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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編輯推薦：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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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书是由一件件具体而又有趣的历史事实及故事构成宏大的历史画卷。题目宽广而内容具体，是一本有关丝绸之路知识的可读性强的普及读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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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內容簡介： |
本书依据文献、丝绸之路沿线出土的文书、文物等写丝绸之路上中国文化与异域文明的认识、交往和对话历程。以“现代化”和“全球化”作为参照点，介绍在逐步被现代世界体系所覆盖的过程中，中国文化所经历的一系列深刻历史变迁和它的未来命运。其中描写了众多鲜为认知的历史故事。
本书融可读性、知识性、思想性于一体，使读者了解有关丝绸之路知识的一本通俗性读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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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關於作者： |
李刚，南京大学博士，西北大学丝绸之路研究院教师，长期从事西域史、中外关系史的教学和研究。主持省部级科研项目多项，翻译著作两部，发表论文多篇。
崔峰，男，历史学博士，陇南师范副教授，主要研究方向是历史文化与佛教。发表论文30多篇，著作多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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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目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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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引言001
一、“中”与“西”的内涵001
二、中西文化交流研究的兴起003
三、丝绸之路概念的提出及其范围007
第二章神话与真实并存的先秦时期中西接触010
一、中国古籍关于远古西方的记载010
二、古代西方人眼中的东方世界013
三、亚历山大东征与东西方文化交流017
第三章秦汉时期的中西接触和交流（一）023
一、中西通道的开辟——草原路、绿洲路、海上航路023
二、丝绸之路的开拓与南北二道028
三、丝绸之路上多彩的西域文明032
第四章秦汉时期的中西接触和交流（二）037
一、汉和葱岭以西诸国的交往037
二、古代地中海世界对通往东方道路的探求042
三、佛教传入中国045
第五章魏晋南北朝时期中西文化交流050
一、“五胡乱华”与文明交融050
二、中西陆路、海路交通的发展053
三、丝绸之路上的东罗马文物057
四、南北朝中国与萨珊波斯的交流060
第六章隋唐时期中西文化交流（一）066
一、国际环境的新变化067
二、隋朝中西关系的发展071
三、唐朝中西文化交流的繁荣局面073
四、隋唐时期中外交通的主要路线076
第七章隋唐时期中西文化交流（二）081
一、隋唐时期中外人员流动与文化传播081
二、外来文明与隋唐社会生活091
三、隋唐中西科学技术、艺术文化的交流106
第八章宋元时期的中西文化交流116
一、公元1000－1100年间的东西方世界局势116
二、五代十国时期的中西交流118
三、西北的割据政权及其对外关系120
四、两宋时期的中西陆路、海路交通126
第九章蒙元时期的中西文化交流134
一、11—12世纪初的东西方世界134
二、蒙元时期的中西陆路交通137
三、蒙元海路交通的繁荣140
四、蒙元时期中外人员的流动142
第十章明清时期的中西文化交流（一）149
一、明代的对外政策与中西关系的分期150
二、明代的陆路中西交通和中外关系153
三、中国航海的鼎盛时期155
四、华人下南洋162
第十一章明清时期的中西文化交流（二）164
一、明末清初的对外政策164
二、西方航海贸易势力的东进168
三、清代来华的西方使团170
四、西方传教士来华及其活动173
五、中西初识与礼仪之争17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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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內容試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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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中”与“西”的内涵
中西文化交流史研究的范畴，在地域上，所谓“中”，就今天而言，是指中华人民共和国，960万平方公里的版图疆域；但就历史而言，中国的版图疆域随时代不同而有不同的变迁。我国黄河流域在史前时期便已进入世界少有的几种先进文化的行列，黄河中下游更是华夏民族的祖先世代生息、繁衍和劳动的地方。《尚书·禹贡》将全国分成九州，把华夏族政治、经济和文化中心所在的黄河中下游地区称为中国，又叫中原，大致相当于现在河南北部、山西和河北的南部、陕西的东部和山东的西部，面积近50万平方公里。这块土地的面积比世界上最古老的几个文明中心都要大，从这里向极为辽阔的周边地区扩散着它的文明创造。研究中国科学技术史的著名学者李约瑟曾经断言：“无论如何，有一点必须予以肯定，这就是艺术和技术曾经从埃及、肥沃的新月区和印度河流域古代文化的主要中心向东、西两方进行传播。”但在这几个传播中心中还应该加上中国黄河流域，它应该被列入世界文明发达最早的国家行列之中。
由于历史上我国疆域范围的变迁，“中”与“外”的概念也随着历史的发展不断变化，在某一历史阶段属于“外”的民族和地区，在另一历史阶段又融合到中华民族和中国版图之中（如吐蕃和西藏）；反之，一些曾经属于“中”的民族和地区，在一定的历史条件下，又以“外”的面目出现（如突厥汗国，552—582年）。我们不能将历代占统治地位的封建王朝与历史上的中国画等号，更不能以汉族王朝与历史上的中国画等号。
“西”，在中国人的世界观念中，是一个特别具有异国情调的概念。它不仅是一个方位名词，同时也是一种文化的符号。比如唐僧西游、成吉思汗西征、郑和下西洋、西潮、西学等。“西”字所指，因人们的历史地理知识的差别、国势强弱和对外交通发达与否而或远或近，没有一定标准。陆上如此，海上更是这样。比如今天我们说的南洋，在明万历年间还被称为“东西洋”。西洋在明之前指南海、印度洋，晚明和清代特指欧洲。另外欧洲人眼中的东方，也是一个不断变化的世界，在葡萄牙人开始沿着非洲海岸线探索之前，欧洲人所熟悉的东方世界只有非洲和东欧，关于印度、中亚的认识是模糊的、不清晰的。中国人头脑中理解的“西”，其实就是心目中的异域文化。学界认为中国古代天下观是唯我独尊，古人普遍认为中华帝国是人类唯一的文明，认为中华传统文化是高等文明，从而排斥一切其他文化，无视中国人心目中的“西”的说法。还有的说中国人历来喜欢与西方人争夺文明的发明权和首例权，从早期佛教的传入引起的“老子化胡为佛”，到近代的“西学中源”，无不是这种思想的体现。当然欧洲关于这方面的争论也很多，比如“中国文化的西来说”“彩陶文化西来说”“中国文字起源埃及的象形文”等等。
中国人对“西”“西方”的认识经历了一个渐进式的逐步明确化的过程。例如，最早的西域仅仅指帕米尔高原东西两侧的中亚地区，后来逐渐包括了南亚次大陆、西亚的波斯、东罗马帝国、西南亚的阿拉伯，到了郑和时代这个“西”又涵盖了非洲东海岸等地。总之，我们讨论的这个“西”“西方”是随着历史步伐的演进而转移的，大致在明代中叶以前指的是中亚、印度、西亚以及非洲一些地区，晚明至前清指的是欧洲。近代以来，所谓的“西”，它所蕴含的地理概念逐步淡出，而政治、文化上的内涵加重，有明显定格为欧美文化的味道。
二、中西文化交流研究的兴起
中西文化交流史，过去一般都叫作中西交通史，这里“交通”即往来通问的意思。后来人们鉴于交通史的提法会带来许多歧义，因而学界一般称交流史、关系史。
（一）这门学科兴起缘由
中西文化交流研究主要由以下五个方面促成：
1.中国学者对中国西北史地的研究。西北自古为中西交流的孔道，西北史地研究之风的发展必然推动中西关系的探讨和兴趣。始于清乾嘉年间的“考证”之风，使当时一些学者一方面整理国故（文字狱等政治上因素），另一方面注重实地调查。
2.中国学者对域外地理的研究，这点与中西交流直接有关。域外地理研究的发端与学者们早期进行元朝历史的研究有关，由于元朝时期东西方之间直接交流比较频繁，达到了一个高峰。另外域外地理研究兴起与鸦片战争后海禁大开有关，当时出国进行贸易、考察、留学的居多，出现了译介和研究西方地理知识等热潮。
3.欧美学者对中国的研究。过去在西方，关于这一研究的成果集中在“东方学”及“汉学”中。新航路和新地理的连续被发现，带有浓厚的殖民地研究的味道，带动了对东方的关注。东南沿海活跃的传教士到来，与中国的士大夫接近。中国人渴望了解传教士来华的具体行程，而西方人士欲了解在他们之前何人来过中国等。当时出现了很多汉学研究的著名人物和学会，如法国的学者伯希和、美国的著名历史学家费正清、英国的皇家亚细亚学会等。刊物主要有德国的《东亚年报》《大亚细亚》等。
4.日本学者对中国的研究。日本在这一方面的研究称为“西域史”“南洋史”或“中西交通史”。日本人研究中国的古籍，可上溯到应神天皇时代，当时的皇子读《论语》。后自隋到清，日本的佛教、理学、诗文和史学无不受到来自中国的影响。甲午战争后，日本的中学就是将东洋史和西洋史并重，而东洋史仍以中国为中心。他们在研究东西交流时，多偏重西洋文化的东渐方面。
5.新疆和中亚的考古发现与敦煌学。新疆为古代中西交通的要道，所以新疆地下的发掘与中西文化交流史研究的关系最深。1927年以来，斯文赫定和中方徐旭生、黄文弼等人组成中瑞西北考察团，发现长城遗址、汉简、古墓群，后在吐鲁番、库车等地发现文书等。清光绪二十六年（1900）敦煌莫高窟藏经洞古卷被发现，有梵文、古藏文、回纥文、粟特文等，其中的佛教文献占据多数。欧洲学者斯坦因、伯希和及日本的羽田亨、大谷光瑞、橘瑞超等人都是这些经卷的早期研究者。
（二）中西文化交流的可能性与现实性
文化，一般定义为人类创造性活动的结果。或者说是人类社会创造的物质和精神财富的总和，有时专门指社会意识领域的内容，涵盖面较广。本书涉及的内容主要有民族的迁徙和繁衍，血统、语言与习俗的混合，宗教的传播，神话、寓言的流传，文字的借用，科学的交流，艺术的影响，商货与贸易，物产等的移植，陆路海路的交通，使者往来，中西部众之间的对抗战争，等等，其中我们更加侧重解读不同文明之间的接触和碰撞以及不同文化之间的理解和误读。
首先，我们从人类起源和扩散来看中西文化交流的可能性。现代基因研究表明，现代人类（晚期智人）起源于非洲东部。世界上现今各个种族的所有居民都是15万年前一对东非配偶亚当和夏娃的后代。大约10万年前，今天欧亚和美洲人种的祖先离开东非向北扩散。而且人们根据基因研究和考古文化的结合，可以相当准确地判断历史上现代人类各主要种群的迁徙路线。现代人类迁出非洲以后，在不同的环境下，各地文化分别发展起来，从而形成不同特征。人类从野蛮到文明经过了漫长的过渡时期，文明能够出现并一点点渗透，就像一粒种子，必须在合适的环境和条件下，但又不是在雨季到来遍地开花。漫长的人类发展史上，只有局部地区才能获得这种文明的发明权。即便是同一祖先的后代，经过长期发展，他们在不同时期、不同地点的产物也会具有不同的特质。正是由于文化各有特色，他们之间才会产生交流的现象。另外，不同文化之间的相似性，又构成文化交流的现实基础。
20世纪以来，文明传播论的观点风行一时，这个学派认为古代文明起源是一元论。以埃及—地中海文化作为世界文明的正宗，借以推行欧洲中心论，把近代欧美文化说成是地中海文明的直接继承，足以凌驾于其他民族文化之上。主张彩陶文化西来说的瑞典学者安特生，在对仰韶、辽宁等地彩陶进行研究的基础上，认为从年代上推断此地彩陶是与希腊、乌克兰等地的彩陶文化联系在一起的，应圈入欧洲新石器时代文化。后来1954年半坡遗址文化的发现，较土库曼斯坦铜石并用时代的彩陶文化安诺文化为早，可以证明仰韶文化绝非西来，更不存在高原地区给中国带来高级文化。
人类社会不同文明也有文化之间的相似性。例如在1975年，考古学者先后在辽宁西部的新石器时代红山文化遗址进行发掘。1975年，发现一处原始社会末期的石头堆砌的大型祭坛遗址，在这里出土了中国首次见到的陶制妇女裸体小塑像。1983年，又在该区域发掘了一座女神庙和大冢群，发现大小不等的泥塑女性裸体形象残块；另外还发掘出5000年前仿真人大小的彩塑女神像，被称为早期的维纳斯，而其实际寓意为丰产崇拜的形象。类似的小塑像在中亚地区从旧石器到青铜时代早期遗址中多有发现。当然，仔细研究起来，要把中外这种象征丰产的小塑像联系起来并非没有困难。例如，介于中国和西亚、欧洲之间的中亚地区铜石并用时代（约公元前5000年初至公元前3000年初）的这种塑像，其发展趋势一般是由丰腴的立像到瘦削的坐像，而且多有手、乳（有的就是由双肩发展而成）。可是，中国辽西的小塑像在绝对年代上大致与中亚相同，有手无乳，却已取“倚坐式”姿态了。借此，就它的起源和风格，有学者提出东方（乌克兰以东）起源说和西方起源说。因为在法国的欧洲旧石器文化遗存（距今1万年前）中就已经出现了造型非常一致、体态丰满的妇女小塑像。
那么我们如何解释人类社会上不同文化之间存在的某些相似性？不同文化之间是什么关系？有研究者从人类学、社会进化论等方面发表自己的观点。另外还有新考古学派。曾任美国哈佛大学人类学教授的张广直，把人类社会由野蛮时代转变到文明时代的方式分为两种：一种是世界式的或非西方式的，主要代表为中国；一种是西方式的。前者的一个重要特征是连续性的，就是从野蛮时代到文明时代，有许多文化、社会成分延续下来，例如各种天地人神的沟通风俗等，只不过到了文明社会，被统治者独占、垄断下来。后者，西方式的，是一种突破方式，就是在人与自然环境的关系上，因技术、贸易等新因素的产生而造成一种对自然生态系统约束的突破。例如金属工具用于灌溉渠道的建设，地缘关系取代亲缘关系而导致国家的产生，由于技术和商业上的需要而产生文字、城乡分离等。他认为，埃及、印度河流域、东南亚、大洋洲和中美洲、南美洲的古代文明的若干因素从野蛮时代到文明时代的连续性都与中国相似。他进一步指出，与中国文明相似，玛雅从史前到文明的转变也没有牵涉技术上的突破，他们在生产工具上仍然使用史前时代的石器，社会阶层中仍然是通过宗教仪式行为来掌控和决定政治行为，文字完全是仪式、政治和历法上的使用。他对中国文明与中美洲、南美洲文明相似的解释是：它们实际上是同一祖先的后代在不同时代、不同地点的产物。他把这整个文化背景称作玛雅-中国文化连续性。他还指出，两三万年以前，大部分印第安人通过白令海峡从亚洲到美洲的时候，他们携带的文化内容的丰富可能令人意想不到，比如巫术和萨满文化。在他们的世界观中，巫师可以在不同的层次之间往来，从事沟通时有一些助手和工具及各种法器，包括葫芦、酒、药物、各种动物和天地柱。植物学家相信葫芦的来源只有一处，而古代非洲、亚洲、美洲都有发现。葫芦既可以吃又可以做容器，有北方民族的萨满用它来盛各种药物。有人想象印第安人通过白令海峡的时候腰间挂满了葫芦。
近年来，还有人进一步从语言、思维方式、风俗习惯等方面论证，认为创造了世界古文明之一的美洲玛雅人和中国人在五千年前曾是一家人。就目前的材料来看，我们还不能完全掌握古代中国与美洲的交往问题，但是我们认为现代基因研究从一个方面支持了张广直对早期亚太地区文化传播的设想。
在印度佛教中经常出现的“”形纹，就其出现的时间来说，一般认为是两河流域最早，其次是史前中国，古印度稍晚。过去西方学者认为“”形纹起源中心是欧洲，但欧洲恰恰是出现时间最晚的。达尔维拉认为“”形纹是以我们尚不知道的方式从希腊经高加索或小亚细亚传入印度，很可能是采纳了印度的佛教，所以“”形纹也就普遍地传播到了蒙古人居住的大部分地区。这种说法显然与考古发现事实不符。
综上所述，无论哪一种理论学说，人类文化都存在本质的、固有的联系。而且从史前时期，不同文化的交流和影响就开始了。文化交流的可能性和现实性都是不容怀疑的。中国与外部世界的接触有一个距离上由近到远，方式上由间接到直接，内容上由浅到深、由简单到复杂的历史发展过程，而现代人类社会的接触和交流趋向是全球化。总的趋势，中国与外部世界的接触交流是随着时代的变迁，逐步发展、逐步扩大的。
三、丝绸之路概念的提出及其范围
（一）丝绸之路名称的提出
古代中国通向西方的道路，因运载大量的中国丝绸而被称为“丝绸之路”。此说首先由德国地质地貌学家李希霍芬于1877年在他的《中国》一书中提出。然而，随着东西关系史研究的进展，有关丝绸之路的概念进一步扩大到遥远西方的叙利亚。德国的东洋史学家赫尔曼在著名的《中国与叙利亚间的古代丝绸之路》一书中叙述道：“我们应把该名称（丝绸之路）的含义进而一直延长到通向遥远西方的叙利亚。总之，在与东方的大帝国进行贸易期间，叙利亚始终未与它发生过什么直接关系。但是，正如我们首次了解到的夏德研究的结果，尽管叙利亚不是中国生丝的最大市场，但也是较大的市场之一。而叙利亚主要就是依靠通过内陆亚洲及伊朗的这条道路获得生丝的。”这一主张得到了以格鲁塞为首的许多东洋学者的支持，19世纪末到20世纪初，西方以及日本的“探险家”和“旅行者”陆续到我国西北边疆地区进行考察，找到古代中国与亚、非、欧各国交往的许多遗址和遗物，纷纷著书立说，证实和说明这条横贯欧亚大陆的丝绸之路的存在和发展。此后，“丝绸之路”一名就为人们所普遍认可。
（二）具体范围
一般说来，丝绸之路指的是从古代长安通向地中海东岸，经由沙漠和绿洲的陆地交通路线；但也有学者把丝绸之路的名称沿用到东西交通的草原之路和海道。所以我们又可以把丝绸之路定义为：指太古以来，自东亚经中亚及西亚连接欧洲及北非的东西道路的总称。陆上丝路早于海上丝路，陆上最早开辟的是草原之路，以后又兴起了繁荣的绿洲之路，但随着中国北方突厥、回纥和蒙古等族兴起，草原之路又再度显示出重要作用。海上丝路虽稍晚兴起，却越来越具有重要作用：先是东西方开辟了通向印度的航路，不久出现了从中国广州通向阿拉伯帝国的巴格达航线；后来泉州港兴起，又开辟了通向亚历山大港的直航线路；最后是长江下游的宁波、上海等港口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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