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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編輯推薦： |
1. 本书可以看作是一本从文学解剖的角度和方式入手来反映政治的文学意义层面上的丘吉尔传记。
2. 作者乔纳森罗斯讲述了我们以前所不知道的英国首相温斯顿丘吉尔的另一面。通过研究丘吉尔文学档案中所有的重要文学和历史作品（丘吉尔于1953年获得诺贝尔文学奖），尽力重建他的写作、阅读和观剧经验，评估它们对他的政治决断的影响。
3. 对丘吉尔而言，政治和文学是同一职业生涯的两面，不可分割。从书本中和舞台上吸收的东西塑造了他的政治目标与方法。而换一个角度来说，他也不可避免地运用了一些艺术手段，像对待文学作品一样改写着自己的政治经历。
4. 本书类似《历史学者毛泽东》《蒋介石：一个力行者的思想资源》《希特勒的私人图书馆》《小说家拿破仑》《斯大林与文学》等书。
5. 在剑桥大学收藏的八大柜丘吉尔档案中，就有一柜专门是他的文学档案。但是，以前的研究者几乎不曾触及他人生的另一面。在史学界，他可能是现代史上被研究得*透彻的对象之一，但是从丘吉尔的文学档案入手书写丘吉尔的政治生涯，本书是**部。
6. 丘吉尔一直根据自己预设的蓝图来做重大的政策抉择，而这些也体现在他一生致力创作的作品的宏大叙事之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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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內容簡介：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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乔纳森罗斯（Jonathan Rose），美国历史学家。德鲁大学历史学教授。普林斯顿大学历史学学士（1974年），宾夕法尼亚大学历史学硕士（1975年）、历史学博士（1981年）。《图书史》杂志创办人和主编。曾任创作、阅读与出版史学会会长。研究领域为英国史和图书史。现居美国新泽西州莫里斯敦。著有《爱德华时代的气质（1895—1919）》（1986年）、《被篡改的奥威尔》（1992年）、《大屠杀和书籍：破坏与保存》（2001年）、《英国工人阶级精神生活史》（2002年）和《图书史指南》（2007年）。其中，《英国工人阶级精神生活史》获朗文当代历史史学著作奖，雅克巴赞文化史奖，英国文化协会奖，创作、阅读与出版史学会图书史奖，贝拉柯尼泽奖，名列《经济学人》杂志年度图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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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關於作者：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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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丘吉尔：一个政治领袖的文学与思想资源》是一部丘吉尔的最新权威传记。作者（德鲁大学教授）通过研究丘吉尔文学档案中所有的重要文学和历史作品，尽力重建他的创作经验、阅读喜好和戏剧搬演，评估它们如何形塑了政治秀场大咖丘吉尔，并进而影响了他一生的重大政治决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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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目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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致中国读者
致 谢
一部政治的文学史 （代前言）
一、狂热的戏迷
二、大老粗
三、迫进的时代
四、世界大战
五、艺术家的肖像
六、宣传资本
七、笃定发生
八、英国喜剧
九、历史舞台上
十、实则何为
十一、革命者
十二、大臣的重头戏
十三、特殊关系
十四、苹果车
十五、生产者
十六、封锁
十七、冷场
十八、命运时刻与世界末日
十九、不一样的英国
二十、战争诗人
二十一、胜利？
二十二、峰会
二十三、最后的辉格党
二十四、可怕的假如
译 后 记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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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內容試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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致中国读者
中国读者为什么关注温斯顿.丘吉尔？毕竟，他是一名顽固的帝国主义者，在英国问题上寸步不让，包括中国香港问题在内。他的政治信仰和社会态度都深深陷于19世纪的泥淖。
但是，他一夫当关地影响了20世纪，将它从法西斯的灾难中拯救出来。在第二次世界大战的决定性时刻，从1940年6月法国沦陷至1941年6月纳粹德国入侵苏联这一年中，英国在欧洲所有的同盟都溃不成军，他却坚持对轴心国作战。假如丘吉尔没有当上首相，英国很可能接受希特勒的媾和条件，放任他转向东线直取苏联。倘若如此，美国就不会参战，日本军国主义也将在亚洲肆无忌惮，中国与世界的命运都不言而喻。
英文读者自然对身为政治家的丘吉尔十分熟悉，但本书要阐释的，是一个拥有文学素养的丘吉尔，他的传记作者通常忽略了这个方面。几乎没有人知道他曾经写过一部小说，还是一个热心的戏迷。不了解他的这一面，我们就很难充分了解他的政治理念。他阅读广泛，拜伦、斯陀夫人、鲁德亚德.吉卜林、查尔斯.达尔文、本杰明.迪斯雷利、亨利.莱特.哈葛德、奥斯卡.王尔德、萧伯纳、H.G.威尔斯、哈特.克莱恩、维克多.雨果、儒勒.凡尔纳、鲁珀特.布鲁克、西格弗里德.萨松、诺埃尔.科沃德、约翰.梅纳德.凯恩斯、T.E.劳伦斯、辛克莱.刘易斯、赛珍珠、玛格丽特.米切尔、奥尔德斯.赫胥黎、乔治.奥威尔、鲍里斯.帕斯捷尔纳克和亚历山大.索尔仁尼琴等作家都为他所赞赏。他们都在十分重要的方面形塑了他的政治观。同时，丘吉尔还是一位畅销的历史作家、传记作家、战地通讯记者和回忆录作者，作品被译成多种文字，遍布世界各地。
事实上，他的作品第一次被译成外文，就是进入了中国。1912年，林纾将他的小说《萨伏罗拉》（Savrola）译成了中文，这部作品今日几乎已经被人们遗忘了。小说讲述了一个关于革命的故事，主人公推翻了一位暴君，起初要建立民主，但随后国家就陷入了骚乱。对于辛亥革命后的中国读者，这部作品显然与现实有紧密的关联。
这部小说体现了丘吉尔的两大主导思想：憎恶独裁，以及对自由的狂热。在现代政治家中，他是捍卫言论自由最为热心的一位，在自己的著作中也一再重申。“作家不自由，还有谁能自由？”1908年，他宣称，“他就是一国之君，自立，自足。……笔，是一人一国最大的救星；没有锁链可以束缚，没有贫困可以阻窒……他思想的自由。”丘吉尔的创作，充分地诠释了英国文学的优美、活力与戏剧色彩，体现了人本精神，这就是他在今日依然值得一读的原因。
乔纳森.罗斯
2015年4月
十二、大臣的重头戏
内维尔.张伯伦的整个议会生涯，都记录在他和姐妹希尔达与艾达的一系列通信中。1919年夏天，他向希尔达谈到了劳埃德.乔治的演讲，即使被记者席贬为“废话”，他的演讲仍然深得下议院的人心：“我印象最深的是其中大胆的表演成分。他的手势、声音、戏剧性的停顿，还有精心演练过的激情，无不包含着技巧。由于某些原因，他也会用一些在我看来晦涩费解的成语，却打动了在场的大多数人。”
张伯伦因此不齿劳埃德.乔治，却有人因此大加赞赏。“他真了不起！”丘吉尔惊叹，“真是个好演员！”比弗布鲁克勋爵也十分敬佩“他的戏剧表演天才，总能令他力挽狂澜。他了解人们面对高层政治时的看戏心态；只要你现在光鲜夺目，别人就会忘记上一场你曾经从楼梯上摔下来”。多少和丘吉尔一样，劳埃德.乔治把他从文学作品里读到的东西搬演到了政治上：他对社会公义的愿景，来源于托马斯.卡莱尔、雨果的《悲惨世界》和易卜生的《玩偶之家》。
回忆起最初的议会生涯，张伯伦对自己十分满意，他做了些实事，“不哗众取宠，也没沾染上这年头瘟疫一样的报章腔调（新兴的美国俚语，丘吉尔喜欢的那一套）。”张伯伦对政治作秀十分敏感且轻蔑，他的政治理念是一种理性的科学，基于勤学、务实、坦率、细节掌控、客观处置，以及用最低调的方式来调和各方利益。正是这些特质使他步入了唐宁街10号的首相官邸。正如一位他的仰慕者所言：“张伯伦先生在政治上是个素人，说一是一，说二是二……把国家事务处理得像伯明翰的商务一样有序……是一个运筹的政治家。”他理解并尊重同僚，虚心纳谏，照章办事。 与张伯伦相反，丘吉尔偏爱波希米亚式的浪漫激情。他和性格张扬的保守党政客FE史密斯［12-1］一起成立了俱乐部，国会议员、军事总长和海军上将都是常来常往座上宾，甚至还有作家（H.G.威尔斯，阿诺德.本涅特［12-2］，A.E.W梅森，P.G.伍德豪斯）、艺术家（威廉.奥彭，阿尔弗雷德.芒宁斯，约翰.拉维利，埃德温.鲁琴斯）［12-3］和演员（赫伯斯.比尔博姆.特里，劳伦斯.奥利弗［12-4］）。通过爱德华.马什，丘吉尔结识了鲁珀特.布鲁克，从而和德斯博罗勋爵夫人［12-5］主持的贵族文化圈“性灵派”交往。在塔普鲁庭文化中心［12-6］，白金汉郡的德斯博罗府邸，他和莫里斯.巴林、G.K.切斯特顿打得火热。他还是富有的唯美主义者菲利普.沙逊［12-7］爵士家的常客，沙逊爵士曾在肯特郡林姆尼港为自己建造穷极奢华的豪宅，不少艺术家和作家（萧伯纳、T.E.劳伦斯）频繁造访，也和他过从甚密。丘吉尔为房舍和花园作画，沙逊让约翰.辛格.萨金特［12-8］复制他的画作。在沙逊位于伦敦公园路的豪宅，丘吉尔与利顿.斯特雷奇长谈。“你知道吗，我忍不住狂热地喜欢他，”在给杜拉.卡灵顿［12-9］的信中，斯特雷奇写道，“我称赞他的《世界危机》写得好，他很高兴。我补充说，但我也觉得它很邪恶，结果他好像根本不在意。”假如有人说斯特雷奇的《维多利亚时代名人传》很“邪恶”，他大概会受宠若惊。同样订购由西维亚.贝奇1922年初版的詹姆斯.乔伊斯《尤利西斯》，同样赞赏伟大的现代艺术家不拘一格的创意，他和丘吉尔毫无悬念地一拍即合。正如丘吉尔在《思想与经历》中所言：
继18世纪庄严隆重的文学瑰宝之后，马奈和莫奈、塞尚和马蒂斯［12-10］在绘画上取得的成就，难道不能与济慈、雪莱［12-11］的诗歌并肩？他们为绘画艺术注入了一股“生活之美”的清流，他们的作品之美出于快乐的本能，升腾在熠熠生光的星空。
而对于张伯伦而言，没有什么熠熠生光的星空。他的审美属于高尚的资产阶级趣味。他做主在伯明翰建立了英国第一个市级交响乐团，但是，他不喜欢任何波希米亚式的创意：奥古斯都.约翰的蚀刻版画（“大部分都令人反感”），雅各.爱泼斯坦［12-12］的耶稣雕像（“居然敢管它叫基督，我都震惊了”），还有他对W.H.哈德逊［12-13］的印象（“野蛮做作且丑陋”），斯坦利.斯宾塞［12-14］（“可怕，扭曲，奇形怪状”），马克.哥特勒［12-15］（“恐怖的裸体”）。“塞尚在我理解范围之外。”他叹息道。除莫扎特之外，他也不欣赏歌剧这种夸张的艺术。他的文学品味是传统的，不外乎萨克雷、狄更斯、乔治.艾略特、马克.吐温、高尔斯华绥的《福尔赛世家》和康拉德的《阴影线》之类。他很少看电影，卓别林［12-16］的片子直到1936年才看过。他深爱莎士比亚，但对莎剧演出不感兴趣，也没时间去看萧伯纳的《圣女贞德》，那总让他想起南希.阿斯特［12-17］。总体上说，他比较喜欢音乐剧，可能正因为如此，他对作秀分外敏感，比如1920年6月，劳埃德.乔治在陆军问题上滔滔不绝的辩论：
劳埃德.乔治来了一回最“雄辩”的演说，他使尽浑身解数带偏了众议院的风向，轻蔑地对一直要求知情的阿斯奎斯说“现在就让你知道”，然后在支持者的赞扬和欢呼声中把这回事忘了。我想我这是偏见，但是小威尔士人［12-18］的所作所为总是令我齿冷。
然而，张伯伦对另一位政府官员有更深刻的印象：
另一边，议会那些披着猩红色制服的家伙［12-19］敌意汹汹面目可憎，温斯顿对着他们倒又打了一次胜仗。他第一句话就把他们逗乐了，随后既有理有据，又不乏善意的玩笑，干干净净地屏退了批评他的人，争取到大多数。在我看来，他大概是议会前席最有魅力的演说家了。
但是，即便丘吉尔不负这样的盛赞，“他天才如此，却没有判断力，除非改正这一点，不然成不了大器。”
此时，张伯伦比丘吉尔更接地气。爱德华七世时代议会演说风靡一时的戏剧化路线开始落伍了，津津此道的政客（尤其劳埃德.乔治和丘吉尔）不再有公信力。他们用浮夸的高调使国家陷入战争，理直气壮地贻误军机，向退伍军人作出无法兑现的承诺（比如“英雄之家”）。一种新的政治话语开始兴起：直白、对谈、实事求是、干巴乏味到令人欣慰，斯坦利.鲍德温、克莱门特.艾德礼乃至张伯伦本人都是这个风格。而丘吉尔固守老派的耸人听闻劲头，在战后显得愈发可笑，这可能使他在1924年3月威斯敏斯特的递补选举中付出了代价。正如温尼弗雷德.霍尔比［12-20］所记录的：
他实打实地向人群伸出一根手指表示指责，阴森森地喊道：“我说，如果再来一次大战，文明就要灭亡了。（听众拆台地大笑）有人笑！（伸出手指）有人敢笑，敢把文明毁灭当个笑话！（现场发出阵阵欢呼和嗤笑，我也笑了）好吧，这是个不懂事的小家伙，翘着鸡冠，拿腔拿调，袖手旁观。你们不讨厌他，那可能就是偏执地爱着他。”
在1924年10月的大选中，保守党卷土重来。丘吉尔作为保守党所拥护的立宪派，在艾坪［12-21］赢得了一席之地。首相鲍德温准备任命张伯伦为财政大臣，但张伯伦更倾向于执掌不那么惹眼的卫生部，有利于他着手改善住房和医疗服务。因此丘吉尔成了财政大臣，虽然他完全没有经济学或商业背景，也不是保守党正式成员。这张委任状令人吃惊，但在鲍德温的如意算盘里，和丘吉尔同道的一些反对派自由党人会跟着进入保守党阵营，无论如何，他这边的麻烦都减少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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