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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編輯推薦：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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唐宋变革及元明清时期中国史学研究之集成，中国古代史学研究之必备书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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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內容簡介：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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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增订中国史学史（中唐至清中期）》全二册，叙述中国史学发展阶段，主要标志是分支发展、各成系列、古典史学终结。以《通典》为发端的典志系列，以《资治通鉴》及影响形成的编年系列，连同程式化正史系列，构成中国史学三大主干，同时出现史部大宗地理总志和方志系列。考异、金石、辨伪成为史学重要分支，各类反映社会风貌的专门之学应运而生，佛教史学、史学通俗化趋势，进一步扩大史学范围。清前中期全面总结传统史学，以《文史通义》预示古典史学终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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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關於作者：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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谢保成，男，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研究员、博士生导师。研究方向为中国史学史、隋唐五代史、20世纪学术文化，主要代表作有《隋唐五代史学》、《贞观政要集校》、《民国史学述论稿（19121949）》、《龙虎斗与马牛风论中国现代史学与史家》、《郭沫若学术思想评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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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目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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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 录
第一编 《通典》展示的史学新趋势
第一章 纲领宏大，考订该洽的《通典》 4
第二章 会要、会典的兴起与变异 33
第三章 融会错综，原始要终的《文献通考》 58
第二编 修史制度演变与国史纂修
第一章 宋代修史制度与国史纂修 83
第二章 少数民族政权的修史制度与国史纂修 98
第三章 明代修史制度与国史纂修 113
第三编 纂修日趋程式化的纪传史
第一章 唐、五代四史的纂修与改写 132
第二章 各与正统的辽、金、宋史 185
第三章 国可灭，史不可灭的元史 208
第四编 编年史中兴与《通鉴》系列
第一章 《 资治通鉴》的编著与特点 222
第二章 《 资治通鉴》的续编 264
第三章 《 资治通鉴纲目》与纲目系列 280
第四章 《 通鉴纪事本末》与纪事本末系列 293
第五编 三大系列之外的史书编纂
第一章 私家修史的成就 312
第二章 总天下学术的《通志》与宋明的私纂通史 367
第三章 方域史系列的形成与范围拓展 400
第六编 史学领域进一步拓展
第一章 考史、金石、辨伪、史评兴起 450
第二章 文之将史的趋势 525
第三章 史学的通俗化走势 547
第四章 佛教史学的形成与发展 582
第七编 全面总结古典史学的清前中期史学
第一章 清初以史经世的三位代表 614
第二章 修史制度与皇家修史 663
第三章 三大系列史书的续修与改编 695
第四章 顺康雍三朝私史成就 742
第五章 稽古右文下的乾嘉史学 783
第六章 预示古典史学终结的《文史通义》 8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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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內容試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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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支系列发展，古典史学终结（中唐至清中期）
《史通》成书之后不到半个世纪，安史之乱起。潜藏在社会深处的种种矛盾一一显露出来，各项制度开始发生相应的变化。
社会的深刻变化，使学术风气为之一大变。经学上变义疏之学为直探经文，出现啖助《春秋》学，有攘异端开正途之功。文学上变骈文复古文，兴起了古文运动。史学由于自身的特性，发展较经学、文学滞后，因而受到经学、文学的影响，出现复杂的情况。一方面，啖助等的从宜救乱主旨，为以史经世提供了思想准备；另一方面，新经学同韩愈的道统说有重要的结合点，形成以史治心的主张。
以史经世，杜佑为代表。其既弊而思变与啖助等的救世之弊的思想相通。《通典》之作，一则体现主通明变的趋向，二则从礼法刑政入手，通过反映客观历史过程的制度沿革探究政理，不再局限于对一朝一帝个人作为进行规谏，以其历史编纂上的创举，为史学发展开出新途，把中国史学推进到一个新的阶段。由于指责儒家经典多记空言、众贤论著缺少匡拯之方，要从社会本身探寻救弊之道，长期以来对其要诀，或知之者甚稀，或习焉不察，而继之者往往仿效其编纂形式，忽视其从社会结构探寻救弊之道的旨趣。
通史之风骤起，推进着各体通史的长足发展，形成中国史学演进的基本系列：以皇家纂修正史占据主导地位的纪传史系列，以《通典》为发端形成的三通、九通（包括会要、会典）系列，以《资治通鉴》为代表出现的编年史及改编（包括纪事本末体、纲目体）系列。但应当看到，这三大史书系列，编纂形式都在不断趋于程式化。
契丹、女真、蒙古族入主中原，极大地推进了少数民族史学发展。尽管正统论、夷夏辨喧闹一时，终究挡不住少数民族史进入正史系列。
自《元和郡县图志》始，经元、明至清，皇家修一统志形成一个相对独立的总志系列，与各正史地理志构成中国方域史的基本骨干，展示着华夏民族大一统的风采。分述一方之志，自宋代开始发达起来，至明、清逐渐深入社会，成为史部分类中最大的一个门类。视野不断拓展的记域外之作，反映出中华帝国认识外部世界的艰难历程。
史学方法不断进步，考异、金石、辨伪等逐渐成为史学的重要分支。各类反映社会风貌、记述专门之学的史著应运而生，更进一步扩大着史学的范围。诏令、奏议开始独立为目，伴着文之将史的趋势，与文集一起愈益受到史家青睐。
以史治心，即以历史进行伦理纲常教化，用以挽救日益腐朽的政治统治。啖助等主张以史制经，以明王道，即尊王室、正陵僭、举三纲、提五常。韩愈提出治心为正心，正心是为治国、齐家、平天下进行个人修养。这种主张在文以载道的古文运动推动下，很快形成一股社会思潮，影响远远超过从社会制度探寻救弊之道的主张。史学由探讨治乱兴衰引以为戒，渐渐转向注重伦理说教和个人内心自省，教育功用被空前强化。史家主体意识不断增强，强调合圣人之经者，以心不以迹，是非与圣人同辨，出现凡秉史笔者，皆准《春秋》，专事褒贬的趋势，史学的实录原则进一步遭到破坏，以至出现国史失诬，家史失谀，野史失臆的种种乱象。
随着皇家修史日益制度化和程式化，出现史学通俗化和平民化趋势。以记述琐闻轶事为主的历史笔记的大量涌现，以话说故事为主的历史小说的接连问世，是史学从殿堂走向市井的必然产物。
被皇家修史排斥的佛教传播史逐渐形成独特的系列高僧传，既是中国史学的一大奇特现象，又成为世界佛教史学中的一枝独秀。
明末清初的社会变动，激起经世思想，影响清前期风气。一项稽古右文之策遏制了经世思想的扩展，将业已开启的风气引向博古怯于通今、知人畏于论世的方向。皇家纂修史书超过以往任何一个朝代，覆盖了史部各个主要门类，成就了乾嘉考史的繁兴，显示出乾嘉时期史学的辉煌。《文史通义》既是对古典史学进行的全面总结，又预示着其后的思想解放，成为中国史学又一划时代的标志。
为突显中国史学分支发展的这一基本特点，凡成系列的史书基本上各依其先后分别进行叙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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