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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編輯推薦： |
时尚：生活美学的趣味与症候。
奢靡的社会生活风气表明晚明士民整体的日常生活水平之提高，其实质在于物质性在人的日常生存、情感、审美和精神生活领域的全面凸显。
对于具有一定的文化素养和审美鉴赏力的文人士大夫而言，这种生活美学在于借助于物来装点和营造一种审美化、艺术化的日常生活情境，从中获得积极的情感和审美体验，进而彰显其才情、趣味。
他们开始把生活视作自己施展才华、体验美感的作品，生活具有了与艺术并驾齐驱的地位，甚至，具体的艺术品，如琴、棋、书、画、诗、赋、词、曲等都退居一隅，成为营构、润饰生活这一整体的、宏大的艺术品的细枝末节。
在此种生活和审美观念波及下，日常用物自然要求适用美观均收其利而后可 ，无关日用的长物玩物也成了不可或缺的必需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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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內容簡介：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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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书立足于史料爬梳，在梳理和回顾近百年来学术界有关晚明文史研究的成果基础上，以晚明时代的突出社会症候物的崛起为切入点，采用学科交叉的研究方法，从整体性视野展示了前现代晚期中国社会生活、文艺活动和审美风尚的基本历史特征，深入探讨了前现代晚期中国社会审美文化的嬗变过程，并对当前社会生活、文化艺术领域凸显的重要问题做出了理论回应。本书提出，物的崛起与生活美学的兴起，对前近代晚期中国社会的结构性变迁起到了不可忽视的推动作用；审美、精神生活的世俗化、日常化是前现代中国文明发展进程的必然，也是文化、艺术所无法逾越的历史阶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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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關於作者：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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赵强，男，文学博士。现任东北师范大学文学院副教授；主要学术兼职有吉林省美学学会常务理事、副秘书长，吉林省作家协会理论评论委员会委员、中华全国美学学会会员等。主要从事中国美学史研究和当代文学批评，在相关领域发表学术论文30余篇，出版著作1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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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目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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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录节选：
【附：本书目录】
引论
第一章前现代中国文化传统中的物
一、引 言
二、释物：一个萌檗于生活的概念
三、观物、用物与体物：物的价值和意义
四、被压抑的物欲：物化论的两条线索
五、余 论
第二章物的崛起：前现代晚期中国的生活时尚与生活美学
一、引 言
二、人遵画一之法：明初社会生活风气之真相与反思
三、奢靡：晚明生活与审美的新形态
四、时尚：生活美学的趣味与症候
五、物妖：物的崛起与前现代晚期中国社会的历史动向
六、余 论
第三章物的魅惑：前现代晚期中国社会的观念蜕变
一、引 言
二、物力蕴藉，匠作精良：盛大的物质奇观
三、天下秀才穷到底：审美、欲望的纠缠与价值观衰变
四、全身计与好生涯：政治生态与治生观念嬗变
五、清福：传统生活观念的蝉蜕
六、余 论
第四章物的力量：文化、思想的世俗生活化
一、引 言
二、艺到精处，皆可成名：技术的更始与工商阶层文人化
三、一罐之力：商业浪潮的冲击与文化阶层的抗拒
四、帮闲：文化的妥协及其商业化、世俗化
五、拔病根：走向世俗生活的心学
六、余 论
第五章审美的物化与反拨：生活美学的多重面孔
一、引 言
二、人不可无癖：审美方式的双重物化
三、闲情、闲适之延展与生活美学的智慧
四、从李贽到三袁：反抗绝望的快活哲学
五、近代价值抑或历史轮回：晚明文艺思潮的再审视
六、余 论
结语极盛与极敝的历史逻辑
引用和参考文献
后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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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內容試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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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物的凸显并不仅仅局限于把玩长物之风的流行。柯律格曾在他的著作中提出，前述晚明那些以长物为主题的著作实际上实在建构一种文人趣味，进而维系社会和文化的区隔。这自然是切中了问题的要害，但也在某种程度上遮蔽了晚明时期更为波澜壮阔的物质文化景观。在本书中，我们将看到，不仅是作为多余之物的长物，而且连日用常行之物，哪怕是乡间妇女的鞋袜、贩夫走卒的衣衫，抑或是社会大众的饮食居处、乘舆轿辇，都呈现出史无前例的繁庶态势：就其量而言，可谓极大丰富；就其质而言，可谓匠作精良；就其内容覆盖而言，可谓人生日用无远弗届；就其形式创制而言，可谓极尽工巧华美奢靡如果我们单从文人趣味的角度加以理解，我们就容易将目光停留在艺术的领地，忽视那股以物为表现形式、贯穿于晚明日常生活、社会文化和学术思潮中的潜在力量物质、感官和欲望。这也正是前文所提及的晚明道学家、正统知识分子所密切关注、严厉批评的核心问题，触觉敏锐的思想家意识到，原本驯服于古典生活观念、社会规范和文化秩序的物及其背后潜藏的人类的物质、感官和欲望冲动，到了他们这个时代，喷薄而出，不仅在生活事实领域开疆拓土，而且冲击、破坏了既定文化和社会结构的稳固性。
由此，我倾向于将晚明社会文化的这一新动向称之为物的崛起。
重思晚明：早期现代还是前现代晚期？
有关这一历史图式的把握和命名，20世纪以来出现了诸多影响较大的学术概念。在前文中，本书业已对中国现代史学界常用的晚明明末清初及明清之际等概念进行了分析，阐释了他们虽然冠以朝代称谓却力图摆脱中国传统史学之朝代循环论述的内涵及用意。值得关注的是，自20世纪后期以来，在西方汉学的影响下，有关世界体系中的早期现代性的讨论逐渐被引入明清史研究领域，逐步取代了此前风靡一时的资本主义萌芽和早期启蒙等问题，催生了一系列新的学术命题，诸如晚期帝制中国（Late Imperial China）、早期现代中国（Early Modern China）和前现代晚期中国（Late Premodern）等，由此也拓展了当前重新审视晚明历史定位的新方向。
其实，早期现代性（Early Modernity）是一个萌生于欧洲史研究的史学分期概念。20世纪以来，欧洲史学研究界在有关欧洲现代性的本质及意义的讨论中发现，17世纪开始出现的早期现代经验，最终会产生出特征在启蒙时代已表露无遗的现代性，这些早期现代经验包括单一民族独立国家的形成、公民社会的出现和资本主义的兴起等。后来的史学家的雄心，显然不满足于此，他们经过一番对其重要性及意义的演绎，本来只是西欧世界的一个历史片段，就成为了一个可被识别的纪元时期时代。这种早期现代性之外延扩张的显例，就是从20世纪后期以来，它被广泛用来阐释16世纪至19世纪的世界史进程，包括中国在内的广大非欧洲区域均未能幸免。然而，史学家们也很快意识到这种根植于欧洲经验的早期现代性并非灵丹妙药，其所立足的民族国家、公民社会和资本主义三要素，在解释非欧洲区域的早期现代史时往往捉襟见肘。因此，一种内涵更为丰富、力图摆脱欧洲中心论的多元现代性观念得以建构起来：如果说市民社会和民族主义构成了欧洲现代性的独特标记，那么公共空间和超越原初人际纽带、世俗化的地域性集体认同便是东方与西方早期现代性的共同标记。
按照这一思路，许多汉学家开始在中华帝国晚期或早期现代中国寻绎传统的衰落与新生的可能。1970年，孔飞力出版了其蜚声世界的著作《中华帝国晚期的叛乱及其敌人》。他在该书中提出，回顾100年前，若干不祥的发展表明，新的力量已起着削弱传统中国社会的作用；清代中叶时期的中国经受了种种持久且在扩散的弊端，这些弊端全然超出了王朝衰落的限度，将不可避免地决定它的前途。在他看来，尽管清帝国成功地平定了太平天国的叛乱，维系了王朝的命脉，但在平叛过程中随着各地团练的兴起，地方的控制权逐步由基层官僚转移到地方精英即绅士手中，催生了地域认同和自治观念等清帝国的统治根基依然稳固，但中国的社会结构却由此被改变，再也无法重建，这就是所谓帝国晚期之晚的内涵。孔飞力所强调的中国社会在历史的连续演进中所呈现的内部变化，经由后来的学者一再阐发，终于形成了一种侧重于讨论16世纪末到18世纪初的中国文明内部变迁的晚期帝制中国学脉。虽然这一学脉着重阐发中国文明在遭遇西方文明冲击以前自身的结构性变迁，但这种结构性变迁所指向的并非现代，而是传统的衰落。正如孔飞力所言，只有外界因素新技术、新观念、新的社会结构模式的影响，亦即西方入侵，才是构成中国历史走进现代的决定力量。这就未免又回到了欧洲中心的目的论。
与此形成鲜明对照的，是后来所出现的早期现代中国论者们的乐观信念。在他们看来，过去的五百年间中西方有着平行发展的经历。在这一时期里，中国社会像西欧一样，也变得更加都市化，更加复杂，经济更加发展，文化更加成熟。所不同的在于东西方变化的步子。西方在18、19世纪的变化开始发生得如此迅速，以致相比之下中国显得停滞不前事实上中国在这一时期绝非停滞而是正在变革之中，甚至也许比历史上大部分时候都变革得更为迅速，只是西方空前的变革步子才使得中国的变革看似停滞不前。比如最早使用早期现代中国概念的汉学家罗普在研究《儒林外史》时，曾感叹道：尽管吴敬梓已经去世200多年，而且他所处的那个时代已经离我们远去了，但是他的生活和思想中的某些方面却看起来具有显著地现代性令他感到惊奇的现代性，即《儒林外史》中所反映出的城市化、商品经济和世俗化的文艺走向。同样，在20世纪80年代，中国学者也在思考明清社会如何走出中世纪的问题。比如朱维铮先生认为，晚明以降中国社会商品经济的繁盛、王学的流行与西学的输入，共同酝酿了一种近代意识的觉醒：那时的中国也同当时的欧洲一样，已经有走出中世纪的必然性在起作用。而柯律格在其著作《长物：早期现代中国的物质文化与社会状况》中由观念史转向物质文化史，提出16世纪的中国呈现出如此众多与欧洲相近的资本主义消费模式，则进一步推动了中西方颉颃并进步入早期现代性的结论与晚期帝制中国论相较而言，正如有的学者所指出的那样，早期现代中国论不过是把中国目的论的衰落时间之箭换成了欧洲目的论的兴起时间之箭，换言之，尽管多数学者已意识到要在中国发现历史，然而其衡量历史的坐标系，却依然是欧洲历史的现代化轨迹。
如此说来，晚明以降历史，竟不可避免地或跌入衰落、或奔向欧洲么？晚明社会所孕育的丰富的变化，物的崛起所暗藏的巨大力量，究竟要牵引着中国历史走向何方？在本书看来，回答这一问题的关键仍在于严格界定所谓早期现代性的核心内涵。仔细玩味前述诸多学者的观点，不难发现，商品经济的繁荣、城市化的推进、社会体制的科层化以及文化的世俗化等构成了他们判断中国文明是否步入早期现代的主要标准。然而，根据金世杰的观察，至少从上一个千年之交开始，经济的发展、大规模的城市化、政治上的集权和领土的控制正在全球范围内开展并不断扩张，也就是说，至迟从宋代开始，被人们奉为现代性之主要尺度的经济、社会和文化现象，都已露出端倪。这也正是20世纪前期日本汉学家内藤湖南提出宋代是中国历史近世开端之历史命题的原因所在。他注意到，唐宋之交在社会各方面都出现了划时代的变化：贵族势力入宋以后趋于没落，代之以君主独裁下的庶民势力的上升；经济上也是货币经济大为发展而取代实物交换；文化方面也从训诂之学而进入自由思考的时代，这些变化共同促成了中国社会由中古向近世的转变。就此而言，如果说上述标准依然奏效，那么中国社会甚至比生产这些标准的欧洲更早萌生出早期现代性。正因此，金世杰强调经济方面的增长并非其时欧洲的专利，它也不能构成判定一个文明是否进入早期现代的决定性指标；同样，城市化、繁盛的国内外贸易、集权和科层化版图的政府这些普遍现象，与后来的工业化和宪法政府之间也并没有什么必然的、充分的联系。
那么，判断一个文明是否进入现代性的标准又当如何确立？金世杰说，没有普世的或欧洲的现代性提供给这个世界去采纳或抗衡；只是说，在欧洲文化里有一股特别的细流机械科学它对自然知识的生产和生产力的提高产生了极大的推动作用。正是这股机械科学的细流，构成了推动欧洲工业资本主义亦即早期现代性兴起的根本性力量。就此严格的尺度而言，明清时期中国并不能以早期现代性视之，其所蕴藏的变革冲动，也并非仅仅指向帝国的衰落，而是处于前现代晚期的历史阶段。在本书看来，这一论断既描述了10世纪以来的世界史演进区别于以往的整体进程及其晚期所呈现出的新动向，又与欧洲中心论的现代史观保持了相当的距离，它为我们开放、公允地讨论、阐释和判断包括中国在内的非欧洲区域的前现代史提供了更多可能性。因此，与晚期帝制中国与早期现代中国相比，我更倾向于使用前现代晚期来概括物的崛起所隐喻的历史图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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