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書推薦：
《
待客之道：7-Eleven如何把客户体验做到极致
》
售價：NT$
386.0
《
空腹力（诺贝尔奖得主研究成果！科学空腹，让身体脱胎换骨！）
》
售價：NT$
325.0
《
邓小平视察纪实
》
售價：NT$
549.0
《
财商养成第一课
》
售價：NT$
325.0
《
腐蚀工程手册（原著第三版）
》
售價：NT$
2229.0
《
神话的脉络：中国绘画中的传说建构
》
售價：NT$
437.0
《
锦奁曾叠：古代妆具之美
》
售價：NT$
717.0
《
盛世：西汉 康乾
》
售價：NT$
549.0
|
| 編輯推薦： |
|
左联研究专家王锡荣的*专著，作者通过大量史料，廓清了左联史的很多误传误说，使得本书具有很强的学术参考价值。
|
| 內容簡介： |
|
中国左翼作家联盟是中国20世纪30年代左翼文艺 运动的龙头和核心。由王锡荣*的《左联与左翼文学 运动／上海左翼文化研究丛书》重新梳理了左联的总 体历史及其而貌，对左联成立的真实背景与原因、左 联成立的过程、左联的组织系统、左联的领导机构、 左联历史分期的厘定及其波澜起伏的历程的描述，以 及争议不休的左联解散及两个口号问题等，进行了细 密的考察。通过对以往尊为信史的亲历者回忆录进行 深入探察，发掘、发现厂大量为各种成说所掩盖的历 史真相，廓清了很多误传误说，对左联的真实厉史给 出了新的解说，对总结左联历史经验、发展先进文化 ，提供重要的参考。
|
| 關於作者： |
|
王锡荣，上海鲁迅纪念馆原馆长。上海交大人文学院兼职教授，中国鲁迅研究会副会长，中国博物馆协会文学博物馆专业委员会副主任、宋庆龄研究会理事，《鲁迅全集》修订编辑委员会委员，绍兴鲁迅研究中心外聘研究员，上海市文物博物馆专业高级职称评审委员会委员，上海市文物博物馆行业高级人才认证中心专家、南京鲁迅纪念馆顾问。
|
| 目錄：
|
序言
引言 左联与左翼文学运动的先行研究状况
绪论 左联产生的历史条件
第一章 谁终止了革命文学论争
第二章 左联是怎样成立的
第三章 左联的组织系统
第四章 左联分期及其发展轨迹
第五章 左联文学创作成果
第六章 鲁迅与左联、
第七章 左联是怎样解散的？
第八章 左联的历史贡献与局限
附录：左翼十年文学大事记
参考文献要目
后记
|
| 內容試閱：
|
20世纪30年代以上海为中心蓬勃兴起的左翼文化运动，迄今已有80多年了。然而，回望历史，我们依然可以感受到这场运动的巨大影响。在当时，这场文化运动声势浩大。以鲁迅为代表的左翼文化工作者，在文学、戏剧、电影、美术、出版、文艺社科理论等各个方面，均取得丰硕成果，不仅有力地回击了国民党文化围剿，而且是中国共产党开始有组织、有纲领地领导文化思想战线斗争的一个标志，书写了中国共产党领导文化工作的辉煌一页。
中国共产党加强对文化工作的领导，既顺应了世界无产阶级左翼文化运动的时代潮流，也是出于团结广大左翼文化人、加强宣传工作的自身组织需求。这场运动涉及文化领域的方方面面，影响辐射全国，乃至海外。它以反帝反封建为主旨，主要秉承现实主义的文艺精神，反映底层民众的疾苦，传递社会呼唤公平正义之声，为兴盛于当时中国的社会主义思潮推波助澜，极大地推进了先进文化的大众化传播。就组织效果而言，左翼文化运动的成功发动与迅猛推进，有力地抨击了国民党的黑暗政治，有效地引领了社会舆论导向，使处于白色恐怖统治下的广大民众看到光明，对中国前途充满希望。
用政治学理论加以阐释，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左翼文化运动对国民党文化统制的冲决，关涉文化话语权与文化领导权的争夺，关系到国家民族的未来。如果着眼于统一战线的视角，这段历史还是年轻的中国共产党在文化领域实施统一战线的有效尝试。尽管受到从冒险主义到教条主义的两次左倾错误的干扰，党的文化工作者还是努力结合实际，并在一定程度上超越了当时统一战线政策强调只团结下层人士的思维羁绊；当倡导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八一宣言》传到上海后，他们迅速着手建立文化界的广泛的抗日统一战线，在这整个过程中所取得的成绩尤为难能可贵。
以左联成立为发轫的左翼文学运动，使大革命时期萌发的革命文学更进一步；更为重要的是，它代表着先进文化的前进方向，引领了中国新文化运动发展之路。正如左翼文化运动旗手鲁迅所指出的那样，现在，在中国，无产阶级的革命的文艺运动，其实就是惟一的文艺运动《黑暗中国的文艺界的现状》。毛泽东在《新民主主义论》中也高度评价：由于中国政治生力军即中国无产阶级和中国共产党登上了中国的政治舞台，在文学、戏剧、电影、音乐、绘画，以及雕刻等方面，都有了极大的发展。
左翼文化运动在文艺方面的突破，不仅体现在现实主义的内容拓展，还在于形式方面的积极探索。同时期，左翼文化人士对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与先进文艺作品进行了大量翻译，开展了中国社会性质问题的论战，不但加强了自身的理论建设，在社科领域激浊扬清，而且大大拓展了同国外左翼文化界的交流。此外，左翼文化运动还涉及语言学界、新闻出版界、教育界等诸多文化领域。左翼文化运动呈现出立体多面的气象，且取得丰硕的成果，令人称叹不已。
左翼文化运动在文化领域开辟了一个新的时代，给后人留下诸多启示。这其中，党如何成功地领导文化工作，特别值得我们汲取历史经验。为了加强对文化工作的领导，中共中央宣传部于1929年10月成立了中央文化工作委员会，翌年10月成立的中国左翼文化界总同盟文总，又成为党领导左翼文化团体的有力抓手。而在左翼文化运动的具体展开过程中，先后成立的中国左翼作家联盟左联、中国社会科学家联盟社联、中国左翼美术家联盟美联、中国左翼戏剧家联盟剧联、中国左翼世界语联盟语联、中国左翼新闻记者联盟记联、左翼教育工作者联盟教联、电影小组、音乐小组又称中苏音乐学会等社团，以及活跃其中的党团组织，更是不啻为左翼文化运动的前沿战斗核心，其间蕴藏着无限的政治智慧与文化历史密码。
为了深化中国共产党领导开展左翼文化运动的历史研究，进一步提炼党史国史的历史智慧，借以资政育人、服务当代，中共上海市委党史研究室近年联手上海鲁迅纪念馆，组织开展了上海左翼文化研究课题的研究工作。该课题研究实现了党史职能部门与社会科研力量的整合，课题子项设置侧重分论各联与相关左翼文化运动的历史关联。如此课题设计，在有利于发挥相关研究者的学科专长，推进左翼文化的各个领域研究的同时，不免存在着切割历史的缺憾，而事实上，跨界发展在左翼文化人那里并非个案，各联的互动也值得进行历史钩沉。尽管存有不足之处，该课题对于深化各联的研究，仍具有相当的意义；系列成果的陆续推出，对于推进上海左翼文化研究当不无裨益。希望更多的有识之士向这段历史投以深邃的目光，我们热忱期待。
引言
左联与左翼文学运动的先行研究状况
对于左联和左翼文艺运动的研究，事实上从左联存在的当时就开始了。还在革命文学论争时期，已经出现了霁楼（王任叔）编辑的《革命文学论文集》；1933年苏汶编辑了《文艺自由论辩集》，就更是一本左翼文艺运动论争问题的论文汇编，虽然只是运动过程的部分具体问题资料汇集，同时也是一种研究资料。同期，陈子展的《最近三十年中国文学史》（1930年）、陆永恒的《中国新文学概论》（1932年）、王哲甫的《中国新文学运动史》（1933年）、钱基博的《现代中国文学史》（1933年）以及周作人的《中国新文学之源流》，都涉及早期左翼文艺运动，其中钱基博论述止于1930年，涉及的左翼作家只有鲁迅一人，虽以中西璧合、不偏不倚为宗旨，但其将鲁迅归入右倾，仍遭到了文坛的讥评。而王哲甫的《中国新文学运动史》还设有专节左翼作家联盟的成立，尽管后来茅盾对其主题和材料处理表示不满，认为他既想多列材料，类似资料长编，而又急于下结论，结果两方面都没做好，但还是值得注意。阿英编辑的《中国新文坛秘录》和次年张若英编的《中国新文学运动史资料》，则都仅编到革命学论争为止。1936年国防文学论争爆发，到10月同时出现了林淙选编的《现阶段的文学论战》和新潮出版社编的《国防文学论战》两种专书，既是一种研究的结果，也是研究的资料。最初的左翼文艺运动研究，呈现两种状态：一是资料汇集，二是在文学史中述及，还不是专题研究。
1940年，李何林编著的《近二十年中国文艺思潮论》由生活书店出版。从这本书开始，左翼文艺研究进入了专题研究的阶段。全书共三编，其中第三编《从九一八到八一三的文艺思想》就占了一半篇幅，可见左翼文艺运动的理论研究占了最大比重。每部分前都有一篇《绪论》，综述本阶段文艺思想变迁情况和主要文艺思潮现象。虽然编著者尽量客观列述、引述各派的观点，但其间也有不少分析，自己的主观判断和倾向也是非常清楚的：明显是认同左翼观点的，甚至可说是左翼观点的再阐释和再延伸。尤其是在卷前印出鲁迅、瞿秋白大幅照片，标题为现代中国两大文艺思想家，在当时也是左翼观点的明显标志。此后在1940年，周扬曾在延安讲中国新文学史，任访秋1944年出版了《中国现代文学史》，但都侧重五四时期。
但此后，有关研究陷入了停顿，直到20世纪50年代。从1953年到1956年，接连出版了王瑶的《中国新文学史稿》、刘绶松的《中国新文学史初稿》、丁易的《中国现代文学史略》，这三者对于左翼文艺运动的论述，仍然延续了左翼的观点。虽有表述上的差异，但总体观点一是认同左翼本身观点，二是结合当时政治形势，对左右阵营的对立进行了强化的认定。由于毛泽东在抗战期间对鲁迅的相关论述，对鲁迅有高度评价，王、刘、丁对此都强调鲁迅对于左联的领导地位和对于左翼文艺运动的重要作用。同期，回忆录大量出现，其中以冯雪峰的《回忆鲁迅》为最有代表性，此外有为纪念鲁迅逝世20周年而编辑的回忆合集如《回忆伟大的鲁迅》等，都不同程度涉及左翼文艺运动。
20世纪60年代，接连出现了研究左联的专门书籍。1960年，南京大学中文系编著了《左联时期无产阶级革命文学》一书，这是左联研究的第一本专书。其中收魏绍馨、包忠文、陈瘦竹、叶子铭等30余人的13篇文章和一个《左联大事记》，分别论述了左联的政治、理论运动，其小说、散文、诗歌、戏剧、文学遗产，以及鲁迅、瞿秋白、茅盾左联时期的文学活动。但这本书和五六十年代的其他文学史论著一样，对于左翼文艺运动的定位、左右论战的定性，都是以毛泽东《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为理论依据，对于第三种人自由人新月社，都视作与民族主义文艺三民主义文艺互为表里、狼狈为奸的一丘之貉，而对被打倒的丁玲、冯雪峰和胡风则一概予以否定，扣上修正主义反革命分子等帽子，对于左联本身的历史局限性也有表述，但比较笼统。
1961年，丁景唐编著了《左联五烈士研究资料编目》，上海文艺出版社1961年7月出版。这是第一本对左联五烈士进行系统研究的专书，具有很强的资料性和权威性。同一年，《鲁迅传》摄制组资料室沈鹏年编写的《鲁迅及有关史实年表》（内部资料），虽然没有正式出版，但也收入了左联和左翼文艺运动的丰富史料。
就在同一年，美国华人学者夏志清出版了《中国现代小说史》，虽然是专论小说的，但是设有专章三十年代的左派作家和独立作家，重点讨论左翼作家。其中也论及左联，但是由于掌握资料有限，对史实的掌握显得隔膜，例如他说左联的成立是由于共产党在上海的领导人物认为有采取比较温和与有弹性的文学路线之必要，以便招揽更多的作家。事实上完全不是这么回事。又说由于鲁迅和茅盾的大力支持左联得以成立，其实当时茅盾根本不在国内，也不知道这件事。再如说瞿秋白被委任在党外担任文化和宣传工作，鲁迅成为左联名义上的发言人等等，都显示对左联情况的隔膜。总体给予左翼文学评价不高，认为该时期大多数小说家，因受左倾思想所牵制，所以难有独特的个人表现，不过他们人数如此众多，而且他们都孜孜不倦，这就是这个时期创作活力的最好证明了。（《中国现代小说史》第97页）大多数小说家似乎是指左翼作家。
夏志清的书出版后，曾经与鲁迅通信，深谙中国现代文学的捷克著名汉学家普实克就在荷兰莱登的《通报》上撰文批评该书，指出其带有政治偏见，不是客观评价，无视、压低对左翼包括鲁迅的评价。随后夏志清撰文反驳，称普实克本人才是不客观，认为其所谓客观就是沿袭旧有的中国大陆既成说法。但是历史地看，夏志清的著作作为美国中央情报局提供资金的研究项目，其带有冷战时期美国主流话语系统的烙印，从而对左翼和鲁迅评价偏低，而对右翼的和自由派作家如张爱玲、沈从文则明显拔高，是无可否认，也是不可避免的。连他自己后来也承认的完全无视萧红，不是偶然的失察，而是政治偏见下的必然。
稍后夏志清之兄夏济安写于1964年、出版于1968年的《黑暗的闸门中国左翼文学运动研究》，是海外研究左翼文艺运动的开先河之作。该书共六个章节，分别是瞿秋白、蒋光慈和鲁迅（两章）、五烈士和延安文艺座谈会。虽然总体框架很不完整，但是却有不少创见，包括第一次揭示了左联五烈士被捕可能是王明集团的出卖，以及讨论鲁迅与左联领导层的矛盾等，是很大胆，同时也是重要的发现。但是夏济安对王瑶、刘绶松的文学史对于左联的叙述，认为共产中国的文学史家既然坚决拥护党的最正确路线，则必能领会毛的旨意，给鲁迅贴上一切英雄品质的标签。王瑶和刘绶松便是一例（《黑暗的闸门》第96页），王瑶和刘绶松在其书中避开党组支持的另一左联领导层不谈，对鲁迅著墨甚多，内容虽不尽然，但足见其重要性（《黑暗的闸门》第96页）。就明显体现出其本人的政治背景带来的偏见。实际上，至今所有的中国现代文学史，对鲁迅的论述仍然占据最大的篇幅，这就是中国当时的实际情况。虽然当然是有当时时代条件的历史局限和极左思潮的影响，但是把它说成领会毛的旨意，给鲁迅贴上一切英雄的标签，则明显带有偏见。至于避开党组支持的另一左联领导层不谈的说法，也显得牵强。
夏志清、夏济安的左联研究，由于本身对左联历史的隔膜，史料掌握的不充分，又带有特定政治环境的制约，有意排除中国大陆的历史观，使得他们虽然力图以更加独立的个人视角来观察历史，却陷入了另一种偏见，以至于一方面取得了不少有价值的突破和发现，另一方面却也存在严重的隔膜和扭曲。左联的面貌在他们眼里是模糊不清的。
文革期间，极左思潮的影响使左联研究严重扭曲。鲁迅的语录，被用来打派仗，周扬、夏衍、田汉、阳翰笙四条汉子就被作为反动文艺路线文艺黑线的代表人物批斗。对于左联的研究，基本上为政治斗争服务。文革后期，少数研究者开始通过走访左联成员探索左联的史实。1974年北京鲁迅研究室陆续请来冯雪峰、胡愈之、楼适夷等座谈，回忆左联史实。1975年起，《鲁迅全集》重新注释、编辑和出版工作起动，成为左联研究新起点。1976年起，出版总署动员了全国20多所大专院校和鲁迅纪念馆、博物馆，采用三结合方式投入大量人力物力开展内查外调，虽然是围绕鲁迅和《鲁迅全集》展开，但是涉及大量左联史实。
由于文革结束，带来了学术研究的春天，注释者们采访了数百位左联盟员和30年代文化人，积累了大量左联研究资料。实际上是左联研究的再出发。人们看到，由于几十年的封闭，连很多基本的史实都没有搞清楚，很多对左联的讲述限于主观。在此基础上，1978年人民文学出版社创刊了《新文学史料》丛刊（后改季刊），1979年中国社会科学院创刊了《鲁迅研究》丛刊，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会创刊了《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刊》，上海鲁迅纪念馆创刊了《纪念与研究》（后改《上海鲁迅研究》），1980年北京鲁迅博物馆创刊了《鲁迅研究动态》（后改为《鲁迅研究月刊》），为左联研究提供了广阔的平台。特别是《新文学史料》，集中、系统地刊载了大量左联研究资料，成为左联研究的最重要新资料来源地。
1979年北京大学、北京师范大学、北京师范学院中文系中国现代文学教研室联合编辑了《文学运动史料选》五册，其中第二、三册均为左翼文学运动史料。同年唐弢主编的《中国现代文学史》（第一、二卷）和田仲济、孙昌熙编著的《中国现代文学史》分别出版，对左联的论述体现了文学理念新旧交替时期的特征，相对有了更为客观真实的论述，尤其是对过去在政治偏向下忽略的作家作品给予了更多的关注。但主体还是左翼文学，形成了鲁郭茅巴老曹的格局。例如对于左联的不足，也从政治上、理论上、组织上、创作上，指出其表现出左倾倾向，生搬硬套苏联理论，把左联看成像政党一样有严密纪律的组织，关门主义。创作上公式化、概念化，缺少中国气派、中国作风，等等。
由于改革开放春风的激励，伴随着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大讨论，刚刚进入80年代，一场关于左联历史的论争也激烈爆发。
事情源于1966年冯雪峰撰写的一份交代材料《一九三六年周扬等人的行动以及鲁迅提出民族革命战争的大众文学口号的经过》。1978年夏天，茅盾看到了这份传抄材料。对其中说到该口号最先由胡风提出一说感到震惊，因鲁迅当时跟他商量此口号，他一直以为是鲁迅提出的，故感到受了欺骗，于是写了《需要澄清一些事实》一文，后与冯雪峰的上述材料一起刊登于《新文学史料》1979年第二辑。1980年1月，夏衍在《文学评论》上发表《一些早该忘却而未能忘却的往事》，针对冯雪峰的材料，对他1936年到上海后的一些做法，指其不找周扬、夏衍而找鲁迅，是无视党组织，与反革命分子胡风一起提出新口号，而鲁迅不辨忠奸、被胡风利用等等。夏文发表后，引起强烈反响。包子衍、余开伟、楼适夷、吴奚如等纷纷撰文，批评其对冯雪峰、鲁迅和胡风的指责不公，认为从中仍可见当年的宗派主义的阴影。发表夏衍文章的《文学评论》收到很多篇批评夏衍文章的来信和文章。由此惊动上层，中宣部发布了8号文件和31号文件，要求停止此事争论。3月下旬，纪念左联成立50周年纪念大会在北京隆重举行，周扬在大会上作主题报告，对左联的历史和得失以及两个口号论争做出了比较中肯的表述，承认当时左联领导人对鲁迅不够尊重，得到了广泛的认同。4月，楼适夷在《文学评论》上发表了《为了忘却，为了团结》，既对夏衍的文章做出批评和澄清，也发出了团结共进的希望。一场剑拔弩张的论争就此暂告平息。
但后来在《鲁迅全集》注释中又起波澜，对于鲁迅《答徐懋庸并关于抗日统一战线问题》一文，人民文学出版社撰写了《题解》后，为慎重起见，交胡乔木审定。开始胡乔木没有作大的修改，但是不久忽然又改变意见，要求把徐懋庸写信给鲁迅说成是徐个人意见，并要求参考茅盾的《需要澄清一些问题》和夏衍的《一些早该忘却而未能忘却的往事》两文，明显倾向夏衍的意见。人民文学出版社呈文据理力争，指出茅盾和夏衍文章本身并不客观，且已被证明有诸多不当，不宜作为参考依据。不久胡乔木同意仍按编辑部原先拟写的注释定稿。
1980年，适逢左联成立50周年纪念，接连出版了多种左联研究资料，包括陈瘦竹主编、南京大学学报编辑部编印的《左翼文艺运动史料》，张大明编、四川人民出版社出版的《三十年代左翼文艺资料选编》，上海文艺出版社编辑出版的《中国现代文艺资料丛刊》（左联成立五十周年纪念特辑）和上海鲁迅纪念馆编印的《纪念与研究》第二辑中的《鲁迅与左联资料选编》，这些资料集是迄今左联研究最集中也最经常被引用的资料集。基本都收入了左联从筹备到后来各个时期的重要文献。四者各有侧重，收录都不全。南京大学所辑附录了一些国民党政府方面的资料，张大明所辑附有大事记和重要刊物目录，上海文艺出版社所辑有对于左联盟员名单的考释，上海鲁迅纪念馆所辑包括该馆独家所藏的左联内部刊物《秘书处消息》全文和萧三的多封来信，后并在第三辑中附《〈鲁迅与左联资料汇编〉补》。此外还有南京师范学院编辑的《文教资料简报》第100期（左联成立50周年特辑），也收录了有价值的资料。
1982年，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编辑了《左联回忆录》（上下册），汇集了20世纪70年代中期开始左联盟员们关于左联的访谈录和自己撰写的回忆录，可说是左联回忆资料的集大成者。这些资料的汇集印行，对于后来的左联研究，是重要的资料，填补了早先的左联研究中严重缺乏的大量空白，使之后的左联研究有了更为充分具体的、当事人的亲历记和口述史，读了这些回忆录，就知道早前的研究有多零散，而且太多的以意为之。
此后，大量的作家回忆录涌现，左联亲历者纷纷从自身视角讲述历史，虽然不争论，但是个人观点还是不断在发生着碰撞。1985年，夏衍又发表了回忆录《懒寻旧梦录》，其中虽然口气有所缓和，但是很多基本史实还是延续了自己原来的观点，甚至对当时已经平反的胡风，还是用未改正前的口径，仍以他为敌对分子的身份来讲述，仍说鲁迅缺乏知人之明。夏衍的回忆录出版后，学术界意见很大。因为中央既已发文要求不讨论三十年代两个口号问题，而夏衍仍在谈论。对此的回应，是1991年《上海鲁迅研究》刊登了胡风1977年写的《关于三十年代前期和鲁迅有关的二十二条提问》及其补充材料，对左联及其解散和两个口号论争问题，进行了详细的记述。这份材料发表后，上海有关方面很是紧张，立即对刊物进行查封。但之后《新文学史料》和《新华文摘》全文转载。胡风的材料之所以引起有关方面的紧张，是因为其中涉及左联内外人事，以及口气直率尖锐。
20世纪80年代后期，有人提出了重写文学史的意见。1987年钱理群、吴福辉、温儒敏、王超冰编写了《中国现代文学三十年》，对左联的论述较为简略，认为主要线索是无产阶级文学与民主主义、自由主义文学的各自发展、演变，构成了30年代现代文学两条基本历史线索，原来作为反面材料、被批判对象被提到的民主主义、自由主义作家，已经被与左翼相提并论，虽然还是作为一种副线的地位。
1990年是左联成立60周年纪念，相关史料的收集仍在继续。1989年，上海中国左翼作家联盟成立大会会址纪念馆成立，为纪念左联成立60周年，该馆和上海鲁迅纪念馆合作，采访、编辑了《左联纪念集》，收录了当时健在的陈荒煤、林焕平、沙汀、许幸之、草明、夏征农等40余位左联成员新写的回忆材料。次年，该两馆又编辑了《左联论文集》和《左联研究资料集》，收入丁玲、杜宣、蔡北华、陈大戈等回忆录和1990年纪念左联大会上的论文。同年6月中共北京市委党史研究室和天津市委党史资料征集委员会共同编辑的《北方左翼文化运动资料汇编》出版，收入北方地区左翼文化运动资料180余件，包括第一手的原始文献和回忆录，并附有《大事记》，是当时可见的北方左翼文化运动资料集大成者。这四种文集是左联成立60周年时比较有代表性的收获。
1991年，香港王宏志写出了《鲁迅与左联》一书，该书对左联与鲁迅的相关史实做了深入探索，触及了很多在当时被认为敏感的问题，包括鲁迅参加左联的动机、关于鲁迅与一些左联成员的关系，关于左联五烈士的被捕和被害，关于左联的解散等，他都做出了大胆的考证和论述，让人耳目一新。该书吸收了当时的最新成果，参考了当时所披露的各种新资料，也借鉴了夏志清、夏济安的研究成果，但观点更客观，并且在前人基础上进行了更为深入准确的考察，尤其是他细读左联原始文献，提出了很多新见解，包括对左联五烈士被捕过程及原因的考察，是比较有说服力的，产生了广泛的影响。实际上他对左联五烈士事件的考察，在夏济安的基础上又推进了一步，推论是与王明关系接近的唐虞告密，但也纠正了夏济安关于所开会议是全国苏维埃代表大会准备会议的说法。王宏志掌握的资料比起60年代的夏志清、夏济安来，丰富得多，但由于毕竟资料还是有限，有些问题还是存疑的，也有些不尽准确之处，但《鲁迅与左联》还是当时海外研究左联的代表性专著。
同年艾晓明的《中国左翼文学思潮探源》一书，是新时期到那时为止从理论上对左翼思潮进行深入探讨的代表性专著。他运用较为充分的史料和较厚实的理论功底，全面系统考查了中国左翼文学思潮产生、发展和变化的历史源流，并有精辟的分析，对后来的左翼文学研究有影响。
此后的左联纪念与研究，成果陆续出现，但更多个人化的专题研究。在资料上比较重要的是姚辛的《左联词典》（1994）、《左联画史》（1999），以及孔海珠的《左翼上海》（2003）。而在专题研究上有了更多元的深入，包括对左联五烈士研究、与中国共产党关系研究、文艺思潮研究、创作研究等。其中谌宗恕《左联文学新论》（1996）、方维保《红色意义的生成20世纪中国左翼文学研究》（2004）、林伟民《中国左翼文学思潮》（2005）、王寰鹏《左翼至抗战：文学英雄叙事的当代阐释》（2005）、张宁《无数人们与无穷远方：鲁迅与左翼》（2006）、刘永明《左翼文艺运动与中国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的早期建设》（2007）、王铁仙《中国现代文学的精神》（2008）、贾振勇《理性与革命中国左翼文学的文化阐释》（2009），黄昌勇的《左联五烈士传略》和张小红的《左联与中国共产党》，各有一些新的见解和新资料。
在资料不断积累、理论探索不断深入、专题研究不断拓展的基础上，学科建设的必然趋势和要求：左翼文学专史出现了。2004年刘小清的《红色狂飙左联实录》出版，这是第一部左联专史，虽然在学理性上，体系的科学性、完整性上，还有明显缺陷，但毕竟是一部系统讲述左联历程的专史。2006年，姚辛长达百万言的《左联史》出版，标志着左联专史的最新进展。这部书以前所未有的丰赡史料和扎实考订，全面系统地梳理了左联的历史。虽然在理论性上阐述较少，但他以大量新资料足以对以往的很多理论论述产生影响。2008年，曹清华的博士论文《中国左翼文学史稿》出版，虽然只是着重探讨左翼身份的语言建构与想象，及其在评论和叙事中的运作，揭示左翼文本所蕴含的话语秘密，还不是全面意义上的左翼文学史，但也是试图描绘左翼文学话语系统的内在逻辑。
2013年，张大明写出了140万字的《中国左翼文学编年史》，采用编年的纪事本末体，形式新颖，资料丰富，叙述详尽，出典明确，清新可读，相比那些满纸空言、故弄玄虚的论著，此书确实扎实有用得多。欠缺的是对史的发展线索梳理和内在逻辑、因果关系的揭示不足。虽然每篇开头有本篇要略，篇末有本篇结语，但都未免过于简略，难以说清整个脉络。此外，遗憾的是仅编到1932年。作者虽然做了一些解释，说1933年后左联作为一个党领导的文学艺术团体，它的领导层还在，还有活动，但基层群众性活动没有了。左翼文学作为主潮统治文坛的历史结束了。但这说法过于牵强。实际的情形可能是篇幅太大，出版为难，且编者体力精力不逮。如能得到后续者的赓续，将之续编至1937年或如著者所设想的1938年，将更完整、更有价值。
从新世纪以来，每逢左联十年纪念，学术界都举办学术研讨会，都出版了纪念论文集，虽然不乏应景文章，但也体现了最新研究成果。近年海内外都有左联研究的新成果出现，例如日本学术界曾经编辑《左联研究》专刊，前几年小谷一郎写出了专著《东京左联重建后中国留日学生文艺活动》，香港王宏志先生的《鲁迅与左联》也出版了经过增补的内地简体本。左联和左翼文学的研究，在新世纪得到了更广泛的关注，虽然关注的视角各不相同，但是相比过去有些人认为左翼文学毫无价值的说法，已经不可同日而语。德国学者顾彬先生甚至认为中国20世纪文学的三大高峰（五四、30年代、新时期）中，30年代是最高峰。因此，左翼文学受到应有的重视，也是很自然的事。
迄今对于左联和左翼文学运动的研究，总体上呈现史料发掘与研究成果丰硕，而理论研究显得薄弱、玄虚与空泛；而史料的积累多于史料的考辨，这也给史料的利用带来了困惑与混乱，从而又使理论的深入更加困难。例如：究竟是谁制止了革命文学论争？左联筹备经过究竟是怎样的？左联的组织机构究竟是什么养的？左联的领导机构及其负责人的任职状况争论很多，真相如何？左联的历史究竟应该怎样分期？左联的发展究竟走过了怎样的轨迹？左联究竟怎样解散的？鲁迅与左联的关系究竟是怎样的？各种资料众说纷纭，而所据大多为第二手、第三手资料，对于第一手原始文献的细读却还是非常不够。其实很多真相就隐藏在原始文献中。
总体上，目前的左联与左翼文学运动研究，亟需在史料考辨和理论深化两个方向上努力探索，取得更多突破，以更好地书写左联与左翼文学运动史。笔者在文艺理论的修养上甚为欠缺，无力在理论上透彻阐发，因此避短藏拙，从史实考辨入手，并试图通过史料的发掘与考辨，厘清一些关系到理论结论的事实，以求对左联及左翼文学运动史有更加清晰准确的了解，并利于理论阐释。
绪论
左联产生的历史条件
1930年，以中国左翼作家联盟（左联）的成立为契机，轰轰烈烈的中国左翼文艺运动在上海兴起，并迅速蔓延到全国。引起了各方的关注，从而带动了中国文艺思潮的奔流；而到1935年底又在上海悄然落潮，在左联短短六年的存续期间，它使中国文艺的总体格局、走向和面貌发生了巨大的变化，也使之前处于社会边缘的文艺走到社会的漩涡中心，成为社会的热点，并使人们认识了文艺的巨大社会改造功能，从而更加注重发挥这种功能，无论是共产党还是国民党，此后都加强了对文艺的关注与引导。
而上海，就是左翼文艺运动的中心。可以说，当时的上海，是一代巨星闪耀之处，左翼文学滥觞之源、新兴文化发祥之所、正义黑暗搏杀之地、中外文化交流之窗。为什么是上海？为什么上海能够成为左翼文艺运动的中心？为什么不是在三千年文化古城、六朝帝王理政之所的北京？为什么不是在十朝都会、中央政府所在之地的南京？又为什么在时代跨入20世纪30年代之际？左翼文艺运动的出现，绝不是一种偶然的现象，更不是巧合，而是有其深刻的历史原因的。大体来说，有这样几个原因：
一、 近代中国文化中心的形成
事实上，不仅是左翼文艺运动，也不仅是文学，不仅是艺术，不仅是文化，而且包括工业、商业、航运、金融、科技等领域，上海都是当时中国的中心。实际上，在1840年以前，闭关锁国的老大帝国一切权利集中于北京中央政府，但是从两次鸦片战争，列强的坚船利炮打开了中国的大门，之后这种格局迅速发生了变化。上海开始在各方面迅速发展，短短几十年，就从一个蕞尔小城演变成为中国的经济文化中心和远东第一大都市。
1845年，上海开始有了租界。最早建立的是英租界。然后是美租界（1847），法租界（1849）。英租界占据了城北的大片黄金地段，沿着外滩建造了大量地标式建筑，成为上海的新中心。接着法租界也逐渐发展起来，占据了南边靠近黄浦江的地区，和更加广阔的西部边缘地带，相对发展余地更加宽松。美国人在苏州河以北划定了美租界，到1863年与英租界合并改成公共租界，1899年合并成国际公共租界。日本人早就想建立日租界，上海道台拼死抗争，日租界没有搞成，改为越界筑路，就是在租界外修筑道路，然后逐渐行使管辖权。这样，在苏州河以北出现了大量日本侨民。至此，外来势力在整个上海全域就得到了全方位的发展。在此刺激和挤压下，本土民族经济也在夹缝中冒出萌芽，相应地得到了发展。
实际上，伴随着军事、经济的大肆入侵，外来文化也大举进入了上海。1868年，上海出现了第一座博物馆震旦博物院，这也是中国第一座博物馆，由法国天主教耶稣会传教士韩德禄创办。随后亚洲文会北中国支会在上海创办的上海博物院于1874年成立，这是中国第二座博物馆。
在报刊方面，1850年，英国商行字林洋行奚安门在上海创办英文报纸《北华捷报》（North China Herald，这是中国第一份近代意义上的报纸。1864年《字林西报》（The North China Daily News在上海创刊，这是1949年以前中国影响最大的外文报纸。之后，在上海相继出现了法文、德文、日文、俄文报纸，总数达到20种左右，确立了上海作为中国外文报刊出版发行中心的地位。中文报纸最早的是1857年墨海书馆创办的《六合丛谈》，1862年字林洋行创办了《上海新报》，1868年美国传教士林乐知创办的中文周刊《万国公报》（初名《中国教会新报》，1874年改名），成为当时外国人在华创办的影响最大的中文刊物。1872年，《申报》在上海创刊，这是19世纪中期到20世纪中期中国规模最大、影响最广的报纸，以至于几乎成为报纸的代名词。据1890年的统计，全国有报纸76种，其中上海就占了33种，比重达到43.4%。而其间中国人办的报纸共10种，其中上海占5种，达到50%。戊戌维新前后，更是飙升到近30种。1896年创办于上海的《苏报》在戊戌维新中发生重大影响，19世纪末年创办的《新闻报》《时务报》《民立报》《神州日报》《民呼日报》《警钟日报》等，稍晚的《大晚报》《时事新报》等等，都创办于上海。与此相关，1872年英国路透社远东分社在上海成立，这也是最早在中国成立的外国通讯社。1909年成立的上海时事通讯社、生生社等，也都是较早的通讯社。上海的报刊还呈现多样化的面貌，类型齐全，丰富多彩。
在期刊杂志方面，早期的报、刊是不分的，因此早期的有些报纸实际上是期刊。到19世纪末期，期刊逐渐从报纸分离出来，产生了一大批著名的刊物，例如《革命军》，五四时期最著名的刊物莫过于《新青年》，就是在上海创刊（初名《青年杂志》），虽然一度迁移到北京，但是不久又迁回了上海。此外还有《每周评论》《星期评论》《东方杂志》和《小说月报》，这四种在五四新文化运动中发生了重要影响的刊物除了短命的《每周评论》（仅存在8个月），其余三种都是在上海出版发行的。五四时期著名的四大副刊上海《时事新报》副刊《学灯》、北京《晨报》副刊《晨报副刊》、上海《民国日报》副刊《觉悟》、北京《京报》副刊《京报副刊》，其中就有两个在上海。
在电影方面，1895年电影正式诞生，第二年电影就在中国落脚了：第一个落脚地，又是上海。1896年8月11日一个法国商人在上海徐园放映了西洋影戏，即电影。中国第一部有故事情节的短片《难夫难妻》1913年由上海的亚细亚影戏公司拍摄，中国最早的长故事片《阎瑞生》和《红粉骷髅》1917年由上海商务印书馆活动影戏部拍摄。1922年，张石川与郑正秋、周剑云等组织明星影片公司，与此同时，出现了大中华百合影片公司、神州影片公司、长城画片公司、天一影片公司、民新影片公司等一批较具规模的影片公司。据统计，到20世纪20年代中期，全国共有电影公司约180家，其中上海就有130多家，占据了中国电影的70以上份额。中国电影教育也是始于上海的，影戏学校遍地，在高校也有了电影艺术课程，更是各地难以具备的条件。除了第一部故事片《难夫难妻》（1913），还有第一部动画片《大闹画室》（1926）、第一部新闻纪录片《上海第一辆电车行驶》（1908）、第一部有声故事片《歌女红牡丹》（1930），以及最早的电影理论著作《影戏学》（1924），都诞生于上海，决定了上海作为中国电影之都的地位。
在出版方面，同样以鸦片战争为契机，1843年外国传教士办的墨海书馆London Missionary Society Mission Press从新加坡迁到上海，这是中国第一家现代意义上的出版机构。18591860年美国长老会开始时设在宁波的花华圣经书房迁到上海，改名为美华书馆（American Presbyterian Mission Press，也成为上海重要的出版机构。之后，除了清政府创立的同文馆1862在北京以外，五四运动以前在全国影响较大的出版机构如江南制造局翻译馆1868、商务印书馆1897、文明书局1902、有正书局（1904）、中华书局1912、亚东图书馆1913、泰东图书局1918等，都设在上海。中国共产党成立后，大力创办出版机构。1921年创办人民出版社，1923年创办上海书店，1926年创办长江书店，1929年创办华兴书局。一大批民营出版企业，如华夏书店、光华书店、开明书店、北新书局等和著名的商务印书馆、中华书局以及共产党领导的生活书店、读书出版社、新知书店等，逐渐崭露头角，影响日增，在全国占据了出版市场的大半江山。据统计，当时上海的出版物总量占据了全国出版物的23。
在鸦片战争以前，北京是中央政府所在地，当然一切权利和资源都集中在北京。但是，鸦片战争后，北京中央政府的集权态势日渐削弱，等到租界出现，中国政府主权更是被治外法权所冲击。上海城市的华界只有老城厢地区和边缘地带，中心地带已经完全成了租界，而且还有越界筑路不断蚕食华界。进入20世纪，世界形势和中国国势急剧变化，八国联军入侵，不久清政府倒台，民国建立，半殖民地半封建的中国，中央政府不断更迭，地方军阀割据，战火连绵，民不聊生。
由于遭遇侵略，接连签订丧权辱国的不平等条约，接着庚子赔款，中国经济雪上加霜，即使是北洋政府的首善之区北京，也因政局不稳，经济滑坡，总统像走马灯一样改换，几乎所有机构都欠薪。进入20年代仅仅五年，就先后发生直皖战争、粤桂战争、两次直奉战争、江浙战争（齐卢战争）、浙奉战争、奉直联军与国民军之战，到1926年的北伐战争，整个中国从南到广东、广西，北到东北辽宁，战火连绵，此起彼伏。在这种情势下，北京始终处于战争的边缘甚至陷入战争，而上海的享有治外法权的租界就获得了相对平稳环境。这就使得上海的经济文化获得了宝贵的生存和发展空间，也使上海人们的生存状况相对周边地区来说更稳定些。这样，大批在别的地区难以生存的文化人便涌入上海。到20年代中期，北京原有的政治文化中心地位已经无法维系，也就无形地转移到了南方。政治中心从北京转移到广州，再到武汉再到南京，而文化中心让位于上海。至于经济上，北京本来就没有多少优势可言，经过鸦片战争以来的半个多世纪的发展，上海早已崭露头角，到20年代末，便以崛起之势，雄踞于东方了。作为新兴力量登上历史舞台的工人阶级也是上海的独特优势，他们不仅在政治上给予左翼文学以道义上、精神上的支撑，而且也相对更能够理解和接受文学。比如，当时上海曾发生过一个电车售票员到内山书店去购买鲁迅翻译的苏联长篇小说《毁灭》的故事。这说明，在当时上海，一个电车工人也有可能读懂苏联小说。就是说，上海工人的总体文化素质较高，是能够接受无产阶级文学的传播的。因此，也就不难想象以无产阶级文学为号召的左翼文学运动能够在上海发生了。
那么，为什么不是北京呢？北京不是刚刚经历了五四运动，揭起了新文化运动的大旗，产生了巨大的影响吗？就其内在的文化底蕴和新文化运动的基础来说，北京是有可能承担起这一历史重任的。但是，北京虽然经受了五四文化运动的洗礼，但是大潮过去，旧势力的反扑还是很凶猛的，到20年代中期，北京仍然是充满了旧文化气息的北京。经过女师大风潮、三一八惨案，北京的政治文化生态急剧恶化，新文化运动走势事实上是在走下坡路，正逐渐归于沉寂，连鲁迅也被免了职。正如鲁迅的感受：弄文罹文网，抗世违世情，积毁可销骨，空留纸上声。可见当时新文化运动落潮的情状。从1920年前后开始，五四新文化的第一线《新青年》的团体散掉了，有的高升，有的退隐，以鲁迅为代表的一批新文化运动健将纷纷离开北京南下：陈独秀往上海，鲁迅与林语堂等去厦门，继而鲁迅去广州、上海，李大钊被害，刘半农、傅斯年、罗家伦往欧美留学，就连胡适也游历欧美去了，只剩下钱玄同、周作人等死守在北京，而其倾向则日益消沉，早已不可能率先揭起左翼文学运动的大旗了。最令人深思的是：这样一个现象造成了强烈的反差：为什么五四发生于北京，而五卅却发生于上海？这已足以说明政治文化中心的转移了。
而南京就更不可能，不仅其新文化的底蕴远不如上海发达，而且它由于正处于强势的南京国民政府眼皮底下，实行文化统制政策，特务组织开始横行，进步文化力量难以生存，更不必说发起新的文学运动了。广州、武汉等地又弱一层，更不可能。
二、 海派文化发祥之地
左翼文学运动能够在上海发生的另一个重要因素，是上海有着能够接受新事物、新思想、新理念的基因，这就是海派文化性格。
就上海的文化蕴含来说，在鸦片战争以前，是与整个中国的传统文化性格相一致的，甚至在文化发展上还明显落后于北京南京等地。鸦片战争后，上海成了冒险家的乐园，由于外来人口激增，外来文化也随之迅速发展。这些外来文化，原本是带有殖民色彩的，但是进入中国后，迅速与本土文化相融合，同时也催生了与之相适应的新本土文化。
由于这里与海外的海上交通很便利，但是离开北京中央政府又比较远，既方便当时远涉重洋而来的欧美船只停靠，又不会受到中央政府的更多干涉与监管。这种独特的地理位置使它因此更易受到欧风美雨的吹拂，更适于外来文化的生存，也更适于外来文化与本土文化的融合与嫁接，从而催生了上海所特有的海派文化性格。海派源于清末民初南北京剧不同流派的竞争，实际上是以上海为代表的南方京剧界，不愿意受困于原有京剧表演程式的桎梏，尝试突破以北京为代表的传统京剧的表演理念的束缚，探索不同的京剧艺术发展道路，并逐渐形成了某些南方京剧所特有的艺术特点，但被北方传统京剧表演界认为是一种离经叛道，偏离了京剧艺术道路，把京剧从经典雅致变成了时尚噱头，但是南方京剧界并不认同，还是走自己的道路，于是就形成了新的风格。由于是在上海形成的，故被称为海派，而坚持北京京剧风格的，则被称为京派。实际上京派和海派并不限于地域特点，而是取其风格特征。这样，两派风格并驾齐驱，以至于后来海派概念延伸到美术、文学等其他文艺领域，京派海派的说法就流传开来。以至于1933年文学界还发生了京派与海派的论争，鲁迅、茅盾等大作家都参与了讨论。
相对来说，海派是一种开放的、混合的、不拘一格的、骛新的甚至实用的性格，其优点是善于接受外来的、新生的事物，善于模仿、吸收和创新，所谓海纳百川，兼收并蓄；其缺点是浮躁、轻飘、杂糅和多变，往往华而不实、哗众取宠甚至庸俗浅薄。鲁迅有言：海派没海近商，常沦为商的帮忙。
海派虽然有积极的和消极的两面性，但是在左翼文艺兴起的过程中，却是起到了一定的积极作用。这主要表现在如下几个方面：
第一，挣脱旧秩序束缚的要求。从清朝覆灭，民国政府建立后，虽然在国体上实现了改朝换代，但是，实质上社会还没有根本改变，封建思想的藩篱还束缚着人们的头脑。五四新文化运动就是打破这种束缚的第一波声浪。鲁迅的《呐喊》就是这种呼声的第一声呐喊。但是仍然有复辟，仍然有黑暗势力的反扑，仍然有封建礼教，仍然有家长式教育，有奴才式管理，等等。1927年四一二政变发生后，又遭受了政治高压。民国成立了将近20年，社会仍然痼弊重重，封闭、压抑得如同一间万难打破的铁屋子。社会生态需要挣脱种种束缚，社会思想需要摆脱几千年的痼疾，社会精神需要洗脱污泥浊水，文学需要突破鸳鸯蝴蝶、才子佳人的包围。创造社、太阳社、文学研究会、南国社都是在这种环境中应运而生。但是，他们太分散了，没有形成统一战线，形不成大的气候。而且还相互攻击，相互诋毁，无谓地消耗了部分力量。因此，这时候正需要一个统一的组织，能够把所有左翼派别、所有积极力量都组织起来，形成合力，共同摆脱旧制度、旧体制的束缚。于是人们来组织社团，组织左联。在这过程中，没有一种共同的突破意识，没有挣脱旧体制的强烈愿望，是无法实现的。如果没有所有成员的集体冲击，旧的体制就不会消散，左翼文学运动正是一开始就以这种顽强冲击黑暗势力的冲劲，去尽力排击各种压力和挑战，而海派性格，正是这种突破精神和抗争的性格因素。左翼文艺界的抗争精神中蕴含了海派性格中的挣脱意识和抗争精神，正是因为有了这种精神，左翼文艺界才能在四一二大屠杀后的上海，从血泊中树起八大联八大联是一些回忆录中对当时左翼组织的总称，但究竟是哪八个组织，说法不一。周扬在左联成立50周年大会上曾提到左联社联剧联美联教联以及电影、音乐小组及其他左翼团体，阳翰笙在发言中提到左联剧联社联美联教联记联电影小组音乐小组苏联之友社共九个左翼组织，许涤新则在《忆社联》一文中提到除左联外还有社联剧联教联电协集纳等八个团体，还有多个说法，均不一致。按照通常的看法，实际上并没有八个正式的联盟，除了左联社联剧联美联是可以确认的之外，还有就是电影小组和音乐小组，以及在1932年曾正式成立中国新闻记者联盟；另外，有人回忆还提到教联即教育家联盟和语联即拉丁语运动联盟，但是都不见于当时的第一手文献记载。在1930年国民党发出的通缉令中，则除了左联社联剧联等外，还曾提到普罗诗社上海青年反帝大同盟无产阶级文艺俱乐部中国革命互济会和革命学生会，加上自由运动大同盟，正好8个左翼组织，也可聊备一说。的旗帜来；在1931年左联五烈士被害后，揩干了身上的血迹，继续冲击黑暗势力；从一二八淞沪抗战的硝烟下喊出抗击侵略者的民族呼声，在国民党军事文化双重围剿左右夹击中，杀出重围，重新抬起头来。这些不屈服里面，当然有革命意志的坚守，有主义和信念的支撑，但勇气所自，也有拜海派精神所赐之功，因为这种精神是不怕被人嘲笑为趋时、标新立异的。当时日益右倾的周作人就曾讽刺鲁迅参加左翼文艺运动是老不知耻，赶时髦，如果怕被人说赶时髦，鲁迅就不会参加左翼文艺运动。
第二，创新的要求。五四新文化运动落潮后，旧文化的营垒又活跃起来，在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期间，一批新文化运动的健将，有的退隐，有的右倾，有的升官，胡适踱进研究室去努力办《努力》周刊了，《学衡》派活跃起来，《现代评论》派也高蹈阔步了，甚至读经的老调又重弹了到20年代中期，在军阀混战、北伐声起的大革命热潮中，整个文化界的氛围却进一步下沉，迫切需要提振。左翼文艺就是应此形势而起。虽然有中共党组织的干预和指引，但是，当时的社会文化状况确是需要一帖猛药甚至多帖猛药方能恢复元气。在左翼文艺崛起的过程中，必不可少的精神资源之一，就是创新。要对现状加以颠覆，要使旧有文化秩序脱胎换骨，就必须有更新的东西来替代它。左翼文艺作为旨在推动社会文化进步的力量，必须具备坚实的理论基础和实践基础。但是，左翼文艺作为文化的属性，它与五四文化是一脉相承的，如果没有一种创新的意识和内在动力，它也是不足以冲破旧秩序的。正如北京，尽管鲁迅等很多人离开了，北京还有不少当时参加五四新文化运动的健将，但是却没有能力来重新掀起一场新的文学革命运动；尽管后来也有很多人参与了左翼文艺运动，但是他们却同样没有能力在更有文化底蕴的北京揭竿而起，亮出新一波文化大潮的大旗。其内在原因，除了其他种种，还包括上海的海派文化背景。因为正是具有海派文化性格的上海地域文化氛围，是最适宜于揭出左翼文艺运动的新标杆，突破日渐衰落的五四不再新的新文化运动余绪，闯入一个全新的文化大时代。左翼文艺运动虽然在根本宗旨、根本立场、价值观等方面，与五四文化是一脉相承的；但是，它的理论、内涵、精神、策略、风格、特色，全都与五四新文化相异，甚至相反：左翼理论家对五四的态度基本是肯定其历史功绩而否定其当下意义。实际上，是因为左翼文学是一个全新时期的全新产物，是需要打破原有框架重新架构的新文学甚至新的文化体系。这种新体系相对于五四时期来说，可能体现新时代要求、新时代氛围的内涵更多，体现与世界文化交流的要求更多，也就是更需要创新意识和与世界文化接轨的意识。毫无疑问，左翼文化是当时中国最新鲜、最时尚的文化，它引领着中国文化的潮流。对于当时全国各地的人们来说，上海什么都是新鲜的，它处处走在前面。左翼文化中包含了文学、美术、戏剧、电影、新闻、教育、社会科学、音乐等方面，都是按照西方文化体系建立的。在这些方面，上海几乎全都成为全国的领头羊，而在二线城市，要集中这么多引领时尚的人们建立一个上述各方面专业的团体还有困难。有些偏远城市更不用提了。
相对于五四新文化来说，左翼文化无疑是更新的文化。它能够出现，以至于能够兴起，就跟上海的风气、潮流，甚至习惯，都有关系，一些在很多地方人们看来是不可思议的事，在上海却是很稀松平常，例如看展览会、咖啡馆、舞厅、留声机、出租车、股票以至于靠稿费、版税谋生，都是很多地方无法想象的。有的作家虽然在上海出名后，又去别处生活，但是毕竟他的舞台还是在上海，例如郁达夫。这使得一批具有开放心态和性格、能够适应竞争激烈、残酷搏杀的上海快节奏的人们，在上海生存下来，并且习惯于这种跌宕起伏、激烈动荡的状态。也可以反过来说，是一批具有这样性格的人们营造了上海的海派氛围。左翼文化，它所需要的正是这样的性格。
第三，地域文化特色。海派之所以称为海派，正是由于其地域所在。有人说，海派是相对于京派而言，但其实，不如说京派是相对于海派而言。因为，如果没有人创造出海派这个名词，那么就不会产生京派这个名词。因为京派本来在北京成熟，早已自在，不用加以地域的界定，只是因为上海产生了一种有别于正统的新风格，故以名之，为了区别于正统，故将两者分立概念。因此，当海派这个概念一旦产生，它就是具有浓厚的上海地方特色的文化性格。
这种更新文化的产生机制，是由脱胎于五四新文化而具有创新意识的群体来实现的。这个时代，虽然仅仅比五四晚了十年，但是这十年却是翻天覆地变化的十年。尤其是经历了五四运动的洗礼，人们更易于接受新思想新文化。但是易于只是一种可能性，却还不是现实，它需要一付催化剂。这付催化剂，就是地域文化。易于接受新文化，易于与世界接轨的人们，在北京不一定能揭起左翼文化的旗帜，而在上海却因上海的开放性格，而迅速走向新文化。周作人从早年的新文化运动健将，迅速退化为书斋蠹虫，甚至成为与新文化对立阵营的干将，跟古老北京的封闭守旧氛围是分不开的。而另一种人，例如柔石，虽然接受了新思想的想的熏染，易于接受新文化，20年代中期他在北京大学听课时，其情绪是悲观消极的。但是1928年到了上海，思想也变得开放起来，摆脱了悲观消沉的情绪，成为左联的骨干。这个接受的过程与鲁迅的接近有关，但跟上海的海派文化氛围也是有关系的。
左翼文艺在上海发端，是与上海作为海派文化发祥地的地域性格有关的。试想，如果在北京（1928年6月改称北平），由当时留在北平的周作人、胡适来发起这场运动，是不可想象的。不仅当时很多具有新思想的人已经离开北平，北平的文化氛围日益消沉，而且胡适、周作人本身的思想也开始右倾化，根本不能承担领导这场运动的重任，而且北平的所有相关条件都不如上海优越，不但不可能成为左翼文学滥觞之地，即使在后来左翼文艺在上海崛起后，虽然北平也成立了北方分盟，但在北平的一些知名作家如胡适、周作人等甚至在某种程度上成为抵制、贬低左翼文学的力量。
|
|
購物車/收銀台(
0
) | 在線留言板
| 付款方式
| 聯絡我們
| 運費計算
| 幫助中心 |
加入書簽
HOME
新書上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