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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94年、2010年两次获孙冶方经济学奖。1996年、2000年、2002年获中国社会科学院优秀成果奖。主编的《中国人类发展报告》获2007年联合国人类发展奖。2010年获张培刚发展经济学奖。其出版专著有：《中国居民收入分配研究》《中国居民收入分配的实证分析》《透视中国农村贫困》《经济转型的代价中国城镇失业、贫困与收入差距的经验分析》《中国人类发展报告》等。 邢春冰 博士生导师，北京师范大学经济与工商管理学院教授德国劳动经济学研究所（IZA）研究员。2006年毕业于北京大学光华管理学院。主要研究领域为中国的城乡移民、工资结构、人力资本。李 实 长江学者，博士生导师，北京师范大学经济与工商管理学院特聘教授，北京师范大学中国收入分配研究院执行院长。德国劳动研究所（IZA）研究员，牛津大学中国经济增长研究中心研究员，北京大学经济与人类发展研究中心学术顾问委员会委员，国务院扶贫领导小组专家咨询委员会委员，国家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专家咨询委员会委员，中国就业促进会专家咨询委员会委员，中国劳动学会学术委员会委员，世界银行、亚洲开发银行、联合国开发署、国际劳工组织、国家发改委、国务院扶贫办等机构的项目专家。《经济研究》《经济学（季刊）》《中国劳动经济学》《金融研究》《世界经济文汇》《中国金融评论》《人力资源开发与管理》《China Economic Review》等期刊学术委员会委员。 1994年、2010年两次获孙冶方经济学奖。1996年、2000年、2002年获中国社会科学院优秀成果奖。主编的《中国人类发展报告》获2007年联合国人类发展奖。2010年获张培刚发展经济学奖。其出版专著有：《中国居民收入分配研究》《中国居民收入分配的实证分析》《透视中国农村贫困》《经济转型的代价中国城镇失业、贫困与收入差距的经验分析》《中国人类发展报告》等。 邢春冰 博士生导师，北京师范大学经济与工商管理学院教授德国劳动经济学研究所（IZA）研究员。2006年毕业于北京大学光华管理学院。主要研究领域为中国的城乡移民、工资结构、人力资本。 参与主持国家自然科学青年基金项目技术进步、职业结构变迁及其对我国城镇地区收入差距的影响及教育部人文社科青年项目城乡劳动力流动与收入差距。在《Journal of Banking and Finance》《International Labour Review》《China Economic Review》《Economics of Transition》《经济研究》《管理世界》《经济学季刊》等国内外期刊发表论文40余篇。 目錄： 第一章 中国劳动力市场中的农民工状况 前 言 第一节 农民工就业与就业结构变化 第二节 农民工工资增长及差距 第三节 农民工的社会保障状况 第四节 农民工的住房状况 总结 第二章 流动人口迁移决策的影响因素 前 言 第一节 不同户籍流动人口特征 第二节 流动人口迁移决策影响因素模型选择 第三节 迁移决策实证结果与分析 总 结 第三章 集聚经济和农民工工资 前 言 第一节 集聚经济作用机制及农民工工资模型 第二节 集聚经济对农民工工资影响实证分析 总 结 第四章 流动人口工资差异分析 前 言 第一节 流动人口工资差异分解方法和分解过程 第二节 数据描述及基本的变动事实 第三节 基于无条件分位数回归分析结果 总 结 第五章 自营与受雇流动人口的收入差距 前 言 第一节基于回归方程的分解方法介绍 第二节数据描述及变量选取说明 第三节自劳与受雇劳动力收入差距分解结果 总 结 第六章 职业性别分隔对我国流动人口的性别工资差异的影响 前 言 第一节 职业性别分隔国内外相关研究 第二节 数据介绍及描述统计 第三节 职业性别分隔程度与方法介绍 第四节 职业性别分隔对工资差异影响分析 总 结 第七章 流动人口教育收益率的变动及其原因 前 言 第一节 描述性统计及工资增长特征 第二节 流动人口教育收益率的估计结果 第三节 对流动人口教育收益率变动的解释 总 结 第八章 高等教育对农民工就业与收入的影响 前 言 第一节 流动人口教育、就业、收入问题研究现状 第二节 农民工教育与就业收入问题分析和方法说明 第三节 流动人口中大学生与非大学生的收入和教育回报 第四节 差异的来源：相互隔离的劳动力市场 总 结 第九章 教育收益率的地区差异对农民工流动的影响 前 言 第一节 农民工规模及教育现状介绍 第二节 数据介绍及描述统计 第三节 教育收益率估计基本模型及计量分析结果 第四节 教育收益率估计稳健性检验和样本选择修正 第五节 教育收益率的地区差异与劳动力的流动 总 结 第十章 低工资流动人口特征及最低工资政策对工资不平等的影响 前 言 第一节 最低工资政策及影响文献回顾 第二节 数据说明和描述统计 第三节 低工资流动人口特征实证分析 第四节 最低工资政策实施影响模拟分析 总 结 第十一章 农民工培训效果分析 前 言 第一节 农民工培训相关理论和分析方法 第二节 数据介绍与基本描述统计 第三节 农民工培训的总体效果 第四节 农民工培训类型有效性比较 总 结 第十二章 流动人口的性别收入差距及演变 前 言 第一节数据描述及流动人口收入变动分析 第二节性别收入差距问题研究框架 第三节性别收入差异实证研究结果 总 结 第十三章 农民工住房的现状、影响因素及需求规模估算 前 言 第一节 农民工住房相关问题文献综述 第二节 数据介绍和研究方法说明 第三节 农民工住房的现状、影响因素实证结果分析 总 结 第十四章 农民工就业支持网络与经济地位差异 前 言 第一节 农民工就业支持网络相关文献评述与假设 第二节 变量描述性统计与估计方法 第三节 就业支持影响效果实证分析 总 结 第十五章 流动人口社会融合的实证研究 前 言 第一节 我国流动人口社会融合的理论和实证研究 第二节 流动人口社会融合的现状：统计描述 第三节 户籍制度对社会融合的影响：四种类型的流动人口 第四节 不同户籍和所在地城乡间融合度差异的分解 第五节 流动人口社会融合影响因素的进一步讨论 总 结 参考文献 內容試閱： 几年前在写一篇书评时，我把农民工现象称为中国经济发展中的一道灰色的风景线见李实中国经济发展中的一道灰色的风景线评《中国转轨时期劳动力流动》 。从农民工的人数上看，从他们就业于各种行业的工作上看，从他们对中国经济增长的贡献上看，他们不失为中国经济发展的广阔图景中的一道风景线。这道风景线不是绚丽多彩的，而是灰色的，是因为这道风景线的主体人群农民工是一个另类而又无奈的人群。他们是产业工人，却被看作一个特殊的工人群体农民工；他们生活的城镇，却没有像城镇居民一样享有基本的公共服务；他们从事城镇中苦、累、脏、差的工作，却处于城镇的收入底层。我当时是寄希望于不久的将来这道风景线会变成一道彩虹。也许我是过于理想主义，几年过后再来看这道风景线，它还是灰色的，只是从深灰色变为了浅灰色。然而，我仍希望看到这道风景线尽快地变得绚丽多彩。 本书考察了2010年以后我国农民工的经济生活状况。相比于20世纪90年代和21世纪前十年，农民工的状况有了一定的改善。近几年中国城镇劳动力市场的供求关系发生了很大变化，在经济高速增长的驱动下，对低学历低技能农民工来说，已由过去供大于求的局面转变为供不应求。农民工找工作已不再困难，他们的工资水平出现了持续上升的趋势。据国家统计局有关农民工的工资统计，在2010年、2011年和2013年农民工的平均工资升幅超过了15%。2008年新劳动合同法出台后，农民工享有的社会保障服务也有不同程度的改进。相对于2008年，2012年农民工参加城镇养老保险的比例上升了近50%，参加医疗保险的比例上升了近30%。城镇对农民工的接纳能力和容忍度也在提高，表现为举家外迁农民工的数量以更快的速度增加。２００８年至２０１２年，举家外迁农民工数量增加了１８％，超过了全部外出农民工的增加幅度。 然而，我们不能不看到，农民工及城镇流动人口在城镇就业和生活中所面对的问题仍没有得到根本解决。这也是本书所关注的重点。本书共15章，从不同层面分析了农民工和城镇流动人口的基本状况，依此提出了问题，也提出了解决问题的政策建议。 第1章对全书的主要分析结果进行了概括和提炼，从农民工的就业地位、工资及其差距、社会保障和住房状况四个方面，说明了农民工经济和社会地位的改善状况。农民工状况的改善是多种因素促成的。一是长期持续的高速经济增长使劳动力市场供求关系出现了转折，出现了供不应求的局面，农民工作为非技能劳动力主体成为主要的受益人群。二是对农民工就业的制度性约束和政策性限制逐步被取消，农民工在劳动力市场上有了更多的自由和选择，他们也从劳动力资源的重新配置带来的收益中分享了部分好处。三是城镇政府和用人单位也意识到农民工已成为一种优质劳动力资源，他们的认真工作态度和高效率成为当地经济发展的动力源泉。而且，农民工还被看作一种经济实惠型劳动力资源，他们对当地经济发展作出了巨大贡献，而很少享受到当地的公共服务，节省了政府财政支出。四是城镇居民对农民工和外来人口的认识在改变，接纳意愿在提高，对农民工的依赖性也在提高。城镇居民越来越意识到城镇生活离不开农民工和外来劳动力。 第2章分析了流动人口和劳动力迁移意愿的影响因素。根据传统劳动力流动模型，如哈里斯-托达罗模型（Harris-Todaro Model）,认为劳动力流动的主要动力来自追求更高的收入，他们是从低收入（工资）地区流向高收入（工资）地区。现代劳动力流动理论对哈里斯-托达罗模型作了不同方面的扩展，认为劳动力流动或迁移不仅受到高收入的诱惑，还有很多利益上的考虑，是追求福利的最大化。劳动力流动或迁移不仅要考虑短期收入的差异，而且要考虑两地之间长期利益的差异，也就是说，时间因素是劳动力迁移模型中的一个重要变量。更为重要的是劳动力的迁移行为不是一个个人决策模型能够加以解释的，它是一个家庭行为决策过程。是否迁移更多的是考虑了家庭总体福利最大化后作出的一种选择。有关劳动力迁移行为的经验研究文献已经很多了。第2章主要分析已经迁移的流动人口（不管是城镇户籍的还是农村户籍的）在当地长期稳定生活和就业的意愿。这是一个有一定新意的研究课题。该章的分析结果显示，流出地与流入地之间的收入差异是影响劳动力迁移意愿的一个重要变量，但不是唯一的。他们是否能够在当地享受城市公共服务、福利保障，他们是否能够融入当地社会、适应当地风俗习惯等，都会影响到他们的迁移意愿。 第3章讨论了一个学术界非常时髦的话题：经济集聚与工资水平。按照新经济增长理论，资本的集聚会提高资本的收益率。因为资本集聚会产生外部性，带来资本效益的提高。对于经济集聚是否也会带来高工资呢？这是现代劳动经济学中讨论的一个热门话题。经济集聚会带来三种积极效应：提高劳动力与工作岗位的匹配度，不同企业可以更加有效地共享中间投入品和公共服务品，获取更大的知识和技术的外溢效应。许多经验研究成果也证实了一个城市经济规模越大，当地的工资水平越高如Ｃｏｍｂｅｓ等分析２００７年中国城镇住户调查数据后发现城镇当地户籍劳动者工资对城市就业密度的弹性在１０％左右，即就业密度上升100%，工资水平将上升10%（见Pierre-Philippe Combes，Sylvie Dmurger，Li Shi：Migration externalities in Chinese cities，European Economic Review，76（2015）：152-167）。。该章的估计结果表明，农民工从集聚经济中所获得的回报并不高。而且，集聚经济对农民工工资产生的效应是与农民工学历和技能相关的，有着较高学历、较多工作经验和较高技能的农民工会分享到更多的集聚经济带来的好处。这里也提出了一个有意思的问题：集聚经济的效益如何在不同特点的劳动力之间分配?它是一种劳动力市场行为的结果，还是企业内部分配机制的结果？这既是一个理论问题，也是一个需要经验验证的问题，值得深入研究。 流动人口和农民工的工资差异是一个值得关注的问题。本书的第46章分别对流动人口的工资差异，被雇农民工与自雇农民工的工资差异，以及农民工的性别工资差异做了分析。以往的研究表明,由于农民工的同质性高,因而他们之间的工资差距相对较小。这种结果更多地反映了20世纪90年代农民工的工资差距的情况。进入新世纪以后，农民工会出现一些新变化。一方面，农民工出现了分化，较高学历（高中，职高）的人数比重在增加，工作经验积累而成为技能工人的比重也在增加，而且城镇经济结构在改变，农民工就业和职业选择在增多。这些都在不同程度上扩大着这个群体的工资差距和收入差距。另一方面，农民工是一个流动性很强的群体，而且他们对工资变动具有较高的敏感性。这意味着随着针对农民工就业和收入的制度限制逐步取消，全国统一的以农民工为主体的劳动力市场的竞争性会不断提高，从而形成均衡的市场工资。这在一定程度上会缩小农民工之间的工资差距。如第4章的分析结果所示，相对于城镇户籍的流动人口而言，他们工资差距是较小的。更为重要的是，在2005年至2012年，农民工和城镇户籍流动人口的收入差距都有所缩小，而且后者缩小的幅度更大。这种缩小反映了低学历、低技能、低工资流动人口具有较快的工资增长幅度。这在很大程度上是与2009年以后政府应对国际金融危机采取的一系列经济刺激方案相关的，因为大量新增的投资项目增加了对劳动力的需求，特别是对低学历、低技能农民工的需求，从而拉动了其工资快速上升。 农村劳动力是否进城就业是他们的第一次就业选择，而决定进城以后，是受雇打工还是自主经营则是他们的第二次就业选择。他们在作第二次就业选择时会受到什么因素的影响呢?因为自主经营需要以一定的资本为前提，对于没有资本的年轻农民工来说往往是一种不现实的选择；另外自主经营是有一定风险的，风险回避型的或者不能承受风险的农民工往往会选择受雇打工。除此之外，两种选择预期收入的差异是否也会影响他们的选择行为呢？本书第5章分析了受雇农民工与自雇农民工的收入差距，从而发现2012年自雇农民工的收入明显高出受雇农民工的工资收入27%。这一结果反映了什么情况呢？首先，自雇农民工收入的一部分是来自其资本收益。由于调查数据中没有自雇农民工的资产信息，很难将其资本收益从其经营收入中分离出来。考虑到这一因素，自雇农民工赚取较高的收入具有一定的合理性。其次，自雇农民工收入还包括了风险收益。对于农民工来说，自主经营的风险总是无处不在的。如果他们对城镇中的经营环境和规章制度缺乏了解，没有政治资本作后台，没有社会资本和人脉关系，自主经营的风险总是无处不在的。第5章的分析结果也显示自雇农民工有较高收入，但他们之间的收入差距也较大。这意味着他们中的一部分人获得高于市场工资的收入，还有一部分人获得低于市场工资的收入。虽然我们可以理解自雇农民工赚取较高的收入具有一定的合理性，但是他们与受雇农民工之间的相对收入水平是自我选择后的一种市场均衡结果吗？从现有研究结果来看，我们还无法对这一问题给予肯定的回答。 性别工资差距可以说是劳动经济学中的一个永恒论题。在劳动市场竞争中，由于各种原因，女性劳动力总是处于一种不利的地位并受到不同程度的歧视，表现为女性的工资水平明显低于男性。这种性别工资差异更多地来自劳动力市场上制度的不合理以及传统习惯的影响。对于农民工来说，他们的性别工资差距究竟如何呢？本书第6、第12章从不同角度给予了回答。第6章专门讨论了职业与性别工资差异的关系。这个问题之所以重要，是因为性别工资差异主要存在于职业内部，而对不同职业来说，性别工资差异是不同的。如第6章的分析结果所示，在职业分为六大类时，职业内的农民工的性别工资差异（女性工资男性工资，下同）是从070到087；而当职业分为16个类别时，职业内的农民工的性别工资差异是从069到096。如果说职业选择是一种个体劳动力的理性行为的结果，那么我们对性别工资差异的关注更多地应该放在职业内部，特别是那些性别工资差异比较大的职业。当然，实际上职业选择并不是完全自由的，女性在职业选择上总是受到各种限制甚至歧视，因此，消除职业选择对女性存在的歧视，不仅有助于缩小性别工资差距，而且有利于劳动力市场的完善和健康发展。第12章比较了2005年和2012年农民工性别工资差距的变化，其结果显示农民工性别工资差距出现了较大幅度的上升，就平均水平而言，在2005年男性工资比女性高出14%，2012年高出23%。这一变化是非常值得深入研究的。性别工资差距的扩大在多大程度上来自农民工性别比例、就业结构、人口学特征的变化？多大程度上来自男女劳动力相对供求关系，企业用工歧视行为和工作岗位性质的变化？对这些问题，第12章虽然没有给予系统的回答，但是提供的一些分析结果能部分地说明一些问题。比如，分析结果显示，男性农民工在劳动力市场上获得的技能（工作经验）回报率在不断上升，其幅度超过了女性；男性劳动力更快地流向那些工资较高、工资增长较快的行业，带来了其平均工资的较快增长。 人力资本无疑是提高劳动力的就业机会和就业质量，增加收入和获得体面工作的重要因素。本书第79章专门考察了农民工的文化程度与其收入之间的关系。第7章有一个重要发现,即农民工的教育收益率处于下降的趋势。该章分别估算了2005年和2012年农民工的教育收益率，发现这一期间教育收益率下降了近4个百分点。应该说，这是一个较大的下降幅度，而且这种下降几乎发生在所有的样本省份。对此，有什么合理的解释呢？一种解释是低学历农民工的工资快速增长带来了教育收益率的下降。这种现象的背后是劳动力市场中需求因素还是供给因素在起主导作用呢？劳动力市场中的两种需求因素可以部分地解释农民工教育收益率的下降：一是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后政府的经济刺激计划带来的投资项目的大量增加,而这些项目大多是基础建设投资和企业产能扩建,更多地增加对非技能农民工的需求；二是制造品出口增加，而出口企业正是非技能农民工需求的重要行业。供给因素又有哪些呢？从2010年开始，农民工的增量出现了下降趋势，同时农民工的文化程度在提高，愿意从事体力强度大的农民工数量在减少。在上述情况下，需求结构变化和供给结构变化相互作用的结果会导致低学历农民工相对工资的较快上升。 在大量农民工进城的情况下，20世纪末高等教育扩招带来了劳动力的学历构成变化，其中城镇流动劳动力中具有高等教育文凭的人员比例有了明显提高。那么，大学（专）学历的农民工与低学历的农民工相比，他们的就业和收入有什么不同呢？这是第8章讨论的问题。该章比较了两组农民工，有高等教育学历的与没有高等教育学历的，从而发现前者的就业机会与收入水平都明显地优于后者，而且前者的劳动时间较短，享受更多的社会保障。这些结果提出一些值得思考的问题，对于农民工来说，究竟是户籍制度还是低学历带来了更大伤害？在已有的研究文献中，户籍制度往往被认为是万恶之源，是产生农民工问题的根源。而该章的研究则表明，如果农民工受到了高等教育后，其在城镇中面对的就业机会、获得的收入水平和享有的社会保障和公共服务都会有大幅度的改善。而且，相对于户籍制度来说，高学历对流动人口的影响作用变得越来越重要。在第9章，讨论了地区之间教育收益率的差异对农民工流动的影响。教育收益率比较高的地区会吸引更多的高学历农民工流入吗？该章估计了各个省份的教育收益率，并在此基础上分析了省份之间教育收益率的差异与高学历农民工流入比例的相关性。其分析结果表明，一个地区的教育收益率越高，其越是能够吸引高学历农民工。 自2010年以来，中国城镇劳动力市场上的一个重要变化是农民工工资出现了快速增长，其增长率大大超过了城镇户籍工人，其中，农民工中非技能和低学历的人员的工资增长更快。对此，我们前面给出了几点解释，而实际上还有一些其他影响因素。随着2008年新劳动合同法的实施，最低工资政策的执行力度也得到了加强。那么，最低工资政策会对农民工的工资水平产生影响吗？它会有助于低工资农民工的工资增长，从而缩小工资差距吗？本书第10章对这些问题给予了回答。该章提供的数据显示，由于最低工资标准设定较低，其工资水平低于最低工资标准的农民工比例并不是很高，在3%5%。在这种情况下，最低工资政策严格实行之后，即使把这些低于最低工资标准的农民工的工资都提到最低工资标准之上，可以想象它对农民工工资增长和工资差距的影响也是非常有限的。当然，如果大幅度地提高最低工资，如后续几年最低工资提升的情况那样，那么它对农民工工资水平的影响会有所增强，对工资差距的缩小会起到更大的作用，但是也会增加农民工的就业难度。 从人力资本理论角度看来，人力资本包括正规的学历教育，也包括劳动力通过在职培训获得的技能提高。在现代劳动经济学研究文献中，关于培训的作用是有争论的。早期的研究文献更多地强调培训对于增加就业和工资的积极作用，而一些新的文献则主张培训的无用论。中国政府非常重视农民工的培训计划，实施了一系列的农民工的培训项目，但是这些培训的效果究竟如何并没有得到相关的评估。本书第11章对农民工参加培训是否有助于提高工资水平这一问题进行了分析。该章尝试了不同的估计方法，其结果大致相同，即参与培训的农民工，与没有参加培训的农民工相比，在其他条件相同的情形下，其工资水平高出5％7%。而绝大多数农民工的培训时间不足三个月，如果按照教育收益率的测算方法，农民工培训的收益率要大大超过了教育收益率。该章进一步考察了不同的培训方式对工资水平带来的不同影响。分析结果显示，与岗位技能相关的培训，自愿参加的社会培训机构提供的培训，以及输出地政府提供的技能培训具有较好的效果，对工资水平的提高具有明显的作用。这些发现对于我们理解农民工的工资增长及其培训的效应是有帮助的，对于劳动经济学文献也是有益的补充。 农民工工资上升的同时，城镇生活成本也在快速上涨。生活成本中的居住成本（房价和房租）上升最为明显，并且成为推动工资上升的一个重要因素。与大多数拥有自有住房城镇居民不同，农民工大多是无房户，他们或者是居住在集体宿舍、建筑工地，或者租赁房屋，因而他们的居住成本支出要大得多。在城市房价和房租不断上涨的今天，农民工的住房状况尤为值得关注。本书第13章专门考察了农民工的住房状况。从该章提供的2005年和2010年的调查数据来看,这一期间农民工的住房状况几乎没有什么变化，在2005年购买商品房的农民工所占比例645%，到2010年这一比例为674%；在2005年购买经济适用房的农民工所占比例097%，到2010年这一比例为108%。这意味着城镇中实施的住房保障政策是与农民工无缘的。从农民工的住房条件来看，到2010年仍有19%的农民工及其家庭处于住房贫困状态（人均住房面积少于6平方米为住房贫困）；仍有28%的农民工居住的房子没有独立或合用厕所；另有24%的农民工是与邻居合用厕所。由此可见，农民工的住房状况十分令人担忧。2010年以后，城市的房价和房租出现几轮大幅度的上涨，在没有住房保障政策的保护下，农民工的住房状况还会恶化下去。 本书最后两章,第14章和第15章讨论了农民工的社会网络和社会融合问题。社会网络，又被称为社会资本（social capital），受到了经济学家和社会学家越来越多的重视。一方面，农民工作为城镇中的外来人员，不仅在政治和经济地位上是弱势人群，而且缺少社会资源和人脉关系，在市场竞争中处于劣势地位。另一方面，农民工进入城市以后，出于回避风险和消除不确定性的考虑，也在努力建立自己的社会网络，进行社会资本的投资。因此，对农民工的社会网络的发育和发展过程加以研究具有重要的学术价值。在现实劳动力市场中，农民工就业一般通过三种途径：政府或社会中介机构、亲属介绍、朋友熟人关系。本书第14章研究发现，绝大多数农民工都是通过后两种途径，即通过亲朋好友关系找到工作，其比例达到90%以上。这意味着农民工在寻找工作时更多的是依靠自己的社会网络。那么，不同的就业渠道会对其工资水平产生影响吗？对此，第14章作了计量模型估计，其结果表明农民工就业途径的工资效应是间接的，而不是直接的。也就是说，就业途径的不同首先会影响其职业岗位的不同，然后影响其工资水平。应该说这一发现是有意义的，它很好地揭示了社会网络与工资收入之间的关系。 从建设和谐社会的目标出发，我们希望农民工进城以后能够很快地融入社会，成为城镇社会的普通一员。他们不仅被城镇户籍居民所接纳，而且自我感觉享有了相同的权利和承担了相同的义务，没有感觉受到歧视和不公平待遇。用经济学的语言来说，在其他条件相同的情况下，农民工与城镇居民在社会经济活动中应该是无差异的。现有的研究文献对农民工融入城镇社会的状况及其程度有着不少的研究，基本的结论认为农民工在融入过程中仍有很长的路要走。由于户籍制度的限制，政治权利的不平等，人力资本和社会资本的不足，他们在很多方面还很难与城镇居民做到平起平坐。本书第15章分析了社会融合的两个指标，一是对居住城市的认同感，二是对自我身份的认同感。从数据来看, 多数农民工对居民城市有一定的认同感，这也是他们选择留在城市而不回农村，选择留在其居住的城市而不是流向其他城市的原因所在。当农民工被问及有关自我身份认同的问题时，其分值略低一些。第15章进一步分析了什么原因影响他们的两个认同感。为什么有的农民工认同感会高一些，有的会低一些？通过模型分析，得出了一些有意思的结果。首先，家庭的团聚是一个很重要的因素。我们知道，有相当数量的农民工只身来到城市打工，把老婆孩子留在农村，或者夫妻两人来到城市而把孩子留在乡下。模型估计结果显示出，没有配偶在身边的农民工，或者没有子女在身边的农民工，对居住城市的认同感，对自我身份的认同感会明显偏低，也就是说，他们的融入指数低于其他农民工。其次，较为体面的工作、稳定的收入都会有助于提高农民工的两个认同感和融入指数。最后，有较为广泛的社会关系，特别是与老乡的交往也是重要的因素。 发生于20世纪90年代的中国农村劳动力的大迁移过程是人类历史上史无前例的，其人口规模之大、时间持续之久、影响力度之强会引起国内外学者的普遍关注。对社会科学研究人员来说,它提供了一个重大的研究课题,也是一次难得的研究机会。抓住这个课题，做长期深入的研究，一定会产生国际水平的研究成果。本书的研究成果是初步的、尝试性的，更多的只是提出了一些问题。虽然我们也在试图利用现代经济学的分析方法对一些有意义的问题加以解释，但是距离我们对这些问题的全面、准确、深入地理解仍相去甚远。这需要更多的后续研究，更多的研究力量的投入，更多的研究方法的创新。 本书是集体研究成果，下列老师和同学参与了相关章节的写作。第1章：李实，第2章：袁泽庆，第3章：王建国，第4章：冯毅，第5章：高霞，第6章：聂子涵，第7章：罗锦林，第8章：詹鹏，第9章：邢春冰，第10章：崔雅琼，第11章：杨修娜，第12章：朱梦冰，第13章：杨修娜，第14章：陈晶，第15章：袁畅，在此对他们为本书做出的贡献表示衷心感谢！吴珊珊对书稿的格式和文字作了编辑统筹,与出版社保持密切的联系和沟通，为本书的顺利出版做了大量工作，在此一并感谢。李实对书稿做了最后的修订。 本书的初稿形成后，课题组召开了多次讨论会，邀请一些专家学者参与讨论和评审。在此对参加讨论并提出建议的罗楚亮教授、王海港教授、邢春冰教授、邓曲恒教授、林树明博士、徐慧博士表示衷心感谢! 还要感谢国家计生委流动人口管理司，特别是王谦司长提供的数据支持！他们无私地向研究机构提供调查数据，真正做到了公共资源向社会开放的要求，让我们非常感动。 最后感谢中国工人出版社的编辑及其相关工作人员的大力支持及其付出的努力！ 李实 2016年9月18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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