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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編輯推薦：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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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朝大悲咒》是第六届茅盾文学奖得主、著名作家、诗人、文化学者熊召政的读史随笔，研究明朝历史的感悟笔记，在这部书中，有些内容在当下也很有启发和借鉴意义，如写朱元璋亲民顺民富民的三民政策，朱元璋的戒奢之心，如作者对当世精英恶俗化的忧心，认为具备精英人物的三个前提是道德自律、忧患意识与担当精神。作者也阐述了自己的历史观，如权臣并非奸臣，关键是否做到权为民所用；如判断一个官员的好坏不能仅仅看其道德人格，更应该看其对整个社会发展的贡献。这些观点都可以给读者很大的启迪，发人深省。本书文字简洁而到位，特别适合对历史感兴趣的普通读者阅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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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內容簡介：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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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书是熊召正研究明朝历史的感悟笔记，文字简洁而到位，刻画了明朝的皇帝如朱元璋、朱棣等，明朝的大臣如张居正等，明朝的读书人如王阳明、方孝儒等，明朝的大太监如魏忠贤、冯保等，同时还叙述了明朝历史上的一些重要事件。在这部书中，作者阐述了自己的历史观，如权臣不一定是奸臣，好人不一定是好官，朱元璋是一个缺乏历史想象力的人，生不逢时的王阳明，古怪的海瑞对这些历史人物和历史事件，作者总有自己独到的理解和剖析，读来令人耳目一新，发人深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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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關於作者：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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熊召政，1953年出生于湖北省英山县，当代著名历史小说家、诗人、剧作家、文化学者，现为湖北省文联主席、湖北省中华文化促进会主席。出版小说、散文、诗歌、历史随笔、演讲集等三十余部。历时十年完成的长篇历史小说《张居正》，以全票获得第六届茅盾文学奖；近期创作的《大金王朝》第一卷《北方的王者》，堪称一部大三国演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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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目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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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辑
003朱元璋与农民
013朱元璋的戒奢之心
019朱棣与北京
029宣宗的《悯农诗》
039大玩家正德皇帝
053肚子里的小人
第二辑
065从剃头匠升官谈起
074孝悌的妙用
083君子与小人
091权臣并非奸臣
099另类男人
107座主
114木主
117助情花
122灯节
128丽江与木氏家族
137读了明朝不明白
第三辑
149读书种子
162 生不逢时的王阳明
178 皇帝与状元
191 古怪的海瑞
201 只有疏狂一老身
208 大笑大笑还大笑
223 张居正的为官之道
249 明朝大悲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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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內容試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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读了明朝不明白
一
20世纪90年代初，当我萌发创作长篇历史小说《张居正》的念头时，就有朋友劝诫我说：你进入明史研究可得当心，那可能让你交上霉运。朋友的话有几分道理，长期以来，明史研究中的禁区甚多。究其因，乃是明朝的社会形态，与今天的相似之处甚多。由于意识形态的缘故，许多阐微搜剔的工作，便不能畅快地进行。但我觉得朋友的担心是多余的，社会毕竟在前进，许多禁锢正在慢慢地融化。
可以说，四十岁前，我对明朝的历史茫然无知。民间传说朱元璋炮打庆功楼以及永乐皇帝诛杀方孝孺等故事，都是我在少年时代接受的明史熏陶，它使我对朱明王朝的印象极为恶劣。我进行长篇历史小说《张居正》的写作，开始静下心来，做了五年明史研究。首先是研究嘉靖、隆庆、万历三个时代的断代史，且由政治而旁及其他。随着研究的深入，我思维的触角开始向上下延伸。说老实话，大量的阅读并没有让我产生快感，相反，许多疑惑像梦魇一样在我的脑海里挥之不去。
审视中国数千年的历史，追溯那些已经逝去的王朝，我们不难发现，每一个王朝由兴盛走向衰落，规律大致相同。王朝创建者的智慧与能力，对社稷的领悟，对苍生的关注，决定了他们创立制度的动机以及管理国家的能力。孟子说我善养吾浩然之气，养气不但对于个人，而且对于一个国家来讲，至关重要。
汉语是象形文字，研究每一个字的组成，就会惊叹中华民族的祖先是多么睿智。例如病字，丙加一个疒旁组成了病字。丙是天干十字中的第三字，按五行来讲，丙属阳火，丁属阴火。阳火一旺，人就会生病，《易经》乾卦中第六，辞曰亢龙有悔，这个亢龙，就是阳火旺盛的飞龙，它虽然翱翔九天，引得万人瞩目，但它已经是一条有病的龙了。以此类比于国家，即是盛极而衰的开始。
一个人要想终生不得病，第一养生要义就是去除体内的火气。一个国家也是这样，要想平稳发展，第一要素也是要避免走火入魔。这去火的过程，就是养气的过程。
一个人的精气储于肾囊，一个国家的精气则蓄于精英。因为古往今来的历史反复证明：精英是社会发展的引擎。读者或许要问：你这么说，把苍生百姓置于何处？殊不知，得民心者得天下。话是这样说，但民心的落实，还得靠精英做他们的代言人。皇帝精英百姓，这三者若能有机地统一，则国家稳定，社会和谐。这虽然是现代政治的理想，但此一观点的提出，却是中国古代的哲人。是贤人在朝还是贤人在野，是古人判别政治是否清明的一个重要标准。贤人，即是我们今天所说的精英。一个国家、一个政权，要想养出自己的浩然之气来，首先就是要培植和善待精英阶层。
毋庸讳言，当今之世精英的含义已经恶俗化。一些富商、名人、政府工作者被视为社会精英，而广泛受到追捧。但老百姓（也就是弱势群体）并不买他们的账。因为他们身上并不具备精英人物的三个前提：道德自律、忧患意识与担当精神。我之所以将精英比之于贤人，是因为古代的贤人，其地位仅次于圣人，比达人、才人有着更高的影响力。圣人是指出人类生活方向的人，贤人是推动社会进步的人。圣人书写人类的历史，贤人书写社会的历史。所以说，贤人在朝就政治清明。
观诸明朝，我不能不感到沮丧。因为历史的机缘，农民出身的朱元璋依靠武装斗争夺取了政权，创建了大明王朝，但由于朱元璋狭隘的农民眼光，他几乎从一开头就排斥精英。尽管从他留存下来的各类谈话与谕旨中，我们看到了一个思贤若渴的圣君形象。但实际情况是，他眼中的精英，实际上是能够替他管理国家的各类专才。在明代的制度创立中，他过分相信自己的道德判断。这个在田野与寺庙中度过童年与少年、在战场上度过青年与壮年的皇帝，几乎不具备宽广的历史视野。苦难与杀伐的经历，使他的性格粗鄙化而缺乏作为统治者必备的儒雅。这样一来，他始终对读书人怀有猜忌与仇恨。终明一代，只有两个读书人获得封爵：一个是刘基，被封为诚意伯；一个是王阳明，被封为新建伯。这两个人，是典型的贤人、精英，但他们的受封，不是因为他们的道德学问，而是因为他们的军功。
比之朱家后代皇帝的昏庸，朱元璋的确称得上是一个英明君主。他的亲民思想表现得非常突出。这民，并不是国土上所有的臣民，而主要指的是农民。他订立的国家制度，其出发点就是保护农民的利益。对士族，他多有压制；对商人，他是侮辱大于鼓励。
今天，我们可以说朱元璋管理国家是意气用事，但在当时，所有为他服务的官员莫不将他的圣旨奉为圭臬。朱元璋按自己对精英的理解来选拔官员，其结果是，官员的选拔制度成了逆淘汰，即奴才都走进了庙堂，而人才则终老于江湖。精英若想进入朝廷为官，首先得培植自己的奴性。
尽管从一开始，明朝就发生了制度缺陷这样的悲剧，此后又爆发一次又一次社会危机，可是，它为什么还会将政权维系长达二百七十七年呢？
在所有的不明白中，这是最使我不能明白的问题。
二
在各种明代的典籍与笔记中，我们经常会看到一些互相抵触的记述。这本书上记载：南京城中的两个年轻人，因为违反了朱元璋颁发的穿衣的禁令，私自在裤腿上镶缝了一道红布作为装饰，而不得不接受铡断双腿的残酷刑罚。而另一本书上则记载了又一个穿衣服的故事，明中叶以后，随着朝廷纲纪的松弛，南北二京，出现了不少的服妖。其时，朝鲜的马尾裙在北京甚为流行。一条马尾裙的价格，数十倍于苏杭出产的最好的丝绸。因此，拥有一条马尾裙，不仅仅是财富的象征，也是身份的象征。有一个官阶二品的工部尚书，不惜花重金买回一条马尾裙，倍加宝爱。三年来，只要在公众场合上看见他，身上必然穿着这一条马尾裙，即便上朝觐见皇帝也不例外，在京师传为笑柄。
穿着马尾裙上朝与穿一条用红布镶了裤脚的裤子，前者显然更加怪异。但是，前者的招摇过市，仅仅只是留下笑柄而已。而在一百多年前的南京，那两个被铡断双腿的年轻人，却给明朝初期的历史，留下一股淡淡的血腥。
实践是检验真理的标准，其实，时间也是检验真理的标准。纵观人类的历史，在漫长的岁月里，并不是以真理为坐标来规划自己前进的方向。找到真理然后又丧失真理，然后再寻找如此循环往复，时间往往能校正一个王朝的错误，同时，也可以让某一个统治集团颠覆自己的理性。
尽管明朝帝国的创立者朱元璋，从一开始，他的理性就不大靠得住。但他的朴素的农民感情以及农民的智慧，或者说农民的狡猾，使他创建的明朝制度有非常明确的指向：一切为了巩固朱家的皇祚，一切为了底层百姓的实际利益。不过，他对农民的感情，仅仅局限于让他们得到休养生息的机会，享受田野的牧歌。在政治以及个人自由领域，他始终保持高度的钳制。他厌恶商人，痛恨城市的流民，小时候的苦难经历让他终生不能消除仇富心理，这样一些心态让他的治国方略获得了底层百姓的支持，所以开国之初，国家呈现出一派生气。
但朱元璋的错误在于，他将民与士对立起来。孔圣人从治国的角度讲述过一句非常经典的话，叫唯上智与下愚不移，由此，他得出结论民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因为这句话，古代的当政者，津津乐道的一个词是驭民之术。把老百姓当作牲口一样来驾驭，这是一种盛气凌人的专制的表现。朱元璋尽管亲民，但他并没有放弃统治者的傲慢。而且，他还将这种傲慢从民众移植于士族。中国的士，主要由读书人组成，不同于今天的是，古时的读书人，多半是有产阶级。因为，他们不但是知识的拥有者，亦是贵族精神的体现者。在漫长的历史中，特别是春秋战国时期，士作为独立的社会阶层可以对皇权起到抑制与抗衡的作用。我认为，士族政治亦可称为贵族政治。这种政治的特征是讲求社会的稳定，人格的尊严。自秦政之后，贵族政治在中国已基本消亡。皇权的专制淹没了一切。但是，无法表达贵族政治意愿的士，却一直以个体的方式存在。当他们的理想诉求一次次遭受残酷的打击后，他们被迫退而求其次。学成文武艺，货与帝王家，自觉降格为统治者的驭民工具，这是民族的悲剧。所以，后来的士，已无复春秋战国时期那种鲜活的贵族精神。
但是，不管士人的精神如何受到扭曲，毕竟，中国贵族精神的薪火还在他们中间流传，这也是历代王朝的统治者最不放心的问题。唐与宋两朝，中国的士人尚在政治舞台上发挥较大的作用。尽管他们的政治想象力已大大萎缩，但在治理国家时，他们还可以表现自己生命的激情。到了明朝，入仕的读书人连唐宋的遗风流韵都不敢奢望。朱元璋只希望在他的国度里出现大批的工具性的人才，而并不愿意看到与政统抗衡的道统成长起来。思想者在他的眼中，只能是瑟缩的檐雀而非翱翔九天的鲲鹏。
立国之初，朱元璋深感治国的人才奇缺，有一天他找来中书省（后来被他废掉这一相当于宰相府的机构）的大臣，对他说：自古圣帝明王建邦设都，必得贤士大夫相与周旋，以成至治。今土宇日广，文武并用，卓荦奇伟之士，世岂无之？或隐于山林，或藏于士伍，非在上者开导引拔之，则在下者无以自见。自今有能上书陈言敷宣治道武略出众者，参军及都督府俱以名闻。若其人虽不能文章，而识见可取，许谒阙而陈其事，吾将试之。
这一类的话，朱元璋讲过很多。单看官方的史籍中留下的圣谕，我们会觉得朱元璋是一个非常尊重人才的圣君。但实际情况是，帮他运筹帷幄打下江山的三大士人朱升、刘基和宋濂，没有一个落得好下场。此后的解缙、方孝孺，以及明中期以后的张居正、戚继光、李贽、袁崇焕等等，有谁不是在历史中留下悲惨的结局呢？
朱元璋喜欢用奴才，这是不争的事实。在拙著《张居正》中，我曾借张居正的口说过这样一句话：当奴才不要紧，怕的是只当奴，而没有才。明朝历代官员，有不少奴性十足的人。对这种人，窃以为亦不可一概否定。套用一句现代术语：所有的商品，都是为市场准备的。购买者的意愿决定了商品的价值。奴才的最大消费市场永远在皇帝那里。
单论奴才，品种不一样，在皇帝那里得到的信任度也不一样。单纯只有奴性，虽可见宠于一时，终因不能办成什么事情而遭到遗弃；奴性多一点而才能少一点，可当皇上的家臣；奴性少一点而才能多一点，皇上会对他限制使用，不到挽狂澜于既倒之时，断不会受到重用，王阳明、张居正便属于此类。皇帝最喜欢的一类，便是奴性与才能俱佳的人。这一类人，亦不可一概而论。他们既可成为干臣，也可能成为猾吏，关键看他个人的操守与奴性的表现。为社稷而奴，为苍生而才，是不得已的选择；为皇室而奴，为私利而才，才应该被钉在历史的耻辱柱上。
永乐皇帝有一次对他相信的大臣说：某某是君子中的君子，某某是小人中的小人。他是从人品操守的角度来评价，这两个人都是他依赖的股肱。他并不因为某某是君子而特别重用，某某是小人就弃而远之。这种泛道德的用人观，再次说明明代的皇帝们的痞气与匪气，他们缺乏贵族的高尚，导致政治的进一步恶俗化。
三
从历史的角度看，秦始皇横扫六合统一中国，虽然功不可没，但中国政治的拐点亦自他手中产生。此前的中国政治，是士的政治，亦可称为贵族政治；此后的政治，是皇权的政治，亦可称为专制政治。这种皇权的专制，在明清两朝达到极盛。辛亥革命推翻帝制，应该是中国政治的又一个拐点，从专制走向民主共和。但是，它过多地依赖西方的文化资源，而忽略了春秋战国时期的士的政治，因此并不成功。
产生于春秋战国时期的中国文化的元典精神，是健康的、明朗的、积极的、鲜活的。自秦政之后，这种精神遭到无情的扼杀。魏晋时期的文人，试图恢复去时未晚的贵族精神，但是，强大的皇权阻止这种理性的回归。自那以后，中国再也没有出现道统的领袖。在明朝，虽然王阳明的心学曾经影响了几代知识分子，但终非惊醒梦中人的黄钟大吕。
四十岁前，当我不了解明代历史的时候，我对现实生活的观察与思考，往往找不到解释的根据，甚至将西方的民主自由作为坐标，来衡量我们的政治生活。现在看起来，这是犯了右派幼稚病。首先要认识清楚，民主与自由虽然是关联的，但不能等同起来，这是两个不同的概念。春秋战国时期的贵族政治，虽然没有民主，却是自由的。明朝之后，个人的自由遭到空前的摧残。从朱元璋创立明朝的1368年算起，到中国历史的另一个拐点，推翻帝制的1911年为止，这五百多年间，中国人的心灵一直是在压抑、扭曲之中。除皇帝之外，没有任何一个中国人活得有尊严，有安全感。走进明朝，仿佛走进了由宦官、特务、幸臣与小人组成的专制统治的博物馆。不是那两百多年间没有精英人物出现，只是这样的精英，只能当明代政治舞台上的配角，但在悲剧的舞台上，他们是主角。
以上是我在研究明史之后而产生的思考，它不见得准确，却是我无法回避的一些问题。至今我仍在努力，想把那些不明白的东西弄明白，但这样做非常困难。就像一个外科医生，他可以熟悉一个人的骨骼和脏器，但是，他无法进入这个人的神经系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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