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章 村上春树与后现代日本自由主义、全球主义的世界1. 灵魂来去之路和《1Q84》的世界村上春树的《1Q84》讲述的是，1984年的日本存在着另一个拥有不同历史和有着自身过去与未来的平行世界。如果说《1Q84》在小说中试图要做的，从某种意义上而言，作家石黑一雄在现实中已经实施了，那么接下去我们会得到怎样的结论？本文将由此展开论述。随着1982年《远山淡影》、1986年《浮世画家》的发表，石黑一雄开始了他的职业作家生涯。他在英国创作以日本为舞台的小说，试图构建另一个平行的日本形象。本文称之为后现代日本。后现代日本的形成，与冷战结束和后冷战时期的全球化世界格局中最重要或者说曾经拥有最大影响力的两大理论相关，即弗朗西斯福山的历史终结论，这一后现代理论，以及塞缪尔亨廷顿的文明冲突论，这一身份认同理论。本文的结论是，《1Q84》的主题就在于对这两个广义的后现代理论进行批判性介入的尝试。福山的论文《历史的终结》发表于1989年夏天，因宣告或者说预言了自由主义对社会主义、共产主义的最终胜利而引起广泛关注。后在此基础上整理成书出版发行，即《历史的终结与最后的人》，之后又被翻译成日语。与此类似，亨廷顿的论文《文明的冲突》最初发表于1993年，不过该文宣告或预言的不是历史的终结，它预言：由于各种身份认同无法共存，所以对立才是今后的全球化模式。该文也被整理成书出版发行，即《文明的冲突》，后被翻译成日语。众所周知，后者已成为解释20世纪90年代以后、后冷战时期的全球化文化状况的最为重要的理论。当然这并非意味着历史终结论和文明冲突论就是对世界的正确分析。确切地说，我只是以此来解释下文将要论述的世界。亨廷顿的理论虽然是从批判福山理论的角度提出的，但他的中心论点意识形态之争的终结，导致身份认同的冲突，本质上不仅没有否定自由主义的胜利宣言历史终结论，反而成为其补充。福山把自由主义的胜利称作历史的终结，这种耸人听闻的措辞，源自亚历山大科耶夫对黑格尔的理解。在福山的蓝本、科耶夫所著《黑格尔导读》的注解中，我们可以发现科耶夫把日本视作历史的终结之后的后现代社会，不过他要论述的并非日本在世界上是个例外，是深度后现代化的社会这一观点。与其说日本特别后现代，不如说认为日本特别后现代的科耶夫，其实只是在日本发现了神秘的东方，他与以往的东方文化学者并无二致，这一看法更为冷静和客观。不过，对石黑一雄的认识很关键。当时所谓的后殖民文学作家相继出现在英国文坛，作者的民族身份认同对其作品的理解具有重要意义，在这样的背景下石黑一雄开始了自己的文学生涯。他创作的是以日本为舞台的小说，但他认为所谓的日本性和自己的种族身份认同与他的作品无关。石黑一雄要表达的不是准确的日本性，对他而言有用的是作为符号的日本，那是科耶夫所看到的，或者说是自科耶夫以来沿用至今的作为后现代主义符号的日本。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国际社会普遍采用福利国家体制，而支撑这种福利国家体制的社会结构是福特主义，从20世纪70年代开始日美欧三极委员会不断指出这种模式的危机，随后出现了终结福特主义的新福特主义，还有作为后福特主义出现的丰田主义（以准时制生产方式、持续改善、自动化等为特征的丰田汽车生产方式）、20世纪80年代日本的泡沫经济在如此的背景中，日本是西方国家之外唯一的发达国家，因此在海内外均被视为后现代主义的标志符号。就冷战末期而言，由浅田彰、磯崎新、大江健三郎、柄谷行人、酒井直树、纳吉塔哲夫（Tetsuo Najita）、哈利哈鲁图尼恩（Harry?D.?Harootunian）、诺玛菲尔德（Norma M. Field）、三好将夫等著名学者完成的《后现代主义与日本》，于1987年发表在了《现代思想》的特辑中，两年后被翻译成英语，由杜克大学出版社编辑成书出版发行。巧合的是，这刚好是冷战结束的年份，与福山的历史终结论在同年发表。不过，这里要重申，日本到底有多后现代，又是如何后现代的？这样的问题不会把我们导向任何地方。要对后现代状况下的文化，即后现代主义进行批判性分析，我们需要从下列三个前提开始着手。第一，正如弗雷德里克杰姆逊（ Fredric Jameson）所说，要把后现代状况当做20世纪后半叶资本主义新阶段下的社会、经济状况。也就是说，后现代状况是由市场与产业结构决定的全球化状况。而反映这种状况的文化就是后现代主义。第二，把本文重点关注的20世纪90年代以后的状况视为新自由主义化和全球化的状况，同时，又把新自由主义化和全球化视为一种政策性的展开，通过这种政策性展开促进市场与产业结构的后现代状况的完成，并形成与这种后现代状况相适应的社会、经济状况。全球化的根基在于贸易自由化政策，全球化基本上是克林顿政府主导的新自由主义政策的一部分。换言之，相对于保守派政府20世纪80年代开始实施的新自由主义政策美国里根、英国撒切尔、日本中曾根，改革派政府20世纪90年代以后传承的新自由主义政策美国克林顿、英国布莱尔、日本摧毁自民党之人小泉纯一郎主张国家不保证充分就业，鼓励市民积极参与经济活动以促进经济繁荣，这种新自由主义政策以形成灵活而又有创业精神的市场文化为目标，以全球化为前提，重视文化娱乐产业和创新型产业的振兴。前者被称为取消福利国家型（roll-back）新自由主义，后者则被称为培养适应市场原理的积极国民型（roll-out）新自由主义。这是延续至今的我们的文化，是力图形成适应后现代市场和产业形态的社会经济状况的政策。简单地说，从福利国家理念到新自由主义的转变，既是全球化的后现代进程的完成，同时也是对它的适应。那么，从大量生产、大量消费的福特主义产业结构到以灵活的自动化劳动为特征的后福特主义的转变，或许便是后现代进程的开端了。在此，重要的是第三点，那就是在上述转变过程中左翼概念的变化。福特主义体制的形成期是前苏联成立和发展的时期，福特主义的稳定期是东西方冷战时期，自由主义与社会主义、共产主义的对抗是这个时代左翼概念的基础。也就是说，福特主义时期，以社会主义、共产主义为理论指导的工人运动是市民的左翼抵抗模式。而新自由主义化不管是里根政府、撒切尔政府还是中曾根政府，都一样批判福利国家及大政府，它意味着国内主要工人组织的解体。1983年，岛田雅彦发表处女作《献给温柔左翼的嬉游曲》，标题中的左翼特意使用了片假名，这部作品引发了世人的关注。由于新自由主义化的发展，还有文化上工人运动的偃旗息鼓，工人运动模式的左翼运动自此趋于消亡。正如杰姆逊所指出的那样，其标志性的转折点是1985年厄尼斯特?拉克劳（Ernesto?Laclau）与尚塔尔墨菲（ Chantal Mouffe） 合著的《霸权与社会主义策略：走向一种激进的民主政治》的发表。拉克劳与墨菲从激进民主的概念出发，提出了马克思主义的终结，倡导身份认同政治型的新社会运动，而非工人运动。从工人运动型的左翼向身份认同政治型的左翼的转变是后现代主义的第三个前提，这通常被认为是从追求财富再分配的政治向追求身份认同的政治的转变。简单地说，前者要求消除贫富差距，后者则要求废除差别歧视。20世纪90年代以后，当左翼政治意识大幅度转向追求身份认同之时，在新自由主义化的过程中，新的左翼针对两极分化社会的批判越来越少了。而这种欠缺，在2011年以后，以占领华尔街运动为代表形式，作为一种压抑的回归让人们听到了街区工人发出的声音。占领华尔街运动表明，在认可身份认同多样性的研究论坛和学院派看来，劳动问题、收入差距问题、贫富差距问题都不再是左翼的重要问题，正是因为论坛和学院派对这些问题的忽视，才导致华尔街的声音突然爆发，引发一场危机。本文的目的在于从这样的设想出发，探讨人们在当今时代的文化背景中，是如何认识劳动问题，还有左翼的批判精神的。说得更具体点，荣获奥斯卡金像奖十一项大奖、20世纪90年代电影的代表作、詹姆斯卡梅隆1997年拍摄的《泰坦尼克号》，截至目前的石黑一雄的代表作2005年的《别让我走》，还有将村上春树从畅销作家推上超级畅销作家宝座的2009年到2010年的《1Q84》三部曲，我们可以把它们当做一个系列来分析。如果我们把《别让我走》看作是从《泰坦尼克号》得到灵感并据此改编而成的，《1Q84》又是对《泰坦尼克号》的改编之作《别让我走》的再次改编当然实际并非如此从中将会有何发现？这一系列大致表明了，20世纪90年代以后左翼的抵抗概念在脱离工人运动之后发生了怎样的转变，这一概念又是如何与占领华尔街运动对应起来的。最后，本文最为重视的后现代主义的特征是，这种工人运动的终结工人运动作为左翼运动的模式消失的背景中所隐藏的劳动终结的概念。劳动的终结，是弗雷德里克杰姆逊[ Fredric Jameson.Postmodernism, or, the Cultural Logic of Late Capitalism.]在《后现代主义或晚期资本主义的文化逻辑》中论述的后现代主义的主要元素。如前所述，他把以往的工人运动模式的左翼运动，向新社会运动的转变视为后现代主义的特征，并指出，在这样的背景下，劳动本身的消失，人们幻想没有劳动也能产生财富，而这正是后现代主义下的状况。即使不提杰姆逊，我们也可以发现，从丹尼尔贝尔（Daniel Bell）《后工业社会的来临》到阿尔文托夫勒（Alvin Toffler）《权力的转移》，从让鲍德里亚（Jean Baudrillard）的作为消费社会理论的后现代主义到意大利新马克思主义的情绪劳动理论、内格里与哈特帝国论中的生命政治型生产，等等，很多广义的后现代理论，其中心都在于过去意义上的劳动的终结。这些后现代理论的背后是丰田主义、后福特主义，还有重视IT产业发展的克林顿和布莱尔政府的新经济理论。他们都认为曾经意味着勤劳肯干的劳动消失了。这是否正确呢，或者说，如果这是正确的，我们又该如何理解劳动的另一个定义，即作为财富源泉的劳动？如果我们现在生活的状态是后现代状态，那么在这种劳动已经终结的后现代状态下，财富又是从什么劳动中产生的？开篇谈到的后现代日本，也就是石黑一雄在其写作生涯之初就提出的后现代日本，至此，其价值应该已经非常明确。它表达的是，一个叫日本的空虚符号（而非日本历史上的实体）成为支撑左翼（而非左翼）的主要记忆。与左翼转变为左翼相对应，身份认同上的认可被视为财富源泉（这一幻想也得到认可）的时代，现在以后现代主义的方式向我们走来。这一论述不仅仅来自对石黑一雄的解读，更确切地说，这是在其他通俗文化的基础上对后现代日本的各种言论进行梳理而得来的结论，正如我的论述骨子里是从卡梅隆－石黑一雄－村上这一假设体系出发而来的一样。事实上，卡梅隆－石黑一雄－村上这一体系的意义，与其说需要从三者的直接关系来考虑，不如说必须通过思考20世纪90年代以后全球通俗文化的发展脉络尤其是通过村上的《1Q84》在该体系中占据一席之地的必然性来理解该作品的诞生才能真正厘清。如此一来，本文的探讨势必大半要集中在对全球通俗文化来龙去脉的说明上明确地说，即探讨20世纪90年代在好莱坞大片中一枝独秀的灾难片的意义，大友克洋、宫崎骏等日本动漫的文化意义，还有村上隆、奈良美智等活跃在现代艺术最前线的日本艺术家的功绩。首先，因20世纪90年代的全球化而形成、以后现代日本为象征的后现代状况中，全球通俗文化是研究文学至少是研究村上春树那样的文学时无法忽视的存在，这一点大概没人能否认。譬如1968年川端康成获得诺贝尔文学奖，从某种意义上而言，这象征着日本文化获得世界性的认同。如果说登上日本文学顶峰的川端康成作为某种文化大使得到了世界的认可，那么村上春树则以另外一种完全不同的形式归属于全球（通俗）文化这一范畴。村上春树的出现，与国内纯文学的阶段性坍塌是同时进行的，它本身又是这种坍塌的象征。因此，村上与其说是代表日本的作家，不如说这位全球化的作家刚好是日本人（就像石黑一雄对自己日裔身份的意义说明一样，又或者说，就像詹姆斯卡梅隆其实是在加拿大出生的一样）。纯文学的崩塌不仅仅发生在日本。这是20世纪90年代以后，民族文化与全球文化之间关系的根本变化，是产业结构与政府机关对文化全球化的共同推进，直接地说就是，全球通俗文化比如，通过政府对文化娱乐产业的鼓励正式形成了。或许我们可以想想在先前的伦敦奥运会上，人们是如何看待英伦摇滚的曾经象征着抵抗的摇滚音乐已经成为英国的官方文化。20世纪90年代，日本优秀的棒球运动员和足球运动员活跃在美国、欧洲各国的各大联赛，这已成为我们习惯的事情了，是我们身边最为熟悉的全球化的例子。与此同时，村上春树、宫崎骏，还有后来的村上隆、奈良美智等艺术家相继出现了。他们的作品不仅在国内受到欢迎，还获得了全球的认可和畅销，并在此基础上形成了商业模式（以这种形式连续不断地生产作品）。而他们则成为了代表日本的艺术家。这种变化产生了一种后现代现象：与亨廷顿的文明冲突论相对应的是对民族自豪感与民族身份认同的主张，这种主张不仅不意味着右翼，反而可以说是左翼的态度。左翼的诞生过程同时也是对其态度的变化过程、抵抗的意义变化过程、抵抗方面性别反转的过程。最终它反映出的是工人运动模式，即团结工会组织的抵抗运动的终结，这种抵抗源自于对劳动价值的认可和主张。我要分析的内容严格说来不是劳动运动模式的抵抗的终结理论上充分论证过的、必然的终结，而应该说是它的缺失暴力的、症候式的、明确表达的缺失。2012年9月28日，村上春树对钓鱼岛问题和竹岛问题的评论激起的民族主义为我们敲响了警钟。他在《朝日新闻》上发表了一篇随笔，题为《灵魂的来往之路》。村上把领土热比作劣酒醉，呼吁不要发生文明的冲突，而是要确保灵魂的来往之路畅通。对于村上的文章主旨，我基本上没有异议。村上所说的灵魂的来往之路，是最近二十来年，东亚地区最喜人的一个成就，是作为固有的文化圈的东亚文化圈。这是曾经猖狂的盗版行为渐渐消失（或者大量减少）、文化成果（知识产权）越过国境你来我往 有可能进行文化的等价交换的环境。因此，村上才会说东亚文化圈正在稳步成长为丰富安定的市场，认为这真的是个很棒的成果。灵魂的来往之路此处指的是市场，灵魂通过等价交换而来往。东亚文化圈指的是东亚形成了一个稳定的市场。他批判浅薄的民族主义，呼吁保护这个好不容易形成的稳定市场。我无意反驳村上的上述主张。不过，此处有一点很重要，那就是把灵魂之路想象成市场的这种典型现代作家的想象力，还有对这一比喻丝毫不觉异常的广大现代读者的想象力。《灵魂的来往之路》的作者不是生活在1984年，而是生活在1Q84年的世界这是除了不可能的爱以外，其他可替代现实的选项均无法想象的世界。村上的卓越才华便体现在他可以把自己有意无意被困其中的情形完美地定型在小说中。重要的是如何正确理解和分析这个1Q84的世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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