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文版序
我感到幸运的是，美国人对于中国和中国历史怀有极大的兴趣。同样，中国的普通百姓和学者也关心美国人如何理解中国的历史。在我学习和研究中国历史的生涯里，许多中国人帮助我学习讲中文，阅读古汉语，帮我寻找资料，当然最困难的是帮我理解那些原始资料。
我上第一堂中国历史课，是在高中的时候。当时我们高中一位最优秀的老师，在暑假进修了东亚历史的研究生课程后，来给我们毕业班开设中国和日本的历史课。那门课极为精彩迷人，不过也奇难无比。有一个月的时间，我走到哪里都揣着一张纸片，上面写有洪秀全名字的拼音。专心致志地学习，我就能记住如何拼写一个外国人的全名。
在学中文之前，我就已经迷上了中国的绘画和文物。记得高中的最后一年（1974～1975年），华盛顿的国家美术馆举办了首次大型中国出土文物展览。我在展览馆中流连几个小时，为展品的数量和精美深感震撼。我对一尊秦代的陶土女性坐像反复观摩，心中实在十分好奇。我的这本书也把艺术作为史料，因为艺术很直接。
多年前我从耶鲁大学休学术假，住在北京，开始了本书的起草写作。几个星期里我全家的作息也因为我在家写作而做了调整。正如我未满两岁的小女儿克莱尔所说：姐姐坐校车，爸爸坐出租，妈妈坐在家工作。当我在琢磨如何婉拒邻居的邀请时，刚满五岁的大女儿莉迪亚直截了当地对人说：我妈妈正在写一本书，我们下午4点以前没空！我丈夫杰姆对我的支持是多方面的，尤其是鼓励我写一本能引起大众兴趣的历史书。
北京大学中世纪研究中心的几位老朋友和同行的邓小南、李孝聪、荣新江、臧健等，对我提供了资料上的帮助并解答了我的问题。李孝聪最近告诉我，外国人对中国史的研究，与中国国内对中国史的研究完全是两个领域。外国人提的问题不同，并用非传统的方法来回答问题。
本书是根据我在耶鲁开设的《中国古代史》基础课的讲稿修改而成的。我的学生多数不懂中文，也未学过中国史。他们或许听说过孔子、马可波罗，如此而已。我的目的是让他们知道中国漫长历史的梗概，并不要求记住许多细节。除了这本教材，我也布置学生阅读翻译的原始资料（中国的读者可能会惊讶众多的中文书籍已经被译成英文，而且常常被多次翻译）。学生在课程开始学习儒家、道教及佛教的基本主张（分别在第二至第五章中介绍）。到学期末，他们能解释明代的《十诫》中某一条为什么最难以被接受（见第十章）。
本书的最后定稿得益于学生、助教以及许多大学同行的意见和建议。我要特别感谢西雅图大学的梁侃和南京大学的邹劲风，他们放下自己的研究，找时间把本书翻译成中文。翻译花费的时间比他们预计的长得多（两年多时间）。在此期间邹教授生了孩子，可是她仍然坚持翻译不辍。
本书强调，我们对过去的认识是如何取决于近些年来的考古发现，而且这种认识的变化又是那么迅速。我尤其要感谢博学的吴百益教授。吴教授仔细地阅读了最后的书稿，并指出了很多错误。当然，我知道现在书中还存在不少错误，也希望中国的读者能写信到耶鲁给我指正。吴教授在读完书稿后给我写了一封信。在信中，他把书籍比喻为军事要塞，学术专著就如同城墙内的城市，建立在坚实的研究基础之上。相反这本书稿，他机智地指出，则是建立在大量他人研究的成果之上，就如同敞开的院子，可以受到从任何角度来的攻击。对我来说，之所以要写一部涵盖三千年历史的书的一个理由，是因为有必要把某一特定时期我们的知识状态记录下来。我们完全知道，在这个迅速发展的领域，书中所说的很多内容或许很快会受到挑战和修改。
韩 森
2006年8月2日于康涅狄克州纽黑文
中文版第二版序
2008～2009学年，在北大-耶鲁联合本科项目中，我第一次有机会同时使用本书的英文本和中文本为中美学生授课。在秋季学期，我们研读第八章和第九章，特别是其中的辽代和金代。在春季学期，我们在研习中国历史学家如何利用考古资料时，研读本书的第一至七章。在每周的课程中，我用英语讲授2个课时，随后我们分成小组讨论文本。美国学生只读英文本，而大部分中国学生认为，先通过中文本了解每章内容之后再读英文本的方法很有益。
许多中国学生反馈道，此前他们在高中所受的历史教育从未令他们感受到历史的乐趣。在那样的课程中，他们死记硬背，但对史料可靠性鲜有思索。Richard Evan 所著的In Defense of History虽然艰深，但颇值得一读；学生们此前未曾思考过历史事实是如何构建的，以及过去的某些事件有可能受制于各种诠释。如一位学生对其同学举例说：我们可以确定在星期二中午12：30上课这个事实，但是却难以确定有多少学生喜欢这门课。后者需要诠释和分析技巧。
在整个学期中，我们就是在训练这种技巧。学生们从每一章中选出最重要的历史术语，并探讨其重要性。凡读过这些章节者都知道这些术语是什么，但难以解释它们为何重要。北大历史系的硕士生李怡文在这两个学期中担任我的助教，她是学生们的严师，起初，几乎没有学生能达到其严苛的标准。学生们多次向她请教，后来已能就这些问题自如应答。
学生们通过原始史料形成自己的观点，并撰写论文表达其史学论点。在秋季学期，我们研读《宣和遗事》和《老乞大》；春季学期，我们则读了睡虎地文献中的一则。开始时，学生们觉得这些作业颇具挑战性，但最后他们因为建构起自己的中国历史的观念而颇有成就感。
为共聚一堂的中美学生授课的经历令我乐在其中。在这两个学期中，中国学生表现得非常愿意师从于我这样一位非汉语母语、非汉人的老师，这给我留下很深的印象。在我看来，北京大学的学生展示了其思想的开放性，这正是其祖先的精神遗产，这也是本书的主题。
韩 森
译者序
一沙一世界，一花一天堂。通史著作不仅展示一种文明的来龙去脉，而且是作者史学视野、理论和方法的全面体现。
耶鲁大学历史系教授韩森所著《开放的帝国：1600年前的中国历史》是一部吸收西方最新研究成果的通史著作，中国读者可以从中看到过去数十年间西方史学界对于中国古代历史研究的概貌。
本书以开放为题，如美国相关书评所述：为中国历史研究提供一种全新的方法（a fresh approach），重构了中国历史研究的框架和主题（refashion the structure and themes of the field in this new survey of the Chinese past）。近代以后中国的发展历程使人们已惯于在落后保守的老套路（stereotype）中考察中国古史，并沿着这一思路追寻解决中国问题的方法。历史学研究反对观念先行，但历史学者不可避免地受到观念的影响。而历史果真如此吗？在漫长的古代，中原帝国和其他地区之间确实道阻且长，然而自然地理的隔绝显然不能证明文明的封闭，《开放的帝国》告诉读者，地理环境的封闭性是相对的，古代中国对外来文化保持着开放的态势，而其相对独立的地理空间内部，仍然存在着由多元化（diversity）和活力dynamics所带来的勃勃生机。
在开放的主题下，全书由介绍方法论的导言和三大部分构成，第一部分是从商到汉末，如其标题构建中国（Inventing China）所示，作者认为，这是中国古代文明的孕育和形成阶段；第二部分从魏晋南北朝到唐末，以面向西方Facing West为题；第三部分面向北方（Facing North）是关于从北宋到明末的历史。古史分期事关如何诠释历史，本书的这种结构体现了作者对中国历史分期的一种新颖视角，即追寻古代中国和外部世界的联系，在外来文化和中原文明的互动中，探讨中国历史的发展进程，如佛教成为本书魏晋南北朝历史的主题，作者以此考察在佛教以及印度文化的影响下，中国社会是如何发生深刻变化的。另外，本书通过中外比较，在人类文明发展的框架中考察中国历史，如作者对郑和下西洋和欧洲大航海的比较，可以让读者感受到，虽然明代在物质和技术上仍有优势，但欧洲对世界的影响已随着地理大发现动地而来。
《开放的帝国》在方法论上有颇多值得借鉴之处。利用丰富的文学艺术作品、考古碑刻资料解读历史是本书的特色之一。如《白沙宋墓》是历史时期考古的典范之作，《开放的帝国》一书充分利用《白沙宋墓》来展示宋代社会生活的画卷。中国家喻户晓的崔莺莺和张生的故事成为本书后半部分的一条重要线索，从《莺莺传》到《西厢记》的演变贯穿着由唐代到明代的各个章节，这是一则从文本演变中考察历史的典型范例。作者对《二羊图》等的解释提供了通过艺术作品解析人物的实例；敦煌阿龙的故事可以让读者看到如何从简短的出土文献中释读社会史、妇女史、经济制度等多方面信息。
中国读者也许会发现，《开放的帝国》一书和中国同类型著作的侧重点有所不同。作为美国学者所著、面向美国大学生的教材，它体现在美国人视野之下历史发展中有哪些问题是特别值得关注的。比如，宗教是本书的重要内容之一。宗教曾对西方的历史产生举足轻重的作用，因此我们可以理解，西方学者易于从宗教的角度考察历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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