的相互关系的话，叙事学显然只关注作品本身，它切断了作品与外界的所有关系，拒绝从社会、历史、文化、心理学等文学外部因素上考察文学作品，也正是在这一点上叙事学受到猛烈的批判。叙事学因为只关注叙事文本本身，从叙事学的角度出发，原生态的故事本身并不重要，重要的是故事与叙事文本之间的关系，即故事是如何被组织成为叙事文本的。作者、读者作为现实中的存在，并不能直接进入文本，因而叙事学所要研究是隐含作者、叙述人、叙事文本、隐含读者的关系，其中以叙事文本为核心，研究故事与叙事文本之间的关系，就是要分析叙述人如何叙述故事，故事如何变成了叙事话语。尽管叙事学内部术语五花八门，意见也远未达成一致，然而故事与文本（叙事话语）、叙述人、叙述视角、叙事时间、叙事结构等概念的区分却成为大家共同讨论基础。叙事学在众家争鸣之中形成了一套操作性极强的理论体系，表现出了强大的生命力。勿庸讳言，西方叙事学并不是放之四海皆通的理论，也并非所有相关理论都适合于中国叙事作品的分析，比如叙事学基于西方语言的叙事语法、时态、语态、语式等的探讨，由于中西语言之间的巨大差距，就不太可能直接借用。但也不可否认，叙事学有它独特的贡献，照亮了其他批评方法所无法看到的地方，它极强的操作性，也保证了它成为分析任何叙事文本的有力工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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