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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球视野下的中国发展道路抉择。绿色与发展，鱼和熊掌如何兼得？绿色发展如何成为中国经济增长的新动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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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內容簡介： |
在经济快速发展的过程中，中国遭遇环保困境，生态环境质量严重制约了社会经济发展，其中既有所处发展阶段等客观因素，也有社会体制等制度成因，更有思想认识不足等主观因素。为此，我们要从思想认识、制度优化和经济转型升级等方面入手，来推进和强化生态环境保护，实现社会经济与环境保护之间的平衡发展。
《中国经济新平衡》是作者在过去几年对绿色发展领域诸多议题的思考，包括以下四个部分：第一部分考察制度、发展与环境保护之间的关系；第二部分从政治经济学的视角来剖析绿色发展；第三部分重点考察环保改革进程，尤其是改革过程中的价值与制度设计；第四部分侧重于全球化进程中的绿色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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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關於作者： |
李志青
经济学博士，环境经济学者。美国耶鲁大学、加州大学圣地亚哥分校、德国哥廷根大学、康斯坦茨大学访问学者。现为复旦大学经济学院讲师，并担任复旦大学环境经济研究中心常务副主任，上海市宏观经济学会环境经济专业委员会副主任兼秘书长。
主要研究领域为环境经济学、能源与气候变化经济学，包括绿色发展、绿色经济和金融等理论与应用问题，主讲环境经济学人口资源环境经济学能源与气候变化经济学中国当代经济等课程。曾主持国家和省部级等多项课题研究，获上海市哲学社会科学研究一等奖等奖项，获2013年度上海浦江人才称号，出版专著2本，教材1本，在各类期刊发表文章百余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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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目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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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录
自序一基于能源环境约束的经济转型
自序二为何雾霾锁深秋
制度、发展与环境保护
保护环境与发展经济：环境库兹涅茨曲线的启示
治霾：环境公共品供给的制度选择（之一）
治霾：环境公共品供给的制度选择（之二）
绿色发展的成本收益核算与比较
绿色发展的政治经济学分析
面向绿色发展的权责分配和博弈
资源与环境的量价问题
邻避主义：困境与出路
环境保护的尺度：法经济学的视角
环境治理的有效之道
通向美丽中国之路
改革：环境保护、价值回归与制度设计
新一轮环保改革初探
绿色发展的改革策略和路径
自贸区建设、转型与绿色发展
十问阶梯电价改革
全球转型、博弈与绿色发展
气候变化应对的双均衡建构：成本收益视角的分析
气候变化应对的国际合作：从零和走向共赢
从失衡走向平衡：全球应对气候变化中的自我选择性激励
美国的能源发展与气候变化应对：逻辑与演进
中美能源与气候变化合作：基础与展望
后记
如何打造全球生态文明2.0
编后记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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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內容試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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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序一 基于能源环境约束的经济转型
经济下行和环保风暴成为目前最热门的两大关键词。对当下的中国而言，这两大关键词背后的含义关系重大，体现为速度和质量的经济转型与生态环境和质量的绿色转型已经成为社会经济所面临的最大挑战。由此衍生出两个问题：一则，如何在各自的层面上实现转型；二则，更重要的是，如何实现两者齐头并进，均衡发展。其中，后者的实现尤为困难。譬如，在经济下行或者周期性阶段中，社会经济极易发生资源环境利用上的反弹，体现为受凯恩斯经济思想影响的大规模基建投入，以及重化工产业的发展，削弱了技术进步的相对作用；再如，在经济下行过程中，如果加大能源环境保护力度，则会出现明显的产业地区间转移，如此一来，即便在部分区域显现出经济转型的积极成效，从全国整体来看，也会受到其他区域经济转型成效低下的拖累，进而出现某种反复。这些问题都极大地困扰着我们对上述两个问题的认识及处理。
重塑中国经济转型的认知基础
有关中国经济转型这一话题已经热议多年。1995年，中共中央提出了科教兴国的口号，彼时，中国经济以及经济改革正值旧的动力消耗殆尽，新的动力举步维艰的发展阶段，中国经济亟须一次新的增长模式转变，由此，全社会陆续开始有关转变经济增长（发展）模式的思索和讨论，新一轮的经济转型也由此拉开了序幕。
然而，经济转型是知难行更难，时至今日，中国经济仍然在转型的路途上步履蹒跚，原因何在呢？
其一，长期以来，从事经济转型研究的经济学家大都侧重于从经济结构本身出发，认为提高经济增长的效率，譬如技术进步、改善经济制度等，就能够推动经济从粗放式向集约式的方向转变，而忽略了在这个过程中能源环境利用所具有的特殊性，其中最大的特殊性就在于能源环境的稀缺性及其带来的约束。在某种程度上，从经济增长需要出发的经济转型都没有真正重视这个约束条件，充其量以此作为边界性条件加以处理，因而，长期以来，经济转型一直处在能源环境的软约束条件下进行。这样的经济转型是无法真正取得成功的，在能源环境的软约束下，各级政府没有足够的动力推进经济转型。
其二，从事能源环境保护研究的专家大都仅侧重于自身的技术领域，他们可以准确地掌握和理解中国能源环境领域所面临的挑战和困境，也提出了加强能源环境保护的方略，譬如通过各种法规来提高能源环境保护的标准，明晰奖罚制度等，但如果从能源环境保护的全生命周期的角度来看，这样的规定最多是末端意义上的治理。这是因为，我们虽然可以从技术的层面出发来达到保护资源环境的目的，但这样的保护措施能否有效传导到其源头，即资源环境利用的层面，以及什么样的措施会真正作用于经济结构转型的层面，显然有很长且复杂的一段传导路径，如果仅将这个传导路径简化为法治，显然不足以发挥保护资源环境的作用。结果是，从末端来看，能源资源环境没有得到保护；而从源头来看，经济结构依旧粗放，经济转型遥遥无期。
上述两个极端视角所产生的问题显而易见。基于经济转型与能源资源环境保护之间的强大关联性，我们需要的是什么视角呢？是基于经济能源环境的综合视角，经济学上称为一般均衡的视角（或方法）。简而言之，就是要在能源环境的约束条件下来审视经济发展的有效性，以此为出发点展开的研究至少不会
走偏。
实际上，基于能源资源环境的（约束）视角来理解经济转型，关键在于将能源环境保护的需要纳入经济转型的战略和决策过程中，尤其是要将两者之间的内在关联融入经济转型的方方面面，譬如对能源环境的成本进行计算，并折算成影子价格，通过各种途径植入经济政策中，其实，这也正是沟通经济学研究与能源环境保护之间最好的桥梁。按照著名环境经济学家威廉诺德豪斯的话来讲，这也是取得经济与环境保护之间平衡的最佳选择。
能源环境约束下的中国经济转型
在解决了基本的认知方法之后，接下来的问题在于如何全面地理解经济转型的含义。吴敬琏教授在其所著的《中国增长模式的抉择》一书中指出，在1995年前后，中央已经意识到原有经济增长方式的诸多弊病，开始提出并制定转变经济增长方式（后改为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的政策，并取得了阶段性的成效。时至今日，尽管经济增长方式的根本性转变并没有如期而至，相反还出现了某种反复，但不可否认的是，相对于20多年前的认识，学界和业界都已经更加普遍地接受了转变经济发展方式这一提法，认识到经济转型对中国经济可持续发展的必要性。只不过，对于经济转型或转变经济增长方式的内涵，社会各界在认识上仍然显得略有不足，且颇有争议。
首先，如果回顾经济转型这个概念的发展史，可以发现，最初它完全等同于转变经济增长方式，而根据当时的经济发展背景可以判断，所谓经济转型的第一层和首要含义在于，1978年改革开放之后，我国从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型取得初步成功，如何继续巩固这一体制转型的成果，并通过进一步的改革来释放新的生产力。也就是说，在计划体制逐步转向市场经济体制后，限于市场经济建设经验的不足，社会经济发展仍然存在严重的低效问题，从而阻碍了继续前进的道路，体现为主要依靠粗放的经济增长方式，而非集约的方式来推进经济发展，这在规模经济递减的规律下，显然是一种不可持续的发展模式，因此也就成为经济转型的主要根源。应该说，这样的理解在当时的背景下不可谓不准确。但与此同时，相对于全球的能源资源环境保护大潮而言，这样的判断也有失偏颇。也就是说，如果仅仅从效率以及规模报酬递减的角度出发，那么经济转型的方向便会停留在对能源资源环境以及劳动力资本等一切经济资源的高效利用上，只要是相对有效的利用，并在此基础上发展各种产业，那就意味着经济转型成功。事实上，我们也正是朝着这个方向去努力。
不过，问题显然并非这么简单，数年之后，有关转变经济增长方式的努力便开始变得徒劳。随着中国在2001年加入WTO（世界贸易组织），全球出现对中国制造品的旺盛需求，中国一跃成为世界工厂，在此过程中，我们仍继续加大力度来实现经济增长方式的转变，尤其是通过推动技术进步和产业升级来提高产品附加值，相当一部分主流经济学家都坚信，只要中国坚持走开放经济 技术进步 产业升级的路子，就一定能实现经济转型。但事与愿违，经历了20余年的努力，经济转型并没有如期而至。原因在于，经济转型还有非常重要的第二层含义。
经济转型的第二层含义与全球化有关，如果说，自1978年后的改革开放是受惠于全球化的过程，那么2001年后，经济在受惠于世界自由贸易体系的同时，也在潜移默化地改变经济转型的内涵。如前所述，加入WTO之后，中国经济发展克服了诸多弊病，并在相关的产业领域取得了较大成效，包括极大地提高了全球市场份额，以及提升了产业的国际竞争力，体现为国民经济TFP（全要素生产率）保持相对较高的水平。但是也带来了满目疮痍的环境问题，这与庞大的经济规模不无关联，即便我们将每单位的资源和环境利用效率提升到极致，也挡不住全球市场在短短10年内对中国制造品的需求给有限资源环境带来的巨大压力。更何况，由于在推进经济转型之初没有将能源资源环境的市场化纳入改革的范畴中，导致了从一开始经济转型便是在失衡的状态下演进的，结果是尽管技术转型取得了部分成功，但资源环境领域转型滞后于经济效率，最终拖累了整个转型的成效。如陈诗一教授在《能源、环境和中国经济转型》中所提：拖累经济效率的驱动因素主要有四种，包括资本深化、能源强度、产业结构和能源结构。
陈诗一教授把能源强度作为重点分析对象，意义重大。这是因为，如果只是将经济转型的内涵停留在资本深化（规模报酬递减）的层面，那么我们对经济转型的理解是不够全面和与时俱进的。如果我们还不能将经济转型的主要约束力尽快地从效率约束转变为资源环境约束，那么，即便我们可以在很短的时期内推动制造业的技术变革和产业升级，也无法真正应对全球能源资源环境变化的最新趋势，从而错失解决经济转型问题的良机。这一点显然有助于学界和业界重新认识经济转型与能源环境保护之间的关系，进而加速经济转型战略和对策的调整。
理解了上述有关经济转型的第二层含义，就可以了解目前的经济转型虽然处于资源环境的约束下，却走上了一条资源环境软约束的经济增长道路，由此，经济转型的方向逐渐明朗，即将资源环境的软约束变为硬约束，将经济增长纳入硬约束的框架内。
中国经济转型的绿色之路
中国经济转型面临来自资源环境领域的硬约束，但是，硬约束并不意味着硬政策，或者通过环保苛政来实现经济转型，这不符合经济转型的自身规律，社会经济也将为此付出极大的代价。既要实现硬约束，又要软着陆，关键是要深刻理解能源环境与经济增长之间的传导关系，并利用这种关联来实现两者之间的平衡发展。
第一，能源资源环境软约束的根源在于缺乏有效而精确的定价机制。
有关能源环境与经济发展之间的关系，在国际上，最为经典的理论非环境库兹涅茨曲线莫属，尽管环境库兹涅茨曲线主要是针对发达国家的情景衍生而出的，但其背后的理论解释同样适用于发展中国家。然而，中国作为最大的发展中国家，有较为特殊的体制、机制及改革路径，最大的特殊性体现为在过去的30多年里，中国一直在致力于用市场机制来取代计划机制（这也可以称得上是第一轮的经济转型），在长期的经济转型过程中，我们的确非常重视市场化定价机制所发挥的作用，并且在事实上，也通过各种政策努力将各种要素（包括部分能源环境要素）纳入这个定价机制中，从而使价格发挥出清市场、提高要素资源配置效率的作用，社会各界对此有较大的共识。但是相对于普通的要素而言，能源资源环境要素是否服从普通的定价机制和原则呢？资源环境的利用过程及其结果显然与普通要素有所不同。
其中最大的不同之处在于，能源环境的利用会产生负外部性，也就是说，直接的市场价格其实无法真正体现，并进而出清这种由于负外部性产生的不均衡，这决定了在能源环境领域利用市场机制有其特殊之处，那就是要通过对其负外部性的分析来找到它背后的真正价格，以及分析决定这个价格的影响因素。
对此，可以从碳排放影子价格的角度出发来尝试寻找这个真正价格，这是真正将市场化原则应用到协调我国能源环境与经济发展关系的理论突破。因为只有找到这个真正的价格，才能足以确定各项能源环境政策在经济上的合理性。也就是说，无论采取何种方式来推进能源环境保护，都要秉承合理的价格原则，让能源环境保护的利用（或者排污）在成本上符合等价性，也只有这样，能源环境部门才能发挥对经济增长方式转变的影响，用其硬约束来倒逼经济转型。
当然，通过影子价格来体现能源环境部门的实际成本并倒逼经济转型并非易事，其最大的难处在于在不同产业间、不同地区间影子价格的水平千差万别，因此减排的动力也就因人而异了。如果没有充分注意到这样的实际情况，并按照实际情况来进行处理，结果便是在能源环境保护上进行一刀切环保硬着陆，用力过度和用力不足都会影响经济转型的成效。问题是，究竟存在哪些相异的情况呢？陈诗一教授对此展开了深入分析，通过对38个不同类型产业的区分和对比，他发现重工业碳排放的影子价格要低于轻工业，经济落后地区碳排放的影子价格要低于发达地区。这样的结论在理论上是站得住脚的，不过要真正落实到具体的实践中还有很长的一段路要走。其中最大的症结在于，如何克服产业和地区背后的利益群体，让不同地区和产业的减排真正遵循市场规律。在理论上可以以全国的福利产出为总目标函数，但现实中不同产业部门和不同地区往往优先考虑本部门和地区的福利产出，在此情况下，难免出现某种利益上的博弈，进而改变最优的决策。尽管如此，陈诗一教授的观点仍然有很大的应用空间，也就是各项政策要本着以最低成本来取得能源环境与经济协调发展的基本原则，以较小的代价来实现能源环境约束下的经济转型。
第二，如何实现能源环境对经济转型的硬约束作用？
实现硬约束，除了硬办法，更应该重视软着陆，尤其是重视研究能源环境利用和排放变化趋势与经济发展及转型之间的有机联系，然后在充分了解和尊重其中规律的基础上，让能源环境保护与经济转型取得协同发展的效应。
有关中国经济增长的原动力，一般可以分为要素性和非要素性两种，后者也可以简单地归纳为TFP，也就是用要素贡献无法解释清楚的残余部分。一般而言，非要素性部分比例的大小决定了一国经济增长的质量及其阶段，也影响着经济转型的成效。随着研究的进一步深入，非要素性的动力又被分为三个部分，即技术变迁、规模效应和结构变迁。根据相关考证，技术变迁和结构变迁对于中国过去40年的经济增长的影响较大，规模效应影响相对较小。而且近年来，随着结构变迁效应的波动和趋弱，TFP整体上呈下滑趋势，进而也就从实质上影响了经济转型的过程。问题是，究竟是什么因素导致结构变迁的效应时弱时强呢？陈诗一教授研究发现，1981~2001年结构变迁效应较强，对经济增长的贡献较大，而2001~2006年结构变迁效应则逐渐趋弱。那么，前后两个阶段有何差异呢？
事实上，所谓结构变迁表面上指的就是经济内部的产业结构，譬如重工业和轻工业的比例，但其背后则体现为要素的投入程度。一般而言，重工业自然是以能源资源环境密集型为主，轻工业则是以劳动力密集型为主，也就是说，产业结构的变化会受到要素的驱动，特别是要素配置机制的驱动，这又与中国的经济改革进程密不可分。如果深入考察中国的经济改革进程就可以发现，历次的重大改革都会不同程度地波及要素市场，譬如1978年开始的农村改革，改善了农业生产力，释放了巨大的农村劳动力，这就为后续工业经济发展，尤其是劳动密集型、出口加工型的工业经济发展奠定了劳动力要素基础；又如，1984年开始的国有企业改革，起初重点是放权和让利，大量的重工业企业开始考虑转型，转而生产市场需要的、有利可图的轻工业产品，后来，国企改革进入深水区，实施抓大放小的策略，关闭了大量低效和无效的能源资源环境密集型的中小企业，这些举措实则都在经济层面上为能源环境的消耗松绑，进而改变要素配置的机制，为结构转型创造激励。只不过，进入21世纪以后，大型国企重整雄风，在各个领域攻城略地，重新开展高大全的建设项目，大大增加了对能源环境消耗的依赖，降低了结构转型的成效。
可见，能源环境消耗程度的起伏与围绕要素市场配置机制展开的各种经济政策之间有莫大的关联，而能源环境的消耗又会对经济结构产生影响，最终波及经济转型成效。在谈及经济转型与能源环境保护的关系时，不能只关注末端的污染治理，也不能只重视所谓的环保制度建设，更重要的是，要从经济政策杠杆本身出发来理解其中的关联和逻辑，更加重视用绿色的经济政策来推动环境保护，推进经济转型。
总之，如果能源环境与经济转型存在上述内在的逻辑关系，那么按照这个逻辑关系，至少可以在以下几个方面开展工作，以推进社会经济的转型及绿色发展：第一，推进包括国企改革在内的所有制改革，进一步激发要素市场配置效率。第二，进一步调整产业政策，使得产业发展更加适应发展阶段的特征和需要，毕竟当前能源环境的压力过度集中在重化工产业上。第三，进一步完善节能环保政策，健全环保领域的法律法规，发挥制度倒逼形成硬约束的积极作用。
仅以本文作为全书的开头，是为自序。
自序二 为何雾霾锁深秋
经济新常态的环境要义
近年每到深秋，雾霾频频来袭，环境问题久治不愈，且呈快速扩散的趋势。
同时，社会经济发展步入新常态，从十八届三中全会的市场在资源配置中发挥决定性作用到四中全会依宪治国，依法治国，从上海自贸区建设到一带一路经济通道的打造，无不意味着变革再一次成为发展的主旋律，为了理解经济新常态的含义，以及经济新常态与生态环境保护之间的关系，本文将围绕上述问题做一些探讨。
怎么理解经济新常态
中国经济新常态，也就是将经济增速换挡、经济结构调整、政策思路转变三期叠加，得出经济增长步入新常态的提法。对此，学界有不同意见，有人甚至不赞成这个提法，因为经济增长从来都是动态变化的，后来的相对于之前的总是新的。譬如，从1978年改革开放到目前为止，中国经济增长一直呈现较快的速度，虽然也曾经历过起伏，但从未有人提起过这是新常态，此外，还有学者认为未来中国经济的增长速度不会大幅度下滑，仍可以维持在较高的水平上，这就意味着建于增速下滑前提之下的新常态其实是不存在的。只有理解了新常态的本质，才能够把握社会经济各个领域在中长期发展的脉络。
经济新常态或许是一种政治性界定
经济新常态或许只是一种政治性界定，有了这个表述，好比是给当前的经济发展形势做了定性，然后以此为出发点开展各项工作，力图通过各种努力（以改革为主）进一步理顺各种关系，来推动经济再次增速前进（这不是没有可能，中国经济还有着较大的纵深空间有待挖掘）。其实，没有一个国家不希望经济高速增长，只不过在新时期里，前期高速增长积累的矛盾必须尽快解决。因此，经济新常态表面上看是创造理性预期，实质上是中央力图在为下一轮经济高速增长创造条件。事实上，作为新常态这一概念的首次提出者，美国目前的经济相比于2008~2009年危机时期，已经呈现好转的趋势，并在近期退出了量化宽松时期，这证明所谓的新常态至少并不是经济增速上的概念。
经济新常态是向经济第二春的演进
如果说经济新常态这个表述成立的话，其主要的含义莫过于更加贴近经济学中均衡的概念，也就是在不同要素之间、不同产业之间，以及不同地区之间，经济上的竞争和博弈将形成不同于以往的一种均衡关系，这意味着在经济增长所依赖的技术路线或模式上出现新的变化，这一点被绝大多数经济学家理解为产业升级和经济转型，但事实上，中国当前经济增长远没有实现现代经济增长模型多重均衡中的新均衡，即更优均衡。截至目前，中国经济增长只实现过唯一一次的均衡，那就是建立在劳动力红利禀赋基础上的低水平均衡。理论上，未来我们必然会走向更高水平的均衡，这也是发展的目标，但即便当下已经开始朝着二重均衡演进，出现了某些征兆，也绝对不能说已经实现了更优的均衡，所以，经济新常态不能等同于新均衡，而是继续行进在从旧均衡通往新均衡的道路上。就此而言，新常态其实是指社会经济进入演进的状态之中，围绕这个演进，我们将做出更多的努力和尝试，而这样的努力和尝试在总体特征上将不同于以前的30多年，因此才有了种种新意。因而，新常态不是描述经济发展的结果，而是在双重均衡的过渡过程中，用来发展经济的战略。
经济新常态是着眼于保护资本
从双重或者多重均衡的演进来看，中国经济收敛的方向未必就是好的，努力和尝试的结果可能把社会经济发展推进到更优的均衡，也有可能重新落回低水平的均衡中，即陷入增长陷阱，其中必须克服的最关键之处是跨越临界点。按照传统的经济增长模型，这个临界点的核心仍在于投资和技术，即人均资本量，如果越不过这个临界点，新常态的战略就是失败的。因此，至少在现阶段，中国并无法真正满足于总量超英赶美的发展水平，而是要让人均生活水平达到发达国家水平，这才是真正的中国奇迹，就此而言，当下经济新常态要解决的核心问题仍在于如何改善资本的生存环境，通过经济新常态的各种改革试验，侧重于由市场而不是政府来决定资源的配置方向，由法治而不是人治来构建治理机制，从而在收益和安全两个维度上取得资本的最终信任，促进资本的大发展。
经济新常态战略的环境要义
按照上述逻辑，可以进一步考察经济新常态下，资源环境部门处于怎样的位置，以及发挥怎样的作用。
从维护和保护资本的角度看生态环境保护
在总体上，要满足经济增长的条件，即促进资本以及人均资本的大发展，就要从根本上摆正资源环境与经济发展的关系，其核心在于效率。经济学理论告诉我们，任何扭曲资源配置的做法，譬如计划型经济或者短缺型经济，对经济仅能产生一些短期刺激效应，无助于长期增长，所以，前30年经济可以在扭曲资源环境价值的背景下取得快速增长，但如今资源环境被扭曲的程度已经到一个重要临界点，即其边际产出低到无法再低的地步，尽管这一度为经济发展创造了环境红利（低成本地牺牲了资源环境质量），但边际上对效率的贡献率已经降至最低点；反过来，只有适时控制资源环境的使用程度，才能逐步提高这个部门的边际产出水平，提高经济体的质量，并在未来继续为提高效率做出贡献。此外，摆正资源环境与经济发展关系的另一重含义来自资本自身的需要，生态环境再继续恶化下去，必然会危及资本的安全，最终危及生产力。这一点中西方都没有区别，因此，与其说保护资源环境是一项民生工程，还不如说是一项资本工程。
当然，要保护资源环境，就必然产生额外的成本和代价，或许直接的效应是降低了经济增长速度，但主要是改变了经济增长方式，尤其是从资源环境软约束变为资源环境硬约束，这是经济新常态非常重要的组成部分。换句话说，资源环境部门对经济新常态的最大意义在于，在此之前，资源环境部门处于相对边缘化的位置，不受重视的原因在于这个部门的产出是实行配给制的，即便到今天，能源部门和环境部门的市场化程度仍然很低，因为既然不需要付费就可以获取，那么就无须重视了。
经济新常态下不能高估生态环境保护的程度
基于前述理由，在本轮经济新常态到来之前，资源环境部门的重要性已经大大提高，不仅成为部级机构，生态文明也成为五位一体社会主义建设总布局的构成部分，而在经济新常态提出来之后，在中央深改领导小组的框架中，生态环境建设已经成为仅次于经济建设的重要领域（深化经济体制与生态文明体制改革小组）。那么，是不是据此就可以认为经济新常态下，资源环境部门可以在调整要素间关系的基础上，迅速改善生态环境质量，譬如根治雾霾呢？在这一点上，笔者的观点是不可高估资源环境部门在经济新常态战略中的地位和作用。道理很简单，如前所述，经济新常态的目标是为中国经济增长的第二春创造条件，而其中的核心是要从维护资本的收益和安全出发，进一步提高全社会在资本上的利用效率和利用规模。但是在经济新常态的进程中，也无须把自然资源和生态环境要素提高到优先于资本要素的地步，一则没有实力，二则没有必要；否则，过早地高估自然资源和生态环境部门反而将使中国经济陷入低水平的均衡之中，而无法实现人均意义上的跨越。
在这一点上，全球并非没有先例。以欧美为例，总体上北欧和西欧在环保上的发展领先于美国，无论在当时基于怎样的出发点（主要是发生了大规模的环境污染事件），这些欧洲地区都更早地开始关注并将大量社会资源投入生态环境保护上。其成果也是极为可观的：在全社会形成了非常系统的环保制度和政策，以及高度的环保共识（譬如成立了绿党），在应对气候变化问题上也先于美国，其结果是，欧洲在环保治理上很早就付出了较大的代价，这些环保投入并不符合投入产出匹配的基本经济原则。而美国在环保上一直是稳扎稳打，即使在洛杉矶光化学烟雾事件发生后，加利福尼亚州也并不是在短期内就做出反应，而是经历了较长时间的各方博弈后，在20世纪七八十年代才逐渐出台一些环境管制法规，而美国历史上管制力度最大的《空气清洁法》（修订案）也是直至1990年才被国会通过，距发生洛杉矶光化学烟雾事件已经过去了40多年。在这段生态环境比较糟糕但逐步改善的时期里，美国的经济反超欧洲，并为后来克林顿时期的经济繁荣奠定了基础。此外，在欧洲于20世纪90年代初开始着手应对气候变化的同时，美国却并未在此议题上大张旗鼓，直到后期才通过自下而上的方式，由市场主体自发地来推动低碳发展，并极有可能取得对全球气候变化应对事务的主导权。
全球各国国力的此消彼长背后还存在诸多复杂的因素，但具体到生态环境保护的投入上，假如不能踩准节奏，过早地采取措施，其对社会福利造成的负面影响将不亚于生态环境破坏本身。因此，必须在资本与生态环境之间取得边际产出上的平衡；否则资本也会因为过快或过大的贬值而失去安全性。
总之，只要经济新常态处于进行时，就很难指望生态环境能较大程度地取代资本的作用而为经济的再次高速增长提供动力，然而在经济新常态的过程中，生态环境的作用显然也不会再像以前那样被严重低估：一是因为之前的技术进步在经过一段时滞后会开始发挥节能减排效应；二是过度恶化的生态环境本身也意味着投资环境的恶化，会给资本带来危机感，从而引起一定的反弹。
只有经济上的第二春才能彻底改善生态环境质量
结合目前欧美各国的情况，总体上，这些国家的生态环境已经从极度恶化的状态中扭转过来，在生态环境与经济发展中形成了良性的自我循环。在经济新常态完成后经济增长实现了高水平均衡的那一刻，也就是在通过提高效率、保护资本而赢得经济二次腾飞后，资本对经济的边际贡献率将呈现递减的趋势，按照《21世纪资本论》的解释，也就是资本规模在经过长期积累后，远远超过了其他要素（譬如收入）的规模，从而导致在要素之间、供需之间等方面出现某种程度上的错配，此时，一旦资本丰裕，包括生态环境在内的其他要素就会体现出相对较高的稀缺性。如果按照市场的规则来配置这些稀缺资源，那么其定价也会较高，重要程度会更大，也只有这样才会对全社会形成保护上的激励，各种致力于改善生态环境质量的制度和政策才能真正落到实处。
概括来说，在经济新常态与生态环境保护的演变关系上，只要经济增长仍然没有达到一定的水平，就依然会对资本有着较强的依赖性，这决定了在此条件得到改变之前，生态环境保护不会取得对经济增长任务的压倒性优势。具体到经济新常态，如果不能通过这个新常态的过程让经济增长尽快实现第二次腾飞，那么生态环境质量未必会得到较大的改善，这一点其实恰好与当前我们如何认识雾霾等环境问题的治理效果息息相关，我们提出了很多思路，把环境保护工作提到了非常重要的高度，但从上述有关生态环境保护滞后于资本发展的基本规律来看，我们实则很难指望经济新常态会在短期内很大程度地改善生态环境质量，毕竟，这是经济新常态，并不是环境新常态。
经济新常态下环境保护的方向和对策
在经济新常态中，必然会涉及生态环境部分，学界也已经注意到了这一点，譬如经济新常态带来环保新思维（赵华林，2014），这就涉及下面所要探讨的问题：在经济新常态中，环境保护能做些什么。按照之前的论述，这个问题也可以表述为在进一步强化资本地位的过程中，环境保护能做些什么。概括起来，可以用四个字来回答，即夯实基础。
从理论上而言，生态环境问题的渊源并不复杂，经济学上用外部性来界定经济理性人在意愿和行为上的这种分离，并据此提出了外部成本内部化的基本解决原则。但事实上，生态环境领域所产生的种种问题，其背后都有着极为复杂的成因，无论是在其科学机理还是社会制度层面上，都像是笼罩着层层迷雾，极难看透，其根治不可能一蹴而就。西方国家通过数十年的努力才逐步厘清其中的关系，并找到了治理的门道。但随着环境污染物的变化和全球发展形势的演变，这些国家也都面临着重新梳理各种矛盾的挑战。具体而言，在中国所谓的
夯实基础主要有两层含义。
第一，科学研究的基础。一方面，环境问题在科学上的成因是什么？各种污染物从何而来？有哪些特殊的形成机制？不同污染物之间存在怎样的传导关系？传统污染物与新兴污染物之间有何联系？环境污染浓度与气象、地理等其他条件的关系，等等。有关这些问题的研究还太少，少到我们只能用国外的研究来讲中国的故事。另一方面，如何治理环境？如何利用各种技术来改善环境，并提高资源环境的利用效率？在这方面有很多误区，譬如将技术变化等同于技术变革，以及将要素替代等同于效率提高等。因此，我们看似在环境保护上取得了很大的技术进步，但没有使环境质量得到很好的改善。
第二，治理机制上的基础。环境保护既要靠科技的进步，又有赖于社会制度的变迁。社会制度层面上要解决的主要问题在于，保护生态环境究竟需要怎样的系统性制度和政策，这其中的关键是利益分配机制的调整。
（1）将环保产业视为经济刺激，即便是一种刺激，也是非常低层次的刺激，绝非经济发展的主流。（2）从重从快治污，希望有奇效。（3）盲目轻信市场，放任市场发挥调节作用。在发达国家，用市场机制来调节生态环境资源的利用是极为谨慎的，到目前为止，仅在有限的范围内和为数不多的领域里取得过成功，而政府的监管发挥着不可替代的作用。（4）划区治理，区域联防联治的最大意义在于具有同质性的生态环境功能区进行相对统一的政策协调，譬如一致的标准。但这并不是行政区划意义上的统一，这意味着，要进行区域联防联治，有必要在更大的范围内进行治理，这不仅需要开展生态学上的研究，更需要突破现行的行政区划；否则，可能造成污染的跨区转移。这在本质上是一种堵，而不是疏，堵意味着无法改变行为本身的选择或决策机制，而是简单粗暴地直接改变行为，其作用无疑只能是短期的或局部的。（5）当改革成为新常态，以改革为由来拖延生态环境保护制度的完善。
在经济新常态中，切忌对生态环境保护的进度有过高的估计，只有立足于科学研究和体制机制两方面，为改善生态环境打好基础，才足以在经济再次腾飞之时，彻底冲破深秋的重重雾霾，交上一份让大众满意的生态环境保护答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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