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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ich） 著名政治经济学者，被誉为美国三位在商业及经济领域最具影响力的意见领袖之一，曾任美国克林顿政府劳工部长，现任伯克利加州大学理查德&萝达高曼公共政策学院公共政策校长讲席教授，布鲁姆发展经济学中心高级研究员。赖克著述颇丰，迄今出版著作14部，包括被翻译成22种语言的《国家的作用》The Work of Nations，以及畅销书《超级资本主义》（Supercapitalism和《美国的逻辑》（Aftershock）。他是获奖纪录片《不平等的时代》Inequality for All的联合创作人。 目錄： 序言 第一部分 自由市场 第一章 主流观点 第二章 资本主义五大组成部分 第三章 自由和权力 第四章 新型财产 第五章 新型垄断 第六章 新型合同 第七章 新型破产 第八章 执行机制 第九章 作为一个整体的市场机制 第二部分 工作和价值 第十章 精英制度的迷思 第十一章 隐蔽的首席执行官薪酬机制 第十二章 华尔街的高薪诡计 第十三章 中产阶级议价能力削弱 第十四章 穷忙族的壮大 第十五章 富闲族的崛起 第三部分 抗衡力量 第十六章 摘要重述 第十七章 资本主义面临的威胁 第十八章 抗衡力量式微 第十九章 重建抗衡力量 第二十章 终结向上预先分配 第二十一章 彻底改造公司 第二十二章 机器人取代人类 第二十三章 市民的馈赠 第二十四章 新的规则 致谢 注释 索引 內容試閱： 你是否记得过去这样的年代：当时的老师、面包师、推销员或机修工凭借自己一个人的收入就能够购房、拥有两辆车，并且养活一家人？我记得。在20世纪50年代，我的父亲艾德赖克在附近城镇的主街道上开了家女装店，顾客多数是工厂工人的妻子。他赚的钱足够我们一家人过上舒适的生活。我们虽然不富有，但从来没有感到拮据过。在20世纪50年代和60年代，我们的日子越过越好。 过去的情形就是如此。在二战结束后的30年中，美国造就了世界上规模最大的中产阶级。当时美国经济规模翻番，普通美国工人收入也随之翻番。然而在过去的30年中，虽然美国经济规模再次翻番，但普通美国人的收入却保持原封不动。 那时，大企业的首席执行官收入平均约为企业普通员工收入的20倍，1而现在他们的收入则为普通员工收入的200倍。那时，前1%的最富裕美国人收入占到美国总收入的9%~10%2，今天前1%的顶层人群的收入占比则达到20%。 那时，美国经济给人们带来了希望。人们努力工作就有回报；人们通过教育可以实现向上流动；谁付出最多，回报也最多。经济增长创造了更多、更好的就业岗位。大部分人努力工作，日子越过越好。我们的下一代过上了比我们更幸福的生活。游戏规则基本上是公平的。 然而今天，这些假设听上去空洞无力。人们对经济制度的信心急剧下滑。3经济制度不公平和不公正现象显而易见，从而削弱了公众对经济基本宗旨的信心。4愤世嫉俗的情绪非常普遍。对于多数人而言，经济和政治制度似乎受到操纵，从而更有利于顶层人群。5 资本主义面临的威胁不再是共产主义或者法西斯主义，而是公众信任不断下滑的问题。6现代社会的发展和稳定有赖于公众的信任。当大多数人不再相信他们和下一代能够获得公平的机会以实现梦想时，隐性的社会契约就开始分崩离析，而我们的社会却依赖于这种社会契约，以此来推动民众自愿进行合作。取而代之的是大大小小的破坏行为小偷小摸、行骗、行贿和受贿。社会逐渐将本可以用于生产活动的经济资源转而用于进行防护。 我们有力量改变这一切，重建一个服务于多数人而不是少数人的经济。与卡尔马克思的观点相反，资本主义本身并非不可逆转地带来日益严重的经济不稳定和不平等问题。资本主义的基本规则并非一成不变，而是由人类书写和执行。不过为了确定需要做出何种改变与如何达成这一目标，我们必须首先了解当前出现了什么问题以及问题的症结所在。 在过去25年里，我在著作中和授课时解释了为什么美国等发达国家的普通工人未能得势，反而面临着不断攀升的经济压力。简而言之，全球化和技术变革削弱了我们大多数人的竞争力。现在国外廉价劳动力或电脑驱动的机器能够完成我们过去所从事的工作，并且成本更低。 我的解决方案是政府积极作为，加大对富人的征税力度，将税收投入好的学校和能够让人们取得成功的其他渠道，并进行再分配来帮助穷人。并不是只有我一个人提出这样的建议。不过也有人强烈反对这些建议，这些人认为当政府更小，并且减少税负和再分配时，经济将运行得更好。 虽然我对当前问题的解释仍然具有一定的意义，但我认为我的解释忽略了一个极为重要的现象，即政治权力日益集中到企业和金融精英手中，让他们能够左右经济运行的规则。虽然我所提出的政府解决方案仍然有所裨益，但在一定程度上偏离了重点，因为这些解决方案未能充分考虑政府在制定经济游戏规则方面所发挥的基本作用。更为糟糕的是，有关一个积极作为的政府是否优于自由市场的争论分散了人们的注意力，使人们忽视了几个关键问题，即为什么当今的市场组织方式与半个世纪之前有所不同；为什么当前的市场组织方式未能像过去一样带来共同富裕，以及市场基本规则究竟应该是什么样的。 我认为人们忽视这些问题并不完全是偶然的。许多支持自由市场声音最为响亮的人员包括大企业高管、无处不在的律师和说客、华尔街人员和他们的政坛傀儡，以及无数的百万富翁和亿万富翁多年来为了自身利益，积极地推动重组市场，并且希望人们忽视这些问题。 《拯救资本主义》一书的一个目的是将这些问题放在聚光灯下进行检视。我的论据非常直接。正如我在第一部分中所详细阐述的，市场自身的存在取决于适用于产权（人们可以拥有哪些东西）、垄断（允许存在何等程度的市场势力）、合同（交易物和交易条件）、破产（买方无法偿付时该怎么办）等问题的规则，以及如何实施这些规则。 此类规则并非天然存在，而是人们经过深思熟虑后做出的选择。在过去几年里，随着大企业、华尔街和富人对政治制度的影响力与日俱增，这些规则也相应地发生了变化。 同时，地方和州一级的工会、小企业、小投资者以及政党等抗衡力量中心不断萎缩，而在20世纪30年代至70年代，美国的中下层阶级借助这些抗衡力量发挥了自身的影响力。随之产生的结果是富人为了进一步扩大自身财富而组织市场。这导致市场内部出现规模更大的向上初次分配。因为这些初次分配发生在市场内部，所以基本上被人们忽视了。 在第二部分，我介绍了这一现象对社会收入和财富分配来说意味着什么。精英主义者声称人们的收入与自身市场价值相当。这一套套逻辑回避了下列实质性问题，即市场是如何组织的，以及当前的市场组织方式是否在经济和道德层面站得住脚。事实上，收入和财富日益取决于谁有权力设定游戏规则。 正如我所指出的， 大公司首席执行官以及华尔街的顶级交易员和投资组合经理实际上决定着自己的收入。他们在利用内部消息获利的同时，推进可扩大企业利润的市场规则。与此同时，由于普通工人丧失了上文所提到的经济权力和政治影响力来抗衡，所以他们的收入保持不变。穷忙族和富闲族的同时崛起进一步提供了证据，证明人们的收入水平不再与自身努力程度相关。由于市场内部的收入预先分配向顶层人群倾斜，它导致出现了一种需求，即通过征税以及向穷人和下层中产阶级提供转移支付，在市场外部扩大向下的再分配。政府规模之争本来就具有煽动性，此类需求相当于火上浇油。 正如我在第三部分中所阐述的那样，解决方案不在于扩大或缩小政府的规模。问题不在于政府的大小，而在于政府所服务的对象。补救之道在于如何让绝大多数人重获影响力，以便能够决定如何组织市场。这就需要打造新的抗衡力量。它将联合未享受到经济成果的多数人的经济利益，形成联盟。当前左右派有关自由市场和政府优劣之争正妨碍着这一联盟的形成。 正如我所解释的，美国未来面临的最大政治分歧不是共和党和民主党之间的分歧，而是由大企业、华尔街银行和富豪组成的复合体与普通大众之间的分歧。前者依据自身喜好操纵经济和政治游戏，后者因此身陷困境。我的结论是，为了改变当前的局面，唯一的办法是让无力影响游戏规则的广大民众联合起来，重新构建50年前带来普遍繁荣的抗衡力量。 尽管本书重点关注作为全球资本主义中心的美国，但我所描述的现象日益成为世界其他资本主义国家所共有的现象。7我认为，美国所吸取的经验教训对其他国家而言也具有现实意义。虽然全球性企业必须遵守业务所在国的规则，但是最大的全球性企业和金融机构对这些规则的影响力与日俱增。当经济（和市场规则）不再服务于普通民众时，民众将感到无能为力，不安全感日益加剧，沮丧感不断郁积，这将引发有时掺杂着种族主义和反移民情绪的恶性民族主义运动，并导致全球各地出现政治动荡，甚至连发达国家也不能幸免。 我认为，让我们无暇顾及现实情况的迷思一旦被打破，我们就能够让资本主义服务于大多数人，而不是少数人。历史，特别是美国历史能为我们指引方向，并带来一些慰藉。美国制约顶层富人这一少数群体的政治权力，并且周期性地调整政治经济规则，以打造一个更具包容性的社会。在19世纪30年代，杰克逊主义者打击特权精英，确保市场制度更好地服务于普通公民。在19世纪末期和20世纪初期，进步主义者实施反垄断法，拆分大型托拉斯组织，设立负责监管垄断问题的独立委员会，并且禁止企业进行政治捐款。在20世纪30年代，新政支持者限制了大企业和华尔街的政治权力，并且扩大了工会、小企业和小投资者的抗衡力量。 挑战不仅来自经济层面，还来自政治层面。我们不能将这两个领域独立分开。事实上本书所讨论的领域之前被称为政治经济学。它研究社会法律和政治制度与一系列道德理念之间的关系，其中如何公平地分配收入和财富是一个中心议题。二战结束之后，在凯恩斯经济学派的有力影响下，政治经济学关注的重心不再是这些问题，而是转移到政府税收和转移支付问题上。 在1890年阿尔弗雷德马歇尔出版《经济学原理》时，经济学开始发展成独立于政治经济学的学科。这一新的学科寻求识别适用于所有生产和交换体系的抽象变量，基本或根本不重视资源分配或特定社会法律和政治制度问题。对经济和社会其他诸多方面的研究因此从具体的政治、道德和制度关系，转向更为普遍和科学的定律。约翰梅纳德凯恩斯的《就业、利息和货币通论》（1936年）在二战结束到20世纪70年代主导着美国经济政策。征税和转移支付手段旨在稳定商业周期和帮助穷人。几十年来，这一方案奏效了。经济实现快速增长，带来了普遍繁荣，进而创造了一个充满活力的中产阶层。抗衡力量完成了自己的使命。过去我们无须关注经济政治制度的组成方式，或担心顶层阶级掌握过多的经济和政治权力。而现在这些正是我们所需要担心的问题。 在某种意义上，本书重拾了老的研究调查传统，重新关注一个长期存在的问题。本书所持的乐观态度正是基于那一段历史。我们一次又一次地拯救资本主义，防止它肆意妄为。我相信我们能够再次成功地做到这一点。 在穷忙族人数增多的同时，富闲族队伍也在壮大。虽然富闲族人数相对少得多，但近几年他们的收入一路飙升。由于股票、债券和不动产等收益性资本为他们带来了可观的收入，所以他们无须工作。他们配得上吗？诚然，一些富闲族通过工作攒下积蓄，然后利用这些积蓄积累资产。从我们之前研究的角度来看，他们配得上。不过当资产升值时，这与资产持有人本人关系并不大。资产升值的原因有很多，例如人口增加、贵重商品供应有限，或者公司的激励措施和议价关系发生变化，而此类变化体现在股价方面。政治和政策亦可以发挥重要的作用。例如，当一个地区的学校条件和公共交通得到改善时，很多人涌入当地，房屋或公寓建筑价值随之大幅上升。此外，当贷款标准有所放松时，购房者手头的钱更多了，房价也会飙升。 不过越来越多的富闲族不事生产，他们的财富是继承而来的。他们受到命运的眷顾，出生在富豪之家。这让他们从小占尽优势，并且拥有足够的财富，确保他们一生无论做什么或者努力程度有多低，仍能继续占据优势。 象征着美国精英主义的白手起家型成功人士正在逐渐消失。今天，在美国排名前十的富豪中，有六人是巨额财产的继承者。435正如我所提到的，沃尔玛几位继承人的财富总和超过最底层40%的美国人的财富总和。436 而这只是一个开端。美国即将经历规模史无前例的代际财富转移。波士顿学院财富与慈善项目中心一项研究预测，到2061年的未来50年中，继承人继承的财富总和将达到36万亿美元。437美国信托公司2013年对可投资资产超过300万美元的美国人进行民意调查。调查结果显示美国的代际分化问题非常严重：超过34的69岁以上的人和婴儿潮一代的大多数人是靠自己积累大量财富。43835岁以下的富人继承财富的现象更为普遍。439正如法国经济学家托马斯皮凯蒂所指出的，数个世纪以来，家族财富是欧洲贵族阶层的主要收入来源。440这也将成为美国新一代贵族阶层的主要收入来源。 富闲族崛起的原因现在应该非常明了。随着工作收入集中度上升，美国一小群富豪利用收入投资固定资产。他们还将一部分收入投向政坛直接用于政治捐款和建立人脉关系，或者间接地通过他们的企业、行业协会和金融资产经理进行政治投资。这导致游戏规则更有利于他们积累财富。富人进行资本投资和相应的政治投资，这导致富人财富聚集速度甚至超过收入聚集速度。441 1978年，前1%的最富有家庭营业收入占到总营业收入的20%。442到2007年，这一比例达到49%。443此外，他们拿走了75%的资本利得。444到2014年，股市价值比2008年股市崩盘之前要高出很多。相应地，顶层人群股票投资收益更高，赚取的资本利得比重更大。 美国两党在这一财富大转移进程中串通一气。不过共和党比民主党更为积极地助长这一现象。例如，在过去，家庭信托期限为90年。445但是里根政府修改了法律，许多州从此允许家庭信托永久存续。所谓的家族信托现在允许超级富豪家庭在基本无须纳税的情况下，将钱财传承给他们的继承者，并且能够代代相传。乔治W布什2001年和2003年出台力度最大的减税措施。这些措施不只让高收入者受惠，靠积累财富为生的富人从中受益更大。工资所得税最高税率从396%下调到了35%，与此同时股息红利税最高税率从396%（作为普通所得进行征税）下调到15%，遗产税则被全面取消。446 虽然巴拉克奥巴马取消了一部分减税措施，但许多措施仍然被保留下来。在乔治W布什当选总统之前，遗产税适用于一对夫妇资产超出200万美元的部分，且税率为55%。447到2014年，遗产税仅适用于一对夫妇资产超出1000万美元的部分，而税率下调至40%。448众议院的共和党人试图走得更远。众议员保罗瑞恩抛出所谓的路线图，意在取消对利息、股息、资本利得和不动产征税。449到了2013年，仅有万分之十四的不动产需要缴纳遗产税，并且实际缴纳的税率仅为17%。450 与此同时，美国富人实际缴纳的资本利得税率从20世纪80年代末的33%下调到2014年的238%，远低于普通所得税率。451资本收益是富闲族的主要收入来源。税法规定，如果所有人持有不断升值的固定资产直到去世，那么继承人无须为资产升值部分缴纳任何资本利得税。这项规定为巨额财富继承人带来了隐藏很深的极大好处。这些所谓的未实现收益已经成为美国家族财富的主要来源。未实现收益在代代相传时创造更大的价值，并且富人无须为此缴纳任何资本利得税。此类未实现收益占到超过1亿美元的遗产的资产价值的一半以上。452 不过财富继承人一代整日无所事事，不自己打理财富，只会快速拨打理财顾问的电话，让他们代劳，这种情况可不太妙。这也无益于我们的经济和社会。这帮富人不劳而获，不知道民间疾苦，却担负着我们国家大部分资本的投资重任，且这一责任越来越大。随着家族财富必然地积累更多的政治影响力和权力，它对我们民主制度的危害也越大。 富闲族在不断积累财富的同时，有时也会对慈善事业慷慨解囊，证明他们并非为富不仁。毫无疑问，比尔和美兰达盖茨基金会等超级富豪家庭基金会从事大量的慈善事业。富人慈善捐赠呈上升趋势，能够与19世纪末的超级富豪慈善捐赠情况相媲美。在19世纪末期，安德鲁卡内基和约翰D洛克菲勒等大亨（之前提到的强盗大亨）成立了一直存续到今天的慈善机构。我们正经历斯坦福大学罗勃赖克教授所谓的美国慈善事业第二个黄金时代453。 当然，富人怎么捐款是他们自己的事。但也不完全是他们的事。捐赠者可以从应税所得中扣减捐款额，与此同时受捐的慈善基金会或基金无须为捐款产生的收入缴税。从经济角度来讲，这些税收扣减和免税收入相当于政府补助。2011年，此类税收减扣和免税收入总额估计达到540亿美元。4542011年是我们能够获得可靠数据的最后一年。正如赖克指出的，通常这些公共补助发放情况受到进行捐赠的富人的密切关注，但无须接受公众的问责。如果你不同意富人分配善款的方式，那你就要自认倒霉了。为了让大家对这一数额有个直观的了解，我们做个比较，联邦政府2011年在贫困家庭临时援助计划（福利剩余的款项）、贫困家庭儿童学校午餐和领先计划方面的支出总和还不到500亿美元。455 此外，尽管这一公共补助被称为慈善捐赠税收减免，但只有很少一部分是最终用在穷人身上。印第安纳大学慈善中心2005年一份分析报告指出，即便做出最为乐观的假设，慈善捐赠只有约13是用于帮助穷人。456很大一部分慈善捐赠流向了歌剧院、艺术博物馆、交响乐团和剧院当然这些都是值得捐赠的事业，但不是我们通常意义上的慈善事业。纽约林肯中心不久前举行了筹款晚会。对冲基金行业领袖大力支持，进行慈善捐款，其中不乏年收入高达10亿美元的人士。457不过纽约市的穷人很少去林肯中心听音乐会。 另外一部分捐赠资金流向了捐赠人曾经就读或者希望他们子女就读的精英预科学校和大学。（此类学校在招生时通常优先录取父母慷慨解囊的申请者，此举相当于一种照顾富人的平权行动。）哈佛、耶鲁、普林斯顿和其他常青藤联盟大学是美国重要的教育机构，但是能够进入这些大学学习的寒门子弟并不多。（我任教于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在这里，有资格获得佩尔助学金的贫困学生人数几乎与整个常青藤联盟此类贫困学生的总和持平。458）此外，正如我之前所提到的，这些精英学校更有可能培养出雄心勃勃的投资银行家和企业顾问，而不是志向远大的社会工作者和法律援助律师。 2014年私立大学获得的捐款总额约为5500亿美元，且捐款主要集中于几所名牌大学。459哈佛获得超过320亿美元的捐款。耶鲁、斯坦福和普林斯顿紧随其后，分别获得208亿、187亿和182亿美元的捐款。460（2013年哈佛发起筹款活动，筹得65亿美元的捐款。461）由于法律规定人们进行慈善捐赠时可享受税收减免，这相当于人们每捐款3美元，其中就有1美元是政府以税收减免形式提供的补助。惠普公司首席执行官梅格惠特曼几年前曾向普林斯顿大学捐款3000万美元。462作为回报，她享受到约1000万美元的减税额。事实上，普林斯顿大学相当于分别从惠特曼和美国财政部获得2000万美元和1000万美元的捐款，也就是说这其中的1000万美元差额出自你、我和其他纳税人身上。如果再算上这些捐款免交的资本利得税和劳动所得税，政府在这方面的支出总额更加庞大。由于精英大学学生人数相对较少，因此平均每位学生获得的补助数额巨大。以普林斯顿大学为例，据经济学家理查德维德估计，政府每年提供给普林斯顿大学的补助平均到每名学生头上有54万美元。463其他精英私立学校情况也差不多。 伯克利分校高曼公共政策学院院长亨利布莱德指出，这与公立大学的情况形成鲜明的对比。464公立大学负责培养70%的接受高等教育的年轻人。公立大学几乎或者根本没有捐赠方面的收入。他们所有的经费几乎都来自州政府，而且这些补助在不断萎缩。2013年，各州和地方为公立高等教育事业提供的经费约为760亿美元，比十年前少了将近10%。465与十年前相比，就读于公立大学的学生数量增加了。466这导致平均分配到每名学生的经费减少了30%。这意味着政府每年提供给公立大学每名学生的平均补助不到6000美元，仅为普林斯顿大学每名学生享受到的政府补助的110。467这是中产阶级和穷人受到挤压，以及顶层人群财富激增的又一个原因和结果。 我们书写着自身的命运。不过正如我所明确指出的，我们无法决定或主导我们所置身的大环境。其他因素决定着我们的赚钱能力、成就状况、话语分量以及理想的效力。虽然富人越来越有钱，但他们并不比其他人智商更高，或者品行更好。只不过他们更加幸运，拥有更多的特权，更有权势。就这一点而言，他们的高净值财富不一定能够反映他们作为人的价值。 绝大多数民众努力工作谋生，在生活的激流中奋力前进，但激流常常把他们往后冲，让他们为自己和家人感到担忧。同样地，他们不应受到指责，他们的情况也并非特例。不过他们的声音受到抑制,许多人不再抱有幻想或者变得愤世嫉俗。一名工人和我讲，如果他有足够的聪明才智，那他可以挣得更多。他认为自己收入和地位低微是由自身缺点造成的，而不是因为我们的经济制度有负于他，不给予他足够的议价能力，为自己争取更好的生活。同时，很多穷人未能找到摆脱贫困的出路，认为自己是废物或失败者，但情况并非如此。一个更为重要的事实是他们在社会上无权无势。 换句话说，我们不应该将收入与品德混为一谈，或者将资产净值与个人价值混为一谈。一个根本的事实是资本主义未发挥应有或能够发挥的作用。我们必须看清有关个人收入与自身价值相当这一神话的真相。 我并不是指责富人作恶或者蓄意害人。我们没有理由认定企业高管、华尔街成功人士和其他高价值人员相互勾结，为了一己之利绑架美国经济。他们只不过是理性行事，追逐个人私利而已。随着财富的增加，他们手中的政治权力也越来越大；他们自然而然地利用这一权力来增加和巩固手中的财富。我们可以指责他们自私贪婪，但是其他大多数人和他们相比也是半斤八两。事实上有一些富人在慷慨解囊。 不过如果将我们的体制视为一个整体，即为劳动人民分配报酬的政治经济制度时，我们有理由感到担忧。精英主义理念为现行资本主义模式的存在提供了正当性，但这一理念与大多数人生活和工作所处的现实情况并不相称。在权贵阶层的操纵之下，竞争环境向他们倾斜。随着他们不断地获取更多的资源和权力，竞争环境进一步向他们倾斜。 全球化和技术变革是实实在在的。它们对经济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劳动人口分裂成为两大阵营，一方是充分利用这些变革的一少部分人，另一方是未能把握机遇的大多数人。但这只是问题的一个方面。美国本可以对这些变化做出回应，确保美国共享繁荣，壮大中产阶级队伍，并且为穷人提供向上流动的渠道。我们现在进行回应仍然来得及。不过我们并没有这样做，而是允许最顶层的一小群人组织市场，导致产生相反的效果。在某种程度上这一现实情况是由我们一手造成的。我们应承担责任，扭转这一现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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