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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編輯推薦： |
1.民国是中国在过去的一百年当中，思想、文化*五彩缤纷、*灿烂辉煌的年代。
2.政治上风云突变，思想上百花齐放，名家辈出，影响了中国百年历史进程。
3.登上美国《时代周刊》是名人们公认的荣耀，九位民国大佬级人物为世界带来了不一样的中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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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內容簡介： |
《封面民国》以登上美国《时代》周刊封面的时间为顺序，描写了九大民国政要：吴佩孚、蒋介石、冯玉祥、阎锡山、汪精卫、陈诚、宋美龄、宋子文、陈立夫。作者以这些民国政要为主角，以他们荣登杂志的理由为主线，选取了能够展现他们的个性和影响当时社会进程的重要事件来重点叙述，披露了他们一些鲜为人知的事情和一些与他们有关的事件的内幕。透过这些描述能够让我们对这些民国政要和当时的政治风云有更清晰的了解。
本书稿共九章内容，分别为吴佩孚：中国最强者蒋介石：中国乱世中的历史谱写着冯玉祥：中国的基督教将军阎锡山：玩中庸之道的山西王汪精卫：历史漩涡中的鲸须陈诚：重庆城的保卫者宋美龄：她和中国知道忍耐意味着什么宋子文：通往胜利的路在峭壁之上陈立夫：走在融合路上的道德家。全书内容丰富，视角新颖，语言通俗、幽默，叙述生动、流畅，具有很强的趣味性和可读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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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關於作者： |
何小兰，首都经济贸易大学管理学硕士。80后实力派作家，自幼爱好文学，喜欢品读历史，潜心写作，笔耕数载，著有《心灵正能量》等书。
上官人，职业作家，惯于刀笔写史。实力派的功底，偶像派的风格，用专业的学风将大雅与大俗熔炉淬火。其文风犀利毒辣，声情并茂，深受读者喜爱。近期著有《大清张廷玉：走在皇帝的刀刃上》《大国推手：历史就是这样被改变》。部分作品在港台出版，发行海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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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目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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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 吴佩孚：中国最强者
1.吴佩孚档案
2.敢闯敢干：从笔杆子到枪杆子的功名路
3.助五四，救故宫：爷们儿也爱国
4.不贪财、不好色、不纳妾、不嫖娼：男人中的正人君子
5.知恩图报：利人才是最大的利己
6.乱世枭雄的民族情结：誓死不做日本走狗
贰 蒋介石：中国乱世中的历史谱写者
1.蒋介石档案
2.性格决定命运：性格决定了蒋介石的命运，也影响了国家和民族
3.黄埔军校：蒋介石的第一桶金
4.蒋介石对美的财经之道：美元，你到中国来
5.新生活运动：花架子的民族复兴运动
6.蒋介石与南开之情：有中国就有南开
7.蒋介石的民族情结：大敌当前，终究握手言和
8.抗战胜利：百姓享受暂时太平，蒋介石由盛而衰
叁 冯玉祥：中国的基督教将军
1.冯玉祥档案
2.以身作则：我也可以吃烟头
3.为了抗日：金子就献了吧
4.两戏蒋介石：玩的是心跳，保的是老命
5.武将魅力：铁血丹心精武魂
6.戒酒恨赌，手不释卷：好男儿
肆 阎锡山：玩中庸之道的山西王
1.阎锡山档案
2.太原兵工厂：阎锡山与他的军事王国
3.纵横捭阖的不倒翁：混战中原
4.山西王：站在三颗鸡蛋上跳舞的土皇帝
5.电报大战：1500输给了2000万
6.治国如治家：一手托起山西
7.中庸之道，善纳良言：只认对的，不认贵的
伍 汪精卫：历史漩涡中的鲸须
1.汪精卫档案
2.密谋策划：献身革命，刺客的道路
3.总理忠实的信徒：汪精卫与孙中山
4.被暗杀的暗杀者：鲸须彻底弯曲了
5.辞职事件：汪蒋之间的一场游戏
6.曲线救国：身后骂名滚滚来
陆 陈诚：重庆城的保卫者
1.陈诚档案
2.炮兵武将：三炮定江山
3.淞沪会战总指挥，武汉会战大长官
4.重庆保卫战：陈将军打得漂亮
5.鄂西土地改革：实现耕者有其田
6.抗日大团结：与周恩来相处的日子
7.任重如泰山：战到力竭时
8.一身正气：蒋介石政权中的特殊人物
柒 宋美龄：她和中国知道忍耐意味着什么
1.宋美龄档案
2.你在我的日记里：蒋介石为宋美龄写日记
3.西安事变:交给我来解决
4.组建中国空军：谁说女子不如男
5.领导妇女运动：女同胞们，时刻准备着
6.最美外交官：西方人眼中的埃及艳后
7.一个中国：我的眼里只有你
捌 宋子文：通往胜利的路在峭壁之上
1.宋子文档案
2.中央银行筹措：经济能够拯救民族
3.经济政策：金融界的理财能手
4.玩转金融实业的工商界领袖：有一颗爱国之心
5.对日态度：不与倭寇谈判
6.叱咤风云：重返政坛的外交部长
7.西藏：你还是个孩子
8.世界首富：我没有那么多
玖 陈立夫：走在中西融合道路上的道德家
1.陈立夫档案
2.抗日谈判：不辞辛苦
3.第二次国共合作：我来牵线搭桥
4.近代中医药学的创始人：中医药能救国救民
5大陆教育：中国不能再当东亚病夫
6.养生之道：折射出陈立夫积极的生活态度
7.中西文化的碰撞：跨越世界的观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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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內容試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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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蒋介石档案
尊称：蒋公。
别名：蒋中正。
生卒年：1987－1975。
籍贯：浙江省宁波府奉化县（今浙江省宁波市奉化县）人。
出生地：浙江省奉化县。
家世：其父蒋肇聪非常聪明能干，曾经从经营柴米油盐酱醋茶起家，经营有方，并成为了浙江溪口镇十甲富豪之一。其母王采玉，幼承父教，聪颖伶俐，精于女红，深得慈爱。蒋介石九岁丧父，母亲以一双灵巧的手，凭借做手工活抚养蒋介石，生活十分艰难。幼年孤苦的生活也造成了蒋介石孤僻的性格。
学历：东京振武学校。
职务：历任黄埔军校校长、国民革命军总司令、国民政府主席、行政院院长、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委员长、中国国民党总裁、三民主义青年团团长、第二次世界大战同盟国中国战区最高统帅、中华民国总统等职务。
研究领域：军事研究，军校政治，组织思想政治。
主要著述：《中国之命运》、《苏俄在中国》。
经典名言：谁搞台独，我要他脑袋。
特殊嗜好：爱看古装电影，喜欢咸鱼的味道。
《时代》周刊封面上的解说词：蒋介石将军在孙陨落之后升起，征服者。（1927年）中国领导人蒋介石将军。（1933年）挺过了艰苦的五年，接下来会更艰苦，但曙光已经微现。（1942年）
二、性格决定命运：蒋介石的性格不仅决定了
自己的命运，也影响了国家和民族
蒋介石的童年与同时代大多数人的童年截然不同。蒋介石9岁丧父，14岁娶媳妇，23岁得子，35岁母亲去世。蒋介石的祖父、父亲都很早去世，使得他长期与母亲相依为命，不免缺少一些男孩子应有的阳刚之气，这就形成了蒋介石性格中女性化的特质：敏感、细致、多愁、多疑以及爱操劳家事。
（一）蒋介石是个孝子
蒋介石从小就爱哭。虽然中国传统文化有男儿有泪不轻弹的说法，但是蒋介石很敏感，只要碰到触发他泪点的情景，眼泪就像开闸泄洪一样哗哗地往下流。蒋介石孤苦伶仃的童年生活养成了他很强的恋母情结，并对母亲一向是尊敬的，这一点在蒋介石的日记中表达得很翔实。在蒋介石13岁时，上学放假回来的他由于长时间与母亲分离，脚刚踏入家门，一见到久别的母亲，还没有开口说一句话，已经哭得泣不成声。蒋介石的恋母情结比我们现在的许多独生子女还要严重，而这些都与蒋介石童年时代的凄苦生活密切相关。少年蒋介石每每外出，与母亲的离别场面都非常令人伤感，每次出门前他必定都是泪眼汪汪的，非常伤心难过。有好几次分别时，蒋介石都走出十几里地了，还在暗自哽咽。蒋介石对母亲的这种情怀，也是他孝敬尊重母亲的表现。
由于没有父亲严厉的管制，蒋介石小时候非常调皮，撒开了玩耍。5岁的时候，蒋介石冬天在大缸中捞冰，来了个猴子捞月，冰没捞上来，头却倒置在冰冷的大缸里，差点儿被冻死；6岁时，蒋介石在溪水中游泳，差点儿淹死；13岁时，蒋介石与马一起玩耍，戏弄马，结果惹恼了马，只见那马一声嘶鸣，将蒋介石踢倒在地，差点儿踩死他。顽劣的蒋介石到处惹事，母亲不忍心以家规惩罚他，于是就想出了一个好办法，让蒋介石娶同村比他大五岁的毛福梅为妻，让毛福梅像姐姐一样对调皮的蒋介石进行管教和约束。可是在娶亲的当天，蒋介石却哭着闹着不要这个上门的妻子，时年14岁的蒋介石还是个孩子，哪知什么夫妻之事，他只知道与老妈亲昵。在母亲的逼迫下，蒋介石才与毛福梅同床共枕。可是，没有感情基础的妻子不好当，毛福梅来到蒋家，婆媳关系不融洽，每逢婆媳争吵时，蒋介石必定站在母亲这边，为母亲撑腰。
蒋介石对母亲的至孝是他个人良好品德的表现。蒋介石在母亲去世后，曾经对自己规定：每年在母亲的忌日，绝不吃荤、动气、御色，并且要终身自惩自戒。不仅在母亲的忌日蒋介石不吃荤，而且为了寄托自己对母亲的哀思，蒋介石在自己生日当天也绝不吃荤。后来，由于他终日操劳国事，身边的侍卫不忍他对自己如此残忍，在侍卫善意的劝导下，他改为自己的生辰只是早餐食素，但是在母亲的忌日仍然终日食素。蒋介石不仅在母亲生前对她尊敬之至，在母亲死后也终日念念不忘。蒋介石在1931年12月14日的日记中写道：明日就是母亲的诞辰日，今晚梦见慈母，遂对母痛哭两回，醒来后，孤立无援，国乱纷争，苦不堪言。蒋介石一直以自己的事业成功来回报母亲的养育之情。他在1933年11月2日的日记中这样写道：今天是母亲七十岁的诞辰日，您生我养我，而现今我的事业也日益没落，经儿现在仍然在俄国，何时归来还不知。在您有生之年我没有尽孝，现在我人到中年了，悔恨不已。蒋介石每每遇到挫折与不快时，想到倾诉的第一个人便是母亲，可见他对母亲情深似海。
蒋介石的母亲王采玉
（二）独裁统治是蒋介石多疑性格的必然结果
凄苦的童年、孤立无援的生活境遇使得蒋介石生性多疑。蒋介石曾经认为，在这个世界上，除了母亲之外，没有一个人是可以信赖的。蒋介石曾多次在他的日记中写道：在这个世界上，朋友、同事以及部属之间的友爱统统不可靠。一直到陈其美出现，蒋介石才改变了世界上只有老妈可信的观点。1906年，蒋介石东渡日本，入东京清华学校。在日本他认识了陈其美，两人一见如故，成了拜把子的兄弟。1908年年初，在陈其美的介绍下，蒋介石加入了同盟会，积极参与会内各项工作。辛亥革命时，陈其美打电报召请蒋介石回国，邀请他一起投身革命。当时蒋介石正在日本高田陆军第十三师团野炮兵第十九联队服役。他接到电文，立即找队长请假，只获准48小时的离队时间。队长警告他说，假如不能及时归队，将按逃兵论罪惩处。蒋介石只有脱去军装，以违反军队纪律来表达自己投身革命的决心，他的这番举动让陈其美很感动。此后在陈其美的关照和提拔下，蒋介石的仕途之路走得也算顺风顺水。蒋介石与陈其美建立的是一种江湖侠胆的哥们儿义气。蒋介石感到童年失去的父爱从陈其美那里得到了补偿。蒋介石很看重哥们儿义气，以致出于对陈其美的哥们儿义气，蒋介石帮助陈其美刺杀了他的竞争对手陶成章。后来，陈其美在筹集革命活动经费时，不慎落入了袁世凯的陷阱，被敌人暗杀，时年40岁。陈其美殉难后，因为惧怕袁世凯的残暴手段，竟然没有一个革命党人敢前去认领尸体，只有蒋介石跑到暗杀现场，抱尸痛哭，随即冒险将陈其美的遗体送往家中入殓安葬，并撰写祭文：悲乎哀哉，而今而后，教我勖我，抚我爱我，同安同危，同甘同苦，而同心同德者，殆无其人矣。
陈其美去世后，蒋介石的直接上司变成了孙中山。蒋介石对孙中山的追随就没有像对陈其美那样死心塌地，而是若即若离，究其原因就是蒋介石的多疑，他始终认为孙中山没有充分信任他。蒋介石想在孙中山那里得到如陈其美那样的信任，同时也幻想着其他同事应该对他无限信任，但是他的幻想无法实现。1918年3月，孙中山安排蒋介石就任陈炯明的粤军总司令部作战科主任，任期不到四个月，他便觉得前途渺茫，于是向陈炯明提出辞职。后来孙中山又任命蒋介石为粤军第二支队司令，驻守福建。因为受粤军将领排挤，他常常擅离职守，不定期地跑到上海，与张静江、陈果夫等人合伙做交易所的投机生意。以至于在母亲去世后，蒋介石终日无所事事，就像一只漫无目标的小船漂荡在一望无际的海洋之中。这期间，蒋介石对周围的人心存戒备，不敢相信任何人。后来，因为陈炯明公开叛变，蒋介石尽管与他私交甚好，但还是坚定地站到孙中山这边，孙中山避难永丰舰，蒋介石去广州登舰护卫四十多天，取得了孙中山的信任和器重。蒋介石为了讨好孙中山，写了本《孙大总统广州蒙难记》，还请孙中山作序，孙中山在序言中写道：介石赴难来粤入舰，日侍余侧，而筹策多中，乐与余及海军将士共生死。孙中山被蒋介石的忠心感动，可是令他头痛的是蒋介石脾气暴躁、心高气傲，稍有不顺心的地方，他就想撂挑子不干，比如1922年，孙中山任命蒋介石为东路讨贼军第二军参谋长，可是不到两个月，他便以军事无进展为由离职回家，孙中山派廖仲恺持他的亲笔手谕都没能留住固执的蒋介石。还有1924年，孙中山委任蒋介石为黄埔军校筹备委员会委员长，他嫌官小，内心早已觊觎军校校长的位子，于是以经费无着落为由硬是辞去筹备委员长之职。像这样动不动就撂挑子的事很多，在短短的五年时间里，蒋介石创下了辞职13次的人生纪录。
蒋介石不甘心接受别人的领导，对身边的人又多疑，不敢放权，这是他实行独裁统治的根本原因所在。蒋介石当上国民政府主席之后，虽然拥有至高无上的权力，但是身边却少有人能够真正得到他的信任。
（三）忍辱负重，不忘雪耻
蒋介石从小与母亲相依为命，备受村民的欺辱。在同村村民心中，蒋介石从小的形象就是一个无赖，这与蒋介石从小丧父的家境不无关系。加上他母亲不是父亲的原配，是续弦，地位自然低下。村民们都瞧不起这对孤儿寡母。童年的蒋介石看惯了各种贪官污吏、土豪劣绅的野蛮行径，深切感受到了当时社会的黑暗面带给他们母子俩的种种不快。年少的蒋介石是无奈的，也是可悲的。他只能默默地忍气吞声，等到长大后雪耻。
蒋介石的童年是灰色的，以至于他在很长一段时间里都不能走出贫困生活的阴影。蒋介石与母亲在农村相依为命的日子里，乡亲们给予这对母子的，不是关心帮助，而是冷漠鄙视。
蒋家村有一天下起了暴雨，雨水足以没过膝盖。蒋家的老屋年久失修，在暴雨面前没能经受住考验。雨水冲进蒋家老屋里，水漫蒋家足足有三尺深。此时留在蒋家的只有蒋介石和他母亲这对孤儿寡母。暴雨下了整整一上午，远亲近邻居然没有一个人主动到蒋家帮忙解困。蒋介石的母亲在儿子面前感叹：如果你父亲还在，家里绝对不会像今天这个样子，你父亲当时是这里的十甲富豪，但凡遇到今天这种情况，周围商铺的老板都会过来帮忙。你父亲也会搞定这一切，绝不会让我们娘儿俩像今天这样孤苦无援。不仅暴雨当天无人来蒋家帮忙，而且暴雨后也无人问津。蒋介石对当时的场景终生难以忘却，直到晚年都耿耿于怀。蒋介石当时虽然心高气傲，但经济上极为拮据，政治抱负也无法施展。直到母亲去世，蒋介石仍然事业无成，他因此更加觉得自己对不住母亲。因此，长期以来蒋介石心里就有一种未能以事业的成功回报母亲的遗憾。
不仅乡亲邻里对蒋家从骨子里看不起，就连蒋介石同父异母的哥哥蒋介卿也与蒋介石因分家产一事产生了极大的矛盾。蒋介卿比蒋介石年长十岁，是他同父异母的亲兄弟，蒋父去世后，家产分得很明晰。本来不会掀起波澜，但在蒋介石的弟弟夭折后，兄弟间便产生了分歧。蒋介卿要求将蒋介石弟弟名下的遗产重新分配。蒋介石的母亲当然不同意，蒋介卿便将蒋介石和他母亲一起告上法庭，把这件事情闹得沸沸扬扬。这种剪不断、理还乱的家庭内部纠纷在蒋介石的童年一直持续着，常常被蒋介卿拿到桌面上来说事，成为引爆家庭矛盾的导火索。蒋介石对亲兄弟的冷漠深恶痛绝，一种要雪耻的强烈愿望在他小小的心灵里生根发芽。
蒋介石盼星星盼月亮，终于盼到了雪耻的这一天。1930年，蒋介石带着爱妻宋美龄返乡。蒋家村中老的、小的都出来给蒋介石开衣锦还乡庆功会。这帮曾经当面鄙视过蒋介石的老少爷们，不仅白天开庆功会，晚上还开提灯会，并且还要义务为蒋、宋二人自演自唱。而蒋介石也会做人，他此时宽大为怀，对乡亲们曾经的种种不齿行为既往不咎，只是反复强调母亲的严加管教，才成就了他今天的事业。
三、黄埔军校：蒋介石的第一桶金
蒋介石自从参加了革命，就先后率领突击队杀入闽浙总督衙门，刺杀了光复会领袖陶成章，拿下了江南制造局，为国民革命作了不少贡献。无奈蒋介石出生江浙一带，一直没有机会加入以孙中山为核心的广东圈子。直到1922年陈炯明叛变，孙中山躲在永丰舰避难，蒋介石尽管与陈炯明的关系不错，却依然登舰护卫在孙中山身边四十多天，从此获得孙中山的青睐。1923年，孙中山任命蒋介石为大元帅府大本营参谋长。同年8月，蒋介石被派去苏联考察军事。四个月后，蒋介石从苏联回国，而后孙中山任命他为陆军军官学校筹备委员会委员长，孙中山给蒋介石这个官职，有这么两层意思：一是历练蒋介石，看他有没有能耐把这摊子事接下来；二是让蒋介石做准一把手，回头还要看大伙儿的意见，再作定夺。
此时蒋介石虽然站稳了立场，还有护驾之功，可是孙中山仅把他当作自己的御前侍卫，并没有看重他的政治才干。1924年国民党召开一大时，蒋介石连候补中央委员都不是，更令他生气的是，连浙江省党代表的位置也不给他留一个，蒋介石仅以军事委员会委员的身份在国民党一大亮相。命令马儿跑又不给马儿吃草，蒋介石在国民党内地位如此低下，他心里能不憋屈吗？一气之下，他就撂挑子了。
蒋介石故意跑去上海找张静江，张静江得知蒋介石撂挑子了，便吃惊地问他：介石啊，眼下陈洁如之事我帮你促成了，孙先生又器重你，于国于家，你都应该心满意足，你不尽心筹办军校，跑到上海来干吗？
张静江有恩于蒋介石，他只好如实告诉张静江：党中央决议由孙先生兼任军校校长，孙先生想在程潜和许崇智二人当中选一个人出来担任校长，我与李济深为副校长，我不甘心给别人做垫脚石，窝火！
张静江明白了蒋介石的意图后，决定向孙中山保举他担任校长。蒋介石赌气走后，筹备军校的一摊子事就全部压在了廖仲恺身上。廖仲恺无奈之下，只得发电报与蒋介石说：请问介石兄，何时回到广州？你要是再不回来，我只好另找他人了！蒋介石自然知道军校不会因为他撂挑子就办不了，于是立马回电廖仲恺说：来电已知悉，愚弟尽快赶回广州，勿念！还在电报中特意对校务做了一些安排，好让领导们放心，而他自己还想拖些日子，要等个准信儿。结果还是孙中山等人沉不住气了，急忙派许崇智去上海把蒋介石给请回来履职。蒋介石得知许崇智无心校长一职，方才松了一口气。
1924年4月21日，蒋介石喜形于色地赶到广州，26日便在黄埔军校正式办公。孙中山在5月3日正式任命蒋介石为黄埔军校校长兼粤军作战参谋长，应允他在人事和财政两方面有更多的权力。孙中山在5月9日亲自兼任军校总理，廖仲恺担任黄埔军校党代表。此时的蒋介石在孙总理、廖党代表之后，排行老三，直到1925年孙中山和廖仲恺相继辞世后，蒋介石才坐上黄埔军校的第一把交椅。
蒋介石是个有心计的人，他先前去过苏联考察，目睹了苏联红军的军队状况，也要建立一支听命于自己的军队。在黄埔军校第一届招生的名额问题上，蒋介石打破了地域观念的限制，宣传团结一致的国家精神。他进行了大胆的尝试，将招生名额划拨到各省市进行招生。这与我们现在的高考制度差不多。黄埔军校第一期学生总共招了645名，这些学生来自大江南北，有黑龙江的，有甘肃的，有云南的，有贵州的蒋介石打破地域概念，也是基于当时中国四分五裂的军阀割据，只有在黄埔军校内部教育过程中，强调大中国的概念，才能凝聚国家精神，军校的教学和训练都着眼于全国进行部署。有时候，军校里的学生会私下里成立同乡会，蒋介石得知这一现象，当即对学生们说：直系军阀就是以同乡会的名义建立起来的，现在你们建立同乡会无异于在黄埔军校里建立一支直系军阀。我们不能学他们，也绝不能像他们那样糟糕。
蒋介石好不容易捞到黄埔军校校长的位置，这可是他政治生涯的第一桶金啊！黄埔军校刚一开办，蒋介石跟玩了命似的，没日没夜地扑在军校建设上。他严于律己，不再吸烟喝酒，生活态度与他先前在日本和上海判若两人。蒋介石经常去军校食堂与教职员一起用餐，教职员对他很敬重，总是等他动筷子后，方才拿起碗筷进餐。
在军校开学后的八个月内，蒋介石向军校学员发表讲话就达46次之多，对学生进行军事、政治基本思想的教育，讲话的主题包括军人的责任、义务，革命军人对三民主义的信仰，军人打仗的目的，军人的纪律和服从，军队的集体生活等。为此，他编了一本叫《新兵精神教育问答》的小册子，作为军校精神教化读本，主要内容有我们为什么来当兵如何才能挽救国家危亡等。
黄埔军校刚起步时，没有一枪一弹，是蒋介石前往石井兵工厂秘密运来五百支步枪，因为那儿的厂长是国民党党员。蒋介石就是拿这五百支步枪装备了黄埔一期的六百多名学生，这是他带兵的第一笔本钱。军校开创之初，时常无米下锅，都是蒋介石出面到处筹钱。黄埔军校就建在原清朝陆军小学和海军学校校舍的遗址处，许崇智在这个岛上镇守长洲要塞，孙中山任命蒋介石同时兼任许崇智的参谋长。1924年7月7日，孙中山又任命蒋介石为长洲要塞司令，管辖若干艘海军舰艇。8月9日，一艘挂有挪威国旗的轮船哈辅号由香港驶进广州，船上装载着大批军火，企图挑起战争。孙中山得知情报，立即命令蒋介石出海追剿，蒋介石亲自指挥军舰，将挪威轮船截获，收缴九千多支枪械，后经查实，原来是国内商团私购军火。孙中山得了这批武器，怕事情闹大，到时候中外敌对势力互相勾结，国民政权就危在旦夕了，于是下令蒋介石放弃长洲岛，将缴获的枪支运往韶关，作为国民政权组成北伐军的武器装备，可是蒋介石却坚守长洲岛，倘若他奉命撤岛，那么黄埔军校在建校不到半年时间就要变成韶关军校了。
蒋介石在黄埔军校练兵就讲究一个字严。严师出高徒这话确实没错，很多有名的将官都出自黄埔军校，这与蒋介石的严加管教大抵是分不开的。在黄埔军校里，他不仅对学生和教官要求严，对自己要求更严。蒋介石对军校学生说过，如果他在军校对他们要求不严，而是像个和蔼的小老头，那么这种慈爱绝对是虚伪的，甚至带有一丝欺诈的嫌疑。蒋介石有一天清晨到操场给全校师生训话，看见一位教官姗姗来迟，一边扣着散开的军服，一边往队伍里钻，他登时火冒三丈，立即喝令这位教官出列，罚跪示众，以示惩戒。也许是事务繁忙，蒋介石训完话就径自走了，忘了那位被罚跪的教官。第二天出早操时，蒋介石又来到军校操场，抬头就看见一个人直挺上身，僵硬地跪在操场上，身上蒙了一层白霜。蒋介石感到纳闷，这个教官为何跪在那里？走过去一询问，才知道这个教官就是昨天被自己下令罚跪的。蒋介石得知真相，赶紧把他扶起来，内心很是感动，而后下令将该教官由中尉升为中校。这个一跪升三级的教官，就是后来位居中华民国陆军总司令、国防部参谋总长的顾祝同。蒋介石的严苛使得黄埔军校建起了一支真正强大的军队。
在蒋介石看来，黄埔军校主要需要完成两大历史任务，分别是建立一支新型军队和积极推行三民主义。黄埔军校在组织建设上的成功之处就是成立了军队党组织以及党的代表制度。蒋介石曾经在黄埔军校大会上特别强调在黄埔军校建立特别区党部，随后改名为特别党部。这个党部的任务就是在军校内部上下级之间建立良好的沟通和协调机制，便于军令及时地上传下达，从而让军队听从党的指挥。在黄埔军校的大厅里放着一个意见箱，每个黄埔军校的人都可以将自己的意见甚至是牢骚放进这个意见箱，直接传达给蒋介石，蒋介石每个星期都要针对这个意见箱里的意见召开一次专门的讨论大会，主要是为了落实并解决意见上的问题。这个意见箱起到了很好的监督作用。
蒋介石很会笼络师生的个人感情。据黄埔一期学员徐向前回忆说：黄埔军校开课后，蒋介石每个星期都到学校来，要找十个学生见面，谈上几句话，几乎所有的学生都和蒋介石单独见过面、谈过话。同为黄埔一期学员的郑洞国则回忆说：蒋校长叫我去谈话，我非常紧张，他一口浙江官话，我生怕听不懂，加上紧张，几分钟的对答，出来时上身都湿透了。
蒋介石懂得相人之术，他认为带兵就像遛狗，没有好的猎狗，怎能追上兔子。他去军校找学生谈话，起先是自己开口说几句，而后就很少说话，主要是听学生说，看学生做。蒋介石从学员们的言行举止，遴选那些骨骼清奇、面相端正、目光有神和应对得体的加以特别关照。
蒋介石是黄埔军校的校长，哪个学员不想与他结识？蒋介石也想从学员当中寻找自己的利器，所以他经常召见学员，笼络师生的个人感情，同时也考察学员的思想志趣以及能力上的长短板，作为将来任用他们的参考依据。凡是蒋介石青睐的学员，他都会一次性地给他一笔钱。这笔钱的数额根据学生的家庭条件而定，不管学员是出身贫寒之家，还是殷实之家，这笔钱都会让其感到受宠若惊。有些学员的家庭恐怕一辈子也挣不了这么多钱，这怎能不叫学员们感激涕零？蒋介石的目的在于通过这种方式把军校里的优秀学员变成自己的兵。
四、蒋介石对美国的财经之道：美元，你到中国来
1928年，随着国民革命军北伐战争的节节胜利，蒋介石执掌了军事大权。蒋介石手下确实有精兵强将，时任国民政府财政部部长的宋子文从哈佛大学毕业，说一口流利的美式英语。他作为蒋介石的小舅子，当仁不让地成为蒋介石的得力助手，蒋介石对宋子文也十分放心。在济南惨案后，蒋介石开始对国家的财政和外交问题进行思考，并且交代宋子文要认真对待北伐后的经济和外交问题，不可怠慢。同年7月，宋子文代表国民政府与美国驻华代表马克谟在北平进行关税自主权的谈判，这个谈判整整持续了一个星期，搞得他精疲力竭，但最终还是谈成了。中美关税新约的谈判成功，标志着美国对国民政府地位的认可。
同年10月，蒋介石担任国民政府主席，他便由军事领导人变成国民政府核心领导人，随后蒋介石开始了经济和政治上的改革：第一，整顿中央财政，当时的中央财政受到多年战争的影响，满目疮痍；第二，关税自主，国家的关税不能再由洋人把持了，不能再由洋人说了算；第三，整顿军队，对陆海军进行改编；第四，修建国道，创办各类学校；第五，主张中华民族的统一和独立。1933年，蒋介石派宋子文去美国访问，主要目的是向美国筹措粮麦借款。经过一个月的谈判，宋子文的努力得到了回报，他终于从罗斯福那里筹措到5000万美元的粮麦借款。宋子文不仅从美国那里得到了借款，还与罗斯福共同发表了远东局势的声明。宋子文结束美国之行后，就在蒋介石的要求下马不停蹄地赶往欧洲参加世界经济会议，争取得到更多的外援。
蒋介石从美国借来的钱主要分为两类：一类是前期的，如商业信用贷款，对于这类贷款，蒋介石多视为芝麻大的小事，由手下办妥便可；另一类是美国对华的财政援助贷款以及平准基金借款，对于这一部分贷款，蒋介石可是盯得死死的，他要求钱款必须及早到位，并且不能让美国干涉款项的分配问题。
在蒋介石主持国民政府期间，美国的对华援助是很多的。比如1937年，蒋介石派孔祥熙用中国白银6200万两抵押获得美国黄金3000万两，存在美联储，并以该项资产获得5000万美元，用于国内战争的军饷。除此之外，驻美大使王正廷也奉蒋介石之命在美国寻找各种资金。王正廷通过中间商从美国银团获得许多贷款，大宗贷款有一亿，小宗贷款至少也有两千万。可是蒋介石对王正廷在美争取外援资金的行动并不满意，嫌他办事拖拉，而后命胡适就任国民政府驻美大使。1938年，在孔祥熙、胡适和陈光甫与美方的多次斡旋下，中美终于达成了2500万美元的桐油借款。由于当时广州失陷，蒋介石大为恼火，不过当他听到从美国传来第一笔商业贷款的消息时，火气大消，甚至一度发电报给胡适，并让胡适转告陈光甫，这份电报的意思大体是这样的：兄弟们，干得好，你们能借来钱是一件举国振奋的事情，民族胜利的曙光必定会普惠我们。
蒋介石一度让宋子文从美国购买大量急需的军备物资、飞机大炮等，并将自己的夫人宋美龄作为最信任的人派往美国，就美国援华资金有关事宜进行谈判，蒋介石将这件事视为国家最高机密。他嘱咐宋美龄，对于美国对华援助的事宜可以自己决断，不必与胡适商议。1940年，美国政府在宋美龄、宋子文的软磨硬泡下，终于答应给国民政府一亿美元的借款，一半是金属借款，一半是平准基金借款。蒋介石得到这笔借款很高兴，认为美国对国民政府有诚意。
就在太平洋战争刚刚结束的时候，蒋介石从美国那里得到了五亿美元的借款。这是抗日战争时期，中国向美国所借的最大一笔款项。起初蒋介石担心，如果由自己向罗斯福提出借款，会有失中国颜面。于是，蒋介石在后方和罗斯福下了一盘棋。蒋介石先让孔祥熙向美国财政部部长摩根索发去经过自己修改的借款电报，在这份电报上特别标明了用于中国作战区；同时蒋介石还从外部拉来了美国资深的经济顾问拉铁摩尔和平准基金会的美方代表福克斯帮助他劝说罗斯福发放借款。这笔款项与其说是借款，不如说是美国对中国军队的友情支持。
起初，摩根索找到宋子文，两人讨论这笔五亿美元的借款怎么给的问题。摩根索对宋子文说：宋先生啊，我们国会这边商议了一下，由于你们那边对这笔钱还没拿出具体的分配方案，加上滇缅公路现在交通十分困难，物资难以运达。这样，我们把这笔巨款每个月直接发给你们的士兵，补贴他们的日常生活如何？宋子文当时脑袋一热，心里想着这样也能减轻中国军队经济上的困难，并且中国还向英国那边借了50万英镑，这样两边加起来就够用了，于是满口答应了摩根索的要求。
宋子文高兴地向蒋介石汇报自己的成绩，语气中带着一点儿沾沾自喜的味道。可谁知，蒋介石一拍桌子，骂了句：混账东西，你被别人卖了，还在帮别人数钱呢！你怎么也不想想，如果美国那边以每个月支付军饷的方式给我们的军队，这岂不是让我们的军队脱离了国民政府的领导，让经济和政治分家，他们的用心险恶啊。这样的事我们绝不能答应，你回去跟罗斯福说，如果不是一次性付款，这款我们就不要了，我们坚决不做讨钱的乞丐。宋子文被蒋介石狠狠地骂了一通，汗珠一直往下掉，赶紧回去认真改好协定，将涉及分期支付的条款全部删掉，然后去美国那边将蒋介石的意思原封不动地转达。美国方面一见蒋介石玩真的了，只好妥协，最终将五亿美元借款一次性付给国民政府。蒋介石赢得了这场谈判的胜利。
五、新生活运动：花架子的民族复兴运动
1934年，蒋介石在南昌行营举行了一场声势浩大的会议，就在这次会议上，蒋介石发表了《新生活运动之要义》的演讲。演讲后，一场大规模的精神方面的重大战争就此展开，横跨八年抗战，直至1949年。
蒋介石掀起这场轰轰烈烈的新生活运动，旨在匡正日渐败坏的社会风气，创造国民之新精神。
蒋介石掀起新生活运动是有一定缘由的。1933年，宋美龄在庐山避暑度假的时候，恰逢美国的一批传教士也在这里消夏。宋美龄和这些传教士谈得很投机，话题不经意地转到中国当前的大形势上来。宋美龄作为蒋介石身边的得力助手，早就清楚蒋介石一心想获得外援，于是她便与这帮传教士探讨如何才能获得更多的西方支援。这帮传教士的大概意思就是让蒋介石像美国总统罗斯福那样，在国内实行新政，开展一系列的福利计划，让西方国家看到蒋介石亲民的作风，这有利于获得欧美的援华贷款。宋美龄听后，觉得这是个好法子，回去就与蒋介石说了。恰巧蒋介石在街上看见一个小娃娃在吸烟，浓烟缭绕得都看不清这娃的小脸。蒋介石看了以后，深深地叹气，于是下决心要改变这种不堪的社会风气。新生活运动就是这样开展起来的。
蒋介石的新生活运动，说白了也是从孙中山那里接过的一面大旗。之前，孙中山就一直倡导要以老祖宗的道德来恢复中华民族之地位。孙中山认为老祖宗的八德忠、孝、仁、爱、信、义、和、平，应该发扬光大，他认为这八德不仅可以用来治国理政，还可以传给后代，弘扬中华民族的美德。作为贤内助的宋美龄极力支持蒋介石的这一运动。她亲自担任了妇女委员会的委员长。宋美龄认为，妇女能顶半边天，倡导当下女性应当做新时代女性。受到封建社会的影响，中国绝大多数妇女都生活在夫为妻纲的生活当中。有文化有知识的女性应当承担起对传统女性的教导工作，告诉她们怎样教育孩子、怎样处理家务，关键是要教她们读书识字。
蒋介石一直把新生活运动当作自己政治生涯里的面子工程。他企图使国人的精神面貌焕然一新，来个脱胎换骨，让洋人看得起我们。蒋介石在他的《人格与革命》的演讲中，提出了新生活运动的八字方针：亲爱精诚，礼义廉耻。蒋介石经常在他的办公室里一边踱着步子一边说：礼义廉耻，国之四维；四维不张，国乃灭亡。新生活运动提出纪律、节约和牺牲三大核心思想，号召国人时刻不能忘记国家处于抗战阶段，要严严整整的纪律实实在在的节约慷慷慨慨的牺牲轰轰烈烈的奋斗。蒋介石认为整顿国家的妙招就是七分政治，三分军事。
蒋介石的新生活运动开创了人民生活的新风尚。他提倡人民生活要艺术化；提倡百姓进行野外旅行；提倡生活上要节约，如果未满六十周岁，不得举办寿宴；提倡军事化的生活，号召大家要洗冷水澡，平时多运动。
蒋介石在倡导新生活运动中，曾举办了一系列活动，比如升降旗礼守时运动节约运动等。最有趣的是在夏天的时候，全国各地会大张旗鼓地开展消除垃圾和污水灭蝇竞赛等活动。
蒋介石发起的这场新生活运动，在短短的一年时间内就达到了顶峰，该运动覆盖了全国25个省市，1355个县。新生活运动的宣传组织表面上风光一时，可实际效果令人大跌眼镜。古语说仓廪实而知礼节，当时老百姓的温饱问题都没解决，哪里还有心思谈新生活。对于新生活运动，老百姓除了敷衍了事，就是怨声载道。胡适在《大公报》曾撰文批评蒋介石的这一做法，他认为新生活里面只提到生活常识，没有什么救国良药，也不会有民族复兴的奇迹。民众生活习惯的改进，不能依靠政府的强制性推行。因为民众的生活水平太低，自然就没有良好的生活习惯。政府的首要责任是让老百姓能够生活下去，其次是提高他们的生活能力，最后才是教他们如何去过所谓的新生活。
蒋介石企图从改变国民的日常生活入手，来达到民族复兴的目的，无异于痴人说梦。蒋介石的新生活运动只专注于新生活，而没有进行政治、经济、军事等领域的变革，自然就逃不过昙花一现的命运。况且蒋介石发起这场运动的真实目的，不是为了改善民众生活，或者所谓的民族复兴，他是想用封建的伦理纲常来控制老百姓的思想和言行，从而达到全民军训，以应付抗战危局。他用强调生活细节的做法，来转移民众对政治、社会问题的不满，因此，新生活运动得不到民众的真心拥护，就连国民党内部的将官，还有许多爱国、进步人士对此也是极力反对和抵制的。冯玉祥曾说：其实新生活是说着骗人的，比如新生活不准打牌，但只有听见说蒋介石来了，才把麻将牌收到抽屉里；听见说蒋介石走了，马上就又打起麻将来。又如新生活不准大吃大喝，普通人吃一桌饭只花8块钱，蒋介石身边的大官吃一桌饭要60元，总是燕窝席、鱼翅席政治是腐败的，军事是无能到极点，经济是贪污到极点，文化是颓废到极点。真正的新生活会是这个样子吗？
新生活运动如此流于形式，不失败才怪呢！因其流于形式，新生活在当时还闹出许多笑话。比如禁止妇女烫发，因屡禁不止，湖南省常德县的官员便想出奇招，颁布法令规定全县妓女舞女一律烫发，否则取消从业资格。此令一出，不但普通妇女不愿烫发，就连那些妓女舞女也不好意思烫发，竟把头发养直了。而重庆的新生活促进会则要求各理发店必须在门口高挂烫发即是娼妓的标语，企图让那些喜欢烫发的女性望而却步。后来，宋美龄见新生活运动闹腾到不可收拾的地步，便向媒体解释禁止烫发不过是崇尚朴素。宋庆龄曾在1937年的纽约一份杂志上刊文斥责新生活运动的思想基础是本质上反动的传统儒家哲学，对于老百姓毫无益处，她建议取消这个迂腐的运动。因为蒋介石的新生活运动只注重民众的生活细节，后来被人戏称为建基于牙刷、老鼠夹与苍蝇拍的民族复兴运动。
六、蒋介石与南开之情：有中国就有南开
南开大学在中国的高校中属于比较特殊的。这种特殊性不仅仅在于南开大学在建立时是一所私营学校，却培养出不逊于公立学校的大量人才；还在于南开大学曾经在战火中毁于一旦，却能奇迹般地复建，并获得大发展。而这一切都归因于蒋介石的一句话：有中国就有南开。
南开大学的发展是南开校长张伯苓教育救国的信念与蒋介石教育与政治要紧密结合的思想不谋而合的产物。张伯苓认为大学教育要承担起唤醒民众的艰巨任务。张伯苓多次远赴重洋到美国和日本的高校实地考察，并且针对中国当时的教育现状提出了文以治国、商以富国、理以强国的教育思想。张伯苓特别崇尚素质教育，他认为教育不能将人培养成一心只读圣贤书，两耳不闻窗外事的书呆子，教育的目的不在于为社会培养出各类考霸，而是要培养出有良好品质的务实人才。
蒋介石对张伯苓十分器重，曾经多次有意让张伯苓在国民政府中担任教育部要职。而张伯苓则想通过蒋介石对自己的赏识，努力为南开大学争取更多的教育资源。1928年，蒋介石派部下对平津地区的高等教育进行调查和摸底。蒋介石的部下回来之后，在他面前对张伯苓创办的南开大学大加赞扬。蒋介石一听，心里十分高兴，当即命部下转告张学良，给南开大学补助办学经费。张学良遵照蒋介石的指示，在张伯苓去美国访问前，把蒋介石要扶植南开大学这件事情告诉了他。张伯苓听后，内心甭提多高兴了。蒋介石拨给张伯苓20万元的办学经费，体现出他对南开大学的关心以及对张伯苓爱国教育理念的支持。
在战火纷飞的年代，特别是九一八事变之后，日本侵略者的战火已经蔓延到了南开大学的周边，此时南开大学岌岌可危。张伯苓想要将南开大学迁到战事较为缓和的地方去，经过多次考察，他最终决定将南开大学转移到重庆。张伯苓想在重庆先建起南开大学分校，而后逐步将天津的南开大学转移到重庆，借此避开北方战事。张伯苓将自己的这一想法告诉了蒋介石，并向蒋介石申请15万元的办学资助款。蒋介石对张伯苓的想法表示支持，但由于资金紧张，他只能答应先给张伯苓5万元，余下的逐年支付，张伯苓听了，大为感动。几天之后，张伯苓参加了航空学校第五期毕业典礼。航空学校的校长是蒋介石，在这次典礼上，张伯苓又在蒋介石耳边诉说自己要在重庆办学的苦衷，并且主张要办学就要先从修路做起，于是蒋介石又答应给张伯苓5万元办学资金，并当场兑现。
卢沟桥事变爆发后，日军的轰炸机从北平一路轰炸到天津。日本动用战机对南开大学周围的国民革命军第三十八师进行狂轰滥炸，不仅三十八师伤亡惨重，南开大学也受到了日军战机的轰炸，南开大学的秀山堂和木斋图书馆都遭到了毁灭性的轰炸。日军的军车开进南开大学校内，对南开大学进行了扫荡。日本军车上放满了汽油，一把火就把南开大学的芝琴楼、思源堂、教授宿舍以及周围的民房都烧没了。南开大学在日军的破坏下，成为一片废墟。日本侵略者不仅对南开大学进行了破坏，连南开中学和南开女中也不放过，随后对这两所学校进行了轮番轰炸。
在南开大学被炸后，社会各界人士纷纷向张伯苓致电，其中包括文化教育界名流蔡元培、郭沫若、茅盾以及胡适等。他们纷纷表示，日寇在轰炸中摧毁的仅仅是有形的校舍，但绝不可能摧毁南开学生以及全国学生的抗日爱国之情。南开校舍被炸，营造了一股以学生为主的全民抗战氛围。蒋介石也以此事件作为凝聚社会人心的时机，他特地约请张伯苓等教育学家座谈。张伯苓对蒋介石老泪纵横地说：南开大学被日军烧毁了，这烧毁的不仅是有形的校舍，我几十年的心血也全毁了。蒋介石当即安慰张伯苓说：等国家打赢了仗，不要说再建一个南开大学，就是建十个南开大学我也愿意。
1937年11月，蒋介石命令教育部给南开大学划拨一定的补助经费，这一系列的补助经费使得南开大学挺过了最困难的时期，南开大学在复校后还得到了与国立大学同等的待遇。正是蒋介石对于高等教育的支持，才使得南开大学在危难中存活下来，南开大学后来的兴起也离不开蒋介石的支持。
七、蒋介石的民族情结：大敌当前，终究握手言和
1937年7月7日，日军出动大批兵力驻扎在北平（今北京）丰台地区，并且在此进行军事演习。日军蓄谋已久的侵华战争在当夜开始了。日军宣称有一名士兵在演习中失踪，要求进入宛平县城搜查。日本这葫芦里卖的是什么药，明眼人一眼就能看穿，中国守军不是白痴，坚决抵制日军进入宛平县城搜查。日军便以此事为借口，炮轰宛平城，攻击卢沟桥，卢沟桥事变爆发。日军发动卢沟桥事变是一场精心策划的阴谋，早在1936年，日军就对北平形成了从北、东、西三面包围的军事布阵，一旦北平南面的军事咽喉卢沟桥失陷，北平就保不住了。
卢沟桥战役打得异常惨烈，第二十九军副军长佟麟阁和一三二师师长赵登禹双双战死沙场。中国驻扎在卢沟桥最北面的一个连英勇抗击日寇，全连最后仅剩四人，其余的全部壮烈牺牲。
卢沟桥事变发生后，中华民族陷入日军全面侵华战争之中。7月8日下午，毛泽东、周恩来、朱德等九位中国共产党方面的领导同志向全国发出通电，号召全国人民、军队和政府团结起来，筑成民族统一战线的坚固长城，抵抗日本的侵略。
面临国土步步沦丧的危局，蒋介石也按捺不住内心的怒火，于1937年7月17日上午在庐山发表谈话。蒋介石内心的气愤和对民族危亡的担忧在这次谈话中彰显出来了。
蒋介石在庐山发表的最后的关头的谈话，激起了全民抗日救亡运动的高潮。蒋介石在这次谈话中强调了四点：
第一，中国民族本是酷爱和平，国民政府的外交政策，向来主张对内求自存，对外求共存。本年二月三中全会宣言，于此更有明确的宣示，近两年来的对日外交，一秉此旨，向前努力，希望把过去各种轨外的乱态，统统纳入外交的正轨，去谋正当解决，这种苦心与事实，国内大都可共见。我常觉得，我们要应付国难，首先要认识自己国家的地位。我国是弱国，对自己国家力量要有忠实估计，国家为进行建设，绝对的需要和平，过去数年中，不惜委曲忍痛，对外保持和平，即是此理。前年五全大会，本人外交报告所谓：和平未到根本绝望时期，决不放弃和平，牺牲未到最后关头，决不轻言牺牲，跟着今年二月三中全会对于最后关头的解释，充分表示我们对和平的爱护。我们既是一个弱国，如果临到最后关头，便只有拼全民族的生命，以求国家生存；那时节再不容许我们中途妥协，须知中途妥协的条件，便是整个投降、整个灭亡的条件。全国国民最要认清，所谓最后关头的意义，最后关头一至，我们只有牺牲到底，抗战到底，唯有牺牲到底的决心，才能博得最后的胜利。若是彷徨不定，妄想苟安，便会陷民族于万劫不复之地！
第二，这次卢沟桥事件发生以后，或有人以为是偶然突发的，但一月来对付舆论，或外交上直接间接的表示，都使我们觉到事变的征兆。而且在事变发生的前后，还传播着种种的新闻，说是什么要扩大塘沽协定的范围，要扩大冀东伪组织，要驱逐第二十九军，要逼宋哲元离开，诸如此类的传闻，不胜枚举。可想这一次事件，并不是偶然，从这次事变的经过，知道人家处心积虑的谋我之亟，和平已非轻易可以求得；眼前如果要求平安无事，只有让人家军队无限制地出入于我国的国土，而我们本国军队反要忍受限制，不能在本国土地内自由驻在，或是人家向中国军队开枪，而我们不能还枪。换言之，就是人为刀俎，我为鱼肉！我们已快要临到这个人世悲惨之境地。这在世界上稍有人格的民族，都无法忍受的。我们东四省失陷，已有了六年之久，续之以塘沽协定，现在冲突地点已到了北平门口的卢沟桥。如果卢沟桥可以受人压迫强占，那么我们百年故都，北方政治文化的中心与军事重镇北平，就要变成沈阳第二！今日的北平，若果变成昔日的沈阳，今日的冀察，亦将成为昔日的东四省。北平若可变成沈阳，南京又何尝不会变成北平！所以卢沟桥事变的推演，是关系中国国家整个的问题，此事能否结束，就是最后关头的境界。
第三，万一真到了无可避免的最后关头，我们当然只有牺牲，只有抗战！但我们态度只是应战，而不是求战；应战，是应付最后关头，因为我们是弱国，又因为拥护和平是我们的国策，所以不可求战；我们固然是一个弱国，但不能不保持我们民族的生命，不能不负起祖宗先民所遗留给我们历史上的责任，所以，到了逼不得已时，我们不能不应战。至于战争既无之后，则因为我们是弱国，再没有妥协的机会，如果放弃尺寸土地与主权，便是中华民族的千古罪人！那时便只有拼全民族的生命，求我们最后的胜利。
第四，卢沟桥事件能否扩大为中日战争，全系于日本政府的态度，和平希望绝续之关键，全系于日本军队之行动，在和平根本绝望之前一秒钟，我们还是希望和平的，希望由和平的外交方法，求得卢沟桥事件的解决。但是我们的立场有极明显的四点：
（一）任何解决，不得侵害中国主权与领土之完整；
（二）冀察行政组织，不容任何不合法之改变；
（三）中央政府所派地方官吏，如冀察政务委员会委员长宋哲元等，不能任人要求撤换；
（四）第二十九军现在所驻地区不受任何约束。
这四点立场，是弱国外交最低限度，如果对方犹能设身处地为东方民族作为一个远大的打算，不想促成两国关系达于关头，不愿造成中日两国世代永远的仇恨，对于我们这最低限度的立场，应该不至于漠视。
总之，政府对于卢沟桥事件，已确定始终一贯的方针和立场，且必以全力固守这个立场，我们希望和平，而不求苟安；准备应战，而决不求战。我们知道全国应战以后之局势，就只有牺牲到底，无丝毫侥幸求免之理。如果战端一开，那就是地无分南北，年无分老幼，无论何人，皆有守土抗战之责，皆应抱定牺牲一切之决心。所以政府必特别谨慎，以临此大事，全国国民必须严肃沉着，准备自卫。在此安危绝续之交，唯赖举国一致，服从纪律，严守秩序。希望各位回到各地，将此意转于社会，俾咸能明了局势，效忠国家，这是兄弟所恳切期望的。
（《文汇年刊》1939年5月初版）
蒋介石发表这次谈话后，迫于国内民众日益高涨的联合抗日呼声，开始了与共产党的第二次合作。随后蒋介石将长期驻扎在陕北的红军改编为国民革命军第八路军，将南方各省的红军改编为国民革命军陆军新编第四军。由于陕北的红军长期生活在黄土高原，物产极其匮乏，粮草问题长期以来一直是毛泽东最头疼的问题之一。蒋介石与毛泽东合作后，为国民革命军第八路军和国民革命军陆军新编第四军提供粮草、药品和其他军需物资，以保证共产党的部队有冲锋陷阵的物质保障。
八、抗战胜利：百姓享受暂时太平，蒋介石由盛而衰
1945年对中国人来说，是不平凡的一年。在这一年的9月2日，一场盛大的日本投降仪式在东京湾的美国密苏里号军舰上举行。在这一年，美国人也非常看好中国，《时代》周刊对中国的前景用了四个字来形容一片光明，并配了一幅漫画，画上一个中国人挑着两个箩筐，寓意着中国人扁担两边的箩筐，一个是装满了战争胜利的箩筐，一个是装满了外交胜利的箩筐。《时代》周刊对当时中国形势的评论是：一个如此大好的时期，中国人从未如现在一样如此地接近和平与发展。
在中国日本的投降战区多达16个，战败的日本想一下子撤出中国绝非一件容易的事情。日本第一个不得不承认自己战败的受降仪式在湖南芷江举行。蒋介石命令何应钦在芷江摆好宴席等着日本人前来丢脸。何应钦在芷江摆好酒宴，像张灯结彩过大年的样子。日本人那边早就心虚了，派了今井武夫几人前来丢脸。
1945年8月21日，今井武夫的投降战机在空中盘旋了几圈，故意摆出老鹰翱翔蓝天的霸气，迟迟不肯降落。而在中国人眼里，他只不过是自欺欺人罢了。在投降这种落魄的时候，日本副总参谋长今井武夫还不忘穿一身北海道的军装，戴着和日本国旗一样的白色手套，用不长不短的手指轻轻地抚摸着挎在腰间的一把也许今生再也派不上用场的武士军刀。
在一棵樱桃树下，今井武夫吃着蒋介石为他准备的中国式战败饭，此时的心情夹杂着些许无奈。蒋介石专门为这名曾经叱咤风云的武将准备了樱花宴席，是不是也是一种讽刺呢？今井武夫虽然心里感到不舒服，但最终还是吃完了这顿香香的中国宴，随后匆忙赶往何应钦的指挥部商谈怎样才能有头有脸地离开中国战区。
继而日本方面的总司令冈村宁次正式宣布：所有天上的、地下的、海上的军队，从满洲的南部到台湾一带，包括印度支那的北部一带，日军要统统投降。这一消息让中国民众欢欣鼓舞，也让世界反法西斯人民热情高涨。
在冈村宁次向世界宣布日本投降之后，蒋介石在重庆官邸举行了一场简短的庆功仪式，在这场仪式上，蒋介石很爽快地签署了《联合国宪章》，他听到日本投降的消息，放下笔，连连喊道好！好！全场一片掌声。
此后不久，蒋介石命令自己的军队以流星般的速度进驻南京。当年蒋介石被迫离开了南京，而今在南京大屠杀发生七年后，蒋介石带着灿烂的笑容又回来了。与此同时，中国的百姓从北到南掀起了一股返乡流，恢复了原来的生活。
中国的百姓在战争中经受了多少磨难，只有他们自己知道。当听到抗战胜利的消息时，很多百姓高兴得差点儿昏过去。大江南北同时涌现出一个声音，那就是中国抗战结束了，我能够回家了吗？一个人力车夫，听到大街上卖报童喊叫抗战胜利了！小日本滚出中国了！时，他兴奋地朝周围的人说：抗战胜利了，我能回家了吗？在街道上、茶馆里、小桥旁、政府办公大厅里，许多人都在说着同样的话：抗战胜利了，我们能回家了吗？这是一种久经战争苦难而突然释怀的兴奋、愉悦和感动，用一个字来形容，那就是爽。
抗战的胜利让多少中国人兴奋地踏上了返乡的路途。背着包袱、推着平板车说走就走的农民，一路沿着战时的碉堡，跋山涉水返回家乡；老人牵着幼儿在码头上焦急地等待着驶来的船只，祈盼能够早日到家。一场轰轰烈烈的返乡潮展开了。
抗战的胜利离不开以蒋介石为首的国民党政府和军队的贡献。中国抗战胜利后，中国的老百姓从眼下太平的日子中得到了实在的好处。然而，蒋介石已开始准备挑起内战，老百姓迎来的只是短暂的和平。
九、《时代》周刊对蒋介石的评说
蒋介石于1927年4月4日，首次成为《时代》的封面人物。此时，他担任北伐军总司令，以一个胜利者的姿态走进上海。有关蒋介石进入上海的细节，《时代》作过如此生动的描述：
上周一下午，大约两点钟，一个长长的车队由南开进上海。车上坐着一百名全副武装的强悍士兵现代型的保镖阵势。一个人穿一件完全未加装饰的外套坐在第三辆汽车上，他虽瘦长，却是果断指挥南方军队的人，他便是征服了半个中国的伟大征服者、国民党军阀蒋介石。汽车专队耀武扬威地强行进入设有路障的法租界，法国人慎重考虑蒋介石将军要继续进入公共租界的要求。一会儿，车队从法租界返回，这位征服者告诉人们是他的司机走错了路。很快，蒋介石和随从以及正规卫队，在一座大楼前停下，挂起一面旗帜，红、白、蓝三色的国民政府旗帜随即飘扬。在红底旗帜的上方，是一片蓝色田野，田野上升起一颗白色的太阳。
（《时代》，1927年4月4日 ）
蒋介石成为上海的新主人，外国人肯定会关注他。在攻占上海前，蒋介石已经与外国人保持一种友好的关系。蒋介石早已在长沙发表声明，他公开宣称：从军阀手中解放中国，赢得在各国中的正当的平等地位，并与所有国家友好相处。他答应保护在华所有不妨碍革命力量军事行动也不协助军阀的外国人的生命和财产。
对于蒋介石进入上海这一周的中国动态，美国媒体的报道比其他西方各国的媒体显得更加卖力。4月4日这一期的《时代》报道说：日本报纸上周关于中国事件的报道，还没有对天皇衣食住行的报道多；伦敦和多伦多的英文报纸则索性全无；但美国的报纸却表现出极大的关注。正是在这种情形下，《时代》选择蒋介石作为这一期周刊的封面人物，并用了大量篇幅讲述蒋介石的故事。从他的家庭背景，以及出生、成长的经历，刊出了近两千字的人物速写，而不是那种电报式的新闻简报。可见，走进上海的蒋介石，征服的不只是半个中国，还有外国人对他的信赖和期望。
蒋介石第二次单独作为《时代》的封面人物，是在1933年12月11日。封面选用的照片上，蒋介石一身戎装，威风八面地骑在马背上行军礼，好像在检阅军队似的。二度复出的蒋介石，虽然名义上权力有所分散，可是国民党的军队仍然牢牢地攥在他手里。因此他所奉行的依然是攘外必先安内的国策，对于政治态度强硬的蒋介石，《时代》在这一期以少有的欣赏口吻评述了他：
中国上周炸开了锅，不过中国的面积相当大。发生激战、抢劫、骚乱、惨剧的中心地带，常常各自相距百里、千里。一位了不起的战士，坚定地骑着一匹矮胖健壮的中国马，看着世界上人口最多、内战频仍的国家，他就是蒋介石委员长。
这位曾经征服过中国的人，目前正面临着蔓延于广州到北平之间的一场广泛的内战，尽管六个主要叛乱地区并非让人过于惊恐。如果中国要想真正全都平静下来，那么委员长就要在六十个地区而不是六个地区马不停蹄地奔跑了。因为，中国几乎到处都有造反的将军。但在人口密集的城市：上海、广州、北平、汉口，以及首都南京，生活虽艰辛却安全。狡猾的蒋委员长聪明地选择不对付那些对中央政府权力不形成威胁的地区叛乱（他曾说，其中绝大多数叛乱的规模，还抵不过芝加哥黑帮的火并）。
（《时代》，1933年12月11日
）
从《时代》略带黑色幽默的笔调看来，蒋介石在马背上的威风显得有些做作。因为此时蒋介石头疼的不仅是日本对东三省的侵吞和伪满洲国的成立，还有他一直无法剿灭的共产党武装。况且国民党内部的反蒋势力也在福建兴风作浪，与江西的红色政权遥相呼应，这令蒋介石不免有些捉襟见肘。面对内外交困的残酷现实，复出的蒋介石要如何收拾眼前的局面？中国又将走向何方？
此后，中国在哪里，屈辱就在哪里。自从九一八事变以后，中国一直承受着日本军事和外交上的双重屈辱，这在世界各国眼里，早已成为不争的事实。《时代》曾经这样报道中国所承受的这一屈辱：
尽管中国的脸面一而再、再而三地被日本羞辱，蒋委员长没有改变基督教式的左脸挨打后再把右脸送过去的政策。他甚至命令警察驱赶和逮捕成百上千在北平、上海、天津举行抗日游行的中国学生。仅仅在日方要求下，中国史学家也将反日内容从教科书中删除。
（《时代》，1936年11月9日 ）
好在中国走出屈辱的这一天终归还是到来了。1936年11月9日，蒋介石又一次成为《时代》的封面人物，因为世界正在关注中国发生的一切变化。蒋介石终于从屈辱中向日本伸出聪明的拳头，对于大多数中国人来说，国民党政权在外交上对日本作出的反击，显得姗姗来迟，而且力度远远不够。可是《时代》还是以赞许的笔调渲染了这一微妙的变化：
更让日本难受和吃惊的是，独裁者蒋介石回到南京后，拒绝与日本大使谈判。他多次接见日本使节，而且非常客气，但他坚持，必须由外交部长张群来处理外交政策和谈判。哑剧一般的外交中，日本的脸被客客气气地抽打了。
（《时代》，1936年11月9日 ）
因为在外国媒体眼里，这些年来蒋介石和中国外交官在日本人面前表现得过于懦弱，而这一次，在对日外交上表现出罕见的强硬态度，这种冷处理的外交方式，表明蒋介石和他的政权，在对日问题上有了新的变化。由于看惯了中国政府以往对日问题上的卑躬屈膝，外国媒体对此转变不免感到惊奇，故而《时代》把这次中国对日本的外交行为美其名曰：中国聪明的出拳。
蒋介石于1942年6月1日再次登上《时代》封面。日本偷袭珍珠港后，美国政府正式对日宣战。接着，中、美、英三国结成同盟国。蒋介石出任中国战区的最高统帅，指挥该战区的所有盟国军队，他第一次成为国际性的头面人物。因为蒋介石再次亮相封面，其时来到华盛顿参加盟国高级军事会议的中国军事代表团的行踪，《时代》自然要把它详细地描述出来：
在华盛顿特区马萨诸塞大道二三七三号一幢朴实的砖楼里，有大量颇具价值的军事情报但没有一个美国军事人员对此了解。楼内的墙上，张挂着军事地图，详细标明日本军队在中国及整个东南亚地区的布防地点，椅子上坐着几个人，他们的脑子里装的全是关于日本军队的情报。譬如，它如何运转，如何作战。
住在这幢楼里的是蒋委员长派来的中国军事代表团，他们来帮助美国制定和协调在远东的战役。代表团团长熊式辉将军，一位机智、灵敏、健壮、战斗经验丰富的军人。他们中的许多人都谈到了与日本的战争。他们大多数经历了过去五年的战争，对日本军队了如指掌。
（《时代》，1942年6月1日 ）
中国军事代表团在美国受到冷遇，这是当事人以及《时代》创始人鲁斯等人始料不及的。中国军事代表团的美国之行，真是热脸贴到冷屁股上去了。看来，珍珠港事件之后，作为盟国的中、美之间，期待中的相互信任和密切合作并没有想象中的那么美好，也没有如期而至。如此看来，中国的抗战形势将会比过去几年更加严峻。《时代》也在报道中为中国军事代表团在美国受到冷遇而鸣不平：
该代表团于四月十三日抵达华盛顿后，递交了他们的国书，又主动散发名片，租赁住房。然而毫无反响。两个星期后，熊将军向新闻界散发一份声明，他特别指出，盟国除非有一个涵盖所有斗争舞台的联合战略，否则不可能获胜。没有人注意到这一暗示。
这些人对日本情况了然于心。可是，大量有价值的情报，美国军方都从未从中获益。一个简单的原因是，在六个星期可利用的时间里，没有一个高级别的美国军官费神打电话来，或者敲开马萨诸塞大道二三七三号的大门。
东方已经来了，西方却忙得顾不上过问。
（《时代》，1942年6月1日 ）
蒋介石上《时代》封面最为风光的一次，要算1945年9月3日这一期了。估计是《时代》创始人鲁斯刻意为之。刊出的前一天，日本向盟国投降的签字仪式，正在东京湾的美国密苏里号军舰上举行。《时代》的驻华记者白修德从重庆赶往东京采访签字仪式途中，老板鲁斯就电告白修德，他准备了两个太平洋战争的英雄，分别作为《时代》封面人物，一个是占领日本的盟军最高统帅麦克阿瑟，另一个就是中国的蒋介石，而蒋介石就被安排上了签字仪式第二天出版的《时代》封面。可见，鲁斯是极力支持蒋介石的。在中国全民同庆抗战胜利的历史时刻，鲁斯把蒋介石当作凯旋的英雄，再度推到历史的前台，使之声名鹊起，在国际上出尽了风头。画像下面还特地引用了蒋介石的一句话：我非常乐观。
《时代》对中国的前景也给出了溢美之词：
中国最终迎来了胜利战争与外交两方面的凯旋。前景仍未确定，如世界上每一个国家，无论大国小国，其前景都未确定一样。但在现代，拥有四亿五千万人口的这一伟大民族，还从没有如此近地接近和平与发展时期，在经历了一个世纪的外国侵入和西方帝国主义干涉之后，中国成了自己国家和她的命运的主人。
（《时代》，1945年9月3日 ）
可是中国民众对国共两党的不同评价和情感，还有国际社会对国共之间随时可能爆发内战的担忧，为中国全民同庆的抗战胜利涂上一层浓重的阴影。在中国时局如此严峻的时刻，鲁斯把蒋介石包装成太平洋战争的英雄，真可谓用心良苦。尽管蒋介石在《时代》封面上看起来信心满满，可是后来的历史证明，从这一刻开始，蒋介石的人生将从巅峰跌入峡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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