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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簡體書』保罗·弗莱雷

書城自編碼: 2897635
分類: 簡體書→大陸圖書→中小學教輔教育理论/教师用书
作者: [美] 丹尼尔·斯库格伦斯基 [Daniel Schugur
國際書號(ISBN): 9787531689157
出版社: 黑龙江教育出版社
出版日期: 2016-10-01

頁數/字數: 387页
書度/開本: 32开 釘裝: 平装

售價:NT$ 2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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編輯推薦:
保罗弗莱雷是20世纪教育界*重要和*有影响力的思想家之一,其批判教育理论和实践方面的影响留存至今。他的著作《被压迫者教育学》在世界范围内影响深远。
丹尼尔斯库格伦斯基写的这本关于弗莱雷教育思想的书,是迄今为止*为全面的版本。他对弗莱雷的教育思想做出了连贯且易懂的解读,本书侧重于细节、分析和比较研究,可以作为教育的社会基础、课程、教学指导以及教育策略等方面的重要资源,是教育思想方面的必备读物。
內容簡介:
本书以保罗弗莱雷的人生经历、思想旅程以及他的理念在世界范围内的认可度为背景,对他的教育工作进行了全面介绍和深入分析。作者指出了弗莱雷对教育理论和实践的杰出贡献,并探讨了弗莱雷留给当代教育的遗产价值,分析了其思想在现今社会的意义。
《保罗弗莱雷》一书隶属于《布鲁姆斯伯里图书馆之教育思想》系列丛书,本丛书含有10个分册,每个分册深入介绍一位世界知名教育家的教育理念和主要观点,从新时代的客观诉求出发来重新阐释这些教育家的主张,也以新的视角重新衡量了这些教育家的思想。每一位教育家都可谓是他们所处时代的标杆,所处地域的教育学鼻祖,本书以批判的眼光从不同的角度重新解读这些教育家的核心理念,不仅追忆了教育的历史,也指导了现在的教育发展。
關於作者:
作者简介
丹尼尔斯库格伦斯基(Daniel Schugurensky)
美国亚利桑那州立大学的教授,大学正义和社会调查部门的负责人,并同时在公共关系学院和社会转型学院任职。他近几年出版的著作包括《志愿工作、非正式学习和社会行动》(Volunteer Work,Informal Learning and Social Action)(2013)以及《通过民主实践来了解公民权》(Learning Citizenship by practicing Democracy)(2010)。
译者简介
周秋霞,毕业于南京理工大学外国语学院英语系,主要研究方向为幼儿教育,专注于国际高考教育和蒙氏教育研究,译有《保罗弗莱雷》《故事搭建桥梁》等教育类书籍。
叶欣,毕业于浙江越秀外国语学院,主要研究方向为儿童教育,译有《故事搭建桥梁》《保罗弗莱雷》等教育类书籍。
目錄
丛书主编序言1
前言3
第一部分思想传记
引言:理论钻研到最后,是一本传记3
第一章早年巴西:从芒果树到牢房7
第二章流亡:从孤独的朝圣者到国际人物22
第三章回到巴西:政治、公共服务和书籍33
第四章保罗弗莱雷的另一面45
第五章小结48
第二部分弗莱雷教育思想评述
引言:我所写,即我所为55
第六章20世纪四五十年代:从社会工业服务社到博士论文59
第七章20世纪60年代初:扫盲圈,成人教育中的哥白尼革命 66
第八章20世纪60年代末:从《教育:自由的实践》到《被压迫者教育学》78
第九章20世纪70年代:国际工作和《几内亚比绍信札》94
第十章20世纪80年代与对话语录97
第十一章20世纪90年代:从《城市教育学》到生态教育学101
第十二章回顾:弗莱雷著作中的七种维度和三大冲突112
第十三章小结125
第三部分弗莱雷著作的认可与影响
引言:百万个保罗弗莱雷135
第十四章弗莱雷著作的传播:初步因素142
第十五章为什么《被压迫者教育学》立刻成为畅销书?146
第十六章《被压迫者教育学》的初步反响152
第十七章对于弗莱雷的七种批判159
第十八章对于批判的回应179
第十九章小结208
第四部分弗莱雷在今天的意义
引言:保罗弗莱雷的当代遗产215
第二十章弗莱雷在21世纪被遗忘了吗?216
第二十一章弗莱雷和其他思想家:比较分析的有效性230
第二十二章欲变世界,先变其身:弗莱雷
一位有感召力的人物238
第二十三章为21世纪重塑弗莱雷242
第二十四章变革的三角关系:教育、政治和人性化251
第二十五章总结256
参考文献261
索引323
致谢331
內容試閱
第一章早年巴西:从芒果树到牢房

保罗弗莱雷出生于一个中产家庭,是四个孩子里年纪最小的。他的家乡位于巴西的东北部,是这个国家最贫穷且最混乱的地区之一。他的母亲艾德特卢迪思内维斯弗莱雷是一名天主教徒。他的父亲若阿金地米斯托克利弗莱雷没有任何宗教信仰,他是一名军警官员,也是一名巫师。弗莱雷自小跟随他母亲信奉天主教,他的父亲不仅尊重这个决定,而且也参加了他的圣餐仪式。回顾过去,弗莱雷说他父亲曾经教导过他,即使不认同对方,也要通过这样或者其他类似的手势来表达对他人观点的尊重。他同时也提到,正是从父亲那里,他学会了区分合法权威与强权独裁。并且他在针对教学关系中的权力动态进行研究时,对此二者的概念区分进行了讨论。在与父亲的交流中,年轻的保罗逐渐认识到社会不公平和政治斗争正在侵蚀着自己的国家。从母亲那里,他学着信奉天主教,这种信仰也影响了他以后的世界观。尽管从小到大一直受到宗教价值观的洗礼和熏陶,人们习惯了对社会现实无条件地接受,但是弗莱雷依然保持着他清醒的头脑。当回忆起家里面临严重的经济困难时,他说自己从来都没有把当时的窘迫当作是上帝对我们的祝福。早期的这种家庭社会化实践,使得弗莱雷获得了对话式和有技巧地沟通的能力。成年之后他依然坚持这样的对话方式,对话教学也最终成为他的教学的重点方法。在上学之前,年纪很小的时候,他就开始跟父母学习阅读和写字。不过有趣的是,他的父母用游戏的方法教他识字:在芒果树下用一根小木棒在地上写字。弗莱雷回忆说他非常享受小时候那段学习的日子,也可能主要是因为那时候学习的语句和内容都是与小孩子的日常生活紧密联系的。
在潜移默化中,弗莱雷以后的教学研究也受到他父母亲教育方法的影响。他那著名的关于成人扫盲的教学方法,就是要让初学者们从他们日常生活中遇到的词汇开始学习,而不是从课程开发者那儿提供的单词开始。在与加拿大成人教育学家罗比基德和艾伦托马斯的对话中,弗莱雷谈到了他和父母之间的关系,谈到他对于成人教育的态度也正来自他们的影响。在这次谈话中,他也一度提及在树荫下学习阅读和写字的经历,用一根小木棍在地上写写画画:那些被我父母用来指引我走向识字阶段的字词都是我所熟悉的。多少年后回想起来,还是很有趣,所以当我开始走上成人扫盲的这条道路时,我也正好采用我父母亲的方法,让他们从自己熟悉的词语开始学习。
弗莱雷在家乡当地的一所小学里接受了最初的正规教育。他的第一位老师叫尤尼斯巴斯孔塞洛斯,他很喜欢这位年轻的女老师,她关爱学生,学生学习的兴趣也都被她慢慢地激发出来。而且,尤尼斯教导学生写作的方法与弗莱雷父母教他阅读时的方法一致。她让一年级的学生在一张白纸上尽可能多地把自己认识的单词都写下来,再用这些单词来造句。最后她再跟每个同学一一讨论每一个句子的意思和语境。早期的这种学习经历对弗莱雷探索识字教育的教学方法产生了一定影响,特别是在词汇教学上,通过对话和讨论的方式,让初学者开始尝试造句以及将句子连贯起来表达某种意思。
尽管弗莱雷出身于一个中产阶级家庭,但自从20世纪30年代经济大萧条以后,整个家庭的购买力开始急剧下降。1929年的股市崩盘严重影响了巴西本国的经济,导致咖啡的价格严重下跌,很多人的生活遭受影响。那时候,弗莱雷的父亲重病在身,整个家庭在艰难地维持着生计,在他10岁那年,他平生第一次要忍受饥饿。1932年,弗莱雷一家不得不搬到热博阿陶附近,因为那里的生活成本低于累西腓。对于弗莱雷而言,离开那间从出生就一直居住着的屋子是很痛苦的,没有比这更难过的了,感觉自己被放逐了,没有一丝安全感。这种恐惧感以前从未经历过,感觉自己的一小部分已经死去。弗莱雷在热博阿陶度过了他的最后一点童年时光和整个青春期。在那里,他许多朋友的生活都是极其贫困的。许多突然落魄的中产家庭都会面临这种尴尬:拮据的家庭气氛与精美的家具摆设形成对比。例如,象征着过去富足和中产阶级身份的德国产的钢琴与空冰箱一同搁置在家,家里的钢琴就像是父亲脖子上的领带,尽管生活充满艰辛,我们始终没有丢弃那架钢琴,而我的父亲也始终没有扔掉那条领带。
因为有过与乡下家庭和工人一同贫困生活的经历,所以弗莱雷对于他们所使用的语言和语法比较熟悉,而这些也恰恰对他以后从事大众教育的工作比较重要。这些经历也让他更加清楚地认识到他所处的世界:在热博阿陶的时候,我10岁那年,开始觉得这世界上有很多事情只会变得越来越糟糕,不会变好。在那时,他也已经开始和那些被压迫的人感同身受,与一些学生一同面对饿着肚子去上学的痛苦:因为肚子饿,任何教的东西都没有学进去。我并不笨,也不是对学习不感兴趣。以我当时的境况去好好接受教育,是很奢侈的。所有的这些经历让我再次认识到社会阶层和知识教育之间的关系。然而,在《给克里斯蒂娜的信》中,弗莱雷指出在热博阿陶的生活经历让他的生活更加精彩,他在那里感受到团结,感受到人性尊重,这也使得他日后以一种批判主义的、人文主义的感官去看待世界。到生命结束之际,他回顾过往,觉得自己就像是一个媒人,把来自不同社会、经济、文化背景的人紧密联系起来。加多蒂认为弗莱雷这种团结其他人的能力可以让他将不同领域、不同学科、不同范畴联系起来(认识的连通)。1934年他父亲去世后,弗莱雷一家的经济状态更加严峻。父亲去世后精神上受到的影响,上次搬家时的打击,再加上家里严重的经济困难,最终导致了弗莱雷糟糕的学业表现。他的各科分数都很低,甚至有老师认为他有发育性残疾。后来因为一些原因没有被中学录取,弗莱雷只好在家休学两年。
那时仍处于经济危机的中期,弗莱雷注定不会念完所有的中学课程。但两件偶然的事件使得他的求学之路发生彻底的改变。第一件事是弗莱雷的母亲成功地说服克鲁斯私立高中的主管阿芦茨奥佩索亚德阿罗约接收弗莱雷,并且免除他的学费。因为周围都是上层社会的同学,弗莱雷花了一段时间后才完全适应那样的环境,融入进去。第二件事是他最年长的哥哥找到了一份工作,家里的经济危机开始缓解,这也使得弗莱雷努力提高自己的学业成绩:家里最年长的哥哥开始工作挣钱养家,我吃得也越来越多。某种意义上来说是我吃得越来越好,因此也能更好地去理解我所学习的东西了。到20世纪30年代末,保罗其他的哥哥也都相继开始工作,整个家庭的经济状况得到进一步改善。在这种积极的氛围中,弗莱雷在学业上获得了显著的进步。他15岁的时候拼写老鼠(rat)还会多加一个字母r,但短短几年之后,还在上高中的他就因为熟练掌握葡萄牙语而成为学校的语法和句法老师,并任教了几年。他要求学生用心学习语言规则的同时,将创造力加入教学中,并且意识到自由是创造力不可或缺的一部分。这些早期的观察成果对弗莱雷来说很重要,因为创造性和自由将会成为他日后教育思想和政治主张的重要原则:当我还是一名年轻的老师时,我就已经改变了我的教学,把更有价值的创造性融入进来。至于我日后认识到教学的创造性与政治的创造性紧密联系,也是基于这之前的经验。
弗莱雷20岁左右开始学习哲学和语言社会学,在1943年被伯南布哥大学法学院录取。不久后他发现他真正喜欢的是教学。保罗被他高中母校(克鲁斯)邀请回去当兼职老师,在那里他教过一些成年工人,也教过一位小学老师艾尔莎玛雅科斯塔奥利维拉,她当时正准备参加学校规定的职称考试,弗莱雷是她的句法老师。后来他们相爱,两人在1944年结婚,婚后育有5个孩子(玛丽亚玛德琳娜,玛丽亚克里斯蒂娜,玛丽亚德法蒂玛,若阿金,鲁特伽德)。艾尔莎的一生中,给予了保罗很多精神支持和思想支持。作为他的教学同伴,她帮助保罗详细阐述过很多他的新提议,并且针对几个项目与保罗一起到世界各地分析研究。艾尔莎教导小学生读写的经历,对弗莱雷创立和改善成人扫盲的教学方法产生很重要的影响。
在20世纪40年代期间,艾尔莎不断鼓励弗莱雷继续他的大学课程。通过司法考试之后,弗莱雷成为了一名律师,他第一个可能也是最后一个客户,是一位年轻的牙科医生,因为无力偿还开牙医诊所的贷款而被起诉。弗莱雷回想当时的情景:一开始我是要收费的,不过看到这位年轻的客户又是胆怯又是惶恐,最终还是决定不要他的钱。碰到我这样的律师他很开心,而当我决定不再当一名律师的时候,我自己也很开心。这次辩护经历后,弗莱雷向艾尔莎坦白了自己的打算:你知道吗?我不想再当律师了。艾尔莎回答道:我也是这样想的,你应该是一个教育家。于是他回到高中继续教书,穿着一身黑色,以此来表达对第二次世界大战惨剧的抵制和悲痛。可能因为继续回到高中教学,或者初为人父,也可能是出于对语言学的研究,或者与艾尔莎之间的交流,总之,弗莱雷对教学理论和教学方法的兴趣越来越浓,他仔细阅读各种以葡萄牙语、西班牙语、法语和英语出版的,且关于教育、哲学和心理学方面的书,并详细地记录笔记。他这种跨学科的研究方向正在慢慢地成型,同时也决定了他以后所从事的绝大部分工作的性质。
至于职业生涯,在跟法律打过短暂的交道并在高中任教几年之后(19411947),弗莱雷成为了一名福利官员,在伯南布哥州的社会工业服务社的教育文化部(SESI)担任主任一职,并在那里工作了10年(19471957)。SESI从国家的企业主联盟那里募集资金,以便实施一些计划使得工人的生活水平提高。在SESI工作期间,弗莱雷提升了洞察能力,这也为之后他所从事的教育理论的研究提供了很大的帮助。在《给克里斯蒂娜的信》(Letters toCristina)这本书中,弗莱雷说在SESI工作的10年,是他一生中最重要的一次关于政治和教育的实践。SESI的工作让弗莱雷的职业轨迹发生了重大的改变。如果当时他没有去SESI工作,可能他会一直在那所高中教书,或者会成为一个普通的大学老师。
弗莱雷是如何从一个律师转变成一名进步主义教育家呢?在回答这个问题前,首先要注意一件事:弗莱雷和夫人艾尔莎在20世纪40年代开始参加天主教会举办的一些教育活动。在公教进行会的运动中,弗莱雷开始对早期的进步主义运动有所了解,那时强调的是穷人优先选择权,然后逐渐衍变成后来的解放神学。在加入信徒基础社区之后,特别是通过他日后的导师海尔德卡马拉累西腓教区的主教,他对这场运动有了更深入的理解。让经学与当地现实、穷人面对的社会问题联系起来,是这场运动的出发点。也正是通过这场运动,弗莱雷被邀请到SESI。在那里,他是教育和文化项目的负责人,直接面向社会的劳动者,每天与来自不同社会群体的人接触。这让他有了学习大众文化和了解阶级压迫的第二次机会,上一次是童年时期在热博阿陶,那时候他也接触了一些工人阶级的小孩和农民。现在我已经是一个年轻人,在与劳动者、农民和渔民的工作接触中,我再一次深刻认识到阶级之间的差异。这样的工作性质使得他有机会去到巴西东北部的各个地方,并被邀请参加各种活动。例如,他是累西腓凯普拜利比研究院的创建人之一,这所研究院一贯坚持高质量的科学探索、伦理教育、民主理论与实践。同样也是在SESI,通过日常工作中与工人和农民的联系,弗莱雷对教育的理解开始转向一种更加激进的方式,并且关于对话和文化在教育中所扮演的角色,他形成了初步的想法。然而,在那时,他还没有完全认识到在教育实践中,有关政治因素的影响。
作为SESI的负责人,弗莱雷实行的是一种民主、开放、有弹性的管理体系,同时在经营学校和家庭的关系中,他也收获颇丰。在SESI的教育研究院里,弗莱雷邀请了一些学生和家长来参加一场关于教育和社会的辩论会。他认为,针对儿童营养不良或者违法童工的这类社会问题,只有通过父母和社区共同参与进来,才能彻底解决。同时,他也认为学校的相关教育政策的落实可以让家长参与进来,使得家长最终可以参与到学校课程表的制定。弗莱雷建立了一个劳动者俱乐部,所有的俱乐部成员都可以在里面分享自己遇到的问题,然后寻求集体的帮助。尽管制度上有缺陷,弗莱雷还是根据对话、自治以及议会化(一种学习小组和行动小组的结合)的原则,重新调整好SESI的管理方向。弗莱雷这种前所未有的管理方法招致了很多批判,因此他在1957年辞去了在SESI的职务。也是在那段时间,他被委任到累西腓市教育委员会。1958年,巴西第二届全国会议在里约热内卢举行,弗莱雷协助起草伯南布哥州提出的关于成人教育的议案。在他的草案中,弗莱雷强调成人教育,尤其是针对处于社会边缘群体的成人扫盲工作,应该从对每个初学者每天的教育开始。他还指出,任何走向成功的、以民主为导向的教育工程,都离不开教育者和学习者对于知识的共同创造。在一个受精英主义、独裁主义、社会歧视、家长式作风和剥削主义(巴西是美洲最后一个废除奴隶制的国家)侵蚀的传统社会环境中,他这样的观点就显得尤为激进和大胆,由此也确立了弗莱雷作为民主成人教育家的领导地位。
1959年,弗莱雷完成了在累西腓大学的博士论文答辩,随后被任命为伯南布哥大学的教育史和教育哲学老师。在他那篇名为《教育和当代巴西》(Education and Present-Day Brazil)的论文中,讨论了后殖民时期的巴西教育的沉默与反抗。他的博士论文以在SESI的工作经历为基础,参考了约翰杜威(18591952)的一些观点,杜威的教育观点是由阿尼西奥特谢拉介绍给弗莱雷的。特谢拉是一名学者,也是一位多产的作家。19281929年,他与杜威以及他的一些学生,包括威廉吉尔帕特里克、哈罗德拉格和乔治康茨,一同在哥伦比亚师范大学学习。受进步主义教育、实用主义以及人文主义的影响,特谢拉在1936年通过翻译《民主和教育》(Democracy and Education)这本书,将杜威的思想介绍给了巴西整整一代人,并试图把其中一些想法落实到公共教育系统中。在那段时期,弗莱雷也接触了苏联教育家安东马卡连科的一些作品,尤其是与权利、服从和自由相关的文章。从那以后,弗莱雷准备将他前20年积累的经验汇总,也算是为自己做一些事。在公共服务系统工作的这些年的经历和参加过的各种各样的活动,让他以对话和社会变革为基础的教学方法的思想逐渐成型。如果从历史的角度来审视弗莱雷的这些思想,那个时期的他,还是值得被历史认可的。
20世纪50年代到60年代初,巴西的政治生活、社会生活以及知识生活都刚刚萌芽。发展主义的出现使得巴西迎来历史性的时刻,这是一种关心穷人诉求的国家发展的独立模式。这场运动的倡导者有赫利奥雅瓜里比、阿尼西奥特谢拉、罗兰柯布西耶,以及在里约热内卢的巴西最高研究机构(ISEB)工作过的阿尔瓦罗维埃拉平托。他们的很多思想都受欧洲一些社会学家和哲学家的影响,如卡尔曼海姆、卡尔贾斯珀、冈纳米达尔以及加布里埃尔马塞尔。从政治上来看,那是一个沸腾的时期。在政策层面上,巴西人民的生活很大程度上受到民族民粹主义残留的影响。这种民粹主义倾向在热图利奥瓦加斯的两次任期期间(19301945年和19511954年)体现得尤为极致。弗朗西斯科胡里奥是一名致力社会主义的律师,在他的带领下,巴西东北部掀起了一场振奋人心的社会土地运动。并且,他于20世纪50年代中期建立起了巴西第一个农民联盟。农民联盟组织建立信用合作社,用来给农民提供医疗、法律以及教育上的帮助。联盟组织推广的一系列活动就像山火一样,席卷整个巴西。到20世纪60年代初,它已经活跃于巴西的13个州,开始引发全国性的土地改革运动。在那时,弗莱雷圈子周围的一些天主教会下面的进步组织,开始支持农民联盟。天主教会的那部分组织因此也迅速成长,逐渐衍变成一场神学解放运动。受一些作家作品的影响,如雅克马里旦、托马斯卡多奈尔和伊曼纽尔穆尼耶,以及他们的巴西译者阿尔塞乌德阿莫罗索利马、亨里克利马瓦斯和赫伯特约瑟德索萨,以及当倡导穷人的教会且后来召开第二次梵蒂冈会议的约翰二十三世被任命为罗马教皇时,这场运动得到空前的发展壮大。同样在那段时期,另一场重要的政治运动也在如火如荼地进行着,那就是1959年的古巴革命。这场运动在巴西左翼派人士间的影响范围相当广从工会到国家民粹运动,从激进的学生团体到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政党。部分原因是出自对拉丁美洲日益动荡的局势的回应,再加上冷战背景,美国于1961年创立了进步联盟。进步联盟旨在促进南北美之间的经济合作,促进经济发展,减少贫困。考虑到农民联盟日益扩张所带来的安全威胁,进步联盟在累西腓建立了一座美国国际发展办公署。
1961年,在那样的政治形势、社会背景和思想环境下,若昂古拉特一位43岁的律师,成为巴西第27任总统。他在思想上很先进,在工会和穷人中间也很受欢迎,上任后迅速与中间偏左的政治组织建立联盟,颁布了一系列国家改革方案和再分配政策,如征收荒地和建立国有企业。也就是在这样的大环境下,弗莱雷在1960年组织了累西腓大众文化运动。接下来的1年里,累西腓市长米格尔阿拉俄斯(一位进步律师,后来成为伯南布哥州的州长)任命弗莱雷为文化娱乐部部长。与弗莱雷一起工作的成员来自不同的政治阵营,不过在他的领导下,整个团队合作得相当出色。1963年,弗莱雷担任累西腓大学的文化发展中心的负责人,在那里他实施了多个读写教育计划,给巴西东北部的成千上万名农民扫盲。弗莱雷上任这个职位时,巴西东北部是世界上最贫穷、最动乱的地区之一。有将近一半的土地掌握在仅3%的人口中,人均收入只有国家平均收入的40%,男性平均寿命只有28岁,女性平均寿命也仅有32岁,并且文盲率高达75%。因为只有有读写能力的人才能参加总统选举的投票,所以法律将几百万巴西人挡在了投票选举的门外。古拉特政府的目标之一就是推行普选,而这需要巴西人民掌握一定的读写能力,于是也就需要合理的成人教育服务。
那时候,巴西(以及拉美其他地方)的读写训练和成人教育,归根结底,都是对一般小学生教育的内容方法的复制。成人课堂通常设立在普通的学校中,所以成人晚上上课时坐的座位,是他们的孩子白天上课坐的,并从黑板上抄写着同样的单词。对于成人教育,弗莱雷有着不同的理解,在他看来,教育并不是由老师到学生的知识的传递。他认为传统的教育是对所有学习者的驯化过程,逐渐让他们接受现有的压迫框架,因此开始推行新的教育方法来达到教育解放的目的,将学习圈(也叫文化圈)、生活体验、工作、教育以及政治都结合在一起。弗莱雷不是第一个提出要将幼儿读写和成人读写的教学方法区分开的学者,在他之前已经有人提出来了,不过研究出一套系统的成人教育的教学方法,并付诸实践,他是第一人。然而,对弗莱雷来说,真正的挑战不仅仅是识字教学,而是将那些人唤醒,让他们不再保持沉默,停止被压迫,从麻木的殖民主义中挣脱出来,积极踊跃且又自豪地参与国家政治决策,做自己命运的主人。
1962年,弗莱雷的教育理论第一次被广泛运用,当时他负责北里奥格兰德州的一个扫盲项目光脚读书。在一个叫安吉克斯的小村庄里,弗莱雷和他的团队在识字教学中率先使用社会心理的教学方法,他们惊喜地发现300名甘蔗工人在短短45天的时间内就学会了读和写,并且他们都能开始评判自己当时身处的社会现实。古拉特总统看到这种方法取得了前所未有的成功,于是他在全国批准建立了上万个文化圈,任命弗莱雷为国家大众文化委员会主席,并邀请他参加全国性的扫盲运动。于是1963年,国家教育部采用了弗莱雷的方法,在巴西掀起了一场扫盲运动。那一年,弗莱雷在里约发出呼吁需要600名学生来充当扫盲教师,后来前来报名参加的志愿者有6000多名,使得面试不得不在足球场里面进行。在与伊拉肖尔的谈话中,弗莱雷回忆起那个热情洋溢的年代,那是一场了不起的全国总动员,教育只占其中一部分。1963年6月至1964年5月,弗莱雷带领他的扫盲团队,在巴西的各个州给所有协助扫盲的工作者提供培训。
弗莱雷的团队声称,让一个完全不识字的成年人具备读写能力,只需要30个小时。取得这种成功的关键并非在于一些特定的方法或技术,相反,关键恰恰是弗莱雷那些不使用工具和脱离语境的成人识字教学方法,他强调在识字的同时,也要识世(认识世界)。第一年,扫盲运动的主要目标是要让500万的巴西成年人具备读写能力,有自己的政治意识,可以参与公众事务。这场运动遭到了地主阶层的抵制,因为他们感受到农民联合起来所带来的潜在威胁。农民接受了教育,并且有了选举的权利,就会为土地改革创造条件。此外,那些掌控了巴西几十年命运的寡头政体,也预测到即将失去在总统选举团中的控制地位。《环球日报》也对此次的大规模扫盲运动提出批评,它们认为这样的方法煽动了群众,给他们灌输改变现状的思想,具有一定的破坏性。
与此同时,古拉特总统签署法令,没收所有外国企业在巴西的炼油厂和未开发的耕地,包括那些为抬高农产品价格而闲置的耕地。在美国和苏联的冷战期间,他也始终保持中立的立场。巴西军方因为自己的利益被触犯,决意对古拉特实施报复。因为受到美国中央情报局的支持,再加上美国驻巴西大使馆的积极参与,1964年4月,巴西军方迅速推翻了古拉特政府,并开始强力镇压进步运动,迫害进步运动领导人。在接下来的20年里,巴西一直被军事集团掌控着。他们逮捕了弗莱雷,弗莱雷也因为从事扫盲活动而被关进监狱。对他的指控有很多,其中包括认为他极度无知,是国际危险分子,是基督教和巴西人民的叛徒。在弗莱雷被捕后,军事集团对于他的罪行有着特殊的理解,一位审判官问他:你承认你犯了跟斯大林、希特勒、庇隆和墨索里尼一样的错吗?。在狱中,他开始创作他的第一本广为流传的书《教育:自由的实践》(Education as a Practice of Freedom),在书中,他详尽地分析了自己在巴西促进教育改革失败的原因。在奥林达和累西腓被监禁了70多天后,他试图向里约的玻利维亚大使馆寻求帮助,且最终成功得到了庇护。此时的他已经40多岁,并即将开始一段未知的长达15年的流亡生活,但也将是收获颇丰的15年。

第二章流亡:从孤独的朝圣者到国际人物

在中文里,危机有两层意思:危险和机遇。一方面,1964年的国家政权被推翻打乱了弗莱雷的教育事业,他不得不离开他深爱着的国家,弗莱雷和他的家人面临着无尽的痛苦和生活的艰辛。另一方面,不幸的生活状况让他有机会去很多国家,在一些问题上获得更深刻的见解,并且传播自己关于教育和社会变革的主张。在15年的流亡生活里,他去过不少地方,也在不同的地方工作过。不过,他只在三个地方定居过:智利的圣地亚哥(19641969)、马萨诸塞州的剑桥(19691970)和瑞士的日内瓦(19701979)。接下来的内容主要是介绍弗莱雷在海外的生活情况,探索影响他在教育领域上取得成就的因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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