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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簡體書』托马斯·伯恩哈德自传小说 五部曲

書城自編碼: 2929162
分類: 簡體書→大陸圖書→小說社会
作者: 托马斯?伯恩哈德[奥地利] 著 韩瑞祥 等译
國際書號(ISBN): 9787020118458
出版社: 人民文学出版社
出版日期: 2016-12-01
版次: 1 印次: 1
頁數/字數: 454/283000
書度/開本: 32开 釘裝: 平装

售價:NT$ 4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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托马斯伯恩哈德(Thomas Bernhard,19311989),奥地利作家,独来独往愤世嫉俗的怪才,在德语现当代文学中占有重要地位。曾获毕希纳奖等多项文学奖。
青少年时代的坎坷不幸、法西斯教育的摧残、痛苦的磨难在贝恩哈德的心灵上留下了不可磨灭的印记。死亡、疾病、堕落与疯狂构成了他创作的主题。
作品有诗集《在人间和地狱》(1957)、《在月亮的铁蹄下》(1958),小说《寒冻》(1963)、《精神错乱》(1967)、《石灰窑》(1970)、《毁灭》(1986),戏剧《无知的人与疯狂的人》(1972)、《习惯势力》(1974)和《英雄广场》(1988)等。
內容簡介:
托马斯伯恩哈德的自传小说五部曲,即《原因一种预示》(1975)、《地下室一种解脱》(1976)、《呼吸一个决定》(1978)、《寒冻一种孤独》(1981)和《一个孩子》(1982)。他以深沉的幽默,冷漠的讽刺展示了其坎坷的童年和青少年时期,从一个侧面勾勒出战后奥地利社会各时期的一幅幅历史画面。德国文学评论家赖希-拉尼茨基称之为伯恩哈德最丰满最成熟的作品。
目錄
目录

原因 王钟欣译
地下室 刘文杰译
呼吸 韩瑞祥译
寒冷 巩婕译
一个孩子马剑译
內容試閱
前言
托马斯伯恩哈德(Thomas Bernhard,19311989)是奥地利现当代文学中一个独来独往、愤世嫉俗的怪才,在德语文学中占有重要地位。虽然他的文学创作也受到维特根斯坦语言批判哲学的影响,继承了奥地利文学中语言批判的传统,但是他与统领奥地利现当代文学几十年的维也纳文学社和格拉茨文学社几乎无缘;他始终抱着自身固有的一切怪僻、粗暴、丑陋、困惑和离奇的东西走一条离经叛道之路。(伯恩哈德) 他因此所得到的褒与贬在德语文学批评界也是罕见的。但他一生淡泊名
利,不屑论争。
伯恩哈德作为非婚生子出生在荷兰的海尔伦,父母都是奥地利人。他随外祖父母生活在维也纳和萨尔茨堡附近的西基辛。在当作家的外祖父熏陶下,他从小就跟文学结下不解之缘。1947年中学未毕业,他就去一家食品店当学徒,不久便患上折磨他一生的肺结核。在住院疗养期间,他的精神支柱外祖父和母亲相继去世,给他在精神和心灵上造成很大创伤。他二十世纪四十年代起学过音乐,后来选择了专业作家的道路。
青少年时代的坎坷不幸、法西斯教育的摧残、痛苦的磨难在伯恩哈德的心灵上留下了不可磨灭的印记。死亡、疾病、堕落与疯狂构成了他文学作品的主题。五十年代,他以诗歌步入文坛,发表了《在人间和地狱》(1957)、《在月亮的铁蹄下》(1958)等诗集。他的诗调比较低沉,风格在某些方面酷似二十世纪初奥地利表现主义诗人特拉克尔。他诗中的我感受到的世界就是地狱,无处不充满着冷酷、压抑、失望和痛苦。
无论伯恩哈德的思想和艺术追求后来经历了什么变化,表现在这里的主题几乎贯穿他全部的创作。他以极其深刻的思维力和十分丰富的想象力展示着人生就是不治之症的忧愤。人与人、人与社会、人与自然和人与自我的关系被扭曲了。精神沉沦崩溃,一切生存的努力只能导致精神错乱。一句话:死亡是我的主题,因为生命是我的主题。(伯恩哈德)二十世纪伯恩哈德一生共写了二十多部中长篇小说和短篇小说集。他的小说创作大体可分为前后两个时期,即从六十年代到七十年代中为前期,从八十年代初到作者逝世为后期。前期笼罩着阴郁的荒诞,后期渗透着现代喜剧的嘲讽。属于前期的长篇小说有《寒冻》(1963)、《精神错乱》(1967)、《石灰窑》(1970)、《修正》(1975)和中篇小说《阿姆拉斯》(1964)、《走》(1971)等;后期有长篇小说《伐木》(1984)、《大师》(1985)和《毁灭》(1986)、短篇小说集《模仿声音的人》(1978)以及五部自传小说。从七十年代开始,伯恩哈德同时倾注精力于戏剧创作,先后发表了十四个剧本,主要剧作有《博里斯的生日》(1970)、《无知的人与疯狂的人》(1972)、《习惯势力》(1974)、《名人》(1976)、《退休之前》(1979)、《万巅之上静悄悄》(1981)、《剧作人》(1984)和《英雄广场》(1988)。
在伯恩哈德的前期小说中,环境是黑暗的,无情地摧残和窒息着一切精神生灵;人物是被扭曲了的,他们往往把自己封闭在孤独、颓废、与世隔绝的天地里,奢望在其中摆脱现实的困惑,但在极端的矛盾状态中,他们要么成为多愁善感的神经质,要么在思想的顶点疯狂。为作者奠定声誉的长篇力作《寒冻》是伯恩哈德前期小说的代表作。《寒冻》写的是画家施特拉赫出于厌恶和恐惧世间的一切,隐居到荒凉寒冷的山村温格。但他在那里遭受到的依然是寒冷的现实。无法回避的矛盾使他在精神和心理上受到的摧毁日益加深。他变成了一个精神狂人,最终冻死在雪中。画家是作者着意刻画的一个极端人物,以极端的艺术形象来揭示极端的病态现实,这就是伯恩哈德从始至终所持的创作态度。小说《精神错乱》进一步表现了寒冻的主题。主人公沙拉奥固守自己的城堡,要使它成为理想中的世外桃源。但是他身在城堡里,却无法抵御来自城堡之外的袭扰。他因此极度善感,精神分裂,惶惶不安。他从头到尾自言自语的就是世界的冷酷阴暗和人生的恐惧。他感到好像被幽禁在寒意刺骨的冰山里。寒冻,关门自守,致命的自言自语,自我疯狂就意味着世界的疯狂,大自然的疯狂。 (伯恩哈德) 小说《修正》同样是挣扎、绝望、疯狂甚至毁灭的变奏曲。其中的人物在现实的舞台上,以不可扭转的必然结局完成了毁灭的预演。在这部小说中,主人公罗特哈默为他的妹妹在一片密林深处建造了一座艺术别墅,企图使她在其中得以解脱,找到幸福,实现自我。但在别墅完工之时,他的妹妹却死于不治之症。注定的命运把他逼到了绝望疯狂的境地。伯恩哈德之所以始终如一坚定不移地采用这种阴暗的表现视角,无疑是作者审美意识的需要,因为在阴暗中一切清晰可辨, 人们在观察一幅令人毛骨悚然的油画时,唤起的更多是肯定的冲动、情感和思想。(伯恩哈德)
伯恩哈德的小说表现别具一格,作者称自己是典型的故事破坏者:在我的作品里,无论在什么地方形成故事的迹象,或者我只是从远方窥见某个小说山丘的背后露出故事的萌芽,我便将它封存起来。 (伯恩哈德)他的小说没有脉络清晰、冲突跌宕的情节描写。取而代之的是,作者有意识地采用数之不尽的重复以及习惯和夸张用语,着意捕捉和感受人物的瞬间状态。而这些瞬间画面首先借助主人公无边无尽的独白或内心独白来完成。在他的人物身上,突出地凝聚着一个无法解决的矛盾,即一个从主观上过分要求自我实现与其意图行为在客观上的无意义的矛盾。为此,伯恩哈德很善于采用戏剧艺术的表现手法,构想极端的艺术情势,让人物以极端方式出场,使恐惧与诙谐相互渗透,相互制约,相互烘托。在这种带有荒诞色彩的表现中,作品的主题自然有力地突出出来:现实是丑恶的、不合理的、荒诞的。人被丑恶的现实所困惑,被荒诞的现实所惊吓,被不合理的现实所挤压。于是他们变态、厌世,行为无常。他们精神错乱,成为狂人。
伯恩哈德后期小说越来越趋向现代喜剧的表现手法。幽默、夸张、玩世与荒诞溶于自我经历和孤芳自赏的主题里,使严肃与诙谐融为不可分割的统一体。作品中同时往往也是叙述者的主人公把世界荒诞地看成一出喜剧,把人生虚化为戴着面具的表演。他们眼里的人不过是不幸的人。这些人把自己的痛苦带到光天化日之下,由此使世界变成一出当然让人发笑的喜剧。而在这出喜剧里,人人都患着精神或肉体上的不治之症,而且以其不治之症为乐,把那真实的表演隐藏起来。他们在评判外部世界的时候,也几乎毫无掩饰地道出自己充满矛盾的内心世界,他们的表现方式就是要以整个世界和人的荒谬来为自己绝对的内心世界或主观感受辩白,从而也使自己成为这个喜剧中的角色演习者。(伯恩哈德)
《伐木》(1984)标志着伯恩哈德小说表现从荒诞的阴郁向现代喜剧式的嘲讽的转变。在这部小说里,一群艺术家的聚会成了对他们人性变态的喜剧性的嘲讽。在诙谐的角色表演中,他们戴着各自的面具,试图向在座者展示其自鸣得意的高雅风采。而置身其间的叙述者我却扮演起自视清高的旁观者的角色。他观察着、反思着、也嘲讽着。那玩世不恭的轻蔑也使得他陷入可笑的丑角境地。他在观察和感受这群人的同时,不得不承认自己也是这个喜剧中的一个角色。伯恩哈德在这里采用了自我讽刺的手法把叙述者及其人物一并置于现代喜剧的聚光境下,让他们显示出被现实扭曲的两重性和畸形的社会精神现象。而叙述态度从客观向主观的变化给作品表现注入了幽默的内涵。这种变化尤其体现在小说《毁灭》(1986)的叙述者身上。他在玩世不恭地观察和评判周围一切的同时,又称自己是个坚定不移地靠夸张生存的夸张艺术家;他视这种夸张为唯一合乎逻辑的事实(伯恩哈德) 。但在伯恩哈德喜剧的诙谐中隐含着深沉的严肃,让人依然感受到忧愤的沉重;喜悲交集,相伴相融:人身上滑稽或诙谐的一面最真切地表现在他们的痛苦之中,就像痛苦的一面最真切地表现在他们滑稽、诙谐之类的东西中一样。(伯恩哈德)
伯恩哈德也是二战后德语国家戏剧舞台上上演剧目最多影响最大的剧作家之一。他的戏剧大多像小说一样充满着病态的氛围:生存就意味着痛苦。人无论是屈从生活也好,在生活中搏击也好,都不会产生预期的效果。人无时不受到不治之症的威胁,自身变得古怪离奇,不可捉摸,难以理解。他的成名剧本《鲍里斯的生日》(1970)就反映了人物的这种行为和命运。十三位失去双腿的残疾人戴着人生的面具,会聚于善良人的家里,为同病相怜的鲍里斯庆祝生日。他们不再去想弄清自己的处境,想办法证明自己还存在,而是听天由命,屈从于残酷的生存。他们无可奈何,只有哈哈大笑,在庆祝生日的快乐气氛中,节日的主角鲍里斯突然倒下去了。他的妻子,失去双腿的善良人面对惨景发出的不是痛苦的,而是可怕的狂笑。《鲍里斯的生日》酷似荒诞派戏剧。它让人们通过荒诞的舞台画面,看到非人的社会使得人格丧失,个性毁灭,身躯残败,精神变态。在命运的荒唐中隐含着真实的可怕。
伯恩哈德在戏剧里描绘了为数不少的艺术家形象,他们都具有一个共同特征:一切创作努力都必然使他们归于失败。《无知的人与疯狂的人》中的夜晚女星为追求极端的观众所迫,竭力要使自己成为最完美的唱腔机器,而她的表演实际上成了无知者与疯狂者之间的角斗。在这场角斗中,她被斗得遍体鳞伤,败下阵来。《米奈蒂》(1977)中忧愤的愚人不再无望地等着剧团团长的聘用,而成了精神错乱的狂人,期待着死神的降临。在作者所描写的敌视艺术的社会现实里,艺术和艺术家的命运都是可悲的:艺术家一个个都成了狂人。但伯恩哈德戏剧中的病态艺术家绝非作者的自我再现,而是极端社会现实中的极端典型。他们企图通过实现自我来改变现实,但却无路可循。他们在彷徨寂寞中忧伤,在无能为力中精神错乱,在绝望中走向毁灭。但在表现手法上,从七十年代起,作者越来越多地采用了喜剧的幽默,以此淡化绝望的毁灭。尤其在备受争议的最后一部剧作《英雄广场》中,伯恩哈德把夸张的现代喜剧手段运用到无与伦比的极致。
伯恩哈德不是一个只看到阴暗的作家,而是一个向往生活的人,他之所以写作,因为有许许多多的东西令人不快。要是一切都祥和如意的话,我根本就很难写出东西来,谁也不会去写作的。(伯恩哈德)

伯恩哈德的自传五部曲(《原因一种预示》,1975;《地下室一种解脱》,1976;《呼吸一个决定》,1978;《寒冷一种孤独》,1981;《一个孩子》,1982)发表于1975年到1982年之间,代表着作者这个时期文学创作一个十分有趣的发展趋向;向来天马行空的伯恩哈德突然以别具风格的自传体小说加入了七十年代风靡德语文坛的新主体性文学潮流,并且获得巨大成功。伯恩哈德在这里以深沉的幽默,冷漠的讽刺展示了其童年和青少年时期的坎坷人生,从一个侧面形象生动地勾勒出战后奥地利社会各个时期一幅幅耐人寻味的历史画面。德国著名文学评论家赖希-拉尼茨基称之为伯恩哈德最丰满最成熟的作品。伯恩哈德的自传五部曲成为现当代德语文学史上新主体文学的经典之作。
像作者所有其他作品一样,自传五部曲也讲述的是一个遭受磨难的故事,作者同样把关注的目光投向一个心灵受伤害的人,一个濒临万丈深渊的人,一个为生存而不屈不挠挣扎的人。这个人就是童年和青少年时期的作者自己。小说故事发生的中心地点是作者的故乡之城萨尔茨堡,直接描述的对象是我在寄宿学校、食品商店、州医院的死亡之屋和肺病医院的亲身经历和感受。在这里,故乡之城成为没落、毁灭和死亡的象征,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尤甚。我在其中经历了一个痛苦甚或残酷的教育过程。读者在真实与虚构的交融中似乎在读一部既令人心酸又启人深思的发展小说:我的现实是残酷的,我的命运是悲惨的,我的抗争之路伴随着痛苦与绝望,我的成长过程充满艰辛与曲折,我最终就是要战胜一切不幸,要活着,要像样地活着。
在自传五部曲中,伯恩哈德采用的是第一人称叙述。过去与现实两种不同视角不断交替,形成张弛有致的叙述结构。在这里,叙述首先呈现为一种回忆,再现的是作者当年所经历和感受的一切,因此,童年和青年强烈的情感视角占主导地位。但作为成熟的作家,伯恩哈德有时也小心翼翼地穿插进当下的评述,以夹叙夹议的方式让回忆成为一种真实的历史记忆,让议论成为对其反思的必然结果,双层视角相互承载,相得益彰。伯恩哈德在自传体小说中所采用的这种叙事风格给读者留下了更加广阔的想象和思考空间。
《原因》是自传五部曲的第一部,开始于1943年,描写的是伯恩哈德在萨尔茨堡上寄宿学校时期。在这里,作者着意追寻的是隐藏在那些混乱不堪、异乎寻常的生存状态背后的原因。对伯恩哈德来说,痛苦的童年就是从故乡之城的寄宿学校开始的,在那幼小的心灵里,故乡之城实际上是一个不治之症,一个扼杀想象与愿望、令人毛骨悚然的公墓,因为纳粹主义和天主教传统在其中灾难性地融为一体,无情地摧残着人的生存;这里的寄宿学校如同地狱,法西斯的绝对服从和天主教的精神禁锢统治一切,卑鄙无耻地毁灭精神,泯灭人性,陷入其中,就意味着无望与绝望;而战争的恐怖又时刻使这无法弥合的心灵创伤雪上加霜。在这种窒息个性和危及生存的残酷现实中,年幼的伯恩哈德不是徘徊在自杀的幻想中,就是逃脱到几乎与世隔绝的角落里,孤独地拉着小提琴,借以抚慰心灵的伤害。这部作品分为两部分,分别以寄宿学校两个校长的名字为标题,他们无疑是纳粹主义和天主教传统的化身,是个性的毁灭者,他们对身临其境的我所造成的精神灾难几乎如出一辙。《原因》表现的是极端情景和危机,在其错综交织中,作者以绝妙的文学构想,展现出童年的我与恶劣的现实环境充满创伤和绝望的抗争。这是一段不同凡响的人生历程。这也是伯恩哈德独具风格的自传五部曲的初衷,因为在作者看来,回忆是一种自我认识过程,没有什么比自我回忆更困难的东西,但也没有什么比自我回忆更有益的东西,回忆者必须自我审视,尽量实事求是地看待自己,使之成为未来人生的镜像。
在经历了寄宿学校的双重教育折磨和战争的恐惧后,十六岁的伯恩哈德义无反顾地走上了一条与所有亲人的愿望相悖的路,他中断了高级中学学业,决绝地朝着截然相反的方向走去。这就是自传五部曲第二部《地下室》开始的人生抉择。他离开了那个让他备受煎熬的生存领域,即学校,因为在他看来,其中的一切都扼杀我的天性,与他四面为敌,格格不入。他选择了去伯德拉赫的食品店里当商业学徒。那个地下室成为他人生名副其实的学校,他在其中学会了种种生存可能。在与同病相怜者的相处中,他赢得了一种新的、充实的自由生存方式,而且断定自己是一个快乐的人。与此同时,他所钟爱的声乐课也成为这种新的生存不可分割的部分;音乐重新呈现为生存下去的手段。《地下室》在许多方面是《原因》的继续。在这里,真实与想象,回忆与虚构又以典型的伯恩哈德式的方式相互交融。作品结尾,自我从根本上表现为戏剧性的自我,叙述者把那过去的生存看成是一场戏,看成是一个沉醉于成千上万个人物之中的舞台。每个这样的人物就是我,所有这样的背景就是我,经理就是我。一句话,这一切构成了作者今天生存的基础。
伯恩哈德在地下室食品店里度过了一段自由幸福的时光。然而,突如其来的疾病再次把他推入生存的深渊,成为他一辈子挥之不去的痛苦和直到生命尽头还要抗争的对象。医院的岁月是接下来的两部小说《呼吸》和《寒冷》描写的中心。可以说,他在这里深陷绝望,也在这里获得新生;医院这个灾难性的机器是他观察和感受现实悲凉的舞台,也燃起他要活下去的生命之火。面对疾病与死亡,在反复的绝望与抗争中,叙述者的自我审视、生存意志和对世界的认知逐渐得到升华。《呼吸》是青年伯恩哈德人生的又一个转折,十七岁的叙述者我突然遭受接二连三的命运打击。首先是外公出人意料地重病住院让他一蹶不振,因为外公是他独一无二的教育者、导师、呵护者和最亲近的人。随之他突发胸膜炎积水也住进同一医院。在他所称之的死亡之屋里,作为病人和观察者,他生动形象地再现了那一幕幕切身经历和亲眼看见的灾难情形,重新找到了他以为已经丧失殆尽的对麻木不仁的生存环境的抵抗力。诚然,外公的死亡令感同身受的他悲伤和孤独,但同样使他感受到前所未有的解脱和自由,给了他新的生存动力。对他来说,一个生存结束了,另一个生存开始了。他开始痛定思痛,思考和分析自己所观察的各种对象、同室病友和周围世界。他最终做出了度过鬼门关的抉择,投身于文学之中,因为他发现,文学能够导致生存的数学答案。在《呼吸》中,伯恩哈德无所顾忌地描述了当时发生在那个濒临死亡的年轻人脑海里的一切。作为细腻观察的语言大师和毫不留情的嘲讽者,面对当年的生存环境和人生悲剧,叙述者不用戴任何面具,回忆并洞察自己青年时期的苍凉悲苦。读者在这里看到,一个十八岁的年轻人以独白的方式,几乎肆无忌惮地在谴责,在控诉,在倾泻人生的不幸,在嘲讽这个舞台一样的世界;他要在挣扎中振作起来,要在磨难中活下去。然而,不幸接踵而来,在他获悉母亲身患绝症的同时,他也得知自己再次感染上严重的肺病,又一次被置于死亡的边缘。这就是伯恩哈德再次听任命运摆布的《寒冷》世界。他被送进格拉芬霍夫肺病医院,他进入一个病入膏肓的人群,其中一幅幅令人窒息的画面使他经历了一段听天由命的时期。他放弃了所有抗争,俯首于这个不堪入目、令人毛骨悚然的人群里。他成为一个可怕的医生群体的牺牲品,一个把医院当作监狱经营的院长的牺牲品。在这里,根本就谈不上什么治疗,病人无非就是与世隔绝的囚犯。这时,母亲的不幸去世又让他痛上加痛。尽管如此,尚存的一丝生存欲望使他成功地摆脱了这个行将死亡的人群。为了对付绝望和自暴自弃,他积聚起自己可以积聚的一切力量。他重新赢得了那个短暂放弃的观察者地位,因此又成为一个冷静观察和感受的局外人,一个无声无息的抗争者。与此同时,一个同样患肺结核的音乐家成为他知心的交流伙伴、朋友和毫不妥协地要恢复健康的榜样。他决意要把命运掌握在自己手里。无论他把自己的生存看得多么荒谬,他不再放弃,他的乐天态度既充满绝望,又不屈不挠。《寒冷》卷首诺瓦利斯的箴言:每种疾病都可以称之为心理疾病无疑为叙述者打开了他的疾病与死亡高等数学的大门,成为他释然面对苦难人生的一把钥匙。
在《寒冷》的回忆中,叙述者第一次回顾了童年早期的岁月,对自己出身和性格的追问也萦绕在这个病魔缠身的年轻人脑海里。五部曲的最后一部《一个孩子》便是叙述者追寻原因的续集。它讲述的是一个天资聪颖的孩子遭受屈辱和压制的故事,虽然不同寻常,但也并非不典型。像其他四部一样,《一个孩子》的叙述也始终游移在极端的张力中;语言的运用同样达到无以复加的地步。幼小的伯恩哈德所经历的,不是地狱就是天堂。和外公在一起,陪他散步,是他童年最快乐和最幸福的时刻,因为外公是他的教育者,是他的庇护所,是他的精神依托;只要走进学校里,他就感到如同进入制造愚蠢和精神垃圾的工厂。每一个在这里所叙述的事件都具有不同寻常的特征,每次不幸或失败都会被描写成灾难,一个比一个恐怖,个个令人毛骨悚然:一个骗子制造的非婚孩子,一个从娘胎里开始就令人讨厌的生灵,其生存之艰难可想而知。在《一个孩子》中,伯恩哈德把童年的生存世界同样看成一个既充满恐惧又十分可笑的舞台,人生的童年同样像演戏一样展现在这个舞台上。生存是一个悲剧,我们能够尽可能地把它变成喜剧,这就是《一个孩子》表现的意图所在。事实上,回忆童年的作者如愿地让这个悲剧变成了喜剧。伯恩哈德犹如一个喜剧演员,他的诙谐取自于恐惧,他甚至会让童年一些恐惧的经历升华为怪诞,从而使之可以忍受。小说中有一个值得注意的情节,伯恩哈德绘声绘色地描述了他八岁时骑自行车的轶事。这次以失败而告终的自行车之旅无疑具有浓厚的象征意义,是一个意蕴深邃的故事,其中隐含着贯穿伯恩哈德作品的主要主题和母题。不言而喻,《一个孩子》与其他四部一起,以真实与虚构的方式,为伯恩哈德天马行空的人生历程和独具风格的文学创作找到了令人叹为观止的原因。

总而言之,自传五部曲标志着伯恩哈德一个特殊的创作阶段,在这个时期的德语文坛上产生了很大影响,也是认识这位独来独往的奥地利作家的一个窗口。人民文学出版社推出自传五部曲的中文译本,但愿读者能从中有所收获。韩瑞祥
2016年元月10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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