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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編輯推薦：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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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闻与传播前沿讲座是清华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面向研究生开设的一门专业课程，邀请国内外知名的专家学者和业界精英以讲座的形式与学生进行面对面的交流和互动。 自2006年起，清华10年陆续精选推出3本讲座录，读者反响热烈，纷纷要求分享清华得天独厚的讲座资源。为满足广大读者的需求，特推出本书。本书收录了20122015年的25篇录音整理稿，内容包括：学科前沿、学术前沿、实务前沿和国际前沿四个部。本书适合新闻学和传播学专业学生用作入门读物，同时可作为大众读物，以了解信息社会的发展动态和前沿思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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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內容簡介： |
新闻与传播前沿讲座是清华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面向研究生开设的一门专业课程，邀请国内外知名的专家学者和业界精英以讲座的形式与学生进行面对面的交流和互动，旨在介绍和展示新闻传播学理论研究和实务运作的前沿成果，以帮助学生较为集中地把握学科前沿动态，拓展知识面和认知视野。本书收录了20122015年的25篇录音整理稿，内容包括：学科前沿、学术前沿、实务前沿和国际前沿四个部分。
《清华新闻传播学前沿讲座录》前两辑陆续出版后读者反响热烈，纷纷要求分享清华得天独厚的讲座资源，因此在2012年推出第二辑之后，此次特汲取四年多的讲座精华推出第三辑以飨读者。本书适合新闻学和传播学专业学生用作入门读物，同时可作为大众读物，让各界读者了解信息社会的发展动态和前沿思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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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關於作者：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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史安斌，清华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副院长，教育部青年长江学者特聘教授，博士生导师，清华-伊斯雷尔爱泼斯坦对外传播研究中心执行主任，国务院新闻办新闻发布、对外出版专家委员会委员，中国新闻史学会秘书长兼常务理事，美国宾州大学比较文化与传播学博士（2001）。主要著作有《危机传播与新闻发布》《全球化时代的中国身份》（英文）《全球新闻的流动与反向流动》（英文）《全球传播与新闻教育的未来》（主编）《人类传播理论》（译著）等十余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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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目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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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
录
代前言
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闻学
柳斌杰......................................................001
开篇
重思中国传播学
李彬.......................................................................................002
学科前沿
第一讲
在改革中构建新闻传播教育科学体系
柳斌杰.....................................018
第二讲
向世界说明一个快速发展又复杂多元的中国
周明伟..........................032
第三讲
传播学发展的三个新趋势与三个新问题
洪浚浩.................................046
第四讲
跨文化传播政治经济学的基本框架
赵月枝.........................................059
第五讲
本土研究的国际化：以《亚洲传播学报》为例
郝晓鸣.......................077
第六讲
移动媒体研究：开辟亚洲传播研究的新路径
魏然..............................092
第七讲
公共传播与新媒体赋权：空间、想象与救赎
师曾志..........................102
第八讲
媒介与流行文化研究前沿
冯应谦.......................................................117
第九讲
传播学经验研究的策略与理论建构
邱新有.........................................127
第十讲
重塑公共外交
王坚.............................................................................148
第十一讲
网众文化：重构媒体传播研究的新范式
何威.................................163
实践前沿
第十二讲
媒介融合是一场革命
喻国明...........................................................180
第十三讲
传媒的融合式变革、影响逻辑和竞争焦点
陆小华..........................198
006
清华新闻传播学前沿讲座录（第三辑）
第十四讲
大数据带来的时代转型
刘德寰.......................................................219
第十五讲
互联网时代的舆论引导
王惠...........................................................234
第十六讲
向世界讲述中国故事
培养跨文化国传人才
高岸明.......................259
第十七讲
世界是谁，中国是谁，我们是谁
胡锡进.........................................280
第十八讲
加强中国媒体的国际传播能力建设：问题与对策
严文斌...............292
第十九讲
重建新闻人的世界观
李鸿谷
.........................................................306
学术前沿
第二十讲
城市精神的伦理和政治意义
贝淡宁................................................320
第二十一讲
构建我们的社会核心价值观
潘维................................................329
第二十二讲
全球化时代的中国《宪法》
强世功............................................344
第二十三讲
国学与国家文化软实力
王杰.......................................................368
第二十四讲
中国故事的传播之道
王义桅.......................................................384
第二十五讲
我们为什么唱响中国
玛雅...........................................................402
终篇
全球传播的新视阈与中国对外传播的重新定向
史安斌.....................................420
后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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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內容試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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代前言
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闻学
柳斌杰
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高度重视意识形态工作和新闻舆论工作，作出了一系列深刻的论述和工作部署，特别是在最近召开的党的新闻舆论工作座谈会上，明确提出了在新的时代条件下，党的新闻舆论工作的职责和使命：高举旗帜、引领导向、围绕中心、服务大局、团结人民、鼓舞士气、成风化人、凝心聚力、澄清谬误、明辨是非、联结中外、沟通世界。这短短48个字，概括了新形势下中国新闻舆论工作的总要求，是重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闻理论和新闻实践体系的纲领，是推进新闻传播事业深化改革、融合发展的总指导。
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闻学
新的时代条件是个大势。以互联网、数字化和大数据为基础的传播技术革命，催生了社会信息化、新闻国际化和舆论大众化，以自由发表、民主讨论、平等对话、多向互动为特征的新媒体发展势不可当。这一变化，打破了我们原有的思维方式和新闻传播格局，也给中国现存的新闻传播理论、新闻传播实践和高等院校的新闻传播教育带来了严峻挑战。
要进一步提升主流思想、文化、舆论的引导能力，我认为必须以习近平总书记的一系列重要讲话为指导，从理论体系、实践模式、教育教材三大方面与时俱进，改革创新，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闻学。把马克思主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基本理论和习近平总书记系列讲话贯穿始终，深化对新闻规律、传播规律、新媒体发展规律的认识，把握传播技术进步、大众传播无所不在、社会舆论风云突变这样一些新特点，提出具有时代性、科学性、实践性的新闻传播理论体系。
002
清华新闻传播学前沿讲座录（第三辑）
重构中国特色新闻理论体系
近百年来，中国新闻理论在引进、争论、比较、创新中发展，曾经经历过效法日本、照搬苏联、引进欧美、创新探索这样一些阶段，尚未形成主导中国新闻研究和教育的特色理论体系。改革开放以来，面对复杂的传播格局和舆论生态，中国加强了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为核心的新闻理论的研究，编写了基本教材，取得了显著成绩。但是，由于我们对新闻规律、全媒体时代全球化传播规律和新媒体发展规律认识得还不深刻，科学的、系统的中国新闻理论体系尚未形成，实际工作者和教育工作者认同度不高，不能适应新闻实践和新闻教育的现实要求。
习近平总书记关于要把马克思主义贯穿到新闻院系的新闻理论研究、新闻教学中去，使新闻学真正成为一门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的学科的要求，以及尊重规律、创新思维，用新概念、新范畴、新表述传播中国新形象的论述，为重构和发展中国特色新闻理论体系指明了方向。
重构中国特色新闻实践模式
在党的领导下，中国的新闻实践丰富多彩，创造和积累了不少经验。诸如政治家办报、坚持正确舆论导向、坚持正面宣传为主、坚持为人民服务、坚持深入基层、坚持新闻的真实性，等等。但是新媒体条件下的新闻传播，改变了固有的舆论生态和旧格局，8亿手机和两微一端成了新闻信息的重要阵地。面对这种情况，作为行业怎么办？习近平总书记的讲话指明了方向：一是，改革僵化的运行机制和单一媒体时代的体制，促进融合发展，打造多业态、多形态的新型主流媒体；二是，创新理念、内容、体裁、形式、方法、手段、业态，适应分众化、差异化传播的大势；三是，要以真实性求得公信力，真实性是新闻的生命力，也是公信力的基石，媒体要准确报道，真实描述事实，把握和反映事物的全貌；四是，提高舆论监督水平，要直面我们工作、生产、生活中存在的真问题，揭露社会丑恶现象和阴暗面，激浊扬清，针砭时弊；五是，要面向公众、面向国际，创新话语体系，用生动活泼的语言、文字、音像、形象讲党的主张、国家形象、中国的故事。这不只是技术问题，而是思维方式、思想观念、专业技能、管理能力、引导水平的转变、创造和发展。
003
代前言
重构中国新闻教育体系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媒体竞争关键是人才竞争，媒体优势核心是人才优势。高等新闻传播教育的根本任务就是培养政治坚定、业务精湛、作风优良、党和人民放心的新闻传播工作者。我们应当彻底摆脱解经释典的经院主义、教条主义的新闻教育体系，彻底摆脱技术至上的实用主义、自然主义的西方新闻传播教育体系，而要开拓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以中国新闻理论和实践经验为基础的中国特色新闻学教育体系。我们培养的人才，应当是心中有马克思主义这个定盘星，手中有十八般兵器的党的政策主张的传播者、时代风云的记录者、社会舆论的引导者、社会文明进步的推动者和公平正义的守望者。
按照中央批准的清华大学深化改革的方案要求，清华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已经启动了新的改革发展历程，从教育、教学、教材三大方向，全面推进新闻传播教育的改革，从课程到教材、从教法到评价，都更加突出人的全面成长和发展，把政治素质、道德修养和文化科学专业学习统一起来。巩固已经形成的马克思主义新闻观教育、面向主流、深入基层、新媒体传播和国际传播五大特色，依托清华大学多学科领先的优势，融合多学科形成新的交叉学科，开设面向未来的新的课程，以培养全媒体时代新闻、传播、文化、国际交流方面的高端人才。
清华新闻传播学前沿讲座录（第三辑）
046
第三讲
传播学发展的三个新趋势与三个新问题1
◎ 洪浚浩
美国布法罗纽约州立大学传播系教授、哈佛大学费正清研究中心研究员、马萨诸塞大学传播与社会可持续发展研究中心高级研究员、全美中国研究联合会会长，曾任国际中华传播学会会长。教学与研究领域包括国际传播与国际政治、大众传媒与社会发展、跨文化传播，以及传播新技术对社会的影响等。获得过多项学术奖励，自1988年出国以来已出版中英文著作数部，发表中英文各类学术文章一百余篇，最新出版的著作是《传播学新趋势》（上下册，清华大学出版社，2014）。他还担任美国出版的英文《中国大百科全书》传播与媒介分册的主编、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出版的《传播学》一书的联合主编。
我今天主要讲两个方面的内容：一是传播学发展中出现的新趋势；二是传播学发展中遇到的新问题。关于新趋势，将主要围绕传播学研究的内容与方法来讲述；关于新问题，将从传播学研究理论上遇到的瓶颈、传播学研究内容上出现的困惑和传播学研究方法上面临的挑战这三个方面来讲述。我以自己在这些方面的一些经验和体会为基础，来与大家进行分享和交流。
传播学发展的三个新趋势
近些年来，传播学的发展显示出了一些重要的新趋势，其中最为主要的有三个。
第一个新趋势是传播学的研究在近些年来越来越与重大的国际议题相关联。这一新趋势的重大意义在于，传播学跳出了只研究传播本身的这一范畴，而与国际政治、
1 演讲时间：2015年11月26日。
第三讲 传播学发展的三个新趋势与三个新问题
047
国际关系和国际社会变更等重大议题密切相关，开始涉及很多其他学科的核心研究内容。比如，传播与公共领域、传播与公共外交、传播与国际文化交流、传播与国际商务、传播与国际政治，等等。传播学研究跳出了传统的研究领域和理念，开始与以往大不相同。最初的传播学主要是以研究人际传播为主，是与人相关的传播。然后有了社会传播，这方面则以大众传播、新闻传播为主。这两个领域为最传统的传播学研究领域。再之后出现了第三个新的研究领域，重点是研究传播的载体。因为随着传播技术日新月异的发展，学者们发现传播的技术载体是非常非常重要的，而我们缺乏对它的研究。但以上这三个研究领域都还是在传播学自己的范围内。现在，传播学研究跳出了只研究传播自己这样一个范畴，大大地拓展了传播学研究的空间、内容和方向，因而这是一个有着非常重大意义的新趋势。
传播学研究在近些年里出现的第二个新趋势是对新媒体的大量研究。这里，我给大家提供一个数字。大家知道，国际传播学年会，即ICA，是世界最重要的传播学学术会议之一。在2014年的国际传播学年会上，一共发表了2000多篇论文，而其中70%～80%的论文都是跟新媒体有关的。但是我这里要强调一下，这个新媒体，翻译成中文时大家习惯翻译成这样，而在英文里，new media还可以翻译成新媒介。其实，在讲到这个问题的时候，我个人觉得更确切一点的话，new media应该是用新媒介这个词更为准确，而不是用新媒体这个词。大家知道媒介跟媒体这两个词的概念不完全一样，媒介的概念更大，而且要大得多。更为重要的是，现在真正给我们这个社会带来巨大和深刻变化的主要不是新的媒体，而是新的媒介。为什么这么说呢？因为新的媒介带来了新的传播模式，而新的媒体只是一个载体而已。新的媒体本身不一定能够改变传播的模式，而新的媒介则有可能改变传播的模式。当然，在很多情形下，新的媒介需要通过新的媒体作为载体来实施传播的过程。
由新的媒介带来的新的传播模式产生了两个根本性的影响：第一，导致了各类社会结构的重组；第二，使人的行为方式发生了巨大的改变。你看任何跟新媒介相关的变化，一定是出于这两者之间，它跳不出这个范畴，因为这两个方面已经可以把所有变化都概括了。关于新媒介的研究大家也看到了很多，这里举一些典型的例子来看看，研究新媒介主要是研究些什么东西。其中最根本的是对CMC的研究。CMC是一个英文缩写，全文是computer mediated communication。要知道的是，这个computermediated communication里的computer不是指一个具体的电脑，而是指电脑技术。现在的一个重要的新趋势就是研究传播的技术、传播的技术载体。而CMC就是指研究这种电脑化、数码化的信息传播技术，研究以这种东西为载体的传播，简称就是CMC。
大家如果去看国外文献的话，文献里几乎都用CMC，因为这个用得太普遍了，几乎无人不知，所以一般不再把它的全称写出来，都直接简称为CMC的研究。与CMC研究相关的就是大量的关于互联网的研究，特别是最近以来大量的关于社会化媒体的研究。社会化媒体这里指的就是social media。这个概念在中文里大家一般习惯把它翻译成社交媒体。不过我在写学术论文的时候，更愿意把它写成社会化媒体，而不用社交媒体。社交媒体是讲social media所具备的日常功能，它的主要功能确实是可以称为社交型的。但是，如果研究这种社交媒体的社会功能的话，那么它所产生的影响应该是社会化的。举一个简单的例子，现在大家都用微信群，每个人都参加好几个微信群，那整个社会就有成千上万个微信群。这些微信群意味了什么？这表示我们这个社会现在已经被这个social media分成了许许多多的小社会了，成千上万个细分社会了。因此，这种变化，这种由新的媒介、新的媒体和新的社交媒体所带来的变化是一种社会性的变化，而不是社交性的变化。当然，你也可以讲social media使我们的社交更方便了，等等。比如，只要摇一摇，什么东西都出来了。确实，现在只要摇一摇，就可以干很多很多的事情。但是social media带来的更深刻的变化是社会性的。这也是我为什么倾向用社会化的媒体这样的表述。
另外，我们再来看看新媒介、科技对政治传播的影响，以及新媒体时代的网络新闻研究。这个搞新闻的人就更加知道了，新媒介对新闻的冲击、新媒体对新闻的冲击实在是太大了。如果你们去美国考察一下的话可以看到，在美国，传统报业受到的冲击要远远大于中国的报业，但是它并没有被淘汰掉。前些时间有几个国内的访问学者带着课题到我那儿做研究，其中有个课题就是研究美国传统报业如何生存下去。但是不知道他们在哪里，或许是在国内，已经先获得了一种印象。就是，美国的传统报业和传统媒体为了生存下去，采用的一个做法就是整合、融合，就是把新媒介和传统媒介整合在一起、网络化。我问他们这个假设是哪里来的？因为美国的媒体并没有出现这种全面变化的趋势。但是国内的一些学者好像就觉得这是美国传统媒体为了生存下去都在采用的一种模式。因此，中国所有的媒体也都要搞融合，搞整合。不知道是谁把这个观念介绍到中国的。其实，确实是有一些美国的传统媒体在这样搞，但是绝大部分的美国传统媒体并没有这样搞。为什么？简单化地把传统媒体与新媒体融合，把它们整合在一起，未必能解决传统媒体目前面临的问题。因为现在传统媒体受到的冲击，表面上看是由于新的传播技术带来的冲击。但是简单地通过采用新的传播技术并不能够解决传统媒体遇到的危机，因为这并不能产生新的、具备与原来的媒体有同等质量和影响力的新型媒体。
我这次来北京之前在美国参加了一个会议。这个会议专门请了一个人来主讲。这个演讲者原来是做媒体出身的，在美国最有影响的两大报纸《纽约时报》和《华盛顿邮报》都做过，而且都是高层，按中国的话来说就是大腕。后来她又在密苏里大学的新闻学院和南加州大学的新闻学院也做过领导，所以她在新闻与传播的实践和学术研究两方面都很有经验。这个会议讨论的主要议题就是新媒介的出现对我们来说意味着什么？很多人提问时问她这个问题，她回答认为，至少可以肯定的一点是，传统的以广告作为支撑的媒体运作模式已经崩溃了。但是，新的模式还没出来，而且也不知道会是什么样的新模式。不过，在她看来，可以确切肯定的一点是，传统的模式已经不灵了。她又进一步强调说，是不是由此我们就可以断言现在网络上的、比如Facebook和Twitter上面的所谓的新闻，就可以取代传统的新闻呢？她的答案是否定的。为什么呢？她的论点是，不是每条信息都可以被当作新闻（not every piece of information is anews）。新闻是一种经过专业训练才能做出来的东西，所以新闻学有一个概念是做新闻（making news），新闻是需要专业素质的人做出来的，其中包括价值判断、理念的体现，等等。所以，不是任何一条包括五个W和一个H的信息就是一条新闻。不知道大家是否听明白了这个意思没有？我个人觉得她这些讲得非常简洁明了，因此，她对听众说，不必担心新媒体会轻易地完全取代传统媒体。但是我们该怎么办呢？这需要我们大家一起来想办法。
除此之外，这第二个新趋势还反映在对许许多多和形形色色的网络企业、网络公关及网络广告展开的研究。这第二个新趋势也是一个非常重要的趋势，越来越多的传播学者做的研究，无论他们的专业是新闻，是传播，还是新闻与传播，都跟这个有关系。这毫不奇怪。新媒介的出现，新媒体的出现，新的传播模式的出现，等于把传播学的研究领域翻了一番，而因此衍生出来的研究议题和内容则是翻了几番。举一个简单的例子。不论在座的你是资深的教授，是青年教师，还是今年刚入学的研究生，大家想一想在这最近五年、十年当中，你如果一定要举一件或一样给你带来最大变化的东西，会是什么东西？每个人都想一想。好，很多人说是手机，有些人说网络，也有几个小学妹说是游戏机。很明显，十个人当中几乎九个人的回答都是属于新的传播与信息技术。手机是，网络自然也是，而游戏机也是新的信息技术的产品。因此，大家说的其实都逃不出这些新的传播与信息技术。这些新媒介、新媒体和新的传播方式与传播行为，是这最近五年、十年中给我们每个人及我们整个社会带来最大变化的东西。所以，我们一方面感到这个东西太伟大了，而另一方面又感到这个东西太可怕了，真的是太可怕了。从某种意义上说，它的冲击力可以与核武器相比。它影响了全球各个国家与社会、
全人类的生活与行为方式。它影响的不仅仅是人们的生活方式，生活方式只是个表面的东西，它影响的更是人们的行为方式。同时，它更深层的影响是看不见的，但却是实实在在的，那就是各种社会结构的重组，特别是政治结构和经济结构的重组，等等。所以，传播学的研究与发展出现了越来越与新媒介、新媒体和新的传播模式相关联的第二个新趋势是非常自然和必然的。
传播学研究在近些年里出现的第三个很重要的新趋势就是传播学的研究方法在不断地拓宽，这也是这门学科与时俱进的标志。大家知道以前传播学的研究，不怎么讲科学的研究方法。西方在早期也是如此，特别是在传播学最初在欧洲发展起来的时候，很多的著述也多为描述性和议论性的。在我们中国就更不用说了，常常就是简单罗列一两个概念和理论，把一些情况介绍、描述一遍，最后来个总结。首先是西方的传播学研究在这方面发生了变化，尤其是当传播学研究在美国发展壮大以后，越来越强调和重视用科学的研究方法来研究传播学。之后，中国的学者也逐渐开始从西方引进科学的研究方法并逐步予以重视。但是，最初的研究方法还只是比较笼统的两大类：一类是量化的；另一类是质化的。但是实际上在这两者之外还有不少其他的研究路径，譬如说文化研究，还有批判学派，它们既是自成一派的研究体系，也是一些独特的研究方法。
但是这几年里的一个新趋势是，研究方法在不断地拓展。就质化研究而言，大家都知道是有几种不同的研究方法的。大家也都知道，量化研究也是有几种不同的研究方法的，而且量化研究还有不同程度量化的研究方法。而这几年在这些研究方法上往前、往上拓展，为传播学研究开辟了更为广阔的路径。这里面包括哪些东西呢，我简单举几个例子。比如，有一个最近被广泛使用的研究方法，叫社会网络分析法（socialnetwork analysis）。这个社会网络分析法不是说在网上找一些资料，用网络上的内容来进行分析，它不是这个意思。它以前主要是用在社会学和政治学研究中的，但是现在也被广泛地用到传播学研究中来了。所以，社会网络分析法在传播学研究中的广泛运用是这第三个新趋势的一个表现。还有就是把生理学和心理学的研究方法结合到了传播学的研究里面来了。举个例子，人们都觉得暴力新闻会对人产生很大的影响，尤其是对青少年。但你怎么去测试和证明呢？如果你只是去假设这会有很大的影响，那还是一种猜测而已，不是一个科学的结论。20世纪60年代的媒介效果研究也做过一些简单的实验测试，但是把心理学与生理学的研究方法放进去进行研究，通过大量的实验来验证，那就不一样了。当然，这种研究会牵涉大量的实验，因而目前在美国也只有少数几个有这样的条件的大学在做这一类的研究。但是这至少代表了一个发展方
向。再有，就是运用计算机处理大数据来进行定量研究的。定量研究最基本也是最根本的问题，就是如何定量，如何准确地定量。最基本的在英文里有两个词可以表达，但这两个词的具体意义很有意思。如果用basic这个词，意思是最基本的。如果用fundamental，意思是最根本的。这两个词同时用，那就是既基本又根本。定量研究最basic同时也是最fundamental的问题，亦即最基本也是最根本的问题，就是如何定量，就是如何准确地定量。在定量研究中你怎么把研究对象和内容进行量化，也就是说，如何把研究对象和内容更为准确和科学地量化，是量化研究是否科学的核心问题，不是只要量化了就一定是科学的。其实量化错了的大有人在，而这种错误量化的研究自然不是科学的研究。因此，现在开始有了用大数据模式来进行定量研究的系统，而不是通过人工方法由人为进行的量化研究。什么叫由人工来进行的量化研究？比如，你们很多人都做有关媒体内容的研究，就是所谓的content analysis，比如，比较《中国日报》与《纽约时报》对某个重大事件的报道框架。很多人做类似这样的研究，大家一般都会用量化的方式来做，因为不用量化来做的话，只是一些议论而已，那就完全是在自说自话，完全就是自己对一些表面现象的诠释，很可能产生片面甚至极端的观点。科学研究，用英文来说，则要give me the evidence（请给我证据）。那么，证据就是要可以通过量化表现出来的东西，这里的量化往往是impartial data（客观中立的数据），就是以数据为主的证据。但是证据未必一定是以数据为形式的，也可以以文献或其他内容为形式。这一点我们下面再细说。
那么，如何准确和科学地量化媒体的内容呢？例如，比较《中国日报》和《纽约时报》在巴黎恐怖袭击事件中的报道立场。你无法直接去对比它的立场，只能通过比较它们的报道内容和角度来进行，你也不可能逐字逐句地去对比。你只能比较它们在报道中使用的不同立场的词。这些词是正面的、中性的，还是负面的，可以成为我们评估报道立场的一个指标。而在这样的比较过程里，最最重要的就是，你在测试的时候需要确保尽可能地准确。以前采用的是人工编码的方法，那就经常会有误差。而且除了误差之外，更大的问题还是编码者的主观性。你是这样看问题的，你觉得这个词是中性的，但是他就可能看成是负面的。这个怎么统一？好在现在有了一种用计算机来进行定量研究的系统，这套系统它也开始在被广泛地运用了，叫Galileo系统，是以意大利天文学家伽利略的名字来命名的。这也表明定量分析研究方法也在不断往前走，开始不完全由人工来进行，因为人工研究的偏差性有可能很大。因此，定量研究的基础和根本就是看你怎么来定量。人工定量除了有可能产生误差，还有更为主要的一个主观性的问题。当然，使用计算系统来量化，也还会存在研究者的主观倾向和问
题，但相比完全由研究者来作主观性判断，误差要小得多。这也是研究方法不断拓宽的一个表现。
再举一个例子，是关于传播学定量研究的一些新议题。从积极的角度讲，就是定量研究在传播学的发展中起了一个非常重要的作用。怎么重要呢？它使得传播学这门在以前主要在人文学科这一领域的学科，逐渐地转移到了社会科学领域。定量研究在这个转变中所起的作用是非常重要的。大家知道，早先传播学在欧洲发展起来的时候主要是偏向人文的，但是后来传播学跟社会的接触面越来越大，研究的议题和内容也越来越与社会现实中的重大问题相关，它也就越来越向社会学科的方向靠近。而作为一门社会科学的学科，从研究方法上讲就必然需要依靠大量的定量研究和分析，因为社会科学跟自然科学一个相近的地方，就是运用定量分析得出的结果在理论上说是可以重复的。一般来说，如果得出的结果是可以重复的，那么它就是相对科学的东西；如果它不能重复，那它就可能不是科学的，很可能只是特殊的一个现象，是一个孤立的现象。所以说在传播学的发展中量化研究的运用和拓展是一个重要的转变和新趋势。不过，现在新的问题又出现了，好像大家一下子都只强调定量研究了，从一个极端走向了另一个极端。这个新的问题我一会儿讲传播学研究中出现的三个新问题的部分时再展开讲。
关于研究方法，我结合最近遇到的一些例子来给大家介绍一些情况。我目前正在主编一份SSCI学术期刊的特刊。前段时间这个特刊发出征稿通知后，国内有很多学者，各个大学的，投寄了不少稿件。对于审稿，首先第一关是在我这儿，如果问题很大的、质量很差的，那就立马枪毙了，没必要送出去外审了。在初步衡量来稿的时候，第一就是看来稿中有没有fraud，也就是严重的错误、硬伤。如果有fraud，通俗地讲就会就地枪决，这篇来稿就到此为止了。如果没有fraud，那就再看有没有weakness，也就是弱点。如果有很大的弱点，那么这篇来稿就不太会被考虑。但如果是一般性的弱点，而它的主题内容还是很好的，那还可能往前走。如果既没有fraud也没有很严重的weakness，那就看第三个方面，还是看它的毛病，不过是看它有没有limit，即有没有局限。如果那些局限是可以补救的，那么那篇来稿就可以被进一步考虑。但是如果它的局限是没法补救的，那么就不会再被考虑。
那我现在还是回过头来讲传播学的定量研究问题。在我收到的稿子当中，发现国内的学者对传播学的方法运用学得很快，因为大部分方法实际上不是很难，没那么高深。因而，只要想学，只要认真去学，是可以学得很快的。但是我感觉很多人是重视了定量研究的方法，然而却忽视了或缺乏灵魂性的东西。一篇论文什么是它的灵魂性
的东西？理论假设。我们做任何一个研究，目的是检测一个理论，或者是发展一个理论，或者是反驳一个理论，或者是修正一个理论，或者是去引申一个理论。这才是学术研究的灵魂性的东西，而不是为有量化研究而进行量化研究。如果缺乏灵魂性的东西，那么所做的研究充其量不过是一堆资料而已，一大堆数据而已。你把那些量化的东西处理得再好，你把定量分析的图表做得再漂亮，并不代表你的研究的学术价值。量化研究不难，一旦你学会运用那些量化研究的方法，做起来很容易，特别是现在有很多软件，你把数据放进去后，操作一下软件工具后很容易做。但是，没有灵魂的东西做得再漂亮，这样的文章也不会被考虑。因此，传播学发展中的这一新趋势，也是传播学发展中的一个新问题。
传播学发展的三个新问题
传播学发展中的那些新趋势与新问题并存。刚才讲的是三个新的趋势，但是所有的这些新趋势都伴随着新的问题。新趋势是好事，是发展。我到各个学校去讲课的时候经常讲，说我们做新闻传播学研究的人，应该说是生逢其时，因为传播学是极少数几门社会学科当中发展得最快，同时也是变化得最快的学科。发展得最快，说明我们大有前途，研究内容层出不穷；变化得最快，说明挑战性很大，但是随之而来的机会也多。比如，做新媒体的研究就很容易过时，也就逼着我们要不断在做，但好处是我们一直有新的课题做。因此，做传播学这方面的研究是痛并快乐着。就传播学发展来看，我们面临着大好的形势，这是一个得天独厚的机会。但是，传播学的研究跟不上传播学科的发展。尤其是目前传播学在研究方面面临着三个新的问题。概括地说，这三个问题是：第一，传播学的研究与发展在理论上遇到了瓶颈；第二，传播学的研究与发展在内容上遇到了困境；第三，传播学的研究与发展在方法上遇到了挑战。这三个问题在国内外都是存在的。
第一个新的问题：传播学的主要理论，尤其是媒介效果理论，都是建立在传统大众传播模式下的。然而当下传播模式特别是大众传播模式已经急剧改变，而传播学则缺乏与之相适应的新的配套理论。许多现存的理论其实已经不适用于新的传播模式，也不能很好地解释新发生的许多现象。这些现存的理论表现出了明显的局限性。虽然传统的大众传播模式仍在运作，但是新媒介带来的新的传播模式对传统的传播理论造成了很大的冲击。比如，议程设置理论中的很多要素已经有了很大的改变，在很
多地方已经缺失了官方可控制的舆论中心，因此，这一理论的适用性也随之有了改变。再比如，两级传播理论以前被认为是随着社会的不断进展已经逐渐减弱了，但现在，在不少社会中出现的实际情况却恰恰证明并非如此。就拿中国的情况来说，短短几年里涌现出了一大堆被称作大V的网络意见领袖。大V的出现说明，传统的意见领袖的概念反而是在后现代社会中大大增强了，因此，它对原来那个两级传播理论效应已经式微这一理论假设是一个很大的冲击。
还有一个例子是关于大家很熟悉的沉默的螺旋理论。对于这个理论，我同意它并没有全部过时，但是也受到了不小的冲击。事实上，应该说几乎所有的传播学理论都没有全部过时，只是它们在传播学的快速发展中都受到了程度不同的冲击。现在的关键是，如果想研究这些新的传播现象的话，你没有一些新的理论来指引，因而还是不得不去用那些现存的理论。这就会有局限性，甚至会有很大的局限性，或者无法用它们来诠释新的传播现象。但是所有的事情都有正反两面。正因为那些现存的理论可能有局限性并受到冲击，因此也提供给了我们机会去修正它、去发展它、去进一步完善它，抑或促使我们去创造与新的情况相适应的新的相关理论。原本我们做研究的目的就是要去测试某种理论，修正某种理论，完善某种理论，检验某种理论，去了解在另一种文化里、在另一个社会环境中它是否能有效运作。所以，尽管这些理论上的瓶颈可能是存在的，但是只要你处理得好，就相当于给了我们一个机会，而处理不好，仍然全盘套用那些理论就可能出错，因为那些理论已经在不同程度上未必都适用了。
我再给大家举一个关于主流媒体研究理论的例子。我在国内交流时，经常听到有些学者问，西方的主流媒体怎么能在社会上产生那么大的作用呢？而中国主流媒体的影响力为什么在逐渐降低呢？原因在哪里？他们做了很多这方面的研究，有一些人还来征询我的意见。我跟他们说，西方媒体的存在有几个基本条件，但是中国的官方媒体若是想打造成像西方社会中的主流媒体那样，它并不具备那些基本条件。因此，我们至多只能学学西方主流媒体的样子而已，因为你做不到那些东西。哪几个基本条件？首先一条，也是最关键的一条是，西方媒体它本身是一个相对独立的社会体系。我不是说我们的媒体也一定要成为一个相对独立的社会体系，而是说我们在进行学术讨论的时候，你没有看到那些东西，而你需要了解和知道那些东西。因此，在理论指导方面，我们在做研究的时候会碰到各种各样的问题。有些问题它是客观存在的，因为它们受到了冲击。而有些问题是我们自己给自己设置的瓶颈，因为我们没有注意到它们需要的一些先决条件。比如，如果你不了解议程设置（agenda setting）理论的先决条件，就
很难理解为什么我们的官方媒体很难像西方社会中的主流媒体那样起到议程设置的作用，因为你忽略了或不了解议程设置有几个必要的存在条件。所以说，在做研究中遇到的瓶颈，一部分是客观原因造成的，就是在新的环境下有些东西已经不那么完全适应了，新的传播模式对它们带来了很大的冲击，而相应的新的理论也没出现。但是另一方面的瓶颈则是我们自己给自己设置的，因为我们不了解它们有一些先决条件，结果我们自己把自己困住了。
理论的研究、创新，其实是要经过很长时间的，因为真正要成为一个放之四海而皆准的理论，在绝大部分情况下都能显示效应和起作用的，你要找到这么一个规律是不易的。如果一个所谓的理论假设在这个地方可以运行，在那个场合不能运行，这就不能被视为普遍的规律，没有普遍性也就是没有普遍意义的，那它就不能成为一个理论。所以，不可能两个礼拜就搞一个理论出来。你想这个两级传播理论，它是经过很多测试的；议程设置这个理论的提出，也是经过几十年时间的不断完善。议程设置这一理论的最主要的创始人马克斯韦尔麦库姆斯（Maxwell McCombs），是我20世纪90年代在得克萨斯大学奥斯汀分校（University of Texas Austin）求学时的导师之一。那个时候他的这一理论已经在全世界被广泛运用了。但一直到前些年，他90多岁了，仍在不断发展和完善这一理论。由此可见，一个理论的出现和形成是经过很长时间，是需要在提出以后通过不断的测试从而得到发展和完善的。再如，涵化理论（cultivationtheory），研究电视内容对青少年暴力行为的影响，前后几十年做了无数样本，非常不容易。目前的状况是，新媒介、新媒体和新的传播模式的突然出现，一夜间对那些理论产生了巨大的冲击，真的是碰到了各种各样的瓶颈。
第二个新的问题：传播学研究在内容上遇到了困境。相当多的人感到的困境是，传播学的内容太多，不知道该从何下手。而同时，也有一些人觉得传播学的研究内容很空泛，他们不知道传播学到底是做什么用的，又觉得它的领域太窄。我觉得有这两种不同的感觉都很正常。
以前我在别的地方讲课时，也遇到听讲的人问这样的问题。有个人就问得很好，他说：传播学研究的东西跟其他领域研究的东西越来越结合的时候，它们之间的界限怎么划分？你们想想，如果你们来回答这个问题会怎样回答？我是这样回答的：这就需要回到传播学的基本定义是什么。传播的过程，你们都还记得施拉姆的理论吧，包括信息的传输者和信息的接收者，还有信息的反馈及信息的解读，等等。传播学研究与其他学科的研究的界限划在哪里？就是在这些环节里面。作为传播学者，我们就要研究这些环节里面跟传播直接相关的这些方面。比如，如果研究软实力，我们就会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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