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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編輯推薦： |
本书对韩国和中国台湾制造业得以显著发展的背景条件提出了一个有说服力的新观点。其论证详尽的理论要点是，在韩国和中国台湾得以成功实现赶超的行业，都是在技术前沿正在经历转型的行业。随着技术的发展，这些转型行业需要一套与过去完全不同的技术、技能和能力，而行业技术的更迭削弱了之前工业领导国家的优势，并为韩国和中国台湾进入这些行业提供了机会。李根教授的叙述与理论非常吸引人，也发人深省。理查德纳尔逊教授，哥伦比亚大学
基于极具说服力的理论和实证分析，李根教授提出，韩国和中国台湾的成功取决于它们在20世纪80年代达到中等收入水平之后所实现的转型，该转型的关键是专注于以短周期技术为基础的行业，因为这类行业较少依赖现有的技术，从而使韩国和中国台湾能够利用新技术所创造的机会，后继有力地实现赶超。本书具有很大的原创性，对经济发展领域的研究做出了重要贡献。任何关心如何帮助一个国家跨越中等收入陷阱的读者，都应该认真阅读本书。林毅夫，北京大学教授，世界银行前首席经济学家
本书富有原创性。李根教授通过国家、行业和企业三个相连的层面进行了分析论证，扩展了人们对经济赶超的理解，也强调了公共政策在实现赶超方面的重要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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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內容簡介： |
当前，创新已成为经济社会发展的主要驱动力，创新能力成为国家竞争力的核心要素，各国纷纷把实现创新驱动发展作为战略选择，并将其列为国家发展战略。中国于2006年提出自主创新的伟大战略，由此掀起了科技创新的发展热潮。党的十八大进一步明确提出科技创新是提高社会生产力和综合国力的战略支撑，必须摆在国家发展全局的核心位置。习近平总书记在2014年两院院士大会上继续强调，要坚持走中国特色的自主创新道路，加快实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作为创新的理论工作者，应积极贡献对创新的理论洞察与政策建议。
国际上，创新研究起源于美籍奥地利经济学家熊彼特，之后逐步为各国经济、管理和政策研究者所重视。北美和欧洲国家拥有一批杰出的创新理论研究者，形成了极为丰硕的学术成果，为创新驱动发展做出了显著的贡献。美国以麻省理工学院斯隆管理学院、哈佛大学商学院和斯坦福大学商学院以及工学院为代表，在创新管理学、创新经济学研究方面处于国际领先地位。欧洲以英国苏塞克斯（Sussex）大学科技政策研究所（SPRU）等为代表，在创新经济学理论和创新政策研究等方面处于领先地位。在亚洲，韩国学者率先在技术学习和技术追赶方面取得了研究优势，日本学者则在知识创新、精益创新等方面颇有建树。近年来，印度学者在创新方面的研究同样令人瞩目，他们先后提出了原生态创新、朴素式创新、反向创新等新的创新理念，在创新研究方面独树一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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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目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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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部分概述与展望
第1章引言
1.1驱动本研究的问题： 如何维持赶超势头
1.2中等收入陷阱和持续赶超
1.3本书的论点： 专注于短周期技术
第2章知识是经济赶超的关键力量
2.1新熊彼特主义中有关经济赶超的观点
2.2知识和经济赶超： 概述关键因素
2.3测量赶超和数据
第二部分知识与经济赶超： 三个层面的实证研究
第3章知识与国家层面的赶超
3.1引言
3.2从国家创新体系到经济增长
3.3测量国家创新体系和特定的假设
3.4赶超型经济增长和未赶超型经济增长： 回归结果
3.5小结
第4章知识与行业层面的赶超： 亚洲与拉丁美洲的比较
ⅩⅧ
4.1引言
4.2理论框架和假设
4.3技术赶超的差异： 第一梯队与第二梯队
4.4模型的结构和结果
4.5总结
第5章知识与企业层面的赶超： 韩国公司与美国公司的比较
5.1简介
5.2理论框架和假设
5.3测量和数据
5.4知识和企业层面的绩效
5.5总结
第三部分理论构建： 如何逃脱增长的陷阱
第6章构建一个以知识为基础实现经济赶超的理论
6.1简介
6.2总结本书第二部分的发现
6.3专注于短周期技术以实现持续赶超
6.4技术转折点以及高端、中端、低端的发展道路
6.5从以贸易为主的专业化到技术专业化
6.6迂回、模仿和直接复制
第7章如何建立技术能力以进入短周期的技术领域
7.1简介
ⅩⅨ
7.2学习过程和阶段的概述
7.3基于许可转让 FDI的学习以建立吸收能力
7.4多样化的学习设计能力
7.5通过跨越学习： 韩国的移动电话和数字电视
7.6如何迁移到短周期技术领域： 一个总结
第8章中国和印度的赶超
8.1简介
8.2印度服务业的跨越式发展和中国制造业的赶超
8.3作为短周期技术的印度IT服务产业
8.4克服中等收入陷阱： 中国在短周期技术上的努力
8.5中国和印度的技术拐点
第四部分技术拐点理论和结论
第9章技术拐点理论的提出
9.1简介
9.2一个单变量理论？
9.3其他经济体的拐点
9.4以资源为基础的发展和其他替代模型
9.5遗留的问题
第10章总结和结束语
10.1总结
10.2本书的贡献和局限
附录表格
注释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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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內容試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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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本书的写作起源于我受到的韩国国家研究基金会的资助。这项教育部的资助仅限于明星学者，要求受资助的学者作为独立作者在为期五年内撰写一本专著。在我得到这项任务之前，我和大多数经济学家一样，主要是集中精力写期刊论文。虽然我之前出版过我的博士论文，但我一直觉得写好期刊论文比写书更重要。所以不用说，如果没有这项资助，我不会想到写一本书，这本书也就不会存在了。不过，开始写书后我很快意识到了我之前想法的错误。编写这本个人专著，使我有机会将我分散在期刊上的想法综合在一起。 从某种意义上说，这本书是韩国政府在教育领域的产业政策的结果。在经济赶超阶段，韩国产业政策的重点是促进特定产业的发展，而现在韩国政府的重心放在了促进学术发展上。虽然本书有以上的写作背景，以及其重点是关于经济赶超的讨论，但颇具讽刺的是，书中却很少讨论产业政策本身。我在书中避开产业政策的原因是，不少学者如HaJoon Chang（1994）和Alice Amsden（1989）已经讨论过东亚的产业政策。通过采用熊彼特的创新方法体系，本书侧重于从不同国家或世界部分地区的不同赶超经验中总结出一个更一般化的理论。在讨论为什么有些国家比别的国家更成功这个重要的问题时，这本书提出了几种关键的创新体系。 其中重要的一项是技术的周期时间。技术的周期时间是指一项技术出现改变或被淘汰的速度，以及替代的新技术出现的速度和频率。本书表明，成功的经济体和企业往往专注于（或逐步迁入）基于短周期技术的行业。技术后来者之所以能够进入这类技术领域并成为专家，是因为在短周期技术的行业现存的技术领先者的统治地位很可能被不断涌现的新技术所打乱，而且在短周期技术行业后来者也不必过于依赖那些受领先者控制的已有的技术。新的机遇带来了新的发展前景，而对现有技术更低的依赖可能会加快定位知识创造机制。这个特性也意味着更低的进入门槛、更大的利润可能性，而且因为与发达国家的技术冲突会较少，这也意味着需要较少的特许权使用费，甚至有可能产生先发快发优势和产品差异化效应。作为一个类比，Jones和Weinberg 2001对自然科学中年龄成就关系的研究表明，青年科学家（类似于试图实行赶超的技术后来者）在他们年轻时往往容易在抽象演绎性知识创造上取得更大的贡献，而在需要以积累知识为基础的归纳性知识创造上，则不容易实现对年长科学家的赶超，这是因为归纳性知识过时的速度相对缓慢得多。本书主要使用韩国和中国台湾地区的企业和产业作为成功实现赶超的实例，这也留给我们一个有趣的问题： 这些经济体的政策制定者在制定产业政策时，是否已经在有意识地专注于短周期技术？这个问题的答案是否定的，政策制定者实际上经常会问自己，下一步是什么？他们会敏锐地观察并推测哪些行业和商业机会很可能在不久的将来爆发出潜力，并仔细考虑如何才能进入这些新兴行业。因此可以说，虽然政策制定者没有特别计划按照短周期技术理论来实践，但实际上政策制定者总是在追求短周期的行业，因为这些行业的技术往往是对现有技术的依赖程度最低。本书提出的经济发展战略与学者们传统推荐的策略并不一样。我们认同低收入国家比中等收入国家更应该专注于以贸易为主的专业化这一传统提法，然后，本研究进一步提出了中等收入国家如何实现赶超的专业化条件。我们建议中等收入国家专注于最少依赖现有技术的技术领域，以及那些能提供最大发展机会的新技术领域。如此一来，我们的发现便补充了林毅夫的经济发展理论。林毅夫提出政策制定者应该致力于引进那些对技术领先者而言已经成熟、而在本国尚未发展的产业。而本书推荐技术后发国选择优先进入那些更短技术周期的领域。我们认为，当技术后发国具备一定的技术能力后，它便可以进入一个对后来者和领先者都算是新兴技术的领域。中国已经在若干个行业中开始了这种跨越式发展的实践。因此，这本书独特的政策建议是，持续的工业赶超不仅需要进入成熟的产业，同时也应该努力进入对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而言都是新兴产业的领域。这本书也可以和Acemoglu和Robinson 2012的《国家为什么会失败》做一个对比。首先，《国家为什么会失败》没有解释一个国家如何走向更加包容性的制度，这也是比尔盖茨在该书的书评中所指出的。此外，我观察到，包容性制度、限制攫取的制度可能对低收入国家和全球化之前的前现代化经济体很重要，而当代中等收入国家的失败并不主要由于攫取性制度造成的，而更多的是由于其较弱的创新体系造成的，因为这会影响其国际竞争力。本书还提供了一个评估方法，以判断一个中等收入国家是进入了中等收入陷阱，还是超越了中等收入阶段、正在进入高收入水平阶段。我们将这个拐点称为技术转折点，这个转折点可以通过一个国家的专利组合来测量，以判断该国的技术周期时间是否达到峰值，并转向更短的周期时间的技术。韩国和中国台湾地区在20世纪80年代中期通过了这个转折点，中国大陆似乎在20世纪90年代中期已经达到了这一点。印度看起来在20世纪90年代末达到高峰，但其下降趋势尚不十分明显，所以我们还不能判定印度是否已经通过了它的技术转折点。本书将经济赶超定义为一个企业或国家缩短与领先的企业或国家的技术距离的过程。经济赶超这一概念有着悠久的历史，可以追溯到Gerschenkron 1962，以及Abramowitz1986的著名的文章Catching up, Forging ahead, and Falling behind，这些前人的研究普及了赶超的概念，并使其成为发展经济学的标准词汇之一。不过，上述文章分析的是第二次世界大战后欧洲经济的表现，而本书则关注非西方国家的后来者。本书基于在创新体系上的单一的统一框架，并在三个层面（即企业、产业和国家）对赶超进行了跨国的定量分析。在这一多层次分析中，我们确定了一组实现赶超的决定因素，并使用专利数据来衡量这些因素，同时将技术的周期（短周期）作为转换变量，以及将知识的本地化创造和技术的多样化作为终点变量。本书提供了量化创新系统和熊彼特经济学的一套全新而精致的方法，这一方法可以用于对国家、产业、企业进行计量分析。这些方法除了对研究人员有帮助，还对从业者和政策制定者提供了有用的见解。特别是，第7章指出了如何可以建立经济赶超所需的技术能力，并强调了政府角色、公共研究机构和公共部门与私人部门的合作关系。我们认为，技术能力建设是实现追赶的最关键的要素之一。本书的写作离不开新熊彼特主义或演化经济学领域中前人的奠基性研究，尤其是1982年理查德尼尔森（Richard Nelson）与西德尼温特（Sidney Winter）共同撰写的An Evolutionary Theory of Economic Change一书。在这一研究领域，我其实是一个后来者。我在20世纪90年代初才开始研读这本书在它首次发表整整10年之后。我的知性之旅是在那个时期开始的，从研究前社会主义国家的经济转轨，进化到研究后发经济体的创新。有趣的是，这两个领域都可以被归入赶超经济这一主题之下。虽然前者强调对经济体制的追赶，但两者都缩小技术后进者和技术领先的经济体之间的差距。本书认为，后进者无法通过直接效仿或复制领先经济体的经济行为而迎头赶上，要实现赶超，后进者需要走一条与领先者完全不同的路。在读过尼尔森的著作之后又过了10年，我们才在北京举行的2004年Globelics会议上相遇。会议结束后，我成了尼尔森发起的研究赶超问题的团队中的一员，同时也成为我的另一位领路人本特阿克伦德瓦尔（BengtAke Lundvall）创立的Globelics会议的经常参与者。研究赶超问题的团队于2005年5月在哥伦比亚大学举办了第一次会议，这一会议启发了多部研究赶超的书的写作，例如产业部门创新体系与赶超（Malerba和Nelson，2012），知识产权（IPR）与赶超（Odagiri等，2010），以及创新型企业与赶超（Amann和Cantwell，2012）。这个会议也催生了研究大学产业的联系与赶超的另一本即将出版的新书。在上述4本书中，我都贡献了其中一章。另外，我也从Globelics会议每年召开一次的年会中受益匪浅。本书的很多章节曾经在这些会议中陈述过，并汲取了该领域众多知名学者的很多建议与意见，如约翰坎特维尔（John Cantwell），乔瓦尼多西（Giovanni Dosi）和弗兰科麦乐博（Franco Malerba）。我的研究能得到这些学者直接和间接的反馈，使我感觉十分荣幸。其他一些学者也热心地为本书的手稿提供了很多建议。具体而言，尼尔森介绍给我大量熊彼特理论的重要文献，并帮助我修订了关于企业层面分析的那一章。他也将图什曼（Tushman）的作品介绍给我，图什曼的研究也表明能力摧毁的非连续性也可能导致新进入者的崛起。另外，作为技术赶超主题的开拓者之一，约翰马修斯（John Mathews）也读过本书的好几次修订稿，并对本书的整体结构修订提出了一些重要意见。他使我重新评估这本书的主要概念，我在写本书的各个阶段中从他的鼓励和反馈中受益良多。亚当泽麦（Adam Szirmai）建议我将技术转折点理论进行一般化推广，基于这一建议，我将其扩充为单独的一章（第9章）。最近我发现，战后的日本相比很多欧洲国家而言更加关注于短周期技术，但那时将此内容添加到书中已经为时过晚。Kangkook Lee和Kyooho Park也对本书的早期版本补充了很多意见。我尤其要感谢Kyooho Park，因为我们是在一起合作时发现了技术周期时间的重要性。本书进行的计量分析是基于美国的专利数据库。这个专利数据库是由美国国家经济研究局（NBER）课题组编制的，特别是Bronwyn Hall做了很多基础性工作。在一桥大学（Hitotsubashi University）的一次会议中，Bronwyn Hall也对本书第4章提出了她的意见。书中使用的一些变量是直接从数据库中调用的，当然我的研究团队在企业、产业和国家层面也在调用时对其进行了重新分类。我想感谢我的学生所做的管理数据库并进行统计分析的工作，特别是Junki Park、Buru Im、Raeyoon Kang和Hochul Shin。这本书不少章节的早期版本曾提交各种学术会议，所以其最终成型也离不开当时会议参与者的反馈。我要感谢Eduardo Albuquerque、Hyunbai Chun、Susan Cozzens、John Foster、Xudong Gao、Shulin Gu、MeiChih Hu、K. J. Joseph、Taehyun Jung、ByungYeon Kim、Chulhee Lee、Xibao Li、Maureen McKelvey、Justin Lin、Xielin Liu、Mehdi Majidpour、Mammo Muchi、Rajeshwari S. Raina、Sadao Nagaoka、Barry Naughton、Hiro Odagiri、Walter Park、Rajah Rasiah、Bhaven Samphat、Elias Sanidas、Daniel Schiller、Jung C. Shin、Lakhwinder Singh、Joseph Stiglitz、Bart Verspagen、Yi Wang、Brian Wright、Guisheng Wu、Xiaobo Wu、Yao Yang、Gabriel Yoguel以及Jiang Yu。特别值得感谢的会议包括在布里斯班举行的2012熊彼特国际协会（International Schumpeter Society）会议，多次Globelics会议（北京、吉隆坡、墨西哥城、布宜诺斯艾利斯及达喀尔），国际能源署（IEA）和世界银行的New Thinking in Industrial Policy会议，在东京举办的EPIP会议，Conference on Science、Technology、and Innovation Policy亚特兰大、Cicalics Workshops（杭州和北京）、Africalics Academy（肯尼亚的内罗毕）、亚太地区创新研讨会（AsiaPacific Innovation Conferences）（新加坡和首尔）、Gordon Research Conference（新罕布什尔州）和EBES Conference（伊斯坦布尔）。这本书也受惠于在下列学校机构进行的研讨会： 清华大学、中国科学院、哥德堡大学（the University of Gothenburg）、UNUMERIT、美利坚大学（the American University）、the Amirkabir University of Technology 德黑兰、旁遮普大学（Punjabi University）、京都大学（Kyoto University）、北京大学CCER和经济学院、UFMG（贝洛奥里藏特）、高丽大学（Korea University）、隆德大学（Lund University）、汉诺威大学（Hanover University）、首尔国立大学（Seoul National University）和NISTADS（新德里）。我还要感谢剑桥大学出版社的工作人员，特别是Chris Harrison、Claire Poole和 Tom OReilly，他们付出的宝贵工作才使本书能够面世。几位编辑也对本书的英文做了很多润色，其中我特别感谢阿姆里特考尔（Amrit Kaur）的服务。最后我要感谢我可爱的妻子素妍（Soyeon），她总在为我的工作不断祈祷。李根（Keun Lee）写于首尔冠岳山2013年春
第一部分
概述与展望
经济赶超的熊彼特分析知识、路径创新和中等收入陷阱
第1章引言
第1章引言
1.1驱动本研究的问题： 如何维持赶超势头在东亚新兴工业化经济体实现了经济的快速增长并赢得广泛的赞赏之后，人们最近一直在思考： 为什么这样的赶超没有发生在其他地方。1尽管一直接受高水平的发展援助，其政策也按照华盛顿共识进行了调整，许多国家依然贫困盛行，富国和穷国之间的差距正在拉大，许多中等收入国家都没有达到其期望的增长。2一些良好的政策处方，如经济开放以融入国际一体化，并没有在这些国家得到相应的结果。对此，经济学家的一种解释是，这些国家的制度条件太差了，包括产权无保障，以及缺乏依法治国3。最近经济发展的文献开始关注制度、政策和地理等因素对经济增长的相对重要性，并将这些因素看作可能改变前殖民地和其他第三世界国家的命运的因素。一些制度学派开始出现，它们强调验证制度的重要性，并已具有一定的影响力。4这种制度至上的观点为第二代改革理论提供了论证，并产生了所谓的扩展的华盛顿共识，以取代已经失去了信誉的最初版本的华盛顿共识。
扩展的华盛顿共识包含公司治理、反腐败措施、灵活的劳动力市场、符合世界贸易组织的协议、金融法规和标准、资本账户的审慎开放、非中间汇率制度、独立的中央银行、通胀目标、社会安全网，并且这些元素仅是一部分购物清单，而不是完整的成功秘方，以方便人们以后继续扩展这个清单。Rodrik 2006认为，扩展的华盛顿共识对制度的强调是它的根本弱点，因为即使是在制度改革中最雄心勃勃的努力，也可以被事后指责为缺乏一些重要内容。他还指出，到目前为止，跨国实证研究未能证实制度的实施和持续的经济增长之间有很强的因果关系。也有人批评，用来衡量制度发展程度的代理变量并不够稳健。例如，Glaeser等2004提出，人力资本是决定长期经济增长的一个更稳健的变量。世界银行赞助下成立的增长与发展委员会The Commission on Growth and Development也承认政府积极性产业政策的重要性，同时也表达了对草率自由化和私有化的谨慎态度5。另外两个重要的争论也值得关注。一个说法是Rodrik 2006提出的，他声称华盛顿共识已死，今后学者应该去寻找每个国家所面临的独特的增长制约因素。另一种说法是由Lee和Kim2009及Lin2012A； 2012c提出，认为试图确定普适的增长因素是荒谬的，发展政策应考虑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之间的结构性差异。Lee和Kim 2009使用国家面板分析证明，上述不同的因素是否重要，乃是取决于一个国家的发展阶段。他们发现，虽然改革中学教育和政治制度似乎对低收入国家很重要，技术发展和高等教育对中等收入和高收入国家的增长显得更重要、更有效。从某种意义上说，Lee和Kim 2009将技术能力作为中等收入国家实现增长的首要制约因素。在我们这些研究结果基础上，我们会在书中讨论如何维持发展中国家的经济增长，并避免使用传统的国家市场二分法来考虑这一问题。
无论是华盛顿共识的扩展版，还是世界银行2008年增长委员会报告，都将学习能力和促进私营企业的技术能力作为重要但不是最重要的因素。然而，来自东亚作为成功案例，以及相比之下的拉丁美洲作为失败案例的证据表明，这个因素才是持续增长的真正紧要约束。虽然Hausmann、Rodrik和Velasco 2008： 324试图确定每个国家的具体制约因素，但可以看出，实际上可以按照这些不同的瓶颈和制约因素将样本国家进行分类，很多国家面临相同的制约因素，而不是每个国家都有其个别、特定的瓶颈。识别瓶颈或制约因素的想法是有道理的，因为许多发展中国家能够在有限的时间内通常不到十年的时间内出现增长的势头，但随后却无法在一个较长时期内实现持续增长。6Rodrik 2008还指出，维持这样的增长比发起增长更加重要。
我们在此关心持续增长的这个问题，是因为虽然许多国家都能达到中等收入水平，但后来却未能跨入高收入水平。来自拉丁美洲的例子包括巴西和阿根廷，它们在20世纪八九十年代的增长或多或少都停滞了7，陷入了所谓的中等收入陷阱。中等收入陷阱是指中等收入国家面临的增长速度放缓，被卡在了低工资制造商和高工资创新者之间： 这些国家的工资水平太高，因而无法和低工资水平的国家进行出口竞争； 或者这些国家的技术能力的水平又太低，无法与先进的高技术水平国家进行技术竞争。8然而，并不是所有的发展中国家都陷入了中等收入陷阱。有一些经济体已经成功地逃脱这个陷阱，并超越了中等收入水平而加入富国俱乐部。这些经济体包括韩国和中国台湾，其人均收入在达到许多拉丁美洲国家的收入水平后，又在20世纪80年代和90年代增加了两倍。
基于以上观察，我们在本研究中问的第一个问题是： 何种因素促成了赶超？虽然与低收入国家相关的贫困陷阱已得到充分研究，很少有实证研究致力于研究到达中等收入水平之后的持续增长。无论是世界银行的增长委员会报告，还是该委员会的领导人Spence，2011，都没有讨论发展中国家如何在超越中等收入水平后保持增长。然而，中等收入陷阱的问题已引起越来越多的关注，并推动了一些最近的研究，其中包括世界银行的研究World Bank，2010，2012。9有人可能会问，为什么达到中等收入水平之后的增长非常重要？难道这比研究如何刺激低收入国家的增长更重要吗？一个简单的答案是，如果不能为中等收入国家取得更高收入水平提供一个明确的前景，那么促进低收入国家增长的意义可能不大或有限。但是，一个更具体的答案是，只有当一些中等收入国家能够超越生产和出口成本低的劳动密集型产品和服务之后，低收入国家的增长才可以得到促进和维持。当中等收入国家的增长减缓时，便会出现添加式问题： 所有发展中国家都具有类似的商品，而市场中充斥着同类产品就会降低这些商品的相对价格，使得该行业利润减少Spence 2011： 1225。只有当中等收入国家变得更加成功，放弃生产这些低端商品，转而去制造和销售高附加值或高档商品，才能使低收入国家继续从低端商品的销售获得增长。
从这个角度看，中国需要快速超越其在中低端劳动密集型产品的专业化分工，向高端产品的迈进，才能使后发国家避免与中国商品的竞争。这样的接力赛曾在亚洲出现过： 韩国和中国台湾接管了日本所转移的产业后实现了高速增长，然后下一个梯队的国家又填补韩国和中国台湾进行产业升级后留下的真空。
1.2中等收入陷阱和持续赶超
有关赶超的记录和陷阱的存在赶超一词有着悠久的历史，可以追溯到格申克龙Gerschenkron的著名作品1962年。在《经济落后的历史透视》Economic Backwardness in Historical Perspective一书中，格申克龙描述了欧洲大陆如何通过19世纪末期的经济增长实现了对英国的赶超。在其研究的基础上，阿布拉莫维茨Abramowitz，1986有影响力的文章《赶超、进取与落后》Catching up， Forging ahead， and Falling behind一文进一步推广了赶超的概念，并使其成为发展经济学的标准词汇之一。10Fagerberg和Godinho 2005： 514将经济赶超定义为一个国家缩小与领先的国家的生产力与收入差距的过程，并且认为赶超是世界融合为一个整体、生产率和收入的差异减少的一个趋势。这个定义与Odagiri等，提出的定义是一致的2010： 2。Odagiri等，将赶超描述为一个后发国家缩小其与领先国家在收入差距经济赶超和技术能力技术赶超方面差距的过程。这些研究表明，赶超可以通过几个指标，如收入、生产力和技术能力来衡量。选择的测量方法应取决于研究的目的，以及所研究的对象是一个国家、产业部门还是企业。
表1.1对比了19602010年韩国和中国台湾地区与其他经济体的人均国内生产总值GDP。在20世纪60年代，韩国和中国台湾地区的人均收入大约是150美元，这比大多数进行对比的经济体都低，如菲律宾257美元、马来西亚299美元、智利550美元、巴西208美元和南非422美元，仅仅接近加纳180美元的水平。然而，到了80年代初，韩国和中国台湾地区已经达到了中等收入经济体如巴西和智利的水平，并超过了以前富裕的亚洲国家，如菲律宾和马来西亚。无论是按照不变美元计算还是比较购买力平价PPP，韩国和中国台湾地区都在这短短20年内实现了跨越，人均收入达到了10000美元。
表1.1部分经济体的人均GDP指数
经济体人均GDP（现价,美元）人均GDP（2000年,美元）人均国内生产总值（2005年国际购买力平价，美元）19601980200020101960198020002010198020002010
韩国155.21674.411346.720540.21153.73358.211346.716219.45543.618730.426774.0
中国台湾164.02385.014704.018588.01107.04188.714704.020294.17426.523022.832117.7
亚洲
菲律宾
257.0689.51048.12140.1691.71098.41048.11383.42827.02697.43560.5
泰国101.1681.41943.24613.7320.9785.01943.22712.52220.65496.87672.9
马来西亚299.11802.84005.68372.8812.61909.64005.65184.74866.910208.713213.9
中国大陆92.0193.0949.24433.0105.5186.4949.22426.3524.02667.56818.7
印度83.1270.8450.41375.4181.0230.0450.4794.8879.41722.13038.8
拉丁美洲
巴西208.41931.03696.110992.91447.83536.03696.14716.67566.57909.110092.7
阿根廷2735.87695.69123.75251.97540.77695.610749.310075.410282.414362.6
智利550.42466.54877.512639.51841.12500.34877.56430.15653.811029.414540.2
墨西哥339.82825.95816.69132.82456.05024.45816.66105.310238.511852.712440.9
非洲
加纳180.5407.0259.71319.1281.8241.7259.7359.9992.81066.81478.5
尼日利亚91.4849.9371.81242.5279.5416.3371.8540.21645.41469.32134.9
南非422.12926.83019.97271.72203.73463.23019.93753.48762.67641.09496.9
资料来源： 中国台湾数据来自台湾当局统计局http：eng.stat.gov.tw，其他经济体的数据来自世界银行编制的世界发展指数WDI。
到2000年，在可比的经济体中，如巴西、阿根廷、马来西亚和南非按购买力平价计算的人均收入，只有韩国或中国台湾人均收入的12或13。如表1.1所示，1980年至2000年期间，大多数拉美的中等收入国家仅按名义价值计算增加了人均国内生产总值。若按不变美元PPP或普通不变美元计算，多数拉丁美洲经济体除了智利的收入水平都进展甚微。例如，巴西按2000年不变美元价格计算的1980年人均GDP是3536美元，而在2000年只达到3696美元。这说明，就像许多拉美国家一样，巴西已经陷入中等收入陷阱。
21世纪的前10年里似乎大多数拉丁美洲国家的经济表现不错如表1.1所示。从人均GDP按PPP来看，这些国家在这10年的增长比20世纪80年代和90年代的增长都大。图1.1显示了中等收入国家地区人均收入趋势。巴西、阿根廷和马来西亚虽然比韩国或中国台湾慢，但都取得了正增长。然而，如果我们比较这两个中等收入国家马来西亚和巴西在图1.2中的人均收入情况，相对美国而言，即使在这十年也不能认为它们实现了赶超。例如，在2009年巴西是美国收入水平的22.7％，而这一数字在1990年以来的20年后几乎没有变化。事实上，其相对收入比例在2000年达到了19.9％后便略有下降。该比例最高的一年是1980年，巴西收入水平相当于美国收入水平的32％，到现在巴西也没有再次达到过这一水平。
图1.1中国台湾、韩国、阿根廷、马来西亚、巴西和美国的收入水平趋势
来源： 作者根据Penn World Table 7.0数据整理。
接下来看马来西亚，我们看到，虽然马来西亚在20世纪80年代和90年代的增长速度非常快，但其收入水平在20世纪90年代中期出现了停滞。1980年，马来西亚相对于美国的收入水平比例为17％如图1.2所示。这个数字在1995年达到25.7％的峰值后，便一路下降至2000年的24.8％，到2005年马来西亚的人均收入相对于美国的比例才恢复到25.2％。从1995年以来，马来西亚取得的进展甚微，2009年只达到美国的27.5％，这导致世界银行坚决地将马来西亚算作落入中等收入陷阱的国家之一Yusuf和Nabeshima，2009。上述情形启示我们，正增长并不能保证实现赶超，如果一个发展中经济体要实现赶超，更快的增长速度是必要的。基于这些案例，我们推断，当一个国家的收入水平上升到美国水平的20％~30％时，这个国家最有可能陷入中等收入陷阱。只有少数几个经济体，例如韩国和中国台湾地区，得以继续赶超并超越该范围。尽管1980年韩国的人均收入只有美国水平的21%，随后的30年它却增加了两倍，达到61％如图1.2所示。若我们以日本作为类似的标杆进行衡量，我们发现，1960年韩国和中国台湾的收入水平相当于日本的30％，在2000年超过60％，并在2009年接近80％。
中等收入陷阱的风险不仅限于少数国家和地区，而且也关系到世界上许多其他国家和地区。世界银行World Bank，2012： 12对中国的一份最新报告中对比了1960年和2008年一些国家和地区与美国相比的相对收入水平。根据这一分析，30个国家陷入陷阱。具体而更有趣的是，该表显示，出现收入增长停滞的多数是那些中等偏上收入的国家和地区，尤其是占美国收入水平20％~30％那些地区更明显。从1980年到1995年，中等偏上收入国家的人均收入的平均增长速度为负，按照2000年不变美元计算，其平均收入水平在1980年下降至5001美元，在1995年下降至4616美元见表1.2所示。相比之下，中等偏下收入国家在2000年为1000~3000美元在这期间出现了正增长，尽管其人均收入的增长速度1.95％还是低于高收入国家2.14％的增长速度。不过，在同一时期，亚洲四小龙的收入水平增加了1倍有余如表1.3所示。
图1.2日本、韩国、马来西亚、巴西和中国大陆相对于美国的收入水平发展趋势
来源： Penn World Table 7.0。
表1.2按收入分组的增长率
分组人均GDP年均增长率
19801995（19801995，%）
高收入国家14985205932.14中等偏下收入国家95812801.95中等偏上收入国家50014，616-0.53
注： 人均GDP按2000年美元不变价计算。对于每个国家数据来源的详细信息，请参阅附录表A1.1。
表1.3三组经济体的平均增长率比较
项目高收入经济体中等收入经济体韩国、中国台湾、中国香港和新加坡
198019951980199519801995
人均实际GDP（按2000年美元不变价计算，平均值）16308.621432.03075.62980.47041.515560.0
注： 人均GDP按2000年美元不变价计算。对于每个经济体数据来源的详细信息，请参阅附录表A1.1。高收入国家和地区中剔除了亚洲四小龙的数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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