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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編輯推薦：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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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史上国家作为战争手段曾多次使用生物武器：德军曾以炭疽菌和鼻疽菌毒杀敌对国的驮畜；日本的细菌部队曾在中国的土地上散播鼠疫和霍乱；现代的恐怖主义分子也利用生物武器制造混乱，炭疽菌信件重新点燃人们对人造瘟疫的恐慌。在大规模杀伤性武器中，生物武器的威力堪与核武器相比，然而其研制和使用却比核武器更加简便和随意。本书揭秘各个大国鲜为人知的生物武器研究的历史，论述如何*有效地阻止这类武器的使用以及限制生物武器扩散的途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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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內容簡介：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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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物武器：从国家赞助的研制计划到当代生物恐怖活动》的目的是对之提供一个历史背景。国家赞助的生物武器研制计划的历史比大多数人所了解的要深广得多。20世纪期间主要大国（法国、日本、英国、美国和苏联）研制生物武器的计划极为隐秘，以至许多文件至今仍未公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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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關於作者：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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珍妮吉耶曼（Jeanne Guilemin），波士顿学院社会学教授，麻省理工学院安全研究计划的高级研究员，著有《炭疽：对灾难性暴发的调查》等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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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目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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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导论
第一章 生物媒介和疾病传播
第二章 英国与细菌战 军事科学的无情进展
第三章 第二次世界大战中的美国 工业规模和秘密
第四章 秘密分享与日本的生物武器计划 （1934～1945）
第五章 以核武器规模为目标冷战与美国的生物战计划
第六章 尼克松的决定
第七章 苏联的生物武器计划
第八章 生物恐怖活动与扩散的威胁
第九章 国家安全与生物武器威胁
第十章 生物武器制止扩散
参考书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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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內容試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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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生物媒介和疾病传播
在历史上的大部分时期里，人们认为疾病的传播是一种神秘的现象，它不是由人类而是由神、巫师和命运控制的。集体性地患病，包括摧毁城市和军队的流行瘟疫，是一种时常出现却被错误理解的事件。从中世纪一直到19世纪相当晚期的西方学者和医生常常借助古希腊的学说，坚定不移地认为瘴气，即腐败的气味，是瘟疫的根源，而天气或星球的变化增加了暴发的机会。瘴气信念的一个积极作用是掀起了清理城市垃圾、露天污水道、滞水、贫民窟及不卫生的屠宰场的运动，这些措施可以大幅度地降低传染病流行的危险。不论在欧洲还是亚洲，公共卫生措施导致了经济的增长，但是在对瘟疫的宿命论的或缺乏实证科学的解释时期，整个社会对凶猛的瘟疫仍然束手无策。
在19世纪末，当时还没有任何一个国家有生物武器研制计划，医学科学家发现了微生物，从而造成了医学认识上的长足进展，例如：哪种细菌可引起哪种疾病；食物、水和人体接触可以传染疾病；病原体可通过不同的物种循环；昆虫和原生动物在瘟疫的引发方面起着一定的作用。一旦找到了这些因果联系，从方法论上讲人类就能够控制瘟疫的暴发了，特别是可能在人口中防止此前几个世纪曾造成巨大危害的那些瘟疫（它们对城市中心和穷困地区造成的危害尤其大），如鼠疫、霍乱、白喉、天花、流感和疟疾。科学知识本身不是魔棒，战争、被迫迁移、饥荒、营养不良、以前存在的疾病以及极度的贫困（特别是在殖民帝国）仍然是瘟疫流行的政治先决条件，现在和那时一样，这些仅仅依靠科学是解决不了的。稳定的生活、公共卫生运动和有关疾病传播的科学知识一起，使得人类得以繁衍。
到了20世纪20年代，西方社会就很少再出现那种对社会秩序构成威胁、造成大量人口死亡的突然的瘟疫暴发了。城市的公共卫生有了改进，水和食物供给由国家监督，作为进一步的防护发明了预防接种和药物治疗。由于大多数儿童期的疾病被征服了，人口的寿命延长了，这种趋势现在仍在继续，现在导致死亡的是工业社会侵袭老人的那些疾病如癌症、心脏病和中风。在世界的其他地方，由于公共卫生差，未能免除战争和贫困，仅靠科学知识未能防止大规模的瘟疫。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或者南方和北方，这种两极对立仍很明显，一方面是普遍的良好的健康，另一方面是广泛流行的本可治愈的疾病。
随着西方国家逐渐摆脱了瘟疫所造成的群体性灾难，一些国家的政府发明了生物武器作为夺取战争优势的一种手段。第一次世界大战中德国军队进行了首次攻击，所针对是动物而不是人。该攻击对英国和法国从中立国美国、挪威、西班牙、罗马尼亚及南美港口进口的载重马匹和驴进行了国际性大规模杀伤。2受到贿赂的码头装卸工以炭疽菌和鼻疽菌毒杀那些驮畜，整船的牲畜被感染和杀害。在德国人看来，这些攻击没有违背任何国际条约。3可是在很多年里，这项新发明使人们怀疑德国还可能发明和暗中使用了其他的生物媒介。
本章首先简述细菌理论的建立，然后讲述细菌武器的初期历史，当时法国人曾试图通过把炸弹形成的气雾与新的空中战争的威力结合起来，以便在对德国人的战争中占据优势。生物武器史的这一初期阶段的特点是：对敌国的报复准备与禁止使用生物武器之间的对立冲突。法国一方面签署了1925年的《日内瓦议定书》，另一方面又在从事生物武器的研制计划，以补充他们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已经建立的化学武器装备。
有关科学家们对细菌武器最初的态度我们所知不多，因此本章中重新检视了早期的一份重要文献《细菌战》（Bacterial Warfare）．它是两位美国生物学家西奥多罗斯伯里（Theodor Rosebury ）和埃尔文A卡巴特（Elvin A．Kabat）于1942年写的，适值日本偷袭珍珠港后不久，科学家们开始参与战争的活动。这份报告在当时是保密的，直到1947年才公开发表。4罗斯伯里和卡巴特与其他类似的科学家们一道处于一种全新的研究工作的边缘，对此他们作为爱国者而欣然地投入。在这篇文章写就六十多年后的今天，报告中有关生物武器的潜力和防范的论述仍然在产生着共鸣。这篇文章在阐述生物武器可能对敌人造成的威慑作用的同时，也在一定程度上表示了对使用这种武器的道德上的犹疑。
瘟疫
有关瘟疫的历史记载表明，对疾病传播的无知增加了死亡和患病的危险。由于不知道疾病暴发的根源和传播的原因，大批人口处于毫无防卫的状态。519世纪30年代给欧洲造成巨大灾难的流行霍乱，后来有了微生物学知识，加上政府公开的普及教育和提供基本的医疗条件，是可以防止的。那场瘟疫1817年始于印度，1826年再度暴发，远播到莫斯科，从那里又流传到西欧。当时没有人知道这种疾病是由一种叫做霍乱弧菌（xdbrio）的细菌引起的，也不知道它们大部分是通过被粪便污染的饮用水源而传播的。据报道，受到这种疾病感染的人40％一70％死亡，有的是在几天之后，有的甚至在几小时之后。军队对受感染人群的强制隔离引起骚乱和暴力。6在霍乱流行的全过程中，欧洲医生们的解释是，它们是由空气状况和瘴气（或者是有毒的臭气）引起的。
19世纪时，医生们不能辨别一种瘟疫与另一种瘟疫的区别。热病、疹子、食欲丧失、关节痛的症状与六种可能的瘟疫相同。8只有天花是一种例外，由于出痘而不会产生这种诊断上的混淆，对之可进行预防接种，但不是所有地方都接受这种做法。曾有几百年的时间，中国和印度的走门串户的民间医生用患者的结痂来给其他人作预防接种，这种做法通过贸易路线传到了君士坦丁堡，l720年当时在那里的英国大使的妻子玛丽沃特利蒙塔古（Mary Wortley Montagu）夫人发现了现在叫做天花苗的东西并把它带回了英国皇家宫廷。这种有意地使人体中毒的新发明引起了神学和医学上的争论。91796年，英格兰医生爱德华詹纳（Edward Jenner）进行了接种试验，从母牛身上提出一种血清，注射到人体上后可防止天花感染。医学界很快就分成对立的两派，一派赞同詹纳的做法，另一派则表示怀疑或恐惧。对免疫和接种的普遍理解还是几百年以后的事情。和在军事和公共卫生史上一样，接种在生物武器史上的作用也是很突出的，一方面是因为它们在防护上所起的作用，另一方面是由于对其危险的副作用及对身体的污染始终怀有的担心。
19世纪后半叶，欧洲科学家对疾病进行研究的方法是寻找自然的秘密规律，这种规律可以凭借坚持不懈的努力、灵感、实用的显微镜和简陋的实验室而发现。1858年法国医生路易斯。巴斯德（Louis Pasteur）发表了细菌导致疾病的论证，所依据的是他对发酵所作的试验。他随后开始批驳细菌在有机物质中自发产生的观点，他揭示出细菌实际上存在于空气中，是肉眼所看不见的。1876年巴斯德的著名对手、德国医生罗伯特科赫（Robert Koch）通过对炭疽杆菌的试验对细菌理论作出了严格的证明，而这种导致炭疽热的细菌也就是在随后的一个世纪里成为生物武器媒介的热门话题。科赫用他的纯细菌培养技术跟踪炭疽细菌的生命周期，从其蛰伏的孢子形态到盟发状态，再到杆状发育阶段，然后又回到孢子状态。科赫随后又发现了引发肺结核的结核菌以及霍乱菌，并为在实验室里隔离和培养细菌制定了标准。他同时又发明了疫苗，以表示母牛的拉丁词vacca命名之，以示对詹纳工作的崇敬。1881年他宣布发明炭疽菌疫苗，由此结束了这种疾病在家畜中的暴发（动物流行病）。
像蒙塔古夫人的天花接种和詹纳的血清一样，细菌理论在开始时是被医学机构抵制的，而那些懂得其重要性的试验科学家们开始用新的基础实验室技术培养疾病媒介，并对由带菌者传播的疾病加以研究。在法国和德国的巨大突破基础之上发展起来的西方微生物学是后来的一个世纪中所有生物武器研制计划的基础。微生物可被用做武器媒介并不是显而易见的事情。就所了解韵情况说，它们在寄存体以外是不稳定的。与化学合成物不同，微生物被用来做炸弹填充物看来是非常脆弱的，它们将会受到投射时的震动和高温的影响。必须对细菌的稳定性和耐受性加以研究，才能知道生物武器是否可行。
法国生物武器研制计划
作为《凡尔赛条约》（Treaty of Versailles）和盟军相互监管委员会（Inter-Allied Control Commission）监管机制的一部分，法国海军化学研究实验室主任奥古斯塔特里拉特（Auguste Trillat）1919年应法国政府的请求，对德国一家制药厂进行了检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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