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3年9月30日，世界反对帝国主义战争委员会在上海秘密举行了远东反战会议,这和鲁迅颇有一点关系。关于这次会议从筹备到举行的经过，以及鲁迅和这次会议的关系,说得最清楚的是冯雪峰,他是当年奉命负责会议组织工作的中共江苏省委宣传部部长,了解情况。1972年12月25日他《在北京鲁迅博物馆的谈话》中谈了十二个问题,最后一个就是关于反战会议。他回忆说：
世界反对帝国主义战争委员会是国际的统战组织。1932年,决定于1933年在上海开远东反战会议,主题是反对日本帝国主义侵略中国。国际派来了三个代表,于1933年8月中旬到上海,一个是马莱爵士,英国工党中人；一个是伐扬古久烈按：即瓦扬古久里,法国著名作家,当时法共机关报《人道报》的主笔；一个是比利时人,属于社会民主党,名字我忘记了。还有一个也是国际的代表,是中国的宋庆龄。这样的会议当然应该公开开的,也争取公开开。但国民党和帝国主义相互勾结,除对反战会议进行种种毁谤外,并进行种种阻碍,不许在华界开,也不许在租界开,于是决定秘密举行。当时中共上海中央局责成江苏省委负责组织这次秘密会议,省委又决定由我负主要的责任我当时任省委宣传部长。主要的工作除产生上海的群众代表外,是安排国际代表和上海群众见面,以及布置秘密会场等。马莱等国际代表在会议前曾在恒丰纱厂女工三百多人大会和瑞熔铁厂工人五百人大会上演讲。又曾在沪东草棚贫民两千多人的大会演讲。复旦大学和上海美专的部分学生也曾开会请国际代表讲话。因国民党、帝国主义的阻挠和破坏,在会议前国际代表的活动就只有这一些。秘密会议是开得成功的,在沪东大连湾路租了一幢房子,由周文夫妇打扮成一对要进这房子去结婚的未婚夫妇,作为嫁妆搬进了一些箱子,其中是准备参加会议的代表们吃的面包,但没有任何家具,水电也都没有安装。上海和各地区来的代表共五六十人,是在头一天晚上陆续几个几个地送进去的。他们就挤睡在二楼和三楼的地板上。喝的开水是可以从老虎灶大量买的,当时困难的是因为未接上自来水,大小便成问题,抽水马桶冲不下去,装满后只能在浴缸里大小便了。三个外国代表和宋庆龄是第二天早晨送进去的。会议进行了一天,代表们坐在地板上,做报告和说话当然都不能大声,外面周围有一小队秘密纠察队骑了自行车转来转去,是当时所能做到的对于会议的保卫纠察队的主要任务是发现有危险的征象时迅速给以通知,使代表们能及时离开房子。主席团由四个国际代表及东北几省代表、义勇军代表、苏区代表和平绥铁路工人代表组成。当天主持会议的主席是宋庆龄。毛主席、朱总司令和鲁迅都被推为名誉主席团的成员。名誉主席团的成员还有片山潜日本,罗曼罗兰、纪德、巴比塞法国,德莱塞美国,高尔基、伏罗希洛夫苏联,台尔曼德国等。宋庆龄致开幕词并做了中国反帝情况的报告；马莱做了国际反帝反战情况的报告；苏区代表做了苏区人民的反帝斗争情况的报告。会议通过了反对日本帝国主义侵略中国和反对帝国主义战争的宣言,以及抗议帝国主义和中国军阀进攻中国红军的抗议书和抗议帝国主义武装干涉苏联的抗议书等。会议一天开完,在当天傍晚全体代表都陆续安全地离开了会场。日子是9月30日。
外国代表在上海停留了一个半月,这中间马莱曾去日本好像因日本政府不许他上岸,当即折回上海的。为了迷惑敌人,曾散布会议不举行了的谣言。在开会的头一天晚上三个外国代表都离开了他们住的旅馆华懋饭店,在开会的前后几天,帝国主义的侦探巡捕房的包打听在到处侦察,想寻觅到会场。他们在开会后的第四天才找到那一幢房子,一见里面空无一物,还怀疑可能发生过凶杀之类的事情,后见两个浴缸里撒满了大小便,那几天上海群众又已在马路上散发会议胜利的传单,他们经过分析才知道反战会议的会场就在这里了。
鲁迅先生没有出席会议。不是他不愿意出席,而是为了安全不让他出席的。同时我们也觉得既然在秘密方式之下开会,也没有要他出席的必要。但他十分关心和支持这会议,并曾捐款以补筹备经费之不足。他也没有出席公开欢迎外国代表的聚会,但会见了伐扬古久烈,地点是在北四川路天潼路伊赛克的寓处。《雪峰文集》四,人民文学出版社,1985年版，第503505页
冯雪峰的回忆,一开始就说到了国际,这就是共产国际。解密的共产国际档案已经证明：这一次在上海召开反帝代表大会,完全是由共产国际决定和具体组织的。在《共产国际、联共布与中国革命档案资料丛书》第13卷、第14卷里中共党史出版社,2007年版，有好几件关于这一件事的档案材料。最早一件提到这一件事的材料是1932年11月10日《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政治书记处秘密会议第153Б号记录》,其中就有在上海召开反帝大会第13卷，第227页的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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