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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两次在中共中央政治局集体学习中讲解中国历史的卜宪群先生，领衔全国百名知名学者，历时八年，精心撰著出这部以科学性为前提的高端史学大众化之作。近百位采访嘉宾包括李学勤、杜维明、毛佩琦、阎崇年等知名学者深入解读重大历史。
2.本书是专业史学工作者对于当下历史热的一次集体回应，兼具学术性与可读性。
3.全书用100个专题叙述了从中国境内的人类起源到晚清的中国历史，脱离了一般历史书编年体或章节体的窠臼。
4.新的体例、新的史料、新的观点、新的评价。许多新近的出土文物和研究成果都囊括其中；对人物或事件的评价更加多元化、立体化，展示了历史多面性的魅力。
5.本书系中国社会科学院创新工程2015年度基础研究重大成果，中央电视台新闻联播于2015年12月25日播出。
6.新华社2016年5月17日电：人物传记与重大事件相结合，中国社科院撰《中国通史》问世。
7.其姊妹篇CCTV-6百集《中国通史》近期也将播出。
全球视野，中国叙事。全书站在21世纪的历史高度来把握、透视与思考中华民族所走过的历程，同时把中国历史放到世界史的大背景下考察，在全球化时代郑重回答了中国人对本国历史的重大关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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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內容簡介： |
全书用100个专题叙述了从中国境内的人类起源到晚清的中国历史，脱离了一般历史书编年体或章节体的窠臼；许多新近的出土文物和研究成果都囊括其中；对人物或事件的评价更加多元化、立体化，展示了历史多面性的魅力。
历史是民族的记忆，不能忘却，它的真正价值在于当下和未来。两次在中共中央政治局集体学习中讲解中国历史的卜宪群先生，领衔全国百名知名学者，历时八年，精心撰著出这部以科学性为前提的高端史学大众化之作。近百位采访嘉宾包括李学勤、杜维明、毛佩琦、阎崇年等知名学者深入解读重大历史。
本书系中国社会科学院创新工程2015年度基础研究重大成果，中央电视台新闻联播于2015年12月25日播出。新华社2016年5月17日电：人物传记与重大事件相结合，中国社科院撰《中国通史》问世。
本书是专业史学工作者对于当下历史热的一次集体回应。近年来，图书市场出现了历史热，引领这场历史热的，主要是非史学专业人员。虽然有些讲史图书以学者品位解读的姿态出现在读者面前，也聘请了一些史学专家，但具体到讲史这个领域，并不一定就是特定领域的专家，不少是其他专业的学者在跨界行动。至于网络写手，大多没有受过系统的专业训练。许多所谓的讲史著作，无视历史研究的基本准则，热衷于恶搞历史，对广大读者，尤其是青年学生造成了严重的负面影响。
与其他版本的《中国通史》比较，本书具有以下特点：1.兼具学术性与可读性。本书的每一时段都由在本领域有重要影响的学者撰写，从人物、事件的细节入手，采用了人物传记与重大事件结合的方式，如周公摄政、诸葛亮治蜀、炀帝功过、永乐迁都等，着重写出了人物身上体现的时代特点以及对历史的贡献和影响，以普及化的方式表述对历史的解读。2.广阔的全球视野。全书站在21世纪的历史高度来把握、透视与思考中华民族所走过的历程，同时把中国历史放到世界史的大背景下考察，在全球化时代郑重回答了中国人对本国历史的重大关切。
总体而言，五卷本《中国通史》具有新的体例、新的史料、新的观点、新的评价的特点，是21世纪以来高端史学大众化的力作。其姊妹篇CCTV-6百集《中国通史》近期也将播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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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關於作者：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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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社会科学院院长王伟光、国家新闻出版广电总局副局长童刚作序，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所长卜宪群总撰稿、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撰稿。本书的每一时段都由在本领域有重要影响的学者撰写，同时邀请了中国社会科学院学部委员陈祖武、王震中、方克立，清华大学教授李学勤，美国人文与科学院院士、北京大学高等人文研究院院长杜维明，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员马勇，中国人民大学教授毛佩琦，北京社会科学院研究员阎崇年等国内外近百名知名学者参与创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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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目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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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通史》总目
第三卷《隋唐五代两宋》
再造统一
炀帝功过
贞观之治
武则天
开天盛世
安史之乱
中晚唐的困局
世界都会长安
吐蕃兴衰
敦煌
唐朝对外文化交流
唐代宗教
五代十国
宋太祖
澶渊之盟
与士大夫共治天下
王安石变法
靖康之难
宋金和战
偏安东南
东京梦华
宋代新儒学
宋代文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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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內容試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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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史之乱
渔阳鼙鼓动地来，惊破霓裳羽衣曲。
九重城阙烟尘生，千乘万骑西南行。
翠华摇摇行复止，西出都门百余里。
六军不发无奈何，宛转蛾眉马前死。
花钿委地无人收，翠翘金雀玉搔头。
君王掩面救不得，回看血泪相和流。
这是白居易的千古绝唱《长恨歌》的高潮部分，这段凄美爱情故事的主人公，就是缔造了开天盛世的唐玄宗李隆基和他心爱的贵妃杨玉环。就在长安往西不远处那个并不起眼的马嵬驿里，大唐帝国最美丽的女人被赐死了，而深爱她的玄宗却只能掩面泣血，无能为力。
然而，杨贵妃与唐玄宗的爱情悲剧，不过是唐朝历史上一个翻天覆地的大事件中的小插曲。自天宝十四载（755 年）起，一场起自幽燕的叛乱席卷了整个中原和帝国的心脏地区，惊慌失措的唐玄宗匆忙逃离长安城，翻山越岭，长途跋涉到成都去避难。
为什么在大唐帝国最为繁荣昌盛的承平时期，会发生这样一次突如其来的叛乱？为什么它竟然会持续八年之久？它最终是如何被平定的？又会带来怎样的后果？要回答这些问题，还得从唐玄宗末年的政局说起。
奸相专权与动荡的政局。就在开天盛世一派歌舞升平的繁华景象下，一场潜流汹涌的危机却正在孕育之中。这种危机是双重的，它来自朝廷与边疆两个方面。
唐玄宗共有三十个儿子，其中七个早夭。因长子小时候被动物抓破脸，次子李瑛遂被立为皇太子，可是他的生母赵丽妃出身于歌妓，没有家族势力可以凭借。后来玄宗非常宠爱武惠妃，在宰相李林甫的支持下，武惠妃开始积极活动，试图让自己的儿子李瑁做太子，一时间李瑛的太子地位岌岌可危。
为了自保，开元二十五年（737年），李瑛与另外两个弟弟联合起来，准备谋害寿王，可惜事情败露，武惠妃乘机诬告他们要谋害玄宗。玄宗一气之下，没有认真考虑就下令把三个儿子全部杀掉。事后，他不免有些后悔，所以立寿王为皇太子的事情也被搁置下来。不久武惠妃去世，玄宗遂立第三个儿子李玙为太子。
然而，危机远未结束。在天宝之初，唐玄宗一度重用与太子颇有关系的名将皇甫惟明、王忠嗣来解决国家的军事问题，又重用太子妃之兄韦坚管理国家财政。然而，随着他们功业日盛，玄宗却感到这是一种来自太子方面的极大威胁，李林甫乘机兴起大狱，天宝六载（747年）韦坚和皇甫惟明被赐死，甚至太子也被迫与韦妃离婚。稍后，兼领河西、陇右、朔方、河东四镇节度使的王忠嗣也被李林甫诬告为谋反。虽然太子最终没被牵连，但他与玄宗的关系从此蒙上巨大的阴影，他变得更加小心谨慎，以致于还不到四十岁，头发就已经花白。
在太子废立及一系列大狱的背后，都闪现着宰相李林甫的身影。
李林甫恐怕是中国历史上最为有名的奸臣之一了，他是李唐的宗室，从开元二十二年（734 年）拜相，直到天宝十一载（752 年）去世，他独揽朝政达十八年之久，这不仅在玄宗时期的宰相中绝无仅有，即使是在整个唐朝的历史上也极为罕见。李林甫这类权相的出现是唐代宰相制度演变的必然结果。开元十一年（723 年），张说奏改政事堂为中书门下，宰相机构开始独立于三省制之外，从此之后，宰相就不仅具有决策权，而且掌握了行政权，权力越来越集中于一人之手。
随着玄宗年事渐高，怠于政事，善于揣摩其心意的李林甫开始扮演着越来越重要的角色。李林甫文化程度不高，据说也就是能识字判事而已，但不可否认，他却具有非常出色的行政才能，不仅帮助唐玄宗完成了政治、军事制度的一系列调整，又采取了许多措施抑制土地兼并，维护国家的安定与经济的发展。
为了维护自己的权位，李林甫对威胁到他的人非常无情，他一定会想方设法进行打击，甚至将他们置之死地而后快，成语口蜜腹剑就源于当时人对他的形容。可以想见，如果太子即位，曾策划拥立寿王的李林甫必然会失势，太子的亲信如皇甫惟明、王忠嗣、韦坚等人必然会威胁到他的地位。在这种情况下，李林甫不惜多次兴起冤狱，其最终目的是要动摇东宫。
天宝八载（749年）前后，一个真正足以动摇李林甫地位的人出现了，那就是唐代历史上另一位臭名昭著的奸臣杨国忠。他是唐玄宗的新宠杨贵妃的远房堂兄，在杨家姐妹的推荐下，玄宗委任他担任各种财政使职，进而取得了掌管全国财政收支的大权。必须承认，除了依靠裙带关系外，杨国忠本人也的确具有很强的财政管理能力。两年后，他又兼领剑南节度使。在极短的时间内，杨国忠的权势几乎上升到与李林甫相同的地步，二人的矛盾激化起来。
天宝十一载（752年），李林甫借口南诏入侵，奏请杨国忠亲赴成都坐镇，试图借此机会把杨国忠赶出朝廷。但事情还没结果，李林甫就于十一月病死在骊山。就在李林甫死后的第三天，杨国忠被正式任命为宰相，他不仅接管了李林甫手中的全部权力，同时继续兼领自己此前的各种财政使职，甚至连关内、剑南等地的军政大权也落入他的手中，权力的集中达到空前的程度。
外重内轻的军事格局。与不断恶化的朝廷政局相比，唐王朝的军事战略格局的变化则更加凶险。在府兵制下，国家的战略格局是居内驭外，关中、河南等地的军府数量大大超过其他地区，整个安全态势是内重外轻，因此，唐代前期发生在外州的叛乱一般很快就被平定。为了适应边疆形势的发展变化，唐王朝开始实行募兵制，在边疆地区相继设立节度使，渐渐囤积了大量的常备军，且战斗力非常强劲。相比之下，内地的防卫却非常薄弱，除了长安的一些禁军之外，基本上没有什么常备军可言，国家出现了非常危险的外重内轻的战略格局。由于承平日久，内地的百姓已经多年不闻干戈之声了。
从唐睿宗开始，唐代在边疆地区设立节度使，到开元九年（721年），基本上完成了九大节度使的设置，它们分别为：范阳、平卢、河东、朔方、安西、北庭、河西、陇右、剑南。李林甫拜相之后，为杜绝有才学的汉族将领出将入相的道路，遂向玄宗建议由胡人也就是唐朝所谓的蕃将来担任节度使。这样，从开元末年起，许多蕃将开始成为各大军区的首脑。到了天宝末年，担任节度使的分别是：安禄山兼任范阳、平卢、河东三镇节度使，他养父的儿子安思顺节度朔方，哥舒翰兼任河西、陇右二镇节度使，封常清则兼任安西、北庭二镇节度使，至于剑南，则是由宰相杨国忠兼领的。
在这九大军区中，兵力最强的当属安禄山和哥舒翰，他们二人分别是东北、西北两大军事集团的代表，相互之间颇有矛盾。如果从经济角度来看，兼领三镇的安禄山实力无疑更胜一筹，因为他辖下的河北地区是唐代前期经济最发达的地区，远非戈壁荒漠居多的河西与陇右可比。这种经济与军事上的优势使得他在发动叛乱时有了更强的信心，更何况哥舒翰当时年老多病，长期待在长安休养。
天宝末年，发生在玄宗与他最宠信的宦官高力士之间的一段对话很有意味。晚年的唐玄宗怠于朝政，他对高力士说：朕今老矣，朝事付之宰相，边事付之诸将，夫复何忧？力士回答说：臣闻云南数丧师，又边将拥兵太盛，陛下何以制之？臣恐一旦祸发，不可复救，何得谓无忧也！
所谓云南数丧师，是指杨国忠支持下的剑南节度使鲜于仲通于天宝十载（751年）发兵攻打南诏，大败而回，天宝十三载（754年），剑南留后李宓再次出兵南诏，又全军覆没。杨国忠却向玄宗报捷，满朝文武慑于他的淫威，没有人敢说出真实情况。边将拥兵太盛，是指安禄山一人身兼三镇节度使，手握重兵，正在东北厉兵秣马。高力士的话可谓一言成谶，因为，安史之乱就在前面不远处。
语言天才与舞蹈专家安禄山。安禄山的雄厚实力不仅来自于唐玄宗的充分信任，也不仅是因为他部下的军队常年与契丹、奚等部族作战而训练有素，他的实力还与其军队的组成结构以及他自身的特殊身份密不可分。那么，这位掀起滔天巨浪的安禄山究竟是怎样一个人？其实，如果我们抛开安史之乱对唐王朝的沉重打击不谈，他实在是一个非常有意思的人物。
安禄山是一个语言天才。据史料记载，除了汉语之外，他还通晓其他九门语言，这样超强的语言能力使他早年曾担任了范阳节度使下面负责对外贸易的互市牙郎，也使他在收服来自各个少数民族的军将时，显得游刃有余。
安禄山还是一位舞林高手。虽说他身材高大，膀阔腰圆，可就是这样一个大腹便便、上马还需要几个人帮忙搀扶的人，跳起胡旋舞来，却旋转如飞，迅捷如陀螺，据说他还曾在玄宗的宫廷中，与杨贵妃一起翩翩起舞。数十年后，大诗人白居易曾写了一首《胡旋女》诗来描绘这一场景：天宝季年时欲变，臣妾人人学圜转；中有太真外禄山，二人最道能胡旋。诗中的太真指的就是杨贵妃。
要探究安禄山的真相，我们还得从他自身的种族来源说起。
据中唐人姚汝能所编纂的《安禄山事迹》记载：安禄山本是一个营州杂种胡，小名叫轧荦山，他的母亲阿史德氏是一位突厥女巫，后改嫁于突厥汗国中一个名叫安延偃的粟特将军。安禄山从小就生活在一个粟特人的集团中，如果从文化认同的角度来看，安禄山应该是个粟特人。
起兵范阳。安禄山之所以能够在范阳（今北京）崛起，与他在同契丹、奚两个民族的战斗中屡立战功分不开，而范阳之所以精兵甲于天下，正是唐王朝遏制两蕃的需要。事实上，唐玄宗对安禄山的宠信，并不仅仅是他的昏庸和任人不明，而是他需要安禄山这样通达边事的蕃将。在这样的背景下，安禄山的周围逐渐聚集起一群与他种族、出身类似的武将，形成了一个关系胶固的军事集团，而粟特人在其中更占有很大的比例。除了史思明外，在安史之乱中发挥重要作用的，还有何千年、安太清、安守忠、康节、安武臣等一大批粟特族武将。
据《安禄山事迹》记载，安禄山在担任范阳节度使时，时常派粟特胡人去全国各地经商，每年都把大量的金银珠宝运回范阳。每当这些胡商回来献宝时，安禄山总要举行隆重的仪式，他身着粟特民族传统服饰，端坐在高床之上，将珍宝罗列于前，同时香烟缭绕，巫师们击鼓歌舞，而诸胡人则罗拜于下，向上天祈福。
天宝十四载（755年）十一月九日，久蓄异志的安禄山终于在范阳起兵，誓师南下。几天之后，太原等地的报告陆续送到了长安，唐玄宗与满朝文武都震惊不已，只有宰相杨国忠却喜不自胜，因为他之前的预言终于应验了。
与老到的李林甫相比，杨国忠的政治才能与手腕都相去甚远，安禄山从来不把他放在眼里，而唐玄宗对安禄山的宠信更使杨国忠感到了巨大的威胁。于是，他开始搜集安禄山谋反的情报，并不断向玄宗预言安禄山要造反，二人的矛盾迅速激化。据说，安禄山本来想等玄宗驾崩之后再起兵造反，但杨国忠的步步紧逼迫使他提前动手了，打的旗号就是诛杨国忠以清君侧。
十一月十五日，玄宗派刚刚入朝的安西节度使封常清募兵六万，去防守东都。同时，他又采取了一系列部署：以郭子仪取代安思顺为朔方节度使，派右羽林大将军王承业为太原尹，避免这两镇落入安禄山亲党之手。同时，他任命儿子荣王李琬为元帅，曾在西域屡建奇功的名将高仙芝为副元帅，带着在长安临时拼凑起来的一支五万人的军队开赴陕郡（今河南陕县）。
然而，叛军前进的速度非常惊人，十二月初，已进抵黄河北岸，灵昌（滑州，今河南滑县）、陈留（今河南开封）等地相继沦陷，叛军直逼东都。一经交手，封常清就发现他临时招募的军队是乌合之众，根本不是范阳虎狼之师的对手，只能连连败退。到十二月十三日，洛阳就落入了安禄山叛军之手，封常清率残部与高仙芝会合之后，退往潼关，并组织起坚固的防线，暂时稳住了阵脚。高仙芝和封常清都是一代名将，他们退保潼关的决策，在当时无疑是合理而明智的。然而，就在这个关键时刻，唐玄宗却听信了监军的宦官边令诚的一面之词，认为他们不战而退，竟然下令将高仙芝和封常清处死。
在法国国家图书馆所藏的敦煌文书中，保留着封常清在临死之前呈给玄宗的《谢死表》，其中先分析战况，希望朝廷能对当前的严峻形势有清晰的认识，最后说：臣死之后，望陛下不轻此贼，无忘臣言，则冀社稷复安，逆胡败覆，臣之所愿毕矣。仰天饮鸩，向日封章，即为尸谏之臣，死作圣朝之鬼。若使殁而有知，必结草军前，回风阵上，引王师之旗鼓，平寇贼之戈
。生死酬恩，不任感激，臣常清无任永辞圣代悲恋之至。千载之下，读到这样字字泣血、披肝沥胆的文字，仍然令人震撼。
临阵处死大将，实在是兵家大忌。那么，由谁来接替他们呢？玄宗想到了因病在家休养的河西、陇右二镇节度使哥舒翰，命他前往潼关镇守。哥舒翰面对的是怎样一个局面呢？
天宝十五载（756年）正月初一，安禄山在洛阳自称大燕皇帝，但他面临的局势却非常不利。就在他称帝前不久，平原（今山东陵县）太守颜真卿与常山（今河北正定）太守颜杲卿兄弟就分别杀掉了安禄山派来的守将，举兵声讨安禄山，一时间，河北二十三郡就有十七郡响应，极大地牵制了叛军在河南的军事行动。河北地区是安禄山的根据地，为解决后顾之忧，安禄山迅速派史思明率军夺回了常山，颜杲卿被杀，河北诸县又落入叛军之手。
不过，朔方节度使郭子仪、河东节度使李光弼却在五月的嘉山（今河北正定东）之战大破史思明，斩首四万级，军威大振，再次切断了洛阳与范阳的交通，叛军人心惶惶。只要潼关坚守，郭、李二人即可引兵直取叛军老巢范阳，平叛的局势就会豁然开朗。对于这一点，郭子仪、李光弼十分清楚，久经战阵的老将哥舒翰自然也十分清楚，而安禄山则是忧心如焚。
然而，就在这种大好形势下，唐玄宗却因杨国忠的煽动，一再催促哥舒翰出关与敌作战。有了高仙芝与封常清被诛的前车之鉴，哥舒翰显然不敢抗旨不遵，迫不得已，他在大哭一场之后引军出关，结果在六月八日陷入叛军埋伏，几乎全军覆没，哥舒翰本人也成为俘虏，一时间，平叛形势急转直下。
明皇幸蜀。潼关失守，使长安失去了最后的屏障，它的陷落只是时间问题。六月十三日凌晨，在一片蒙蒙细雨中，唐玄宗带着杨贵妃姐妹、部分皇子皇孙以及杨国忠、韦见素等宰相，在龙武大将军陈玄礼集合的禁军的护卫下，匆忙逃出长安，向四川进发。
十四日，当他们到达马嵬驿（在今陕西兴平）的时候，疲惫饥饿的禁军发生了骚乱，杀死了杨国忠和他的姐妹们，进而包围了驿站，要求玄宗处死杨贵妃。形势所迫，玄宗只好同意，风华绝代的美人就这样成为替罪羊，香消玉殒了。
不过，事情并未就此终结。第二天，当玄宗准备从马嵬驿出发时，被许多百姓拦住，他们请求玄宗留下，以保存平定叛乱的希望。然而，此时的唐玄宗早已心惊肉跳，他留下太子李亨慰喻百姓，自己先行往成都进发。在百姓的请求和心腹宦官李辅国的鼓动下，太子终于下决心留下来，担负起平叛的重任。对于唐玄宗来说，这实际上是他个人政治生命的终结，而对于唐王朝来说，这又成为平叛与复兴的起点。
安史之乱的消极影响。
历时七年零两个月的安史之乱终于结束了。与玄宗、肃宗两位皇帝相比，诗圣杜甫或许是幸运的，诗人终于盼来了胜利的时刻。却看妻子愁何在，漫卷诗书喜欲狂。白日放歌须纵酒，青春作伴好还乡！直到今天，我们仍然能感受到杜甫在那一刻的喜悦之情。
然而，安史之乱虽然被平定了，唐王朝也在表面上恢复了原有的统治秩序，但这场战乱造成的后果却极为深远，中晚唐出现的各种政治、军事、社会、经济问题都与它密切相关。
最为直接的后果当然是藩镇割据的形成。和平的局面虽然出现了，但安史的残余势力并未被彻底消灭。为了尽快平乱，在仆固怀恩的建议下，唐王朝先后任命了几位安史旧部如张忠志、薛嵩、田承嗣、李怀仙等担任节度使，他们仍然统率着原来的军队，并自行任命管内的官吏，只是以表面上的投降换取了朝廷的承认，而朝廷则以节度使的头衔换取了暂时的安宁。这几个藩镇在中唐以后成为朝廷的心腹大患，时常连兵对抗朝廷，他们的存在，对中晚唐的政局有着巨大的影响。
与此同时，安史之乱导致了河西、陇右的大片土地落入吐蕃之手。为了平定叛乱，朝廷将防备吐蕃的边防主力调到中原，致使河西、陇右成为军事真空，吐蕃很快乘虚而入，到安史之乱平定时，河西、陇右之地也已全部被吐蕃占领了。在这种情势下，长安的西边已无险可守，吐蕃的军队突然成为一个近在咫尺的威胁。就在平定安史之乱的第二年，吐蕃军队就势如破竹，攻入了长安城，甚至还册立了一位新的皇帝，而唐朝的军队根本没能组织任何有效的抵抗。虽说吐蕃这次占领长安的时间很短，但他们对唐王朝的巨大威胁却一直延续了下去。
经过这场战乱，唐人的心态似乎也变得不再昂扬，也不再像先前那么自信了。由于安禄山、史思明的粟特胡人身份，使得在安史之乱后，夷夏之辨成为一个沉重的话题。在唐代初年，唐太宗曾说自己对汉人与少数民族爱之如一，而盛唐的人们更有着极为开放的胸怀，他们曾积极吸收一切优秀的文化。但安史之乱的爆发，使人们对这样的观念产生了怀疑，非我族类，其心必异成为许多唐人的共同心态。
这场战乱，使得山河破碎，满目疮痍，中原地区更是白骨遍野，国家控制的人口从天宝年间的九百多万户锐减到乱后的不足三百万户。当然，除了在战乱中死去的人口外，还有大量人口南迁到江南一带也是原因之一，这无疑给南方的发展注入了新的活力。在中晚唐河北财赋不纳于朝廷的情况下，江南成为国家财政的支柱，使唐王朝得以延续下去。往日的繁华已成追忆，盛唐的诗篇也已无法唱响，经过这场令人错愕的战乱，遭受重创的唐王朝又开始了新一轮的重建之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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